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浅议新疆的分裂主义问题的历史和今天政府的对策
一． 引子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正月，在如血的残阳中，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杀伐之声。横行西域百十年的准格尔汗国，终于灰飞烟灭，只剩下一个准格尔盆地的地名，留作历史的纪念。而准格尔汗国与大清国之间这场进行了六十七年的战争，终于以大清国的完胜而结束。 满族对中国的贡献，以新疆和西藏为首功。虽说中国自汉代就开始对新疆地区行使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公元前１２１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１０１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之，后“使者校尉”改称“护鄯善以西使者”。[1]——但是，新疆地区真正彻底的被纳入中国的版图，确实是在清朝。此前的一千多年，各方势力在新疆地区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数的民族在此演绎了一系列的兴衰的悲喜剧，而他们的主要对手则无一例外的是中原民族（汉族和后来的满清）。此过程倘若要详细写的话，可以写上一本书。其中有过突出影响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如上面的准格尔汗国就是蒙古人的一支。当汉朝与匈奴人角逐的时候，维吾尔族还不知道在何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个民族，而其远古的祖先丁零人此时还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羊。[2] 而突厥则早在唐朝就被赶到了欧洲。在此处，还要说句题外话，中国属于东方的国家体系，在清朝以前的数千年中，都满足于对手口头上的臣服，而不是实际的占领和同化，如朝鲜就是例子。直到清朝，乾隆恐怕是厌恶了准格尔汗国的时不时作乱，终于下定决心剿灭这个国家，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最终使得这个汗国“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后来又消灭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才从实际意义上控制了新疆地区，从此再也无法脱离中国。至于西藏问题上的功劳，主要是康熙的两次进军西藏和福安康进兵拉萨击败廓尔喀侵略者，签订《二十九条章程》，至今是中国政府反驳藏独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二．“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
突厥斯坦，词义是“突厥人的地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些中世纪的阿拉伯史书中，指的是“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到了18世纪，除了极少数例子以外，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但在19世纪，随着沙俄帝国的扩张吞并中亚并且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这个词又被重新被提出来，用于泛指中国的新疆地区。如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1829年，俄国东方学家尼基塔•;;;;;雅科夫列夫•;;;;;比丘林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状描述》一书中首次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3] 大概原因是因为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属于突厥语系。
而东突问题的出现，则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传播脱离不了关系。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 al—Din 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争取独立。而“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主张把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而土耳其则是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的大本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国的新疆民族知识分子在当地所宣扬的鼓惑独立与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
今天的东土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喉舌编造种种谎言，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３０００年的敌国”等等，再有正常的历史知识的人看来，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过，而维吾尔族的形成在公元9世纪左右，在此之前汉朝已经对西域有过有效治理，论历史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若不是清军灭掉了准格尔，维吾尔人恐怕还在蒙古人帐下当奴隶。连突厥族在新疆的地盘上暂时称雄的时候，汉族人已经对这片土地有效管理了近千年，各何况维吾尔族本身与突厥是实际上的血仇——如651年，回紇（维吾尔的祖先之一）遣5 万骑协助唐军大破西突厥——只不过后来受了人家的影响，语言属于突厥语系而已。
历史上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暴乱，都与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势力的插手分不开关系。英国人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从南亚到南美，到处度由英国人埋下的祸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国人插手的问题之一。此外俄国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国人自己也陷入车臣的泥潭中无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夫”。近代中国的羸弱，为外国势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间。如1933年，英国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制造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马仲英激战。苏联支持盛世才击败了日本背景的马仲英，马则在败退南疆时击溃了这个“共和国”。最后由苏联红军支持，盛世才又铲除了马仲英在南疆的残余势力，“东突独”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存在了仅仅三个月，但这是第一次公开打出的分裂旗号，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紧接着苏联人大力发展自己在新疆的势力，直到盛世才和苏联闹翻。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丧失大片国土，盛世才便趁机和苏联闹翻，并使用种种手段把苏联人的势力干出了新疆，这可以算得上是盛世才做的不多的几件好事之一。但随着苏德战场的势态朝着对苏联有利的方向转化，苏联人已经可以开始策划在新疆的卷土重来，1944年的伊梨事件就是结果。苏联人首先是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共产主义，但得不到支持；后来便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推动泛突厥主义，试图控制新疆，制造第二个外蒙。苏联对新疆的反对组织提供武器，人员训练，协调组织，提供宣传基地，直接参与和策划了伊利事变。但是，考虑到苏联境内自己的民族问题，苏联人并不是真心希望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随时可以卖给对手换来利益。——其实这也是一切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分裂运动的下场。在苏联的利益得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当然，苏联人对新疆的控制，也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伊梨事件被定性为“三区革命”并且逐步解散了新疆民族军。
国际政治关系的起伏也在新疆有反映。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便大量发放侨证，鼓动大量居民外逃至苏联。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如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祖龙•;;;;;太也夫。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分裂分子们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为苏联人手中的棋子。很多当年叛逃的新疆人的后代，成了今天东突的重要力量源泉。
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以欧美，中亚和西亚为基地，养精蓄锐，妄图卷土重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在国际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东突势力开始恶性发展。这一阶段的东突有了三个趋势：联合化，国际化和恐怖主义化。
历史上大多数的“东突”组织都是在国外，其活动分散且影响比较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东突势力的得到了发展机遇。原本一盘散沙的东突组织开始走向联合。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要插一句的是提起东突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但其实沙特也在背后支持，不要忘记本拉登是哪个国家的，而且沙特一直是泛伊斯兰运动的总部）。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有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曾有一个案子，起于旅馆报案有人偷旅馆地毯出去卖，审查时发现主谋的维吾尔人身带40万元现款，由此引起重视。随后审出那维吾尔人原是为一地下组织送款，因为一直没有接上头，自己的钱花光吃不上饭，才想偷地毯去换饭钱。警方对此案的震惊不在别的，而是那人身上各处贴身绑着钱，睡觉都不取下，却在挨饿时认可冒险去偷也不从中花一分钱，可见忠诚到什么程度，也看出其组织的纪律严格到何种地步──这才是让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对于我，这个故事也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其中没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却能从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这样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转变成恐怖主义，制造出911那种恐怖事件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王力雄，911启示录。
看到这个案例，我们还能说东土组织还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吗？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东突”分裂势力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而科索沃战争为此提供了最佳的案例。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并不不令人惊讶的是，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一如既往的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指使者从前苏联变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等政要就曾多次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 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如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利用欧洲议会大厦举办举办研讨会，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在东突组织国际化的过程中，西欧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必美国光彩。比如“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一个为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游说海外的流亡组织就是以德国慕尼黑作为他们的基地。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和平斗争”主张，从此走向了暴力化。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的战场上，到处可以看见参加实战锻炼的维吾尔恐怖分子。如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2000年8月又参与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现在美国在古巴的集中营中，还有维吾尔族的恐怖主义分子在里面。东突武装暴力化的过程中，前苏联流出的武器和来自沙特的美元起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三．“东突”的罪行累累
