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一直在读一本Good to Great的书，有些感悟，特别是对于纪律。我对纪律的思考是从孙子的'天地人道法‘中的’发‘开始的。回想起来，所谓’法‘是有两部分组成的，即规则本身，及对规则的执行。毫无疑问，现代生活中无规则不行，所谓依法治国既为一例，我想对于这没有人会有所异议。我关心的是如何执行规则。严刑重罚是一种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一种存在。但我最向往的是象解放战争期间的解放军那种人人自觉遵守纪律的境界（这无疑是解放军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的关键原因，我很想理解黄继光扑枪眼的内在原因）。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那时的人能做到而现代的人为什么做不到？或者说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我们做不到？换个角度说，这就是管理学中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discipline'. 而Good to Great这本书，是由一个管理学教授写的案例分析类的书，其对纪律的论述让我深以为然。

 不能否认我对纪律的理解带有浓重的中国式的印记。领导制定规则，老百姓执行，如果违反，给个警告是轻的。但让我迷惑的是对纪律执行是可以有不同的尺度的，同样的违反，也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如何把握？如果我是一个管理者，我该如何处理才会产生凝聚力？而不是相反？答案，是让所有人尽可能的理解纪律，如果有可能参与制定纪律。好的公司管理从来不是管人，而是管事，人们是自觉执行纪律。

HOW? 这和孙子的'天地人道法‘中的’道‘又有联系，要有一个好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人们的热情，当人们热切地想要完成目标时，他们自然会明白执行纪律使他们成功的重要条件，他们自然会去执行纪律。所以，纪律执行得好坏在做一件事情最初就已经决定了。这也是西方式民主虽然在做一件事情最初总有很多争论，但一旦决定，却人人都乐于执行的原因了。反之，在中国，老百姓参与的实在是太少，而要遵守的实在是太多了。

相反，如果不在源头上做文章，而是采用高压政策，Good to Great 得到的结论是，在一定时间内，能有很好的效果，但最终的结果是类似于崩溃，如同前苏联，特别是在换代之际。其实，这种例子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