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研究十分关注。地域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文化，它既代表了中华文化，更代表了中原文化。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其影响从秦汉到唐宋以至近代数千年，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人口迁移为途径传播四海，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今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无数遍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自豪地称自己为“河洛郎”，“根在河洛”。这有力地说明，河洛文化是维系和连接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强大精神文化纽带。因此，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奔腾而下，出潼关后与发源于陕西省华山之阳的洛水在河南巩义市交汇。

　　在黄河、洛水的许多传说中，最有影响的当是“河图洛书”。由其不仅产生了中国元典文化《周易》八卦和《尚书·洪范》，以至后来形成了“河洛”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史记·封禅书》又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河洛”既有地域上的意义，又有人文上的内涵。在地域概念上，历史上的“河洛”不仅仅指洛水与黄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而是泛指以洛阳、嵩山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等广大地区。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

　　1、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诞生和活动的主要地区。《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少典是有熊（今河南新郑）的国君，后传位于黄帝，故《通鉴外纪》卷一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时期河洛地区农牧业已相当发达，因而人口繁盛。据《世本》记载，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作为部族首领在河洛地区形成了152个邦国，其后代有875个姓氏，包括了后代遍及全国各地的800多个大姓的百分之九十。

　　当辽阔洪荒的南苗、东夷、西戎、北胡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农牧生产的先进和手工业经济的发达，河洛地区的华夏人率先进入奴隶制社会，从而结束了社会的“部落”形态而形成了早期国家“酋邦”，进而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王朝。大量确凿的考古资料已经证明，登封的告成就是夏的首都。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华夏国家最古老的原生形态，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器，标志着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

　　“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之后，河洛地区文化更加发达。从史前传说时期到三代期间，河洛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如黄帝、夏禹、伊尹、傅说、姜尚、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子产、申不害、韩非、吴起、鬼谷子、苏秦、邓析、公孙衍等，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纵横等诸多河洛文化流派，并产生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典籍，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这些典籍被后人尊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安身立命之“经”。河洛文化由此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在其辐射和影响下，“东夷”、“西戎”、“苗蛮”等文化也都很快华夏化。河洛文化东进而齐鲁文化兴，河洛文化南移而楚湘文化昌。

　　2、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肇始于“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凝结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至汉代，一些经学家用“河图洛书”敷衍解说《周易》和《尚书》，认为八卦和《周易》是伏羲和文王所演作，《洪范》九畴则是夏禹和箕子所为，二者皆出自天授，取法乎天，并进而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儒家经典之来源，蕴含着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和东方人高度的智慧，并由此生发出了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兵、刑、道、法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历史是永恒的，始建于晋穆帝永和四年的龙马负图寺，今天仍矗立在孟津县黄河南岸的雷河村。商承夏制，周承殷制。周代确立了以“敬天”“明德”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为根本的国家政治制度、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等，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国家运行机制，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千年。孔子盛赞周代典章文化“巍巍乎大哉”，“郁郁乎文哉”，实非虚言。

　　3、河洛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各代的“河洛文化”，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形成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早期的河洛文化与当时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燕赵、秦晋、吴越、巴蜀、荆楚以及东夷、羌戎文化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正统性、源头性与传承不衰，同时它又是国都文化、政治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逐步展开。在所确定的8个重点考察点中，除一个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外，其余7个古遗址全在河南境内并均在河洛地域的核心区———洛阳和郑州两地。这再一次向世人说明，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和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

　　河洛文化最使世人惊叹的显著特点是其文明久远且连续不断。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等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从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中，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在河洛地区的发展脉络与走向。在世界文明古国中，起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有关记载或传说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不幸的是，除中华文明之外，都出现了中断或消失，只有发源于黄河中下游的河洛文化连绵有致，相衔如环。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等，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宏和伟大，给人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与研究不尽的课题。

河洛人文促生了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

　　人口的迁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1、河洛人不断南播

　　从汉代末年开始，由于战争、动乱和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向南方播迁，较大规模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最有影响的有四次：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举义，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及明末至清的郑成功、康熙朝收复台湾。