注：本篇的主要内容来自于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分类方法稍有不同。如果按照东突势力自己宣称的统计，则还有很多事件乃东突所谓，如2002年在北大和清华发生的爆炸案。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是新疆“东突”分裂组织发展最为迅速、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境内外“东突”分裂分子已联成一体，“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彻底揭露了“东突”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留下了一笔笔罪恶的记录。东突的作案目标如下：
第一，杀害和汉族合作的维族干部群众，恐吓维族的群众不得与政府合作，如：
1993年8月24日，两名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伤。
1996年3月22日，两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4月29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2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并将卡的弟弟、弟媳、儿子、儿媳杀死；该村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也被刺成重伤。
1996年5月12日，“东突”恐怖组织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阿和儿子均致重伤。
1997年3月2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买尔江夫妇两人杀害。
1997年6月4日，4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和田地区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买买提家，将其杀害。
1997年7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吐夫妇被杀身亡。
1997年11月6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将其枪杀。
1998年1月27日，“东突”恐怖分子枪杀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10余名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及其儿子杀害，胡身中38刀，其子头部中枪。杀人后，恐怖分子又纵火，胡妻被烧成重伤。
2001年2月3日，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家中，对买连捅38刀，将其残酷杀害。
第二，制造恐怖气氛，企图恐吓在新疆的汉族群众，逼迫其离开新疆。通常的手段就是投毒，纵火，爆炸和煽动骚乱。如：
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杀害6名武警官兵。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库车县城一商店内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
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3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
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伤；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宫制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伤。
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杀死副乡长和值班的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杀害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
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
1997年2月25日， “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人重伤。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东突解放组织”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
1998年4月7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8人。
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时爆炸引燃装置，烧毁棉花约2吨。
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
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
第三：袭击中国驻外使馆和人员，扩大国际影响。如，
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
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民族中心”用炸弹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
2000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2002年6月，谋杀中国驻吉尔吉斯领事王建平；
第四，在新疆发展和训练恐怖组织成员
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就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共对150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新疆警方于1998年9月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20多种300多箱，总重量达6吨。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培训外，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小训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新疆警方在打击恐怖活动过程中，查获了许多地下恐怖训练点和武器弹药制造工场，收缴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枪支、弹药等。
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建立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
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查获一恐怖分子设在地下的制造爆炸物的窝点，缴获一批等制造工具、图纸以及已制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
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20多个。
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
此外，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还走私偷运武器入境，以武装境内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就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支、折叠冲锋枪1支、子弹1.9万发、手雷90余枚。据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治理新疆的思路和失误
如上文所述，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翻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中国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本人看来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据说王震将军的大名可以治小儿夜啼，足见王震的威风。王震是真正有胆识的英雄，他沿袭了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的政策，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不过王震也稍微有点太狠，传说王震曾经命令部队包围村装，勒令交出杀害解放军的歹徒，否则按1：5处死该村的男人。如果真尤其事，那确实是比较血腥。可是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但问题在于，当时的国力，使得中央不能对新疆地区给予太多的怀柔，使得暴力留下的阴影没有及时地消除，在一些人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终于在八十年代发芽了。 但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到了胡耀邦的时代，这位先生翻了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
1． 充分自治；
2． 修养生息；
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
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
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先生大概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维族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不知道了统治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汉人，而不是维族。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2．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个贴子的原文了，这是凭记忆自己写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3．民族文化的复兴，尤其是语言的复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想很好的控制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的消亡他们的语言。而胡耀邦凡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让维吾尔族的语言自由发展。让我们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 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 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 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 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 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 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 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 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我们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
