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抗住火炬传递中的风波，奥运烟火照耀了中国的夜空。不等中国人从观赛的兴奋中回过味来，他们的国家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在全球的聚光灯下，古老的中国崛起了。大国地位，带来的不仅仅是全球影响和博弈实力，更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也意味着我们要经受更多的关注和挑剔。面对这些，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还有哪些功课要做？针对这个话题，南方周末特别专访了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教授吴建民。

大国地位，也带来对外关系的新变化；旧有的外交话题，诸如人权之类，还会带来新的麻烦；而周边的世界，也在发生变化，从而给中国外交带来新的挑战。围绕在2009年内，中国对美国、俄罗斯、欧盟和南亚关系的发展走向，南方周末不仅仅约访中国的高级外交官、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也联络了国外的中国问题智囊，甚至外国驻华外交官。期待以多角度的观察，多元的视角，带给读者多元的启示和思考中国还是配角吗？“中国已经从国际关系中的配角，成为主角”

南方周末:您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的国际地位？

吴建民:中国已经从国际关系中的配角，成为主角。南方周末:既然不是配角，成了主角，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看法有了怎样的转变？吴建民: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理解，经历了4个阶段:1978年到1989年，是怀疑论。他们问:搞现代化搞得成吗？1989年到1997年，垮台论。他们觉得中国会垮台。1997年，亚洲“四小龙”人仰马翻，国际社会觉得中国顶不住，但是亚洲货币贬值的大浪在中国停止了，全世界因此对中国刮目相看，也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再到2006年，佐利克提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是美国政府经过认真考虑之后的提法，标志着“责任论”建立。责任论和前三种论点有所不同，前面的三种看法中，总体上觉得中国是一股“祸水”。责任论则承认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我们要看到这个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崛起，中国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点全世界都不能不承认。

南方周末:角色不同，义务和责任也不一样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的责任有哪些？

吴建民:首先，我们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很大的责任，中国好了世界好，中国不好世界倒霉。我们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我们履行联合国宪章和几百个国际公约要求中国履行的义务，这是责任的第二个层面。第三，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组织了六方会谈，我们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是促进和平;我们和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保持了友好合作，以自己的发展带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前进，这是促进发展。第四个层面，就是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环境问题。胡锦涛主席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回头看，在四个层面上，中国做得蛮好的。我们要“当头”吗？“很多反对韬光养晦的人，我想他们很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比较浅薄。”

南方周末:承担责任，要主动走上前台，这和“韬光养晦”是什么关系？吴建民:韬光养晦，核心的一点，就是不对抗，不当头。南方周末:不对抗相对容易做到，那么“不当头”呢？

吴建民:我想，不当头，不结盟，不称霸，这些都是有具体的含义的。不当头不是说在国际问题上不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出建议，大家接受了，不等于就是当头。但是也要注意到，韬光养晦，和我们承担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并不矛盾，因为邓小平还说过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内容很丰富。有人反对韬光养晦，我不同意。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是夹起尾巴做人好，还是张牙舞爪、锋芒毕露好？当然是前者好。很多反对韬光养晦的人，我想他们很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比较浅薄。

南方周末:我们承担责任，会不会跟既有的大国发生冲突？

吴建民:你可以观察到，中国外交过去的30年，政策大调整。具体来说，首先外交追求的目标从求生存转向求发展。1978年之后，我们改变了目标，求发展。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美国，然后抓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第二，我们外交战略的主导思想，从立异转向求同。中美关系，几代领导人都说，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就是求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求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是求同。第三，外交工作的主导面，从斗争转向合作。今天，我们走上了主角的位置，那么，怎样才能扮演好这个主角呢？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元地位发动了挑战，但是中国的态度是，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渐进的、均衡的，要调整，也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全球化时代下的互利共赢，是惟一的出路。未来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过程中，就是要着力构建和发展共同利益。“我一直主张，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而今天的国际主义就是互利共赢”

南方周末:具体到承担责任，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能获得什么好处？

吴建民:这一点，要放到世界变化的大背景看。在零和游戏的时代，你死我活，你输我赢，这个时代就要过去了，当今时代相互依存的特征越来越突出。现在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胡锦涛主席的一句话: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这就是休戚与共了。我们在承担自己责任的同时，也享受我们应得的好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制定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现实的好处很多，我们对世界开放，我们的活动舞台也扩展到了全世界。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28万，2007年一年是4000万，很多中国人走向世界，获得的机遇前所未有。中国驻博茨瓦纳的外交官告诉我，他甚至在博茨瓦纳的边境，都能看到浙江的农民，这背后是中国人的多少机会啊！我们观察世界时，要切忌现实主义的思维。我一直主张，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而今天的国际主义就是互利共赢，这样才能持久。还要做哪些准备？“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准备，就是要解放思想”

