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雅尔塔协定与重庆反苏大游行

美英苏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埋下了祸根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当时美英以损害中国权益为条件促使苏联参加远东作战，主要是为了早些结束战争，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和损失。

美方当然知道，一旦苏军进入与中共军队接近的地区，会出现复杂的局面。因此在这方面事先要同苏联达成谅解。于是，美苏双方在1945年5月间作了一次会谈。苏方表示：将定期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而采取行动的日子将视中国满足雅尔塔协定的情况而定；苏方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并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领袖，中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统一；苏军进入的地区，蒋介石政府都可以建立行政管理机构，蒋的代表可以随苏军一起前进。美方把苏方的要求和这些承诺通知了蒋政府。蒋介石提出要美国充当中苏之间的中介，美方拒绝了，并且申明，美国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

从1945年7月初起，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多月讨价还价断断续续的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时候，才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蛮横霸道，而蒋介石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

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其中说：“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还指出，“这秘密协定的本身还有一段很难看的文字，就是：‘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阶、钱青链、吴人之、吴恩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构、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20位著名学者联署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抗议》，措词强硬，指出这一协定开创了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之恶例，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之纪录。

广大青年学生看了雅尔塔协定，看了《大公报》的评论，不只同样感慨，而且愤怒起来。这时候，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据说，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在离开抚顺的时候，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一个个脱光衣服残杀了。传说，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又有人说，有人听到，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有人说，他们是被东北民主联军游击队杀害的。或者说是被“胡子”（土匪）杀害的。莫斯科广播则说是被“反苏的匪徒”所杀。后来又有人说，张莘夫属于国民党内的政学系，是CC派杀害了他们又嫁祸于苏军的。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大量拆走，确是事实。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奸妇女的恶行，也时有所闻。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军用票”换取民间物资，无异掠夺。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难免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的反应。

苏联本来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蒋介石怕苏军撤走以后，他们的军队来不及运到东北，留下空隙，便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大城市，因此要求苏军延期到1946年1月初撤离；随后，由于运兵不顺利，又要求苏军延期到2月初撤离。实际上，苏军未按原定期限撤离，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因为想要搬走的机器设备还没有搬完，拆运一直到这年3月苏军开始大批撤离的时候为止，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拆得几乎无可再拆了。

那时候，人们难免联想到，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曾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宣言。不但宣布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应遵守中立（等于宣称苏联不支持中国抗日），更令人气愤的是公然宣称：“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后，斯大林不但亲自为日本首相送行到火车站，还破例与日本外相共同坐了一段火车，表现得亲密得很。《苏日中立条约》公布的时候，中国许多著名人士，包括救国会七君子，就曾写公开信给斯大林，表示强烈抗议。1945年2月间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美英首脑要求苏方立即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对日宣战。迟至4月5日，苏联才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半个月，8月8日，苏联才对日宣战。中国人民对苏联这些并不友好的往事，憋在心中的愤懑，到1946年2月不由得一齐爆发出来。

那时候，蒋介石仍然力求用中苏条约阻止苏军帮助中共军队，当然不能发动反苏也不支持反苏。2月间重庆青年学生反苏游行即将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在杭州，曾电令重庆当局设法制止。但国民党内对支持政协的和主持外交的宋子文、王世杰、孙科、邵力子等不满的极端反动势力（主要是CC系、主战军人集团、三青团头头），却认为群众的反苏游行是可以利用来向民主力量反攻，借以引起纷争，以便推翻政协决议的一个好时机。他们不但不制止，还在火上加油。

爱国的青年学生为挽回国家主权呐喊

2月中旬，重庆的一些东北同乡就上街游行，向政府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挽回主权，保护东北人民的权益。各家报纸上，东北问题一时成为热点。2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和助教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个文件：《致苏联政府电》，《致英美苏政府电》，《上国民政府书》，《为东北事件告各党派书》。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很多同学出于爱国热情，主张游行示威。三青团里的反动分子也乘此机会活跃起来，把民主力量与苏联拉扯在一起，借此攻击民主力量，破坏政协决议。他们想要混水摸鱼，也鼓动上街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可是，云遮雾罩，情况不明，不知道该怎样向同学们解释，觉得很被动。另一方面，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

两次系科代表大会都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在又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

21日晚上，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朱语今也同意。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说：“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转这个弯子可费了点劲，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坚持不去游行的人们说服了。

2月22日，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二二”大游行。

游行队伍中有大幅漫画，画了一条大蛇，头是斯大林，蛇身盘在东北地图上，标题大字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告世界人士书》，《对苏联抗议书》等文告，呼喊“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苏联应切实实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同时，反动分子夹杂进去一些反共反民主的口号。