“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
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4.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应该说汉族还是比较能够忍耐和吃苦的，只需要有立锥之地便能生存不会反抗，否则的话，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恐怕早就在南疆发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海外舆论谈起新疆问题，无一不大肆赞扬胡耀邦而贬低王震，尽管二者的政策客观上在新疆起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难道不说明点什么吗？
文章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要呼吁一声，希望我国的民族研究，能够真正的有一点独立的见解，不要观察中央的政策走向发表附和的说法，毕竟，应该是政府根据研究结果去制定政策，而不是研究者根据政府政策去发表研究结果！
五．移民，治理新疆唯一的办法遇到现实的问题
治理一个地方，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包括管理阶层和管理者所依赖的大众阶层，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物质基础。也就是人生存的条件。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扶植和分化当地民族，使之不能脱离自己。如乾隆皇帝所说“修一座庙胜养用十万兵”。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家富强的时候，可以把当地民族供养起来，他们会乐意留在国家的范畴内；可是一旦国家衰落，他们就会想要独立，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种以收买为目的的修庙，供养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实际上并不能同化当地民族； 第二就是大量的移民，使得本族人成为人口的主体，并且逐步同化当地民族。这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东北的不二法门——每天几列火车从山东等地拉人到东北，这恐怕是近代东北没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国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考虑的主要也是这条思路。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建设兵团的分布：兵团共辖13个农业师，1个建工师，共计174个农牧团场及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截止到2000年底，总人口242.79万人，在岗职工70.37万人。兵团所属单位遍布全疆13个地、州、市，相当于在每个地区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权的力量基点。
可是，移民的政策在新疆却遇到现实的问题。第一就是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没有水，显然人就没法活。新疆的降水主要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气流，其次来自北冰洋的冷湿气流，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季风都难进入新疆。全疆平均年降水量仅１４５毫米，为中国平均值（６３０毫米）的２３％，在全球同纬度各地中，新疆几乎是最少的。降水分布规律是：北疆多于南疆，西部多于东部，山地多于平原，盆地边缘多于盆地中心，迎风坡多于背风坡。这就决定了新疆的干燥气候。新疆这么一大块地方，看起来大，但实际上多数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在绿洲的区域上，人口密度已经200人，部分地区达到500人，已经与内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没有新的水源，那么，继续移民的空间不大！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回流的问题。人口的回流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治安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新疆在过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过20万的高级技术人才。这固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人才本来就相对匮乏，而这些流失的人才本来应该是统治阶层的依赖对象。这种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力量。事实上，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发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范作用，又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的人才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除非有外力制止——如西部大开发，否则不会停止。
现在流回内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汉族普通居民的大规模向内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规模向南联盟内部移动一样，那才是中国的噩梦，那也是前苏联失去中亚的前兆。当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得这种移动暂时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东土的恐怖主义的不到有效的打击，新疆的经济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那么，这种人口的自发方向性移动将不可避免。
2．解决难题的思路
首先还是要水。其实就是四个字：开源节流。开源，第一是降水。一个好消息是新疆的降水在漫漫的增加。据中新网2002年11月10日电，在全球荒漠化日益严重的情形下，一贯被人们视为干旱少雨的新疆却在慢慢地“湿润”起来。4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新疆的气温正在逐渐上升，降水也越来越多。在北半球同纬度地区，普遍的气候变化趋势是气温上升和降水减少，惟独新疆地区例外。以天山为界，北疆、天山山区和南疆在最近十年的平均降水量分别比1961年至1990年的平均值增加了约6.9%、3.6%和21.2%。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新疆的干旱在短期内有着根本的改变，但是宝贵的降水在增加，是新疆进行开发的大好时机。可以抓紧时机改善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拯救塔里木河下游的胡杨和红柳。
其次是开采地下水。疆地下水总量达六百三十亿立方米，每年可供开采量两百多亿立方米， 而地下水的已开发量每年不足34亿立方米，而且地区之间极不平衡，目前集中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哈密等工业发展较快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而南部地区开发非常少。其实这也反映了新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集程度。在新疆地区，由于地表降水的受到限制，地下水是最有希望作为依靠的水资源。随着地质勘探水平和力度的提高，不断有新的地下水库被发现。而新的水资源的发现，无疑会带来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煤田地质部门日前发现在被称为中国“干极”的新疆吐（鲁番）（善）托（克逊）盆地西北部有一个大型“地下水库”存在，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这一地下水库的发现，终于为当地煤田的开发带来了契机——尽管这一探明储量达14亿吨以上的煤田在六七十年代就被发现，但由于缺水，煤田的开采一直未能提上日程。而如今，电力部门已作出规划，在此建立联接新疆南北网的枢纽，把这一地区变成新疆西电东送的第一站。此外，2001年，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又发现特大的地下水库，想想现在的塔里木盆地石油会战以及西气东送，哈萨克斯坦油田项目，这个水库的发现可真是及时雨。
第三是调水，从新疆北部往南部调水。我们知道新疆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北多南少，而新疆北部还经常闹点水灾，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从北疆往南疆引水。这种从丰水地区往沙漠枯水地区进行生态改造的做法，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以色列的北水南调工程。以色列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80％的水资源在北方，而2／3需要灌溉的土地在南方。北水南调工程的建设，改善了以色列水资源配置的不利状况，缓解了制约南部地区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改善严酷的生态环境条件，从而带动南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以色列国的生存空间，把大片不毛之地的荒漠变为绿洲，并生产出高质量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等农产品。以色列的成功为我们解决新疆南部地区的严重缺水的难题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
首先看一看新疆地图，我们发现新疆的伊犁地区和阿尔泰地区有两条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往国外（哈萨克斯坦），这两条河水量占全疆1/3，而利用率仅20%，其余的80%流往国外。我们应该尽快考虑开发引水---虽然这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国际水资源的所有权问题。考虑到新疆地区的高蒸发，调水必须使用管道而不能使用明渠，但这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从经济的角度，也许短期内投资太大，见效不够快，但如果把国家每年对新疆的扶贫款，以及引水成功后汉人移民可能降低的军队驻扎费用考虑进去的话，这样的管道其实是很合算的。
上面说了开源， 现在来说说节流。我们知道，只开发不保护的话，水终究是不够的。现在连南方的珠江流域的一些地区都出现水荒，遑论新疆？可现实是，新疆地区的节水工作做得并不好，现在北疆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问题。新疆总用水量中，98.5%是农业用水(这一比例随着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有所降低)，而且除少数地区以外，灌溉方法还停留在漫灌的原始水平上。资料表明，新疆水资源利用中浪费严重，如渠道利用系数仅0.45（渠系水利用系数反映了从渠首到农渠的各级输配水渠道的输水损失，表示整个渠系水的利用效率），全疆毛灌定额800m3/亩(实际可能要高)，和田1100—1200 m3/亩，莎车1000 m3/亩，阿克苏1200—1500 m3/亩，北疆、农七、农八师仅500—550 m3/亩却并不影响产量。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疆的节水是大有可为的。提高渠道利用系数，是新疆农业节水的首要的有效途径，从现在的0.45提高到0.51是完全有可能的，如目前天山北麓已达到0.7以上。其次是降低毛灌定额，从800m3/亩降到700 m3/亩，再努力降到600 m3/亩是可能的。从800 m3/亩，降到700 m3/亩，能增加灌溉面积300万亩；如降低到600 m3/亩，还能再增加灌溉面积300万亩。此外，还要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强调用单位立方米水的产出来衡量用水效率。通过调查，玛纳斯地区小麦生产水当量为0.7kg/ m3，高产地为1.5 kg/ m3；全面实现喷灌后，争取达到2 kg/ m3，对比国际上的水平，如以色列目前为2.3—2.6 kg/ m3， 我们知道新疆的节水工作还大有可以提高的空间。
在水利建设上也有工作可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年来建成了近30亿m3的平原水库，却仅仅有几千万立方米的山区水库（这当然是二者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水平的区别造成的）。平原水库事实上是在与天然湖泊争水, 直接导致天然湖泊面积的缩小。而且新疆的平原水库的平均库深是2-6米，考虑到新疆的蒸发率，水资源的年损失非常大。事实上可以通过加深水库来遏制这一损失。此外，山区水库的建设也应该提上日程。这样就可以在汛期分级蓄洪，避免水资源白白的浪费掉。