　　周时，我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已崛起。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强悍民族在西晋时首开入主河洛之先河。晋永嘉五年匈奴人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怀帝。《晋书·慕容廆载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史家推算，此次中原人南下大约有80万到100万人。

　　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北方大片的良田和城镇化为焦土，当时逃到南方的人更多。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将其说成又一次永嘉之乱：“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北人两次南渡，使得福建人口激增。漳、汀、泉、福、建五州最为典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36）记载，唐元和年间，上述五地人口户数分别为1343、2618、35571、19455和15410户。据《太平寰宇记》（卷100）所记，至宋太平兴国年间，分别增长至24007、24007、76581、94475和90492户。从中可以看出，最高增长17.7倍，最少增长2.1倍，平均增长7.9倍。

　　2、中原汉人南播后的河洛之思

　　中原板荡，狄夷交侵，晋人虽身在江东，但心在河洛，常怀故国之思。于是，在南方出现了两种有趣的现象。

　　一是民间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驻地之名。如到闽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分别起名为“晋江”和“洛阳江”，称在洛阳江上所修建之桥为洛阳桥，以时时怀念河洛故乡。宋代书法家、闽南仙游人蔡襄写有《洛阳桥记》，明崇祯十三年重修，郡守孙朝让所写重修记称：“迄今遵海而居，横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二是官方侨置州郡。偏安于东南的东晋以及其后南朝的统治者，为使聚族而居的南迁北方士人稳定生活，保持原籍贯，在其辖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置侨州、郡、县。这样，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其封建特权。一方面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经济与政治上的矛盾。东晋初，侨州、郡、县均沿用北方原地名，《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后以弘农人流寓于寻阳者，侨立弘农郡。”

　　河洛之思实是文化之思，是对中原故国故园的乡音、乡貌、乡情之眷恋。东晋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无不是西晋的翻版，即如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婚丧、交往也一如旧制。但南方毕竟是南方，除了自然山川之异外，语言之差异更使人们的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摆在仍带有莫名自高情绪的王公、门阀、士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问题。侨置州郡只能使他们自我封闭，主动接触才是明智之举。大臣王导就力主北人学习吴语，南迁士族必须与江南士族联合相处。在其推动下，清醒后的东晋统治集团开始了兴学校，倡儒学，履仁爱，奖诚孝，号召有志之士立身敬业，勤于国事，戮力王室。在王导等人带领下，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

　　3、光州固始———闽人永远的故乡

　　在北人开发南方中，固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陈元光、王审知影响巨大和久远。

　　陈元光开发漳州。唐高宗总章二年，福建南部被称作蛮獠的土著人因土地与徭赋问题发生动乱。朝廷任命光州固始人陈政为朝议大夫兼岭南行军总管前往镇抚。陈政“刚果敢为，而谋猷克慎”（《云霄县志》），率府兵3600人，将吏123人，来到了八闽百粤交界之地。起初，土著人对唐官兵和北方人十分抵触。陈政之母魏氏是一位极富智慧且有胆略的女性，又率中原58姓数千军校前往支援。在其母子安抚与感召之下，屯驻云霄的朝廷军队很快就与周边土著人打成了一片。官兵一方面给他们送去生产工具，一方面向他们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当地的生产得到了发展。由是唐政府的威望在闽南得到了很大提高。陈政死后，唐王朝审时度势，任命其子陈元光为鹰扬将军代父领军。元光聪慧异常，足谋多智，励精图治，深孚众望，足迹所至，民咸从之。为使闽南有大的发展，陈元光上疏请求在闽南增设漳州建置。垂拱二年，唐政府准奏，并任命元光为首任刺史。之后，陈元光将北来将士与当地居民组织起来，屯耕结合，或辟荒为田，或斩荆植树，或耕渔相兼，使漳州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陈元光还实行了许多其他有利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措施，如招徕流民，给予土地，使其安居；轻赋免征，兴修水利，藏粮于民；减徭去役，鼓励桑织，通商惠工；兴学劝学，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剿抚并用，锄寇御患，强化治安等。在陈元光全力治理下，未及数年，云霄山下林果丰，九龙江畔稻蔬香，漳、泉一带不仅人丁繁衍，家家富庶，而且“方数千里无桴鼓之警”。陈元光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各地建祠膜拜纪念。南宋时统治者加封其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在陈元光的家乡———河南固始县陈集村，现仍有保存完好的“陈将军祠”。

