潜伏20年：最优秀的《时代》记者，最出色的越共间谍

来源：国家历史
他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也是潜伏超过20年的北越间谍。他影响和操纵了众多著名记者与西方情报人员对南越政权的看法，促使美国做出替换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决定，使得美国民众改变了对越战的态度。他叫范春安（Pham Xuan An），被誉为战争史上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的名字在越南语中的意思是“隐藏”或者“秘密”。这个名字精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爱越南，也爱美国



范春安出生于1927年。他从法国社会党送到殖民地学生手中的共产主义哲学普及读物里读到了共产主义理论。他说：“是的，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理论，是最人性化的理论。它教导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不应互戮。”

18岁时，范春安从高中辍学，加入了越共前身----越盟的训练营，投身于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越南独立革命。他们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下来的老旧武器，还要拣回打完的子弹壳来制作新的子弹。根据越南官方的资料，他参加了南越西部的所有“卫国战斗”，并晋升为排长。

1947年，他到西贡去照顾病重的父亲，并在西贡组织了抗法学运和抗美学运。1952年农历新年，已经考上了法国海关检查员的范春安奉命潜入西贡北部丛林与组织接头。在那里，他得到一份让他极为失望的工作安排：他将成为北越新成立的军情机构派回西贡的第一个特务。用他的话说，“那是猎犬和媒鸽做的事”。1953年，范春安在越共南方局领导人黎德寿主持下正式秘密加入越共，接受黎德寿的弟弟、越共南部特工头子梅志寿直接领导。

1954年，为了不被法国殖民当局征兵，范春安通过自己在南越军队总参谋部心理战室（G5）任职的表弟范春甲，谋得一份在殖民地军事机关的工作。不久，他就结识了刚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越南的心理战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并很快就得到了兰斯代尔和其他美国驻西贡军事顾问的赏识，开始接受间谍训练。此前，范春安从未接受过北越任何正规的间谍训练，正是美国人这些严格而先进的间谍技术与情报训练，使他在未来的二十多年中骗过了所有的法国人与美国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范春安同时为法国、美国、北越和南越四方面工作。“四面间谍”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他时刻也不能有丝毫放松，为了纾解压力，他甚至和南越同僚们一起吸食鸦片。

后来，组织上决定选送范春安去美国。1957年的秋天，范春安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橙郡海岸学院，学习新闻学与政治学，还有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西班牙语。他成为了学院的校报编辑，喜欢上了编辑部里一位18岁的金发蓝眼的美国姑娘。他还和美国报业巨头麦克拉奇 家族的年轻一代成为朋友。在美国的两年间，他曾先后到《萨克拉门托蜂报》和联合国实习，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基金奖学金。

范春安曾开玩笑说，他是在橙郡生活的第一位越南人。后来那些如潮水般涌入美国的越南难民们，正是为了逃避范春安所服务的北越政权而背井离乡。今天的橙郡已经成为在美越南人的一大中心社区，数以万计的越南人来到那里或者作为第二代越南裔在此生长。

在加州的灿烂阳光下，范春安深入地了解了美国。范春安后来回忆道，在美国的日子是自己一生中少有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这段快乐时光持续到1959年10月。范春安站在金门大桥上，在冷风中思考着自己将何去何从：到加州蒙特利尔军事语言学校任教；逃亡到法国巴黎；从古巴经由苏联返回北越，投身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惊险的道路：回到南越政权的中心----西贡。他认为自己既爱越南又爱美国，而美国只是个偶然的敌人，在战争结束后两国还会成为朋友。



完美间谍



回国后，范春安在西贡重新展开谍报工作。他从越南新闻社转到了路透社。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反共的死硬分子，他可以轻易地接触到美国与南越的各种秘密信息。“无论是司令部、特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人都愿意帮我。”在担任《时代》周刊越南首席记者的十年里，他更常有机会直接进入军事基地或接触到南越政权的最高层。有时候他也会有意泄露部分北越的情报，以便从南越和美国方面得到更多的情报。他提供的情报翔实准确、具体细致，以致于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和军事领导人武元甲曾欣喜地说：“我们简直就是亲身坐在美帝国主义的作战指挥室里。”