除了大力推广节水技术以外，还要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消除短视行为，把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结合起来考虑，避免乱采滥采的现象。塔里木河下游30年的断水导致胡杨林的大片死亡就是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例子。所幸的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新疆第一部水资源保护法规《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已经于2002年8月开始施行 。此外，《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凿井管理暂行办法》、《湖泊管理暂行办法》和《塔里木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也相继得到实施。
如果能解决水的问题，就可以考虑向新疆大规模的移民，重点是南疆。让我们来看看新疆的民族人口分布。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点，维吾尔人比例超过20％的有7个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比例高达96.9％，几乎等于是单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维吾尔人只占1.8％。维吾尔人占绝对多数——即比例超过50％的地区在整个新疆只有5个，集中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以上。这5个地区就是：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中和田和喀什是东土恐怖主义者的温床。可以考虑采用以色列的办法，大规模的鼓励汉人向南疆地区移民（要往没人住的地方移，以免造成汉人来争夺维族人生存空间的感觉。事实是上这也是兵团的做法）。同时，由于水的引入，也会改善当地经济的发展，从实际意义上改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水平，遏制东土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
3。现阶段政府可行的策略
针对当前东土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现实中政府可行策略如下：
a.)坚决打击.对待恐怖分子, 一经发现查实, 要毫不犹豫的处决,决不要顾虑国际上所谓的人权组织的干涉。事实证明，抓获以后刑满释放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
b.)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国内的资金来源。
c.)国际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土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国际上，中国政府有希腊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局限于东土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d.)以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制维吾尔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楼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的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则更加可以看清楚这一原则，嘿嘿，太祖高明阿！
e.) 切实提高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新疆的汉族干部的水平。我们知道，政府的形象和与宣传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控制，无论从手段还是从效果上说，都是非常差的。同时还要改变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以免在小事上激化矛盾；
f.) 在新疆切实推行法制，保障汉族群众的合法权益，鼓励移民。不要以为汉族不愿意移民，事实上，新疆的棉花，大部分都是四川的农民帮助收割的——他们只需要极少的工资，就能完成很多维族人不愿意干的活。如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的话，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浪潮肯定可以在新疆重现。
六．政府治疆的策略分析
如前所述，新疆问题正在慢慢地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进入中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开始凸显——考虑到美国惯用的挑动民族问题的手法（科索沃模式）。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入选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重视。
牢固地掌握新疆，开发新疆是我们的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套中长期和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最终目标是要同化维族，这首先需要消灭维吾尔族的语言。而当前值得考虑的措施有如下几条：
1． 维护汉语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慢慢的减弱维吾尔族的语言的影响。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疆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交流的增多，会自然而然的增强汉语的统治地位——毕竟，汉族占据着主导的经济地位。在维族中要从小推行汉语维语双语教育，政府公务员应该使用汉语，懂一定程度的维语（或者把学好汉语作为一个奖励条件）。内地的企业和各种基金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向维族的学生提供汉语奖学金等。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但长其坚持下去意义重大。
2． 维护民族团结，但不应该以牺牲汉人的利益为代价。如前所述，牺牲汉人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维护民族团结。尤其要求政府一把是维族的规定，更是在官本主义传统的中国引发了极大的不满。切实的推行法律，依法治国，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汉族的人心。目前汉族没有大规模回流内地没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但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户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倘若有一天真的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回流（向内地回流），才是我们的噩梦。
3． 大力投资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借开发大西部的春风，加大新疆地区的水利，交通建设。看看地图，我们发现进入新疆事实上只有一条东西向的铁路主干（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战时将大大影响物资的调动。以修建铁路和水利设施为契机，一方面可以发展新疆的经济，另一方面可以大批的移民入疆（主要是南疆）。如新疆的和田地区，国土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1110.2万公顷，占总面积的44.5%，平原13388.5万公顷，占总面积的55.5%。平原中绿洲面积9730平方公里, 仅为3.9%。如果有水的话，单单是平原上就有很大的移民空间——哪怕那些山地上一个人也上不去。
4．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对待恐怖分子, 一经发现查实, 要毫不犹豫的处决,决不要顾虑国际上所谓的人权组织的干涉。事实证明，抓获以后刑满释放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要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国内的资金来源。
5． 加强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兵组织。兵团中自然不需要说，在城市中，如乌鲁木齐，也应该建设民兵力量。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为骨干网络，依托企业为力量单元，建立有效的训练和武装机制。一旦事变发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此外就是要加强新疆的正规军，增强兰州军区的实力，这些正规军，当然不单单是对付疆独，而是应付在中亚的美军和南边的印度。
6． 国际上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土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这一点，东土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反突厥主义势力。日前俄罗斯在车臣深陷泥潭，对中国而言是既喜既忧。喜的是俄罗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为中国的威胁的时间就越晚，而且，车臣问题的久拖不决为中国收回北方的国土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忧的是车臣独立运动恐怕在中亚会引发骨牌效应，那时候，中亚的这些世俗政权还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难说。国际上，中国政府有希腊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局限于东土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7． 依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制维吾尔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楼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的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如几大油田的分布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嘿嘿，太祖高明阿！
8． 提高新疆的汉族干部的水平，改善政府的形象，最好要做到让人在“不自由中感受自由”。我们知道，政府的形象和与宣传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控制，无论从手段还是从效果上说，都是非常差的。这一点，恰好是我们最应该像美国学习的。
结束语:
如王力雄所说，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内地如果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当时处于软弱状态的中国政府让步，同时则扶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整合其力量，然后再利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进一步干涉新疆事务，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以后，那也就是新疆分离之时。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现几万苏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想见出现几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只要我们内部不乱，那么新疆至少分裂不出去。
