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我没能跟往常一样去参加国际人头组织的聚会，告诉大家的原因是我有一个date。大家都不相信，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哪有那么好的命，跟美女date，做梦吧。

实际上，在残酷的现实中，我老人家是去给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当三陪。

老家伙叫david，是澳大利亚稀泥大学的教授，来波士顿开一个会，他手下的一个新鲜出炉的美女博士，要来跟我老人家做博士后，所以我们就勾搭上了。

我们的专业很不一样，但一聊之下，发现居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可以携手合作，大展宏图，所以那顿饭吃得情投意合，情意绵绵。

谈话之中得知，david做的工作很实际，手上有很多的专利，有些专利转让出去之后，每年公司付给学校的royalty fee就是几个米林的大洋。

我惊异的望着其貌不扬的david，心里顿时打消了这顿饭由我请客的想法。

但在我尚未开口之前，david话锋一转，悲愤的控诉起稀泥大学来。原来稀泥大学说要等到把学校花在他身上的费用，比如说秘书办公室水电气等等，填平之后，才能跟他分钱。所以到目前为止，他拿到手的只有几百个大洋。

我只好掩饰住失望之情，跟david一起声讨万恶的稀泥大学。

话题自然延伸到学问和金钱的关系上面。实际上我们做的东西都比较偏应用，说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做学问。工作的动力，第一应该是兴趣，第二是所谓的名声，第三才是为了多挣一点钱。

人之一生，能够做一点自己感兴趣而又对社会有用的事，就应该感到满足了。而获得的金钱，如果能够保证自己和家人有尊严的活着，就可以算是足够了。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俩都不反对成为亿万富翁。但要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喜欢做的事，即所谓事业，那就不必了。

所以最佳的情况，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而做出的成果，又可以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david在这方面，显然有许多我可以学习的地方。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弄的我老人家心旌摇曳，热血澎湃。

走出饭馆，外面下着小雨，冷风拂面，热血顿时降温。我把david送回旅馆，就自己回家困觉了。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日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