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入党的故事

吉鸿昌于1925年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这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派中共党员宣侠父、陶梁赴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吉鸿昌在同宣侠父等共产党员接触中，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0月，吉鸿昌又与中共陕西省委地下党取得联系。

　　1927年，吉鸿昌升任冯玉祥部第十九师师长，隶属于国民军第二军。宣侠父时任军部政治部主任，他将一批共产党员派进吉鸿昌师。宣侠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魏野畴及其他共产党员，对吉鸿昌政治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与蒋介石暂时联合，第二集团军开始清党，大批共产党员被赶出部队。在中国共产党处于严重危机之际，吉鸿昌暗中保护了身边的一批共产党员。

　　1930年，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任总指挥。

　　同年12月，蒋介石严令吉鸿昌率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被迫无奈于潢川一个小镇与红军交战，被消灭1000余人。吉鸿昌深受震动，主动同我地下党工作人员联络，给苏区领导写信，表示要与红军握手言和。

　　吉鸿昌通过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我党联系，亲自化装进入鄂东革命根据地，同徐海东会见并长谈。

　　不久，吉鸿昌称病赴沪就医，抵沪寻找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联系。这次苏区及上海之行，使吉鸿昌对共产党有了全面了解。离沪之时，吉鸿昌感慨地说：“我出身行伍，戎马半生，身上受伤20余处，但这些血都不是为工农大众流的，而是为军阀流的。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当直追。”这番话表明了吉鸿昌誓死追随党的决心。

　　之后，吉鸿昌便着手准备弃暗投明，把部队拉到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派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联系。

　　1931年夏天，吉鸿昌派亲信携带亲笔信件，秘密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中共协商起义之事。令人遗憾的是，竟遭到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拒绝。

　　蒋介石对吉鸿昌的行动有所察觉，派国民党特别党部特派员冷欣进驻吉部。

　　这年9月，由于冷欣及吉鸿昌部下张印湘告密，起义流产。吉鸿昌被蒋介石撤职，以考察军事为名，强迫吉鸿昌出国游历。

　　1931年9月23日，吉鸿昌怀着惆怅之情，被迫东渡，后由日本转赴美国、古巴及欧洲各国。吉鸿昌每到一处，均要发表抗日演说，号召爱国同胞归国抗日。

　　翌年2月28日，吉鸿昌回抵上海，拒绝蒋介石政客的拉拢，通过原西北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北上天津，与天津地下党秘密接触。

　　此间，吉鸿昌与我党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见面，正式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吉鸿昌根据党的指示，秘密返沪，与上海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联络。

　　8月，吉鸿昌由上海只身潜入湖北黄坡一带，寻找旧部，准备将部队带进红色区域参加革命，后被张印湘、彭镇山告密。

　　吉鸿昌率约一个团兵力起义，遭敌人围困，后只带了少数部下，突出重围进入苏区。

　　红四方面军热烈欢迎吉鸿昌之义举。吉鸿昌在红军中进行了实地参观，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33年3月，吉鸿昌受党指示，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共同筹建民众抗日同盟军，有幸同宣侠父再度相逢。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宣侠父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

　　8月，冯玉祥为国民政府所迫下野。吉鸿昌与方振武发表通电，坚持抗日。

　　10月，吉鸿昌、方振武被国民党第三十二军诱捕，押解人员为二人抗日气概所感动，于途中释放了吉鸿昌与方振武。

　　11月间，吉鸿昌秘密潜入天津，找到了天津地下党，再度请求入党。

　　这时，宣侠父和在天津地下党工作的南汉宸考虑到吉鸿昌追求党之强烈愿望，认为吉鸿昌已经完全具备了入党条件，便向中央报告，建议接受吉鸿昌入党要求。根据吉鸿昌多次申请入党的表现，中共党组织审查后，决定接受其入党。

　　1934年1月，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乔装成商人，秘密抵沪。由宣侠父介绍，王世英代表中共上海中央局同吉鸿昌进行入党谈话，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王世英同时通知吉鸿昌，上海中央局决定调吉鸿昌、宣侠父、南汉宸来沪工作。

　　不幸的是，吉鸿昌返天津后，即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起来。

　　11月9日，吉鸿昌被捕。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积极营救，但未能如愿。

　　11月24日，蒋介石密电北平军分会，下令就地枪决。吉鸿昌就义前写下悲壮感人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就义时年仅39岁。

　　吉鸿昌牺牲后，党组织专门派人寻找吉鸿昌家属，予以妥善安置。

　　1945年中共七大时，中共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此后，《吉鸿昌》电影及连环画相继问世，吉鸿昌英名遂传颂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