　　王审知建立闽国。唐光启元年，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与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随王绪军入漳州。王绪责王潮兄弟携母随军违犯军纪，命斩其母。诸将素惧王绪性猜忌，言行无常，即与王潮密谋擒杀王绪。后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后又自称留后，据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宁三年为威武军节度使。史载，当时随王潮入闽的固始姓氏，计有42姓，他们是谢、庄、林、黄、杨、王、方、许、郭、叶、高、廖、詹、孙、傅、韩、刘、李、郑、周、曾、吴、尤、施、余、颜、吕、龚、柯。乾宁四年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审知素有军事才能，他统兵转战闽、浙，很快统一了八闽，势倾东南。后梁开平三年被封为闽王。王审知在位29年，期间，重视农耕，鼓励垦殖，保境安民，薄赋轻徭，使闽中一带社会大治。审知死后，其次子王延钧仍被封为闽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后经营福建50多年，在闽地社会生活全面汉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从各方面给闽人带来了福祉。《旧五代史》于此称赞有加：“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建立后，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庇护下，闽地生产发展，生活稳定。闽人敬重王审知，立祠而祀。

　　随王从固始入闽者有数万之众，这在很多家谱都记载。人间重乡情，“月是故乡明”，众多的闽台人心系固始，认同河洛，概源于此。审之家乡的人也感到十分自豪，固始县城东北分水亭乡王家寨村至今还存其故里。

　　4、汉人南播促生了闽粤赣客家民系

　　大批中原汉人的南迁，在中国南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客家民系。寓居于赣南、闽西、岭南的客家人从河洛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如语言、习俗、宗亲、教育、伦理、礼仪等等，有的已历千载而至今沿袭如初。明末清初流向台湾的汉人大多是闽、粤沿海一带人，但移民中之大部分是由原河洛地区南迁的客家人。一项调查表明，闽南、台湾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陈林半天下，郑黄排满街”之谚语流行。而且在这些大姓的族谱上，都明白无误地标明其祖先为河洛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不言而喻，也包括今河南周边个别地区，但主要是河南，因而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说：“客家大抵来自河南”。

　　5、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闽、赣、粤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传播，由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历时跨度较长，且居住辽阔，又与各地土著民族杂处，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要之，所谓客家文化，就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族和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是从河洛文化母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亚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还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讲究郡望，重教尚礼、坚忍不拔、刻苦勤奋等。客家人后来又到了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但他们无时不心系中原。至今有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不少有志之士怀着赤子之心，回到故乡的热土寻根问祖，投资兴业。

　　文化是有时空特征的，这种特征主要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差异而生成。客家文化除保留和弘扬了河洛文化的根性特质外，在融合各地优秀文化中，也不断地在演绎着、发展着、创造着。由于客家人四海创业，很注意与周边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因而团结友邻、共生共进的意识相当强烈；由于客家人经常置身于异质文化的氛围中，因而很善于以宽博的人文关怀之胸襟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由于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和多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因而尤具以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远大视野，能平和善处人类文明冲突等。客家文化和客家人这种新的特点和精神，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文化和新一代客家人走向世界大舞台。

客家人开发并促进了台湾的繁荣

　　在我国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移中，前三次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南向，明末清季至民初虽也有闽赣西向湘川桂及回归中原者，但更多的则是漳泉厦一带的闽南人东向台澎。