一． 引子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正月，在如血的残阳中，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杀伐之声。横行西域百十年的准格尔汗国，终于灰飞烟灭，只剩下一个准格尔盆地的地名，留作历史的纪念。而准格尔汗国与大清国之间这场进行了六十七年的战争，终于以大清国的完胜而结束。 满族对中国的贡献，以新疆和西藏为首功。虽说中国自汉代就开始对新疆地区行使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公元前１２１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１０１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之，后“使者校尉”改称“护鄯善以西使者”。[1]——但是，新疆地区真正彻底的被纳入中国的版图，确实是在清朝。此前的一千多年，各方势力在新疆地区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数的民族在此演绎了一系列的兴衰的悲喜剧，而他们的主要对手则无一例外的是中原民族（汉族和后来的满清）。此过程倘若要详细写的话，可以写上一本书。其中有过突出影响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如上面的准格尔汗国就是蒙古人的一支。当汉朝与匈奴人角逐的时候，维吾尔族还不知道在何方——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么个民族，而其远古的祖先丁零人此时还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羊。[2] 而突厥则早在唐朝就被赶到了欧洲。在此处，还要说句题外话，中国属于东方的国家体系，在清朝以前的数千年中，都满足于对手口头上的臣服，而不是实际的占领和同化，如朝鲜就是例子。直到清朝，乾隆恐怕是厌恶了准格尔汗国的时不时作乱，终于下定决心剿灭这个国家，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最终使得这个汗国“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后来又消灭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才从实际意义上控制了新疆地区，从此再也无法脱离中国。至于西藏问题上的功劳，主要是康熙的两次进军西藏和福安康进兵拉萨击败廓尔喀侵略者，签订《二十九条章程》，至今是中国政府反驳藏独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二．“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及其发展
突厥斯坦，词义是“突厥人的地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些中世纪的阿拉伯史书中，指的是“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到了18世纪，除了极少数例子以外，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但在19世纪，随着沙俄帝国的扩张吞并中亚并且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这个词又被重新被提出来，用于泛指中国的新疆地区。如1805年俄国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团出使报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称，用以从地理上表述中亚及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1829年，俄国东方学家尼基塔•;;;;;雅科夫列夫•;;;;;比丘林在《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代和现状描述》一书中首次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3] 大概原因是因为当时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属于突厥语系。
而东突问题的出现，则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传播脱离不了关系。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 al—Din 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争取独立。而“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主张把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而土耳其则是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的大本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国的新疆民族知识分子在当地所宣扬的鼓惑独立与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
今天的东土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喉舌编造种种谎言，鼓吹“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３０００年的敌国”等等，再有正常的历史知识的人看来，无疑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过，而维吾尔族的形成在公元9世纪左右，在此之前汉朝已经对西域有过有效治理，论历史怎么也轮不到他们；若不是清军灭掉了准格尔，维吾尔人恐怕还在蒙古人帐下当奴隶。连突厥族在新疆的地盘上暂时称雄的时候，汉族人已经对这片土地有效管理了近千年，各何况维吾尔族本身与突厥是实际上的血仇——如651年，回紇（维吾尔的祖先之一）遣5 万骑协助唐军大破西突厥——只不过后来受了人家的影响，语言属于突厥语系而已。
历史上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暴乱，都与外国势力，尤其是英国和俄国势力的插手分不开关系。英国人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从南亚到南美，到处度由英国人埋下的祸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国人插手的问题之一。此外俄国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国人自己也陷入车臣的泥潭中无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夫”。近代中国的羸弱，为外国势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间。如1933年，英国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制造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马仲英激战。苏联支持盛世才击败了日本背景的马仲英，马则在败退南疆时击溃了这个“共和国”。最后由苏联红军支持，盛世才又铲除了马仲英在南疆的残余势力，“东突独”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存在了仅仅三个月，但这是第一次公开打出的分裂旗号，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紧接着苏联人大力发展自己在新疆的势力，直到盛世才和苏联闹翻。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丧失大片国土，盛世才便趁机和苏联闹翻，并使用种种手段把苏联人的势力干出了新疆，这可以算得上是盛世才做的不多的几件好事之一。但随着苏德战场的势态朝着对苏联有利的方向转化，苏联人已经可以开始策划在新疆的卷土重来，1944年的伊梨事件就是结果。苏联人首先是在少数民族中推行共产主义，但得不到支持；后来便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推动泛突厥主义，试图控制新疆，制造第二个外蒙。苏联对新疆的反对组织提供武器，人员训练，协调组织，提供宣传基地，直接参与和策划了伊利事变。但是，考虑到苏联境内自己的民族问题，苏联人并不是真心希望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随时可以卖给对手换来利益。——其实这也是一切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分裂运动的下场。在苏联的利益得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当然，苏联人对新疆的控制，也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伊梨事件被定性为“三区革命”并且逐步解散了新疆民族军。
国际政治关系的起伏也在新疆有反映。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便大量发放侨证，鼓动大量居民外逃至苏联。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如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祖龙•;;;;;太也夫。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分裂分子们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为苏联人手中的棋子。很多当年叛逃的新疆人的后代，成了今天东突的重要力量源泉。
新疆和平解放后，“东突”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以欧美，中亚和西亚为基地，养精蓄锐，妄图卷土重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在国际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东突势力开始恶性发展。这一阶段的东突有了三个趋势：联合化，国际化和恐怖主义化。
历史上大多数的“东突”组织都是在国外，其活动分散且影响比较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东突势力的得到了发展机遇。原本一盘散沙的东突组织开始走向联合。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要插一句的是提起东突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但其实沙特也在背后支持，不要忘记本拉登是哪个国家的，而且沙特一直是泛伊斯兰运动的总部）。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有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曾有一个案子，起于旅馆报案有人偷旅馆地毯出去卖，审查时发现主谋的维吾尔人身带40万元现款，由此引起重视。随后审出那维吾尔人原是为一地下组织送款，因为一直没有接上头，自己的钱花光吃不上饭，才想偷地毯去换饭钱。警方对此案的震惊不在别的，而是那人身上各处贴身绑着钱，睡觉都不取下，却在挨饿时认可冒险去偷也不从中花一分钱，可见忠诚到什么程度，也看出其组织的纪律严格到何种地步──这才是让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对于我，这个故事也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其中没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却能从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这样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转变成恐怖主义，制造出911那种恐怖事件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王力雄，911启示录。
看到这个案例，我们还能说东土组织还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吗？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东突”分裂势力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 而科索沃战争为此提供了最佳的案例。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并不不令人惊讶的是，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一如既往的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指使者从前苏联变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等政要就曾多次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 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如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利用欧洲议会大厦举办举办研讨会，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在东突组织国际化的过程中，西欧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必美国光彩。比如“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一个为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而游说海外的流亡组织就是以德国慕尼黑作为他们的基地。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和平斗争”主张，从此走向了暴力化。1999年12月，来自18个国家的40多个分裂组织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确立了暴力“建国”的方针，并就“武装夺取政权”达成共识。计划在十年内建立一支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在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地的战场上，到处可以看见参加实战锻炼的维吾尔恐怖分子。如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2000年8月又参与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袭击当地政府军的恐怖活动。现在美国在古巴的集中营中，还有维吾尔族的恐怖主义分子在里面。东突武装暴力化的过程中，前苏联流出的武器和来自沙特的美元起了关键作用。截至目前，中国警方已抓获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接受过恐怖活动训练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动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三．“东突”的罪行累累