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游行主席团领头的大队已经过去，落在后头的队伍已经是稀稀拉拉的了。这时候，反动派预先在附近埋伏的一群特务分子一涌而出，捣毁了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当时，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坐着汽车跟在游行队伍之后，停在民生路，显然是在暗中指挥。一群暴徒窜进《新华日报》营业部，发挥打砸抢的本领，从一楼打到四楼，砸毁门窗桌椅，杯碗炉灶，撕毁书籍报纸，累积盈尺。他们还把这些毁坏的东西扔出门窗，铺满一段大街。来不及疏散的人员横遭凶殴，身负重伤。相距不远，民主同盟的刚刚发刊22天的《民主报》报社，门面也被捣毁。当这些特务分子行凶的时候，学生游行队伍已经自行解散。

事件发生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就此事写信给蒋介石，述说了特务暴行经过和《新华日报》设施被毁坏、人员被殴伤的情况，然后指出：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校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最后，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组织，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当天晚上9时半，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明。他说：“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陪都城市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他在声明中提出三个“分开”：第一，应该把爱国和排外分开。对于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拥护。但不能引导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的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第三个区别，我们还懂得，这个阴谋也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想挑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愤怒，好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还指出：捣毁新华日报事件和校场口等事件，都是一个来源。“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在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对此次事件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

次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和他给蒋介石的信，并且对这次学生游行作了正面报道。大标题是：《沙磁区万余学生昨日举行游行》，副标题是：《特务暴徒趁机捣毁本报及捣乱民主报》。文中详细记述了学生游行经过的路线，以及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等文稿的情况，记述了游行的学生们喊的一些爱国口号。当然，也述说了“游行队伍经过本报门市部以后”暴徒捣毁门市部的情况。在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游行主席团的负责声明，说明《新华日报》被捣毁，是在游行队伍离开20分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坚决要求政府当局：1，立即采取坚决步骤，制裁反动阴谋分子，解散特务组织。2，严惩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之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3，政府及地方的治安机关保证陪都治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同一天，《大公报》也报道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发表社评，措辞谨慎地说：游行的学生爱国热情昂扬是好现象，也是很理智的；有些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暴行，则是不理智的。

同一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政协会以后发生一系列暴行，校场口等事件的祸首尚未惩办，《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所办的《民主报》又被暴徒捣毁，“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他要求严惩校场口血案及捣毁两报的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在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到4月5日宣判，把凶犯一干人判处有期徒刑。自然，对幕后策划主使者则未予追究。

进步青年学生的尴尬和检讨

复旦大学校园里和夏坝上的茶馆里，平日熙熙攘攘，22日那一天，冷冷清清。当时全校两千来人，没有去参加游行的大约只有二百来人。这二百来个同学，一时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由于距离红岩较远，复旦新青社核心成员未能及时知道南方局领导人提出的应该参加游行的意见。他们只是按照自己从某些书本上得来的成见，认为对苏联的一切都不应反对。结果，使自己相当尴尬。本来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当融洽的，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都板着脸不搭理没有参加游行的同学。没有参加游行的顿时陷于苦恼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好。

当东北问题引起反苏游行的时候，进步青年学生大都一时不知所措，不能像周恩来、王若飞那样认识和对待，以致处于相当孤立的境遇，相当被动。这是为什么？他们之中一些人在苦涩中做过一些反思，可是总觉得不明不白。

3月初，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等一伙人，在当时到重庆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帮助下，做过一次检讨。他们当时认为，这当然有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是自己“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间同学”。更重要的是，“没有及时把爱国主义旗帜举起来”。冯文彬对他们说：中国学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一切有爱国心的青年团结起来。
当时的检讨还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未能认识到，苦涩的孤立，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在理论思维方面，深深地陷入了苏式教条主义的泥潭；对现实的苏联的认识，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进步青年阅读的一些所谓进步的理论书籍和介绍苏联的读物，与其说是提供了科学的原理和实际的知识，不如说只是传播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他们毫无疑问地而且十分乐意地全部接受了，只因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现实太黑暗了，周围的空气太令人窒息了，而这些读物，为他们描绘了一幅他们向往的未来世界的图画，适合于他们改造现实的渴望。他们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圭臬。既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这“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的新社会，当然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圣地”，人民幸福，一片光明。他们深信苏联歌曲中所歌颂的：“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有一个实例：那时候，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解释，说服，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苏游行，可是收效甚微。这些中间同学几乎对进步同学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甚至根本不愿意听。当时在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后来回忆：“那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倾向我们，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反苏游行前，她却热心地为游行队伍绘制反苏的东北地图。我问她：张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吗？她反问：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是假的？一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又问：谁最先帮助我们抗战，不是苏联吗？要不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会这样快就投降吗？她激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对！我说：所谓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实，你想过没有？她说：报上登了那么多事实，你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可都是造谣。她说：你怎么能证明都是造谣？反对苏联侵占我国主权的同学这么多，他们都是没有脑子的？——谈不下去了，不欢而散。”