南方周末:承担好国际责任，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吴建民: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准备，就是要解放思想。中国长期是一个弱国，是国际舞台上的配角。但是时代把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但是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就像一个小孩子，以前个子矮，够不着，现在慢慢长高了，能够着了。“够着”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应该尽的义务，一个是应该获得的利益。思想上，特别要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但是我们忙于经济建设，一些人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认识，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依然是谁要把谁消灭的思路，这对我们制约很大，让我们看不到全球化之下，中国大发展的机遇。其实在全球化时代下，谁能把谁消灭，消灭了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南方周末:思想上的准备可能比物质上的准备更难。吴建民:对。所以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陈旧的观念对人的思路的影响，似是而非的东西要坚决摒弃。还是用旧观念观察全球化了的新世界，就有问题了。我们能输出价值观吗？“软实力的前提是人家认识到你是好的，意识到你的文明是有用的”

南方周末:西方国家崛起之后，都输出价值观。我们现在达到了这个条件、具备了这个基础，去输出价值观吗？

吴建民:这一点，一定要从根子上去认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来自于不同的文明，今天的世界，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但是世界在变化，重心在东移，因为亚洲在崛起，其中很大一块是中国的崛起。这个过程中，世界会重新认识东方，认识东方的文明。我不喜欢输出价值观的提法，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也没有这个观念，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在中国的观念里，不同的理念是可以共处的。这些观点，也是中国的软实力。软实力的前提是人家认识到你是好的，意识到你的文明是有用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上学习中文的人数在迅速增加。所以，中国人不要学西方输出价值观，要让人家觉得我们的文明是好东西。正所谓润物细无声，这样就对大家都有好处了。南方周末:提高自己的软实力，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功课？吴建民: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我们自己要重新认识软实力，我们的政策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投入非洲合作的总量比日本美国欧洲少很多，但是我们在非洲受到的欢迎度要高过他们，因为我们平等待人，我们不居高临下，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软实力的基础是文化，我们也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大家总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没有人把我们的文化说清楚。我当大使的时候，常有人来问我，应该看什么书来了解中国文化，我从来不能脱口说出一本书，常为这个觉得难为情。民族主义情绪有负面影响吗？“火炬传递中，袭击金晶的是谁？是藏独分子啊，不是法国人啊”

南方周末:您说过爱国主义跟国际主义相结合，但是这些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总是比较高涨，过去是对日，现在转向对欧洲，您怎么看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对大国地位责任的影响？

吴建民:任何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都有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阶段。民族主义情绪，成分上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无可非议，另一个成分就是排斥他人，这就不对了。国际主义是我们党一直主张的，革命时代，我们支持别国革命，他们也支持我们的革命，在和平发展时代，我们主张互利共赢。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大国崛起中，人家最害怕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上升。我想，爱国和国家的核心利益结合起来，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爱国不能脱离实际，爱国必须和国家的核心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我想是繁荣与统一。繁荣是统一的基础，如何实现繁荣，就要继续改革开放，既然要改革开放，那么我们能排斥人家吗？不满的情绪有合理的因素，但是采取排斥的办法，不利于中国的开放，所以我不赞成把这类行动冠以爱国的标签。

南方周末:有人说我们不是排斥人家，而是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吴建民:对于某些国家的行动，我们要分析，不要以为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坏的。火炬传递中，袭击金晶的是谁？是藏独分子啊，不是法国人啊。萨科齐接见达赖，我们表示强烈抗议，但是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整个法国都是这样想这样做。不能把少数人的错误，让整个民族来承担责任，这样的做法是不理智的。中国外交太软了？“认为硬就好，是浅薄的。动辄就发脾气，是匹夫之勇，不足取”南方周末:为了消除狭隘民族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还可以做哪些工作？吴建民:每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中国政府是注意引导的。2005年发生反日游行时，中国政府找了三位老大使去做青年人的工作，我是其中之一。在一个国家迅速崛起时，引导是重要的，要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爱国，什么是误国。心里是爱国，但是行动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很难说是爱国的行为。我跟年轻学生们讲道理，学生们没有嘘我。过去曾经有位外交官去北京大学演讲中日关系，被学生哄下台。我去演讲时也在想，是不是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吴某人，但是同学们对我报以掌声，说明21世纪的中国青年，是更加趋于理性的。

南方周末:民间有些意见认为，中国外交太软了，不够强硬。外交部发言人的声音太温柔了，只有个别外交官能够拍案而起。您怎么看？

吴建民: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可能大多是所谓的“愤青”。年轻人有热情，有点冲动，是正常的。但是硬和软都是手段，不是目的。外交要讲理性、原则。中国的崛起将走过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发展更离不了世界。拍桌子凶，谁都会，小孩子都会。那个不是本事。认为硬就好，是浅薄的。动辄就发脾气，是匹夫之勇，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