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少奇特派员：“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文革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下面就是刘少奇集团炮制的“宏文”－－“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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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1958.08.27)《人民日报》
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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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要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６．６％，田间管理占１０．８％，收获入仓占１２％，而运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历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怀念万达同志
刘西瑞
中国文革研究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下文是刘西瑞近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说，他在中央办公厅的职务，一直是个研究员。所在部门名誉上是中办直属组，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各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书记汇报接受工作。”从下文中可以见出，文革后刘西瑞日子过得不错，与大跃进时期“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狂热鼓吹者谭震林等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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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写此文，不由想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我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最欣赏最器重的是湖南的万达。
回想万达的为人处事，他能得到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不是偶然的。
万达同志是我的老上级，也算是老熟人了。从1940年春到1943年冬，从开辟豫北林北县(现为林州市)、林南县，到解放全林县，他都任县长，我任区长。抗日战争8年中，有4年，也是最艰苦的年代，他都是我的顶头上级。
解放后50多年，我先后调到华北局、中央办公厅，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离开，谭震林书记领导我们组，他是湖南人，每年都派我到湖南了解情况，每次到长沙，我都要去看望万达同志；直到我离开中办、离休后，两次去长沙，也去看望了他，受到他的接待、照顾。他到北京，也去过我家。
几十年来，我敬重他，他器重我，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又不离开原则胡谈。在林县，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来往；解放后，只有私人来往，没有工作关系。
我在林北和林南城关区任区长，实际主持全区工作。当时是县委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每次到县总是向县委汇报工作，接受任务，与县政府的工作反而少了。“当然每次到县，也要向万达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他特别尊重县委，从不另搞一套。四年中，万达同志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勇于负责的精神，我记忆特深。
1942年，日寇5月大“扫荡”，我区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山头，都到过敌人。群众转移山沟里，不少人家断了粮食。在紧急情况下，我和当时转移到我区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局长商量，将备战粮取出一些借给群众，暂缓饥饿。边区政府知道此事后，杨秀峰主席非常生气，要追查。那位局长吓得不敢认帐，责任弄到我头上了。最后，还是万达同志承担责任，保我过了关。
也在那时，我把新发的棉上衣丢了，天气渐冷，无奈只好找万达同志了。那时物品缺，制度严，很使他为难。他想了好一阵才对我说：实在没办法给你多发，这样吧，批给你一斤棉花，你自己想法吧!幸好我有两件旧单衣，于是，自己动手两件中间夹上棉花，缝了几针，成了棉袄。到底手工不佳，穿几天，棉花下滑，没办法，只好用皮带束在腰间保暖。就这样，还是上夹下棉的怪样。万达看到后，引起一阵大笑。
1942年春，我正在涉县边区政府干校学习，大概由于我1937年曾干过一段统战工作的原故，他指定我到林南县城关区任区长，要求立即报到。当我赶到姚村时，他和当时的团政委在一起，一见面就发现我穿着一件破军衣，还露出了肩膀肉，就笑着说：林县可算太行的大城市了，你去后要作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召开士绅会，这身装扮可不行。边说边把他身上穿的新绿色军上衣脱下给我披上。这一举动，却使那位团政委一阵大笑，对我说：这件衣服还是后勤部从缴获的胜利品中给我的，我穿上不到半天，送给了老万，他穿上还不到半小时又脱下给你了，真够意思。
我到林南城关区任区长后，只有半年的时间，1943年冬，就调我到获嘉县任县长。临别时，万达同志只说了两句话，一是对县委书记说，老刘是老区长，工作不错，又是获嘉人，可以胜任。再是说到地委报到后，要找皮定钧司令员请示工作。那时候，当然没有招待吃饭送行这一说了。
万达同志党性强，遵守纪律。我在中央办公厅的职务，一直是个研究员。所在部门名誉上是中办直属组，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各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书记汇报接受工作，看到听到接触的机密较多。我们外出，跟领导少，单独活动较多。对外出人员领导总是强调要多动脑子，多用耳朵、眼睛；少动嘴巴。意思是既不要指手画脚，又不准传播中央的消息，绝对做到保密。但我外出，总要遇到一些老熟人，难免要问到中央一些情况。为此，我只得避开，也得罪一些人。可到万达同志家中就很轻松畅快。只是叙叙在一块工作时的事和一些老同志的近况，从来没有问过我在中央的工作情况和中央的事。我空手去看他，他一杯茶水一点水果接待。没有请我吃过饭送过什么东西。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离开中办，特别是离休以后，去长沙两次，万达同志对我的照顾显得更加热情。
记得1990年，我去湖南游览兼采访，到长沙住下后，他让儿子到我的住处看了我，我到万达同志家看望他。当知道我正在写纪念谭震林同志文章时，就说，你可以到党史办，他们会按工作关系安排你。又说，我们有个老干部招待所，按照你的情况，可以去住。于是，他亲自送我，并交待了所长。还安排我去张家界、南岳衡山游览。当然还是不惊动公家，而是派他的秘书乘他的专用车送我去的。我离开长沙前，万达同志又到招待所陪我吃饭，还加了几个菜，说这是我们的制度。真是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这些年，中央、各地，在大反不正之风，更加深了我对万达同志的认识，几十年的交往中，看到他身上的是：正气、正直、正派之风，他的品格、党性实在值得纪念和学习。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离休老干部)
附：万达简要生平：1918年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并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湖南工作几十年。曾担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顾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等职，是党的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2002年8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