　　1、客家人是台湾人的主体。在台湾，福建的移民是台湾人口的主体，而闽南移
民又占福建移民总数的97％。从闽入台者主要是客家人，他们的先人从河洛地区南下，其后裔分支又从闽粤外迁，这在不少族谱家乘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台湾《青阳庄氏族谱》，记其入闽始祖为庄森公，“唐光启间，始祖森公，王潮之甥也，偕入闽，择居于永春桃源里美政乡，地名蓬莱。”《桃源庄氏族谱·庄氏追远序》云，今惠安县山腰庄氏，其始祖亦为庄森公，自光州固始入闽，居永春县桃源里蓬莱山，其后世分支分别迁至晋江、惠安、同安、莆田、安溪以至粤、台各地。台湾姓氏中人口最多的林氏也是启光年间随王审知入闽的。《侯官乡土志》记其开基祖“唐林穆，光启初由固始随王来闽”。《台湾通志》中有《台北县虎丘林氏族谱》称，“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仕客，于光启乙巳迁福建永春桃源大杉林保”。台湾《陈氏大宗谱福清陈氏宗谱》称其开基祖来自固始，至三世祖迁至长乐之江田。台北县木栅乡《安平高氏族谱》称其入闽始祖为固始人高钢，唐末避黄巢之乱挈眷居闽侯县凤岗。台北县汐止镇《蓬岛郭氏家谱》尊固始人郭嵩为入闽始祖。《台湾通志》所载《黄氏族谱》、《东石檗各氏族谱》、《闽杭黄氏族谱》、《虎丘义山黄氏世谱》以及《金敦黄氏族谱序》，都称其先祖来自光州固始。

　　台湾姓氏人口学者张绪贤据1978年当地户政事务所统计，绘制了《台湾区各县市分姓人口数统计表》，同时依人数多寡排出了台湾常见的100个姓氏之序。他在1979年出版的《台湾区姓氏堂号考》中说，这前100大姓的人数，占台湾总人口数的96％。

　　1987年5月，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杜若甫、袁义达首次公布了他们对中国人姓氏分布的研究成果，同时排出前100个人口大姓的顺序。时隔二十年，2006年1月，袁义达又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前100个人口大姓的排序。在两次排序中，前10名的姓氏没有变化。

　　台湾学者陆炳文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拿台湾地区的100大姓和全中国第一次排出的前100个大姓两相比对，有77个完全相同，尤其前10姓，有8个相同。与全中国第二次100大姓排序相比对，相同的有74个，前10姓中，仍是8个相同。“显而易见，不论任何地方，人口集中于大姓的态势均至为突出，这也说明，各前100名大姓代表性很强，台湾如此，大陆亦如此。”陆先生在其1982年出版的《从中国姓氏源流谈台湾大陆一体关系》一书中指出：李、王、张、刘在中国北方较多，而陈、黄、林、吴在南方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一特点，证明台湾同胞无不来自大陆，特别是原籍多在华南的闽、粤两地，祖籍则多远达中原一带。”

　　2、开台圣王颜思齐。在较早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中，颜思齐（1589-1625）是最值得一提的先贤。颜思齐字振泉，福建海澄县青礁村（现属厦门海沧区）人。有专家指出，颜思齐之先祖很可能就是颜之推九世祖、永嘉南渡时的颜含。思齐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他明书知礼，疾恶如仇。明万历四十年，因其家遭官宦欺辱，一怒之下，他杀掉了仇人之仆后，逃亡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通过各种渠道经商，逐渐积蓄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仍血气方刚，天启四年（1624）因参与武装反抗德川幕府，受到日本政府的搜捕围击。情急之下，他义无反顾地率众乘着十三艘船只出逃海上，历尽惊涛骇浪，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台湾的笨港（今台湾北港）。

　　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笨港，颜思齐与众人一起不避寒暑，劈荆开土，广为垦植，与此同时，选择有利地势，构筑寮寨，操练演武。他认为，只有人众才能势炽，只有势炽才能实雄。他高瞻远瞩，谋虑深远，在刚刚站住脚跟之后，就多次派人到漳州、泉州等地招募人众，前后组织3000余人移居到台。颜思齐是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台湾进行开发的第一人。颜思齐很注意与土著人和睦相处，属下凡与土著人发生冲突，他都要亲自处理，予以适当安抚或保护。连横著《台湾通史》，在为台湾历史人物所立传中，列颜思齐为首，是非常允当的。

