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究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苹果日报李怡／四川地震最受称讚的是灾情的透明度。除了开放境外媒体採访之外，对内地媒体，也突破了过去凡有大事件都必须统一按照新华社通稿报道的禁忌，儘管中宣部在震灾后立即下达指令，要各地媒体须循温馨、感人、正面的方向报道灾情，不得擅自作负面报道。但内地媒体多把中宣部禁令抛诸脑后。

地震后两天，上海《新民晚报》就刊登了李泓冰的文章，指出这次大地震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特点，就是伤害最惨重的，是学校和孩子。这篇文章且获「新华网」转载。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质问：「最应该安全的学校为甚么不堪一击？……某些『豆腐渣』工程，有关责任人缺的或许并不是对质量标准的生疏，而缺的恰恰是人的良心。」

倒塌这么多学校，在内地媒体报道和质疑下，周三出现家长集体抗议行动，并打出「天灾不可违，人为最可恨」口号声讨。但在香港，却出现容不得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群情」。许多人认为，现在救灾要紧，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地震后两天，《南方都市报》在「天祐吾民」的言论专辑中，刊出上海大学历史系授朱学勤的话：「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甚么又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

《新世纪》网页十四日刊登「伍老」的文章，文中说：「古代中国皇帝，面临灾异、灾害，往往要下罪己诏，仅唐太宗一人一生就有28份罪己诏。他们自谦、自谴、自省，对苍天尚有敬畏之心，因为敬畏，往往在灾害来临之际，修改政策政略，期对民间有所帮助……」

笔者不知道中共终于愿意下半旗、暂停圣火，是不是跟朱学勤或伍老的痛陈有关。我们都希望中国民主，有权力制衡，有舆论监督，但在缺乏这种制衡机制的专权政治下，朱学勤与伍老的话不能不说有其现实意义。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凌沧洲表示，这次地震，中国各地报纸突破了中宣部的禁令，「但中国现存的新闻体制恐怕还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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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良知出发，据实报道，秉心直说，不惜冒政治风险，总算是这次震灾中内地记者和部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我们希望这种精神可以持续。

距今五十四年前，胡适写过一篇读书笔记，题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宋朝范仲淹在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胡适认为这两句话，同美国开国时Patrick Henry在1775年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异曲同工之意。

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出自比Henry的话早740年的《灵乌赋》。他是因同时代人梅圣俞写给他的《灵乌赋》而作的同一题目的回应。梅圣俞的《灵乌赋》劝范仲淹应学凤凰报喜之鸣，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范仲淹回答的《灵乌赋》则表示，乌鸦纵使因报凶而使自己折翼、被烹，但也不愿隐瞒凶讯而给人带来灾祸，牠要在灾祸未成形时就表示忧虑，烈火未炽时就表示恐惧（「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牠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认为，这两句话当时是「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与谏诤自由，当然是不同的层次。但在专权政治下，未有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不畏死的谏诤勇气，也是时代限制下值得尊敬推崇的表现。现代的自由主义者，若不是别有衷情，也应理解这种情操。

自范仲淹提出这两句话，千多年来，尤其是过去五十多年，已有许多知识人「宁鸣而死」了。笔者论政以来，也奉此为圭臬，儘管香港有言论自由，不会因言入罪。但范仲淹其后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得到物质酬报而高兴，不为自己的遭遇而悲哀），还是可以操持的。因此，笔者尊重所有批骂笔者的意见，儘管有些意见恐是「以物喜」而发，不生气，也「不以己悲」，即使咒笔者死吧，也不过是对「宁鸣而死」的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