事实上他根本无需主动去设法窃取机密。他的美国密友包括了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以及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科比等诸多在南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人们会主动地向他提供信息，并希望得到他的观点与分析。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与范春安的情谊。当年雇用范春安的《时代》周刊亚洲分部部长弗兰克・麦克卡罗奇说：“他是我们的同事和明星记者，我不会对他的间谍身份而愤怒。他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是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的。”而大卫・哈伯斯坦则认为：“我仍然喜欢他，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他拓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真相？他是个越南人,在他们那个空气中只有背叛的悲剧时代，他有自己的难处，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们在1990年甚至还筹款协助他的大儿子赴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新闻。范春安的儿子如今在越南外交部工作，并在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越南时担任翻译。而范春安的最后一任美国雇主----《时代》周刊，至今还为范春安留着属于他的那份养老金。



鸟尽弓藏，英雄落寞



1975年4月30日，越共占领南越首都西贡，越南战争结束。范春安协助他的故交、南越情报机构头子陈金宣攀上美军运送南越要人的最后一架直升机。路透社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纳言・昌达回忆,当北越军队的第843号坦克冲破南越“总统府”铁门时,范春安站在门边,“脸上带着奇怪和嘲弄的微笑，表情满意而平静，好象对整个世界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他是在默然庆祝自己三十年奋斗换来的胜利。”

范春安本以为组织会安排自己去美国，继续间谍生涯，为越南搜集各种政治动态与整理情报。他的妻子与4个孩子已作为难民先行乘坐美军的救援飞机到达华盛顿。但范春安等来的指示却是：不许离开越南。一年后，他的家人才经巴黎和莫斯科辗转回到河内。

1976年12月，范春安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穿上笔挺的军服。他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称号，并且累迁至少将。要知道，在整个越南战争时期，只有两名北越情报人员最终能获得这一称号并被授予将级军衔。他还先后获得了二级独立勋章、四枚军功章、为越共忠诚服务50年特别奖章等各种荣誉。

但范春安依然没能得到上司充分的信任。他被迫在劳改营接受了“再教育”、被软禁、限制出国，他不再被托付以任何重要的工作，他服务的祖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美国问题情报分析人员来使用。范春安的北越同志们怀疑他的革命动机、决心与意志，因为他是那么喜欢美国人与西化的生活方式，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完全不像一名“忠诚的马列主义战士”。1997年，官方甚至拒绝了范春安以嘉宾身份到纽约参加越战新闻记者聚会的申请。

1994年，范春安1970年时的西贡同事、《华盛顿邮报》助理编辑罗伯特・卡塞尔在越南再次见到了范春安，那时范春安的健康状况还未恶化，两人有过两次长谈。卡塞尔想范春安谈谈越南战争及其对美越双方的后果与意义，但范春安对这些话题已经感到厌倦了。“你们已经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他略显不耐烦地说，“那么就算你们曾经输了在越南战争这场小战斗，又有什么关系呢？”卡塞尔认为：“范春安是为了越南的统一与独立努力奋斗，而并非是为了马列主义”。



让美国人为他作传



2001年，在如今已被称为胡志明市的西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教授拉瑞・伯尔曼与终日留连酒馆的范春安偶识。他们无所不谈，却偏偏没有提到间谍这个话题。当范春安听说伯尔曼在加州大学任教时，感慨地说：“我曾在那里生活过。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范春安对伯尔曼当时正在撰写的《没有和平就没有荣誉：尼克松、基辛格和出卖越南》一书极感兴趣，主动提出次日再在Givral咖啡馆见面。这个地方是范春安昔日荣光与情报生涯的缩影----在越战时期，Givral咖啡馆是政客、商人、记者、情报人员、警察与政府官员最为扎堆的地方，权力在此而聚，谣言在此而起，故事在此而生。范春安在这里得到了“Givral将军”的绰号，因为他判断准确、料事如神，不少记者同行都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两人长达5年多的友谊从此开始。但范春安婉拒了伯尔曼为他撰写英文传记的想法，他认为公开往事将会伤害到他的朋友及其后代。直到2003年，范春安的肺气肿病情加重了，医生诊断他将不久于人世。根据越南的习俗，范春安的妻子将他的文件、笔记、照片与其它历史材料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好让他选择该保守什么生命中的秘密离世，永不示人。但范春安并没有被死神带走，而是带着仅存的35%肺活量安然归家。只是每隔两小时，他就需要躺下来吸氧休息。

范春安终于决定把所有这些从未曝光、并几乎准备全部带进坟墓的往事，告诉自己所信任的伯尔曼。到2005年时，范春安更是授权伯尔曼作为他的英文版传记的官方作者，但仍然要求在涉及有关当事人时不许采用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