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是瑞典人，是我读博士学位时的同学。 他有一种令中国人自叹不如的特长, 那就是特别能欣赏中国女性的美。记得那时系里来了一位广东姑娘, 矮个儿, 高颧骨, 黑皮肤, 细眼睛。姑娘来了三天, 汉斯悄悄对我说:“这女孩真美!” 我听了倒吸一口冷气, 瞪眼看了他半天。如果不是他那双诚实的眼睛, 我真以为他正话反说,  在嘲弄人呢。

  这位“南国佳人”在研究所里进修了六过月, 回国了。不久又来了一位上海姑娘。上海小姐衣着入时, 貌却不扬。尖尖的下巴, 黄黄的脸, 眼睛总带着倦意。年岁不大, 似乎已过早地和青春告别。不料, 汉斯看到她后, 比上次还兴奋, 说她是真正的美人, 还一股劲地问我:“你们中国女人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漂亮?”最后, 被他问腻了, 只得对他说:“她俩人根本不漂亮, 比她们漂亮的女人, 咱中国有的是, 成百万, 成千万呢!” 汉斯听后, 惊得瞪眼问道:“真的吗？”

 后来有一天晚上, 汉斯实验出了故障, 突然上门来找我。我把他让进客厅, 电视机里正放着我父亲从上海托人带来的中国中秋晚会的录像。我问汉斯实验故障的情况, 他不答话, 正双眼圆瞪着看录像呢。录像里放的是嫦娥奔月的舞蹈。一台舞女一个个笑靥如花, 明眸似水, 轻舒广袖, 翩然起舞。“我的上帝, 这些姑娘多美啊!” 汉斯兴奋得连声赞叹。我高兴地笑了, 也不忙去追问他故障的情况, 且让他好好欣赏一下中国的美人儿吧。
                                    
  汉斯后来结婚了, 娶了一位胖胖的爱尔兰女人。婚后五年过去了, 一直没能生育。我心下虽有狐疑, 但毕竟是人家的事, 管它作什么。

  突然有一天, 汉斯兴高彩烈地告诉我:“我们快要有一个女儿了!” 我高兴地问他:“什么时候?” 他说:“两年以后” 我愣了, 是什么龙女仙胎, 要怀两年才生得下来? 再一问, 原来他们要领养一个婴儿, 一个中国女婴。“想想吧, 一个中国女孩作我们的女儿, 太美了！” 汉斯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我想起他平日对每一个中国女性都一往情深地赞美, 就难怪他如此高兴了。

   那时中国刚开始向国外“出口”婴儿。别看他们大都是被人遗弃在路边的女婴, 一拿到国际市场上, 价格可一点也不打折扣。“贵确实贵, 但值得。” 汉斯一点也不抱怨。要领中国女孩作女儿, 不但要花大钱, 而且手续繁杂。他好几次拿着大叠的表格, 要我帮他填写。我们国家对这些行将远送的女孩真是负责极了, 领养者必须要有正当的职业, 必须要有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 要有一份经过公证的无犯罪纪录的证明，不然这些女孩将来在他乡含辛茹苦, 祖国母亲的心怎么放得下呢?

  一切办妥后, 还得要等一到二年才好去领孩子, 汉斯急得几次打电话去催。中国方面说, 要早领也可以, 但祗能领轻度残疾的婴儿, 如六指、 兔唇、 心脏瓣膜闭锁不全等等。我劝汉斯:“你慌什么, 何必花钱去领个残疾人呢?” 他说：“其实没关系, 这些残疾都是可以修补的。”

         好不容易等了一年半, 终于从中国南方一所孤儿院寄来了一张汉斯“女儿”的照片。薄薄的黑头发, 小小的眼睛, 皱巴巴的脸。汉斯对着照片, 就是一个长吻, 连声说: “啊, 我可爱的女儿, 美丽的女儿!”夫妇俩接着就定机票，圣诞也不过，冒着弥天大雪，去了中国, 领回一个三个多月的女婴。第二天汉斯就推着婴儿车来到系里, 满脸笑容地逢人就说:“看！ 这是我的女儿。”他说这话一点也不打格愣, 真教我佩服。我心里想, 这明明是一个纯种的中国女孩, 哪是你黄须碧眼人的女儿呢?

          睡车里的婴儿醒了, 张着一双惊慌的小眼, 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我小心地把她抱了起来, 感到她是那么小, 那么轻。我想起当年抱我儿子时, 胖鼓鼓的腿, 沉甸甸地坠手。这不远万里而来的婴儿却轻得像一片羽毛, 没有一点份量。婴儿的黑眼珠正看着我的黑眼珠。同宗同血, 同在异乡, 我的心不觉涌起一阵酸楚。孩子, 你这么小就断了根, 就离开了你的国家, 你的路长着呢, 谁知道将来什么在等着你呀。

         汉斯告诉我, 婴儿的亲生父母生下她后, 就把她包在襁褓中, 放在孤儿院门口，然后在门外放了一串鞭炮。孤儿院的人闻声出来看热闹, 没有看到放鞭炮的人, 却发现了在台阶上啼哭的婴儿。“中国女孩的命真苦!” 汉斯说, “我们一共去了五对瑞典夫妇, 领的全是被遗弃的女婴” 我无言以对。

  一个月过去了, 汉斯突然抱着婴儿来找我, 说他的女儿似乎是个聋子, 对声音没有反应。都四个月了, 也不笑, 也不咿呀学语。我听后试着逗她喊她，她不回头；  猛击手掌，她不眨眼； 放音乐, 她也置若罔闻。我说:“会不会那天夜里的鞭炮把她耳朵震聋了?” 汉斯一听, 想了想说:“嗯, 有道理, 恐怕是呢!” 我说:“如果是这样, 就太遗憾了。” 汉斯马上说:“没关系, 她仍是我的女儿, 我一样爱她。”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 汉斯慢慢发现她女儿对声音有反应了。 再一个月后, 他终于高兴地宣布他女儿听觉完全正常。我问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反应, 他说, 小儿科的心理医生告诉他, 这孩子从中国来到瑞典, 环境变化太大, 使她产生一种保护性抑制, 对什么都漠然视之。积以时日, 习惯了, 就好了。那医生还说:“花从南窗搬到北窗, 都会停止生长一段时间, 何况人呢?”

  我想, 这医生的话, 虽然有点玄, 但恐怕有道理。移花容易移人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