来源: 《万达纪念文集》，《万达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第447-449页，2005年，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文革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下面就是刘少奇集团炮制的“宏文”－－“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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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1958.08.27)《人民日报》
编者按：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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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账，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要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６．６％，田间管理占１０．８％，收获入仓占１２％，而运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历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怀念万达同志
刘西瑞
中国文革研究网按：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刘少奇讲话《人民日报》报导后，全国各地的实验田纷纷地把原来几千斤的牌子，换上了几万斤。大田亩产几千斤的报导，也跟着改变了腔调，变成了亩产数万斤。1958年8月，刘少奇派刘西瑞等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下文是刘西瑞近年的一篇回忆文章，文章说，他在中央办公厅的职务，一直是个研究员。所在部门名誉上是中办直属组，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各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书记汇报接受工作。”从下文中可以见出，文革后刘西瑞日子过得不错，与大跃进时期“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狂热鼓吹者谭震林等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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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笔写此文，不由想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我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最欣赏最器重的是湖南的万达。
回想万达的为人处事，他能得到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不是偶然的。
万达同志是我的老上级，也算是老熟人了。从1940年春到1943年冬，从开辟豫北林北县(现为林州市)、林南县，到解放全林县，他都任县长，我任区长。抗日战争8年中，有4年，也是最艰苦的年代，他都是我的顶头上级。
解放后50多年，我先后调到华北局、中央办公厅，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离开，谭震林书记领导我们组，他是湖南人，每年都派我到湖南了解情况，每次到长沙，我都要去看望万达同志；直到我离开中办、离休后，两次去长沙，也去看望了他，受到他的接待、照顾。他到北京，也去过我家。
几十年来，我敬重他，他器重我，关系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又不离开原则胡谈。在林县，只有工作关系，没有私人来往；解放后，只有私人来往，没有工作关系。
我在林北和林南城关区任区长，实际主持全区工作。当时是县委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每次到县总是向县委汇报工作，接受任务，与县政府的工作反而少了。“当然每次到县，也要向万达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他特别尊重县委，从不另搞一套。四年中，万达同志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勇于负责的精神，我记忆特深。
1942年，日寇5月大“扫荡”，我区的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山头，都到过敌人。群众转移山沟里，不少人家断了粮食。在紧急情况下，我和当时转移到我区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局长商量，将备战粮取出一些借给群众，暂缓饥饿。边区政府知道此事后，杨秀峰主席非常生气，要追查。那位局长吓得不敢认帐，责任弄到我头上了。最后，还是万达同志承担责任，保我过了关。
也在那时，我把新发的棉上衣丢了，天气渐冷，无奈只好找万达同志了。那时物品缺，制度严，很使他为难。他想了好一阵才对我说：实在没办法给你多发，这样吧，批给你一斤棉花，你自己想法吧!幸好我有两件旧单衣，于是，自己动手两件中间夹上棉花，缝了几针，成了棉袄。到底手工不佳，穿几天，棉花下滑，没办法，只好用皮带束在腰间保暖。就这样，还是上夹下棉的怪样。万达看到后，引起一阵大笑。
1942年春，我正在涉县边区政府干校学习，大概由于我1937年曾干过一段统战工作的原故，他指定我到林南县城关区任区长，要求立即报到。当我赶到姚村时，他和当时的团政委在一起，一见面就发现我穿着一件破军衣，还露出了肩膀肉，就笑着说：林县可算太行的大城市了，你去后要作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召开士绅会，这身装扮可不行。边说边把他身上穿的新绿色军上衣脱下给我披上。这一举动，却使那位团政委一阵大笑，对我说：这件衣服还是后勤部从缴获的胜利品中给我的，我穿上不到半天，送给了老万，他穿上还不到半小时又脱下给你了，真够意思。
我到林南城关区任区长后，只有半年的时间，1943年冬，就调我到获嘉县任县长。临别时，万达同志只说了两句话，一是对县委书记说，老刘是老区长，工作不错，又是获嘉人，可以胜任。再是说到地委报到后，要找皮定钧司令员请示工作。那时候，当然没有招待吃饭送行这一说了。
万达同志党性强，遵守纪律。我在中央办公厅的职务，一直是个研究员。所在部门名誉上是中办直属组，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各组都是直接向分管的书记汇报接受工作，看到听到接触的机密较多。我们外出，跟领导少，单独活动较多。对外出人员领导总是强调要多动脑子，多用耳朵、眼睛；少动嘴巴。意思是既不要指手画脚，又不准传播中央的消息，绝对做到保密。但我外出，总要遇到一些老熟人，难免要问到中央一些情况。为此，我只得避开，也得罪一些人。可到万达同志家中就很轻松畅快。只是叙叙在一块工作时的事和一些老同志的近况，从来没有问过我在中央的工作情况和中央的事。我空手去看他，他一杯茶水一点水果接待。没有请我吃过饭送过什么东西。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离开中办，特别是离休以后，去长沙两次，万达同志对我的照顾显得更加热情。
记得1990年，我去湖南游览兼采访，到长沙住下后，他让儿子到我的住处看了我，我到万达同志家看望他。当知道我正在写纪念谭震林同志文章时，就说，你可以到党史办，他们会按工作关系安排你。又说，我们有个老干部招待所，按照你的情况，可以去住。于是，他亲自送我，并交待了所长。还安排我去张家界、南岳衡山游览。当然还是不惊动公家，而是派他的秘书乘他的专用车送我去的。我离开长沙前，万达同志又到招待所陪我吃饭，还加了几个菜，说这是我们的制度。真是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这些年，中央、各地，在大反不正之风，更加深了我对万达同志的认识，几十年的交往中，看到他身上的是：正气、正直、正派之风，他的品格、党性实在值得纪念和学习。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离休老干部)
附：万达简要生平：1918年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并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湖南工作几十年。曾担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顾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等职，是党的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2002年8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
来源: 《万达纪念文集》，《万达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第447-449页，2005年，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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