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反苏游行是正义的行动。而反动势力借口东北苏军问题兴风作浪，企图挑起事端，借以破坏政协决议，则是不得人心的。

斯大林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

当初，在1945年8月苏军向东北挺进的同时，中共领导的军队也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与原先在那里的东北民主联军会合（后来统称东北民主联军），配合苏军，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苏军一度默许中共军队以东北人民自卫军名义占领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此事，美国就向苏联交涉，指出这违背了美英苏三国的协议。

此后，苏方就宣布把中长路沿线和城市全部交给蒋方行政人员接收，有苏军之处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并表明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协议，不给中共部队任何帮助。甚至宣告：如果中共军队在这些地方不肯撤离，就要动用坦克驱逐。从12月下旬起，国民党行政官员先后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但苏军不向国民党军队交防。当时苏方认定，他们按照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优越权益”，要靠蒋方保证；他们不愿意在东北发生军事纠纷，不愿因此使美军进入东北。但也不同意蒋介石派过多的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方面当时也接受这样的现实，把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沈阳和其他城市撤出，分散在苏军没有占领的地区。但同时派遣大量干部，包括许多主要领导干部到东北，在没有苏军的地方，在远离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

1946年1月，全国政协会议举行，国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东北问题成为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坚决不肯与中共谈判东北问题，因为谈判就等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是合法的，苏军就也可以让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任何地方。美国由于有雅尔达协定的约束，不能在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地方进行国共之间的调解。苏联受中苏条约的约束，也不能在国共之间担任调解人。东北陷于僵局。

1946年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以CC系为代表的所谓“革新派”，与主战军人集团结合，在会上对国民党代表参与制定的政协决议群起咒骂，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临崖勒马，另行途径”。正是反对政协的这些人，在学生爱国反苏游行中另有所图，并指使特务暴徒打砸抢新华日报馆和民主报社，企图借此破坏政协决议。原先主持政协会议作出决议的蒋介石也反悔了，竟然使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否定政协决议的决议，回到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老路上。

反苏游行的大规模发生和国民党内的动向，引起了苏方的警惕。特别是蒋介石政府迟迟不愿就东北经济合作与苏方商谈，使苏方认定不可能靠国民党政府保证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这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格局开始形成，苏方认定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绝不能让美国染指。当时，九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占据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等地，美军用飞机、军舰运送54万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华北，3月19日又给国民党政府派了军事顾问团，帮助他们发展现代化武装部队，并提供大量军火、装备。这些不能不引起苏联的反应。

苏军驻中国东北总部对反苏游行中喊得很响的“苏军撤出中国去！”的口号作出了回应，2月26日发表从中国撤退的声明，说明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而苏军已经重新开始撤离，完成撤退的日期当不迟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

苏军的撤离，给了中共军队以行动的自由。3月间苏军在即将撤离的时候，就建议占领了东北许多农村地区的中共军队可以在南满铁路沿线“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当中共军队向长春进军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又要求苏军缓撤，苏方拒绝了。显然，斯大林把确保雅尔塔协定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优越权益”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中共方面了。

就在学生反苏游行前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会议上多次商讨东北问题。3月27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协议。可是，3月末4月初，蒋军不顾在马歇尔斡旋下达成的东北停战协议，继续向中共军队占领的本溪、四平等地大举进攻。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状态，再次抗议美国大量输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特别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利接收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双方为攻防长春在四平街等地进行激战，国民党军队终于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式装备于5月23日夺得长春，28日占领吉林。随着苏军继续撤离，东北民主联军则于4月下旬进占齐齐哈尔、哈尔滨。此后蒋军在东北曾向民主联军举行战略进攻，到1947年4月在东北大体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948年冬辽沈大战东北全境解放。

斯大林则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优越权益”。1954年12月，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他说，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内战”。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我们全国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那里耽搁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气，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驻旅顺口的海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中国拒绝了。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划定“右派”的6条标准之一就是“反苏”。1946年曾发表反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划归“右派”，整得很惨。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为“反苏型右派”的，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1956年还应《旅行家》杂志社长、原《大公报》记者彭子冈约稿，写了一篇《旅顺小记》发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殷红的鸡冠山石，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批判者说这是含沙射影，讽刺苏联。这就成为“反苏”的新罪证。毛泽东保护他“过关”，他才得以免于一劫。 “反苏”这个型号的右派帽子不能空放着，只是给一些小人物戴上不足以显示警戒力量，后来落到了龙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