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舒泰峰／“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星期一不供应午餐。”服务小姐彬彬有礼地解释。在上海巨鹿路一家西餐厅，乔纳森和《猓望东方周刊》记者就这样被拒之门外。看着记者一脸的困惑，乔纳森笑了起来，“在美国，也有很多饭店星期一不营业。”接着他还加了一句，“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你看，连餐厅休息时间都一样了。”

到中国已经十年了，乔纳森说他真的感觉不到中美之间有什么差距了。“如果十年前让我说这两个国家的差距在哪里，我会一口气说出很多，但现在，我真的说不出具体的了，中国进步太大了。”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r Vogel )也有同样的感觉。从1973年开始，傅高义便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来，1986年到1987年期间，我在中国还住了七个月，我确实见证了中国巨大的进步。”他告诉《猓望东方周刊》记者。

如果单看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中国的图景的确让人欣喜。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标已经能够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上海只是中国的一个特例，放眼整个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上还远远落后。同样是这份报告指出，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刚超过纳米比亚。

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里？在中国正努力追赶先进水平的时刻，认清差距可以使人们更加清醒，可以使中国的步伐更为扎实。数字虽然枯燥，但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近来纷纷出台的各类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作出了宏观的描述。

一个最近的数字是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的。这份名为《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9%，略快于2004年的9.5%。差不多一个半月前，央行发布消息称，截至2005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同比增长34.3%。

2006年2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等61个国家仍属于欠发达国家。尽管这份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报告，其中的一些内容，受到许多国民的质疑，但在观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方面，提供了一种从现代化水平去衡量的角度。报告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接受《猓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3点，排世界108个国家的第62位。

2003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实现程度为82%，排在世界108个国家的第60位；中国第二次现代化，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绿色文明转变的指数为33点，排世界108个国家的第55位。

从经济上看，何传启说，中国经济的比较特点是──世界影响力比较大，国际竞争力比较小。近期公布的另外两份报告揭示了中国经济竞争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竞争力大排名中，中国名列第49位，较2004年下降了3位。另一份权威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研究院发布的2005年IMD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在全球60个经济体排名中从2004年的第24位降至第31位。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约为100年，赶上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约需100年。”何传启这样认为。2006年初以来，“自主创新能力”成为被屡屡提及的一个词汇。1月10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讲话，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这并非无的放矢，中央高层之所以对此作出如此高规格的部署，正是因为“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已经严重约束了中国经济的成长。而事实上，“自主创新”也正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一个最大的差距。“在高科技产品的质量和研发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傅高义说。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发展的战略，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突出的竞争优势。它们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多在70%以上，对外技术的依存度大多保持在30%以下。

与之相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金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很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据测算，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9%左右。

由于世界大公司大企业纷纷在中国设厂，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提醒说，中国不能因此沾沾自喜，“这是两个概念，在中国可以生产奔驰汽车，但不意味着你掌握了奔驰汽车的一整套的技术能力。”他说：“过去几年的一个趋势是产业内的分工越来越细，但需要看具体在一个行业中，比如在计算机、电子、汽车等内部承担的生产活动，这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

恰恰在这方面中国显得非常弱势，现阶段中国从事的更多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根据统计资料，在世界市场上，中国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11%，如温州鞋、纺织品等，而高技术产品只占2%~3%。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已成中国追赶世界先进的一大障碍。

美国着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说，深层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才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接受《猓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黄靖仔细解析了其中的缘由。他说，经济的发展分为几个层面，从低往高陆续包括消费、生产、投资和金融。一般来说，产品都是在最容易的地方、最接近市场的地方加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很快在消费和产品生产加工方面，也就是在接近市场的那块发展非常迅速。

北京、上海等地不断耸立的高楼大厦可以见证这一点。到中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京的乔纳森，每年到上海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年2月下旬来上海，是为一家顶级的世界旅游杂志寻找可以提供给全球高档旅游者消费的饭店和酒吧。他说，这家杂志正准备出一本有关中国的特刊，因为中国已经是能提供各种顶级消费的国家了。

但正如黄靖所说，中国20多年的改革一路高歌猛进，并没有、也不可能让中国经济的各个发展环节同步发展，形成的局面是越接近市场的部分发展越快，离市场远的部分发展较慢，从销售到终端生产这一块，越往上走越慢。“其他方面的发展非常有限，尤其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部分──金融方面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可以说是非常滞后。”黄靖说。

现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亚洲政策中心主任的欧内霍特(William Overholt)在接受《猓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和欧美最大的差距是资本分配的效用。中国几大银行的大量资金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有限。银行很担心借钱给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私人公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如何选择好的企业。