注：本篇的主要内容来自于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分类方法稍有不同。如果按照东突势力自己宣称的统计，则还有很多事件乃东突所谓，如2002年在北大和清华发生的爆炸案。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是新疆“东突”分裂组织发展最为迅速、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境内外“东突”分裂分子已联成一体，“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境外培训，境内破坏”。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长篇文章，彻底揭露了“东突”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留下了一笔笔罪恶的记录。东突的作案目标如下：
第一，杀害和汉族合作的维族干部群众，恐吓维族的群众不得与政府合作，如：
1993年8月24日，两名恐怖分子将喀什地区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伤。
1996年3月22日，两名恐怖分子枪杀阿克苏地区新和县伊协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4月29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闯入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向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掷了2枚炸弹，致卡及其妻重伤，并将卡的弟弟、弟媳、儿子、儿媳杀死；该村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也被刺成重伤。
1996年5月12日，“东突”恐怖组织4名恐怖分子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和其儿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对其进行袭击，阿和儿子均致重伤。
1997年3月2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艾买尔江家中，将艾买尔江夫妇两人杀害。
1997年6月4日，4名“东突”恐怖分子闯入和田地区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买买提肉孜•;;;;;买买提家，将其杀害。
1997年7月3日，“东突”恐怖分子闯入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吐尔地尼牙孜家中，吐夫妇被杀身亡。
1997年11月6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拜城县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将其枪杀。
1998年1月27日，“东突”恐怖分子枪杀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买买提为首的10余名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胡达拜尔迪•;;;;;托乎提家中，将胡及其儿子杀害，胡身中38刀，其子头部中枪。杀人后，恐怖分子又纵火，胡妻被烧成重伤。
2001年2月3日，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买买提江•;;;;;亚库甫家中，对买连捅38刀，将其残酷杀害。
第二，制造恐怖气氛，企图恐吓在新疆的汉族群众，逼迫其离开新疆。通常的手段就是投毒，纵火，爆炸和煽动骚乱。如：
1990年4月5日，“东突伊斯兰党”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劫持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2辆汽车，杀害6名武警官兵。
1991年2月28日，“东突”恐怖组织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恐怖分子还在库车县城一商店内安置了炸弹，爆炸未遂。
1992年2月5日，“伊斯兰改革者党”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两辆公共汽车被炸毁，造成3人丧生、23人受伤。同时还在一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幸被及时发现排除。
1993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8月1日该组织又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制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伤；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宫制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伤。
1996年7月，“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正义党”策划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袭击叶城县江格勒斯乡政府，杀死副乡长和值班的警察；随后又闯入该乡一村，杀害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
1997年2月5日至8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恐怖组织策划、制造了伊宁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多辆车遭毁坏，多间民房被毁。
1997年2月25日， “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团结联盟”在乌鲁木齐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造成三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人重伤。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东突解放组织”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
1998年4月7日，“东突”恐怖组织在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县政协副主席和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住宅门前等处，连续制造8起爆炸事件，炸伤8人。
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由于及时发现和扑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时爆炸引燃装置，烧毁棉花约2吨。
1999年10月24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
2001年8月，“维吾尔圣战组织”使用自动武器袭击新疆库车县公安局，库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另有7名公安人员受伤。在瑞士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
第三：袭击中国驻外使馆和人员，扩大国际影响。如，
1997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
1998年3月5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民族中心”用炸弹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
2000年5月，境外“维吾尔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2002年6月，谋杀中国驻吉尔吉斯领事王建平；
第四，在新疆发展和训练恐怖组织成员
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了训练基地，该基地先后举办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就是这些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1998年2月，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内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处训练基地，共对150多人进行了爆炸技术培训。同时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购置化学原料，秘密制造炸药和爆炸装置。新疆警方于1998年9月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20多种300多箱，总重量达6吨。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培训外，还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组的小训练点。一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新疆警方在打击恐怖活动过程中，查获了许多地下恐怖训练点和武器弹药制造工场，收缴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枪支、弹药等。
1999年，境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建立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和制造爆炸物的据点，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仅被警方缴获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种枪械98支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
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查获一恐怖分子设在地下的制造爆炸物的窝点，缴获一批等制造工具、图纸以及已制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在一恐怖分子家里的地道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
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20多个。
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
此外，境外的“东突”恐怖分子还走私偷运武器入境，以武装境内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就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支、折叠冲锋枪1支、子弹1.9万发、手雷90余枚。据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治理新疆的思路和失误
如上文所述，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翻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坦率地说，过去中国政府治理新疆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本人看来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政策。——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据说王震将军的大名可以治小儿夜啼，足见王震的威风。王震是真正有胆识的英雄，他沿袭了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边”的政策，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不过王震也稍微有点太狠，传说王震曾经命令部队包围村装，勒令交出杀害解放军的歹徒，否则按1：5处死该村的男人。如果真尤其事，那确实是比较血腥。可是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但问题在于，当时的国力，使得中央不能对新疆地区给予太多的怀柔，使得暴力留下的阴影没有及时地消除，在一些人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终于在八十年代发芽了。 但总体而言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国民都有同感。到了胡耀邦的时代，这位先生翻了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