　　颜思齐开发台湾实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功高盖世，因而至今人们对他怀念不已。人们不仅称其为“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开山祖颜思齐”“开台第一人颜思齐”，而且还尊其为“开台王”、“开台圣王”。

　　3、郑、施时期台湾完成了与内地一致的社会构建

　　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也以武力入侵。近四十年的殖民统治，大量的台湾财富被西方掠夺。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领数万水军，自厦门港出发，途经澎湖，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成功登陆。在武器装备不及殖民者的情况下，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迫使荷兰总督于康熙元年（1662）二月一日宣布投降。为巩固在台的胜利，郑成功一方面在各地建立行政机构，委派官员，一方面组织发展生产，安置将士及其眷属实行屯田。不久，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嗣位，继续推行稳定台湾的政策。史载，明郑政权期间，从大陆到台的汉人（包括官、军及眷属）有八、九万氏之众，加上原有汉族居民，汉人已有15万之多，基本上与原住民数量相当。由于劳动力的增多，当时西部沿海平原大多得到开垦，可耕面积比荷占时期扩大了一倍，农民开始使用耕牛，并大面积地种植稻米和甘蔗。同时，村社开始有了社学，不少原住民的子女也受到了文化教育，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发展。

　　但由于郑氏政权不拥戴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帝国派大将施琅率军入台攻灭了郑氏政权。施琅深知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他一方面推行清政府的治台方略，一方面强化军事训练，并积极建议在台湾驻守足够的兵力，以防御西方殖民者卷土重来。施琅复台治台有功，被清廷封为靖海侯。之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在台南设置了台湾府，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改为行省。清政府统一台湾二百多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又有更多的人渡海移居，至日本侵占台湾（1895）前夕，台湾汉民族人口已经超过了200万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正统的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普及与发展，如当时除遍及各地的普通学校外，有属中等教育的书院37所，从大陆到台在各级学校任教授、教谕、训导的人员超过了300人。经闽粤而入台的河洛语言、礼俗、习俗也更加民众化。至此，台湾与内地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构建基本一致了起来。

闽台传统文化与河洛文化同根同系

　　明乎中原人南迁入闽粤赣而衍生客家民系、客家人又披荆斩棘开发台湾、澎湖诸岛这一关系，便可明了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之亲缘关系。

　　1、人际上的血缘、族缘关系。据前些年统计，福建省人口有汉族人295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万人，加上客家人500多万人和河南其他地区的入闽人口，河南籍后裔已占福建人口一半以上。在台湾，汉族人占83%左右，其中，80%是闽南客家移民，约1200多万人，20%是祖籍广东的客家人，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河洛郎”。

　　姓氏兴于原始社会与夏商。周朝实行分封制，有同姓（姬）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贵族子弟都被分封到中原及江、汉、淮、泗流域各地，形成了无数或以国名、或以邑名的姓氏，从而使中原地区成为姓氏之源。目前，全国排位在前100个大姓中，源于河南的有73个。如前所述，台湾除了陈、林、黄、蔡、郑等大姓外，其他一些姓氏，始祖也多来自河洛地区。闽、台地区民间非常重视修建祠堂，续修族谱且讲究郡望。由于根在河洛，在其所修宗谱中，郡望、堂号全以河洛原郡、县之名为宗，如颍川郡、荥阳郡、弘农郡、陈留郡、颍川堂、弘农堂等，这既是对河洛血脉衍派的追思，也是对入闽移台开基先人的历史认同。由于台湾除少数原住民之外，绝大多数是由大陆迁移而来，因而《台湾省通志·礼俗篇》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亦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可见绝大多数的台湾居民，其祖先是从河洛南迁闽粤，然后渡海来台，因此早年台湾人习惯自称‘河洛人（郎）。”因此，这种源自血脉、宗族的亲情之缘，紧紧地把祖国大陆与台湾连在了一起。

