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文章 一位拥有多数民意授权的现代政治人物，能否成为伟大政治家而不沦为平庸政客的关键，端赖当他面对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历史时刻之时，能否具有坚定的自由信念、超人的政治远见、当机立断的政治魄力和能够力排众议的领袖能力，即便在强大民意的压力面前，仍然能够坚持正确的判断和做出果敢的决策。巧合的是，在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年轻美国，却出现过多位敢于逆民意而动的伟大政治家：华盛顿不顾民意的挽留而毅然离开了总统宝座，为美国的总统任期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代提供了高贵政治人格的典范；林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为人类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贵思想遗产。更在于他敢于对抗整个南方的民意，甚至不惜通过南北战争来废除奴隶制，并道出了废除奴隶制的自由主义箴言：“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对参与二战的积极态度，显然有违于当时美国的大多数民意。正如美国人自我嘲讽地说，珍珠港悲剧发生时，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做梦，而只有总统没有陷于迷梦之中。罗斯福总统为参战作辩护时提出的“四大自由”，也已经成为不朽的箴言。 更为巧合的是，当倒萨之战进入倒计时的临战状态之时，在欧洲的英国又出现了一位伟大邱吉尔的真正传人──布莱尔。 在倒萨问题上，西方联盟出现二战之后最为令人担心的裂痕，欧洲民间的反战游行也随之达到越战以来的最高潮。美英同盟能否顶住来自盟友内部的强大压力，其关键，表面上取决于布什总统，而实质上取决于布莱尔首相。因为，尽管美国也有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但由于911的深刻教训，美国的主流民意毕竟支持布什政府。而英国地处欧洲，欧洲三大国中的法德结成反美同盟，新一轮世界性反战大游行也由欧洲民间人士发起，英国的反战游行竞达到空前的上百万人。在来自法德政府和民意所形成的超强压力下，布莱尔能否迎风而立，将决定著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抉择。现在，布莱尔的地位，类似反恐同盟中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布莱尔挺住了，欧盟的大多数国家也会跟进；布莱尔屈从了，欧盟的大多数国家也很可能退缩。而欧盟作为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传统盟友，如果由于布莱尔的倒下而出现整体性退缩，又必将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影响到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立场。 值得欣慰的是：布莱尔没有丝毫退缩！ 现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新旧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上，一直坚定地站在捍卫自由和推广民主的美国一边，共同抗击各种类型的独裁政权。虽然，布莱尔身为工党领袖，却颇有二战时期的保守党领袖邱吉尔之风采。众所周知，二战前夕，英国首相张伯伦陷于绥靖迷梦之中，并迷迷糊糊地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他如此决策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民意压力的屈从。而当时还不是首相的丘吉尔则极为清醒，坚决反对英、法两国的绥靖主义，主张两国联合起来以强硬的姿态对抗纳粹，并在欧洲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入主唐宁街十号。由此，不仅邱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成为整个欧洲抗击希特勒的中坚，而且邱吉尔也是力劝美国尽早参战的最大功臣。1941年8月，当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太西洋上完成第一次私人会面，并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之时，一个美英之间的伟大自由联盟从此诞生。这一亲密的自由联盟，在21世纪的反恐之战中的传人，就是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 现在的布莱尔，之所以在法德的强烈的反美合唱和强大的反战民间之中，不顾工党的一贯左倾传统而坚决地站在右倾的布什总统的身边，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推广自由和铲除独裁的价值观，是他本人的一贯道义立场，使他具有了自由大国领袖的历史责任感。其次，英国在二战中的作为及其教训，使他懂得了绥靖主义的巨大危害。再次，他对邪恶政权有著的清醒意识，特别是萨达姆政权的种种无赖作为，使他认识到邪恶政权的侵略成性和不讲信用，决不能对之抱有任何幻想。最后，他对历史时机具有正确的把握：阿富汗反恐之战的胜利，使他产生了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的紧迫感。所以，他对美国倒萨之战的坚定支持，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帮助，不如说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仅凭美国自身的实力，就足以单独打败当今世界上的任何邪恶政权。 而且，我本人在国内接触西方驻北京使馆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美英同盟的鲜明的道义立场：约见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亲属最多的驻华使馆，无疑也是最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就是英国了。 2003年2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