1． 充分自治；
2． 修养生息；
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
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
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先生大概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维族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不知道了统治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汉人，而不是维族。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2．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个贴子的原文了，这是凭记忆自己写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3．民族文化的复兴，尤其是语言的复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想很好的控制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的消亡他们的语言。而胡耀邦凡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让维吾尔族的语言自由发展。让我们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
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 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 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 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 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 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 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 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强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 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 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我们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
“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
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4.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应该说汉族还是比较能够忍耐和吃苦的，只需要有立锥之地便能生存不会反抗，否则的话，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恐怕早就在南疆发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海外舆论谈起新疆问题，无一不大肆赞扬胡耀邦而贬低王震，尽管二者的政策客观上在新疆起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难道不说明点什么吗？
文章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要呼吁一声，希望我国的民族研究，能够真正的有一点独立的见解，不要观察中央的政策走向发表附和的说法，毕竟，应该是政府根据研究结果去制定政策，而不是研究者根据政府政策去发表研究结果！
五．移民，治理新疆唯一的办法遇到现实的问题
治理一个地方，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包括管理阶层和管理者所依赖的大众阶层，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物质基础。也就是人生存的条件。
关于第一点，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扶植和分化当地民族，使之不能脱离自己。如乾隆皇帝所说“修一座庙胜养用十万兵”。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家富强的时候，可以把当地民族供养起来，他们会乐意留在国家的范畴内；可是一旦国家衰落，他们就会想要独立，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这种以收买为目的的修庙，供养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实际上并不能同化当地民族； 第二就是大量的移民，使得本族人成为人口的主体，并且逐步同化当地民族。这其实是张作霖控制东北的不二法门——每天几列火车从山东等地拉人到东北，这恐怕是近代东北没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国后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考虑的主要也是这条思路。让我们来看看新疆建设兵团的分布：兵团共辖13个农业师，1个建工师，共计174个农牧团场及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截止到2000年底，总人口242.79万人，在岗职工70.37万人。兵团所属单位遍布全疆13个地、州、市，相当于在每个地区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权的力量基点。
可是，移民的政策在新疆却遇到现实的问题。第一就是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没有水，显然人就没法活。新疆的降水主要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气流，其次来自北冰洋的冷湿气流，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季风都难进入新疆。全疆平均年降水量仅１４５毫米，为中国平均值（６３０毫米）的２３％，在全球同纬度各地中，新疆几乎是最少的。降水分布规律是：北疆多于南疆，西部多于东部，山地多于平原，盆地边缘多于盆地中心，迎风坡多于背风坡。这就决定了新疆的干燥气候。新疆这么一大块地方，看起来大，但实际上多数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在绿洲的区域上，人口密度已经200人，部分地区达到500人，已经与内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没有新的水源，那么，继续移民的空间不大！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回流的问题。人口的回流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治安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新疆在过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过20万的高级技术人才。这固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磁吸效应，但它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西部地区人才本来就相对匮乏，而这些流失的人才本来应该是统治阶层的依赖对象。这种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统治阶层的力量。事实上，人才的流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发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范作用，又必然会引起进一步的人才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除非有外力制止——如西部大开发，否则不会停止。
现在流回内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还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汉族普通居民的大规模向内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规模向南联盟内部移动一样，那才是中国的噩梦，那也是前苏联失去中亚的前兆。当然，中国的特殊国情（如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使得这种移动暂时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东土的恐怖主义的不到有效的打击，新疆的经济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那么，这种人口的自发方向性移动将不可避免。
2．解决难题的思路
首先还是要水。其实就是四个字：开源节流。开源，第一是降水。一个好消息是新疆的降水在漫漫的增加。据中新网2002年11月10日电，在全球荒漠化日益严重的情形下，一贯被人们视为干旱少雨的新疆却在慢慢地“湿润”起来。4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新疆的气温正在逐渐上升，降水也越来越多。在北半球同纬度地区，普遍的气候变化趋势是气温上升和降水减少，惟独新疆地区例外。以天山为界，北疆、天山山区和南疆在最近十年的平均降水量分别比1961年至1990年的平均值增加了约6.9%、3.6%和21.2%。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新疆的干旱在短期内有着根本的改变，但是宝贵的降水在增加，是新疆进行开发的大好时机。可以抓紧时机改善新疆脆弱的生态环境，尤其是拯救塔里木河下游的胡杨和红柳。
其次是开采地下水。疆地下水总量达六百三十亿立方米，每年可供开采量两百多亿立方米， 而地下水的已开发量每年不足34亿立方米，而且地区之间极不平衡，目前集中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哈密等工业发展较快的北部和东部地区，而南部地区开发非常少。其实这也反映了新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集程度。在新疆地区，由于地表降水的受到限制，地下水是最有希望作为依靠的水资源。随着地质勘探水平和力度的提高，不断有新的地下水库被发现。而新的水资源的发现，无疑会带来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煤田地质部门日前发现在被称为中国“干极”的新疆吐（鲁番）（善）托（克逊）盆地西北部有一个大型“地下水库”存在，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这一地下水库的发现，终于为当地煤田的开发带来了契机——尽管这一探明储量达14亿吨以上的煤田在六七十年代就被发现，但由于缺水，煤田的开采一直未能提上日程。而如今，电力部门已作出规划，在此建立联接新疆南北网的枢纽，把这一地区变成新疆西电东送的第一站。此外，2001年，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又发现特大的地下水库，想想现在的塔里木盆地石油会战以及西气东送，哈萨克斯坦油田项目，这个水库的发现可真是及时雨。
第三是调水，从新疆北部往南部调水。我们知道新疆的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北多南少，而新疆北部还经常闹点水灾，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从北疆往南疆引水。这种从丰水地区往沙漠枯水地区进行生态改造的做法，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以色列的北水南调工程。以色列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80％的水资源在北方，而2／3需要灌溉的土地在南方。北水南调工程的建设，改善了以色列水资源配置的不利状况，缓解了制约南部地区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改善严酷的生态环境条件，从而带动南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以色列国的生存空间，把大片不毛之地的荒漠变为绿洲，并生产出高质量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等农产品。以色列的成功为我们解决新疆南部地区的严重缺水的难题提供了最好的参照物。
