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太知道季羡林，只依稀听说他在胡适时代就已是北大的教授。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他写了《牛棚杂忆》后。敢于写这样一个敏感的主题，是需要勇气的。后来不是有人批评他心胸狭窄，不该揪住往事不放吗。我是主张有冤必诉、有罪必讨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防止类似罪恶的发生。对那些劝说受害者要遗忘、要宽容的人，我都一概看作有意无意地在为罪恶开脱。再后来又听说季羡林要辞“国学大师”的称号，就更引起我的尊敬。现在多少人都想在自己名字上加“著名”的前缀，加“大师”的桂冠，而一个真正有学问的老教授，却公开声明辞去大师的称号。这是对眼下浮夸逐名的世风，一个无情的冷嘲。 

最近读了一本季羡林著的《学问之道》，沈阳出版社出的。说是他著的，也不全正确，因为还有两位编者，他们收集了季老的文章，作了些删节，汇以成书。书初版于2001年，想季老一定看过，但似乎未曾有精力作认真的编排，因而内容重复较多，有时给人一种说了又说的感觉。 

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季羡林辞国学大师辞得对。书中季羡林对自己一生的研究列了十四项，分别是：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 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散文和杂文创作等。从中可看出，他可称为中国的印度学大师，佛学大师，但不能称为中国的国学大师，因为他对中国的国学，如经、史、儒、理、诗、词、文、赋，话本，书画等等都没有深入专门的研究。他不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甚至陈垣的弟子启功先生。他辞国学大师，辞得坦荡磊落，难能可贵。 

季羡林虽然不能称为国学大师，但他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留学德国十年，对印度文字特别是吐火罗文的研究，多有独到之处，为当世所看重。他治学严谨，弄不懂的问题，终生都在脑子里琢磨。他翻译的印度古代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全本共七卷，恐怕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全译本。而这却是在牛棚里，以及被罚在门房间看门时，孜孜不倦地完成的。我由此想起司马迁被宫刑后而成史记，苏东坡被放逐后而出名篇。季羡林继承了中国书生那种历尽磨难而刚直不屈的骨气，一种现在已日见淡亡、因而也日见可贵的骨气。 

季羡林很崇尚刚直不阿的骨气。他欣赏《三国》里的祢衡，因为他敢于击鼓骂曹。他推崇章太炎，因为他敢于到中南海去骂称帝的袁世凯。至于当代人中，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文引了他的话：”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我佩服的就是敢顶，敢顶是中国的士”。同在这篇文章中，也披露了季羡林最看不起的人，一是郭沫若，一是冯友兰。 

读完这书，我在想，什么是季羡林一生最遗憾的事？恐怕还不是文革中的受难，而是归国后不能从事自己迷恋的学术研究。他在德国十年，师从名师，研究印度的古代语言，卓有成效。归国后到北大，一周后即被聘为正教授。但校内资料匮乏，只好作些翻译工作。解放后更陷入会议的漩涡中。他说“如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这种自我调侃，反映的正是内心的苦恼。后来当他兴致勃勃地将他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送给他德国当年的导师时，老导师板起脸说他：“我们是搞佛学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真是无言以对。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些条件让他搞研究，而他，如他所说 “人已垂垂老矣”。 

201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