　　2、闽、台方言同属河洛语系。历史上，河洛地区长期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我国八大古都中，四个位于中原，且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历史最为悠久。由于河洛地处天下之中，又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中原话曾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通行，是正统的“普通话”，从先秦至明清，诗词歌赋以中原音韵为准。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曾著《中原音韵》以规范词赋格律。清季以降，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中原音韵渐次不被使用，以至许多古音韵完全消失。语言是民族或族系的基本特征。客家人十分珍视自己的语言，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民谚流传。由于闽、台客家人多居山区，交通不便，与外交往甚少且聚族而居等原因，从而使得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保留着很多入声字的读音等，因而被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和中原音韵的“活化石”。用今天客家语和流行的台湾话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宋诗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和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客家话保存了中原音韵之故。台湾学者黄敬安专门从《诗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与闽、台方言音、义相同或相近例子，分类列为131个条目，著成《闽南方音证经举例》一书，有力地证明了先秦、两汉古音韵在客家语中的确凿存在。客家方言中至今还大量保留、使用中原方言的例子更多，如，称妻子为“老婆”，称老太太为“老妈儿”，称儿媳妇为“大姐”，称太阳为“日头”，称开水为“滚水”，店铺称雇员为“伙计”，称学徒为“小伙计”等。同时，在台湾日常语中，一些古汉语的词汇仍具活力，还在使用的如：“永日”、“才调”、“响也”、“颟顸”、“会当”、“会须”等，因而闽、台人很自豪地称他们所讲的话为“河洛话”，是标准的古汉语。

　　3、闽、台习俗源自河洛古风。民俗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民族或民系区别于其他民族、民系的基本标志。客家人久居东南，在与当地土著（古越后裔和畲、瑶族）相互影响中产生的客家文化虽因所居地理区位的不同而有所异，但其民间风俗及大众信仰之主流，所传承的仍是中原的古朴之风。如：在婚俗上，从议婚、订亲到迎娶，其程序和各种礼仪，闽、台与中原一样，既郑重其事，又有相同的繁文缛节；在丧俗上，闽、台与中原一样，厚葬的理念根深蒂固，重视落叶归根，主张入土为安，讲究各种祭祀敬拜仪式；在岁时节令方面，闽、台地区的节庆虽然很多，但与中原一样，最为人所重的是春节，不仅要家人团聚，最好是几代同堂欢聚；其次是中秋和清明，赏月吃月饼、扫墓祭祖是基本活动。此外就是元宵节、端午节、冬至和过小年。

　　4、闽、台民间信仰诉求与河洛相同。由于河洛文化在闽、台的传播主要方式以移民扩散为主要渠道，因而闽、台民间信仰诉求的多鬼神论深深地刻印着河洛农耕文化的烙痕。农耕文化中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源于弱质农业受制于各种自然灾害，因而农耕者渴望神的呵护与保佑。他们认为，除老天爷主宰万物之外，生产、生活中有多少需要，就会有多少神灵，如水神、火神、山神、土地神、灶神、财神以及马王爷、牛王爷、药王爷、阎王爷、送子娘娘等，也便应运而生，成了人们生老病死、腾达穷困的决定者或守护神，被供奉在庙堂之中，享受香火的祭祀。《八闽通志·祠庙》所载，八闽大地有民间神祗119种。台湾仅天上圣母宫就有510座。河洛地区的泛鬼神论在这里由客家人传承了下来，从而形成了民间的“淫祀”现象。闽、台民间除敬奉上述各种神灵之外，由于海洋文化及商业的影响，还敬祀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也完全是从生产、生活的利害出发而为之，与传统的河洛民风一脉相承。

　　简言之，千百年来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灿烂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及闽台文化，同根同系，不仅始终是维系世界华人、华侨的强大精神文化纽带，也是实现民族团结、两岸统一的认同基础，大力扬河洛文化精神，对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