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回应:中国不应与美国“共治全球”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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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6月29日报道 美国《外交》季刊2008年7/8月号刊登了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题为“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的文章，该文主张美国同中国组成两国集团（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的地位。

初看起来不禁“受宠若惊”：以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的实力，中国如何成了同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级经济大国？仔细一看，就有问题了。伯氏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代了欧洲的地位，而是因为中国“在无数领域，它追求与现存标准、规则和体制安排相冲突的目标”，从而“构成了独特的挑战”。成立G2的目的，是为了“从战略层面到工作层面，给中国确定的机会，作为管理世界经济的主要伙伴”。换言之，因为中国不听话，又不宜对抗，所以最好“招安”，让中国进入“领导班子”。这样你就有责任了，就会合作了。

对伯氏G2模式所基于的对中国的指责，很有必要讨论讨论。

首先，伯氏说中国“推进亚洲集团”，他扣给中国的第一个帽子是“不对多哈回合作出积极贡献，几乎使之失败”。众所周知，多哈回合的症结是美欧发达国家成员拒绝在农产品补贴上做出让步，致使发展中国家更无法让步。要使多哈回合不失败，美欧首先要做出贡献。如此指责中国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中国为多哈回合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伯氏又说，“中国支持创立一个亚洲贸易集团”。这也是问题吗？北美自由贸易区不是美国发起、推动的吗？欧盟不是更紧密的欧洲贸易集团吗？全世界区域贸易安排有300多个，这正是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WTO框架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伯氏还说，中国同亚洲邻国搞自由贸易区，“反对美国提议的APEC自由贸易区”。这无非是说中国没有按美国的方案办事罢了。美国的方案有什么高明呢？美国发起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尚且如此难产，又要搞一个跨四大洲的自由贸易区，能有多大可行性呢？

第二，伯氏说，中国维持币值大大低估的人民币。“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可能触发美元崩溃和全球经济硬着陆，并使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复杂化。”且不说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了，中国究竟有没有实力使美元崩溃，伯氏恐怕不会不清楚吧。国际资本大量从美国流出是谁的责任呢？不是美国自己没有把金融市场和经济管好造成的吗？而且，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总量，仍远远低于流入美国的总量。因此，这些指责恐怕套不上中国。


第三，“中国为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麻烦”，因为中国“同某些生产国订长期协议，而不是完全依照市场。”美国当初不也是同中东国家订长期协议包括开采协议吗？“完全依照市场”的那个市场又在哪里呢？当前，世界71%的原油交易掌控在投机商手中，产油国只掌握29%原油贸易。造成油价疯涨并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麻烦的，恰恰是纽约和伦敦的投机商。美国一资产公司经理说，只要美国对石油期货交易监管到位，国际油价可以在30天内下跌一半。这样的市场，中国可以“完全依照”吗？

G2的提法再一次反映了美国以世界经济领导者自居的心态。G5、G7、G8、G20不胜枚举，最大的是冷战时代美苏垄断体制G2。但不管多少G，前提只有一个，就是有助美国管理和控制这个世界的大国集团。

无论今后中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只同极少数大国共同“领导世界经济”，更不可能被纳入美国轨道，当然也不会挑战美国的秩序，只能作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通过广泛协商一致的原则，协调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既然我们不能承认G2的前提，当然也不能认同G2。不过，美国有影响的智库提出这样系统的主张，也是常有之事，不必看得太重。应当认真研究的是伯氏主张中体现的美国管理世界的思想和对华政策的调整思路。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智库提出，“为应对这一形势，华盛顿应巧妙但根本性地改变对华经济政策战略”，“不是关注狭窄的双边问题，而应寻求发展同北京的关系，以致共同领导全球经济体系”，并主张“平等的伙伴关系”。

对此，我们的应对方法应该是摒弃“共同领导”，促进“平等伙伴关系”。伯氏主张不要对中国采取“对峙”态度，而是协商、共同研究办法。这点实际上也为保尔森所采纳，并体现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我们甚至可以将其发扬光大，以全球眼光思考和制定对美经济战略和政策，并在全球及中美双边关系的所有重要舞台上，更积极地阐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主张，创造出更多的中美合作共赢的机会。（作者是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