“中国的证券和债券市场几乎对绝大部分有创新精神的新公司关上了大门，所以全国有很多小规模的企业，而且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欧内霍特说。据他介绍，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比如，麦当劳和苹果公司的创业者在最初规模很小的时候，就能得到纳斯达克或者一些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从而得以扩展成为触角遍及全球的公司。“但一个中国人即使开了一家非常好的饭店，也会受制于资金而不能继续扩张，因为分配基金的体系太‘中央化’了。”

黄靖也认为，“惟利是图”原本是商业机构的惟一法则，但在中国许多地方，行政权力干涉大于市场规则，有的商业机构纯粹是“惟令是图”，这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金融没有放开。“现在的金融结构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投资速度远远大于本身经济发展。”他说。

经济投入和产出不能成高效的正比，使得中国经济效率主要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比较明显。何传启说，“2001年中国经济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对差在24倍到73倍之间。”这造成了一个低效平台上的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中国一旦加速经济发展就会出现过热，但又不能放慢速度，不能降到7%以下。

在黄靖看来，经济结构的扭曲，带来很多后果，其中就包括竞争力差。但真正严重的后果是贫富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差异更为严重，因为这会造成大的社会问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结海博士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和他去过的欧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那里的农民地位和城里人相当，而且农村是一个大家都愿意居住的地方。比如，英国人就说，所有英国人的梦都在乡下。张结海去过法国农村进行调查，第一感觉是，他希望永远呆在那里。他参观了一个农民的家，发现这个农民有两个工作间，农闲的时候修理汽车，修好的汽车出口到非洲。

黄靖15岁至17岁时，曾经在中国当过农民，当时城里人就看不起农民，但几十年过去了，他回国发现农民还是被人看不起。1988年就去美国的袁敏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扮演“空中飞人”的角色，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但由于国内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经常找不到路。在问路的时候，她遭遇了很多“白眼”。

“后来得出了一个经验，就是尽量找年纪大的人问，他们比较耐心，但老人的普通话大都不太标准，有时候听了半天也不理解。”她对记者抱怨。黄靖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在国内很多次问路，即便有人告诉你，也很少有热情的人，大都是不耐烦，都想尽快摆脱你。但在美国，迷路了总有人很热情帮你。

过马路也是这样。在中国，坐在车里的人似乎高人一等，根本不让过路的人，稍慢一拍，便会喇叭按个不停，遇到脾气不好的司机，还会骂上几句。在美国，如果有人过马路的话，司机会远远就停下来让行人先过。

黄靖说，“这是一种公平，是公民意识。”在他看来，这不是素质高低的问题，而是公民意识不强。比如一些去美国的中国移民，基本上大部分都能够比较快适应公民社会的行为规范，并未发现有多少人保留随地吐痰的习惯。

所以，黄靖说，“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在于社会层面的差距，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公民意识方面的差距。”他认为，公民社会的产生，其中最必要的一点就是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高度的独立性。经济现代化给人最大的好处不是能买好房买好车，而是经济上的独立。农业社会时，老人离不开儿子，因为他必须要儿子给他养老，现在的老人有了养老保险，即便没有儿子养老，也可以自己雇人照顾自己。

经济一旦独立了，人的社会活动性就增大了。从前人们在迁移活动方面有很多限制，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现在可以早上在北京、晚上到洛杉矶了，人的社会活动范围也增大了。

重要的是，经济独立了，人有了很大的自主意识。公民意识其实就是体现现代法治观念的民众意识，也就是把自己和他人视为拥有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人，并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包含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按照黄靖的说法，一个经济独立并且有自主意识的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要保住我自己的权利，必须尊重别人”，所以，他会按照法律和规则来处理事情。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潘一禾认为，公民意识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在潜意识里，我们好像还习惯于被人管，一旦监管的眼睛离开了，就以为自己“自由”了，可以随便了──在公共场所随便吐痰、乱扔废纸，甚至随地大小便；在单位打起私人电话来没完没了，旁若无人；在家里无论多晚，想把电视机开多大动静就开多大动静，喝起酒来吆三喝四，丝毫不顾及邻居的感受……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眼中，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是有差距的。在接受《猓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王绍光介绍了一条有利于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路径，他说，一般的联谊性的组织，比如集邮协会、钓鱼协会、看看鸟、踢踢球等，可以培育一种叫“社会资本”的东西，可以消除歧见，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互信。

王绍光认为，“社会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有很好的意义，“有利于促进人们的互信，对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社会凝聚力，对老百姓的社会参与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