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我曾被抽调去参加湘黔铁路的建设。在工地当医生，为民工看病。铁路修好后，回到县里，在计划生育办公室摇了半年笔杆子，终因生性愚直，不投上司的欢心，就被下放到县城最贫瘠的区里去当医生。那山区乱石磊磊，盖着一层薄薄的土。这样一个几乎不长乔木只生野草的山区，却有一个好名字：长丰区。

那山区的区委书记姓安，人称安书记。他比我先到大概半年，听说也是被下放去的。当然，下放归下放，他终究是掌权的，不比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被认为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的。所以我一报到，安排工作时， 就有人建议让我下乡，去收玉米， 种土豆， 或者去水库工地挖土， 反正得先“滚一身泥巴”。讨论时安书记坐在一旁， 抽烟， 一直不说话。最后请他定夺时， 他说：“咱这穷山区，难得来一个正而八经的医生， 就让他在区医院上班，给我们看病不好吗？ 难道我们区还缺一个挖土的？” 这话当然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听后心头一亮， 想， 这是一个知道人价值的共产党干部， 难能可贵。

光阴荏苒，如是在区医院里工作了一年。转眼快过春节了，那时生活困难，物资供应紧张，一年也只有五一，十一，和元旦春节国家才有肉供应给我们这些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到时区食品站照例要杀一头猪，全区职工都到那儿去称肉。那开了膛的半匹猪就放在肉案上，操刀的屠夫威风凛凛地站在一旁。他们看你一眼，然后往刀案上一刀下去，那块剁下的猪肉就归你了，不退不换。屠夫们个个是天才， 他们能手上称肉，眼内称人。他们知道谁是可以称些好肉的，谁是只要给些皮囊碎骨就可打发的，谁即使人不来也得把好肉留下的。因而称肉时，笑的、恼的、 骂的都有，闹得不亦乐乎。我碰过两次软钉子，从此兴味索然。为一斤肉折腰，何苦?

且说那年春节买肉那一天，我还未到食品站去，食品站站长却找上门来，手上提了半只蹄膀， 一挂猪肝， 说:“这是给你的肉。” 我瞪大了眼问：“你有没有搞错？ 我还没去呢。” 他笑着说:“这原是我们留给安书记的，他说他不要了， 叫我转给你。安书记说了，你们辛苦了一年， 又老老实实，不争不抢，越是这种人， 我们越要照顾。”

从此我知道安书记是个好人, 好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