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五月七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 NEJM）上，看到一篇文章，谈中国性病泛滥严重，而上海是全国梅毒发病率最高的城市。文章是中国南京的医学科学家和美国合作调查的结果，能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影响甚大，因为搞医的人都知道，这杂志可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医学权威杂志。

 梅毒是由细菌引起的性传染病，大多由嫖娼狎妓，或性生活混乱而引起。这病早期用青霉素治疗效果很好，如果迁延久了，病及心脑，治愈就有困难。得了梅毒的人，免疫力下降，容易得艾滋病。患病的女性，怀孕后容易流产，或生下死胎。梅毒还能经孕妇传给胎儿，患有先天性梅毒的婴儿，往往寿命不长，其婴儿期的病死率超过50% 。

 这病从封建社会到国民党时代，都有。那不奇怪，因为那些时代都是被称之为“落后腐朽”的反动朝代。新中国成立后，把梅毒消灭了。毛泽东再有罪过，这可是他的一大功劳。这杂志的文章中，也谈到这件事，说那时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在全国范围内扫荡了一切青楼妓院。然后给病人治疗，把舞女妓女都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六十年代中期，就宣布基本消灭梅毒。记得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只有遇到上了年纪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老师才叫我们去侧面试着问问他们可有所谓的“冶游史”。成年人和壮年人，这病大都是不作考虑的。

 然而五十年前被消灭的梅毒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而且回来后如沐春风，蓬勃发展。据那篇文章报道，1991年全国有梅毒病例一千八百九十多起，到了2007年，就增加到二十二万五千例，十六年里增加了120倍。仅仅2008年，全国新生儿梅毒就有9480名，平均每小时诞生一个都不止。请问自改革开放以来，可有哪一样伟绩丰功的发展速度能和这梅毒相比吗？

 纵观全国梅毒的发病率，上海名列前茅，居全国之首。从2005年开始，在必须向上级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的传染病例中，上海梅毒发病率连年稳坐第一把交椅。其人均水平，是全国的10 倍。作为一个在上海长大而又从医的我，看到这消息，真是感慨良多。

 我想起九十年代中期，我回上海探亲，住在父母家。每天都看到父母亲的信箱里，会有人塞进一些小报，里面谈的都是所谓的性知识和如何壮阳的秘方。超市里到处可见羊睾狗肾，鹿鞭鹿茸在出售。在候车的汽车站上，那旁边的电杆上，都会看到一些招贴，不是为女人丰乳，就是为男人助阳。与这些广告小报相呼应的，是那些打着发廊，足浴，推拿，卡拉OK，录像放映站招牌的地下卖淫场所。在南京路走街稍一犹豫，会有妙龄女郎来拍你的肩膀；从中兴路走到火车站，不时会听到坐在路边门口的女人，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一声：进来玩玩嘛。最近几年再回去，除了当年那些多少有点羞涩的招贴和广告外，还看到不少新的巨大的医院招牌，如某某男科医院，生殖医院，泌尿专科医院，性病专科医院。有的还勇敢地装着霓虹灯，在你面前闪耀。从壮阳广告的泛滥，到性病医院的增多，说明的就是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得性病了，因为广告和医院都是应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

 然而请不要认为梅毒的泛滥使上海夺魁，是由这些广告，发廊，医院引起的。这些都只是派生出来的东西，那真正的原因，还是整个社会文化道德的滑坡。邓小平说，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忽视教育。这失误在后来几代领导人手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正。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们已经不再谈道德，人格，理想这些东西了。当这些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不再走红时，人的生物学的属性就泛滥起来。现在全社会所追求的就是一个钱字，一种享受的生活。当官能赚钱，人们就吹牛拍马想方设法去当官；造假能赚钱，人们就肆无忌惮地去造假药假酒假新闻；卖淫能赚钱，姑娘们包括大学的女学生就去当妓女，当二奶。几年前一个日本旅游团，竟能在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一晚招到五百名流莺，真叫人不寒而栗。古人说，富贵不能淫，现在富贵者多了，然而他们有多少是不淫的呢？巨商可以包二奶，警察可以免费嫖娼，导演可以玩女演员，老板可以骚扰女部下，这些所谓的潜规则，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再有那些为生计所迫的人，那些流串到城市求新生活的人，生活枯燥，精神空虚，没钱的她们就去卖淫，有钱的他们就去嫖娼。他们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穷人，是些有病也看不起的人，他们也在每日每月壮大着这梅毒大军。只怕这批人里面的患病人数，还没有真正都到统计者的手里呢。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这文章，我看到了，我周围的老外同事当然也看到了。想到这一点就叫我感到羞耻。当我们为上海世博的豪华兴奋的时候，为经济发展的腾飞自豪的时候，为无处不在的高楼感叹的时候，真得静下心来想想潜在的问题，下决心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昨天网上看到北京又在大规模地扫黄了，但愿这一次真是下了决心。古人说，千里金堤，溃于蚁穴，更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蚁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