首先看一看新疆地图，我们发现新疆的伊犁地区和阿尔泰地区有两条河——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往国外（哈萨克斯坦），这两条河水量占全疆1/3，而利用率仅20%，其余的80%流往国外。我们应该尽快考虑开发引水---虽然这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国际水资源的所有权问题。考虑到新疆地区的高蒸发，调水必须使用管道而不能使用明渠，但这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从经济的角度，也许短期内投资太大，见效不够快，但如果把国家每年对新疆的扶贫款，以及引水成功后汉人移民可能降低的军队驻扎费用考虑进去的话，这样的管道其实是很合算的。
上面说了开源， 现在来说说节流。我们知道，只开发不保护的话，水终究是不够的。现在连南方的珠江流域的一些地区都出现水荒，遑论新疆？可现实是，新疆地区的节水工作做得并不好，现在北疆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地下水水位下降的问题。新疆总用水量中，98.5%是农业用水(这一比例随着新疆石油工业的发展有所降低)，而且除少数地区以外，灌溉方法还停留在漫灌的原始水平上。资料表明，新疆水资源利用中浪费严重，如渠道利用系数仅0.45（渠系水利用系数反映了从渠首到农渠的各级输配水渠道的输水损失，表示整个渠系水的利用效率），全疆毛灌定额800m3/亩(实际可能要高)，和田1100—1200 m3/亩，莎车1000 m3/亩，阿克苏1200—1500 m3/亩，北疆、农七、农八师仅500—550 m3/亩却并不影响产量。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疆的节水是大有可为的。提高渠道利用系数，是新疆农业节水的首要的有效途径，从现在的0.45提高到0.51是完全有可能的，如目前天山北麓已达到0.7以上。其次是降低毛灌定额，从800m3/亩降到700 m3/亩，再努力降到600 m3/亩是可能的。从800 m3/亩，降到700 m3/亩，能增加灌溉面积300万亩；如降低到600 m3/亩，还能再增加灌溉面积300万亩。此外，还要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强调用单位立方米水的产出来衡量用水效率。通过调查，玛纳斯地区小麦生产水当量为0.7kg/ m3，高产地为1.5 kg/ m3；全面实现喷灌后，争取达到2 kg/ m3，对比国际上的水平，如以色列目前为2.3—2.6 kg/ m3， 我们知道新疆的节水工作还大有可以提高的空间。
在水利建设上也有工作可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0年来建成了近30亿m3的平原水库，却仅仅有几千万立方米的山区水库（这当然是二者所要求的资金和技术水平的区别造成的）。平原水库事实上是在与天然湖泊争水, 直接导致天然湖泊面积的缩小。而且新疆的平原水库的平均库深是2-6米，考虑到新疆的蒸发率，水资源的年损失非常大。事实上可以通过加深水库来遏制这一损失。此外，山区水库的建设也应该提上日程。这样就可以在汛期分级蓄洪，避免水资源白白的浪费掉。
除了大力推广节水技术以外，还要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消除短视行为，把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结合起来考虑，避免乱采滥采的现象。塔里木河下游30年的断水导致胡杨林的大片死亡就是水资源缺乏统一管理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例子。所幸的是，新疆自治区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新疆第一部水资源保护法规《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已经于2002年8月开始施行 。此外，《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凿井管理暂行办法》、《湖泊管理暂行办法》和《塔里木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也相继得到实施。
如果能解决水的问题，就可以考虑向新疆大规模的移民，重点是南疆。让我们来看看新疆的民族人口分布。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点，维吾尔人比例超过20％的有7个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比例高达96.9％，几乎等于是单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维吾尔人只占1.8％。维吾尔人占绝对多数——即比例超过50％的地区在整个新疆只有5个，集中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以上。这5个地区就是：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以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中和田和喀什是东土恐怖主义者的温床。可以考虑采用以色列的办法，大规模的鼓励汉人向南疆地区移民（要往没人住的地方移，以免造成汉人来争夺维族人生存空间的感觉。事实是上这也是兵团的做法）。同时，由于水的引入，也会改善当地经济的发展，从实际意义上改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水平，遏制东土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
3。现阶段政府可行的策略
针对当前东土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现实中政府可行策略如下：
a.)坚决打击.对待恐怖分子, 一经发现查实, 要毫不犹豫的处决,决不要顾虑国际上所谓的人权组织的干涉。事实证明，抓获以后刑满释放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
b.)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国内的资金来源。
c.)国际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土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国际上，中国政府有希腊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局限于东土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d.)以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制维吾尔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楼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的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则更加可以看清楚这一原则，嘿嘿，太祖高明阿！
e.) 切实提高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新疆的汉族干部的水平。我们知道，政府的形象和与宣传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控制，无论从手段还是从效果上说，都是非常差的。同时还要改变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以免在小事上激化矛盾；
f.) 在新疆切实推行法制，保障汉族群众的合法权益，鼓励移民。不要以为汉族不愿意移民，事实上，新疆的棉花，大部分都是四川的农民帮助收割的——他们只需要极少的工资，就能完成很多维族人不愿意干的活。如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的话，当年山东人闯关东的浪潮肯定可以在新疆重现。
六．政府治疆的策略分析
如前所述，新疆问题正在慢慢地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军进入中亚，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开始凸显——考虑到美国惯用的挑动民族问题的手法（科索沃模式）。新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入选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疆的重视。
牢固地掌握新疆，开发新疆是我们的目标，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有一套中长期和短期的计划。从长远来看，最终目标是要同化维族，这首先需要消灭维吾尔族的语言。而当前值得考虑的措施有如下几条：
1． 维护汉语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慢慢的减弱维吾尔族的语言的影响。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疆经济的发展，和内地交流的增多，会自然而然的增强汉语的统治地位——毕竟，汉族占据着主导的经济地位。在维族中要从小推行汉语维语双语教育，政府公务员应该使用汉语，懂一定程度的维语（或者把学好汉语作为一个奖励条件）。内地的企业和各种基金也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向维族的学生提供汉语奖学金等。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但长其坚持下去意义重大。
2． 维护民族团结，但不应该以牺牲汉人的利益为代价。如前所述，牺牲汉人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维护民族团结。尤其要求政府一把是维族的规定，更是在官本主义传统的中国引发了极大的不满。切实的推行法律，依法治国，改善新疆汉人的生存环境，改变汉族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汉族的人心。目前汉族没有大规模回流内地没的重要原因是户籍制度，但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户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倘若有一天真的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回流（向内地回流），才是我们的噩梦。
3． 大力投资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借开发大西部的春风，加大新疆地区的水利，交通建设。看看地图，我们发现进入新疆事实上只有一条东西向的铁路主干（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战时将大大影响物资的调动。以修建铁路和水利设施为契机，一方面可以发展新疆的经济，另一方面可以大批的移民入疆（主要是南疆）。如新疆的和田地区，国土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1110.2万公顷，占总面积的44.5%，平原13388.5万公顷，占总面积的55.5%。平原中绿洲面积9730平方公里, 仅为3.9%。如果有水的话，单单是平原上就有很大的移民空间——哪怕那些山地上一个人也上不去。
4． 坚决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对待恐怖分子, 一经发现查实, 要毫不犹豫的处决,决不要顾虑国际上所谓的人权组织的干涉。事实证明，抓获以后刑满释放的恐怖主义分子往往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骨干。要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国内的资金来源。
5． 加强新疆地区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兵组织。兵团中自然不需要说，在城市中，如乌鲁木齐，也应该建设民兵力量。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为骨干网络，依托企业为力量单元，建立有效的训练和武装机制。一旦事变发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此外就是要加强新疆的正规军，增强兰州军区的实力，这些正规军，当然不单单是对付疆独，而是应付在中亚的美军和南边的印度。
6． 国际上防堵。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势力的支持，东土恐怖主义组织永远无法成气候。这一点，东土自己也认识得很清楚，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反突厥主义势力。日前俄罗斯在车臣深陷泥潭，对中国而言是既喜既忧。喜的是俄罗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为中国的威胁的时间就越晚，而且，车臣问题的久拖不决为中国收回北方的国土提供了一线希望；但忧的是车臣独立运动恐怕在中亚会引发骨牌效应，那时候，中亚的这些世俗政权还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难说。国际上，中国政府有希腊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对土耳其有旅游经济牌，库尔德人牌可打；在中东，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导弹牌可以打；在中亚，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更是对付分裂主义者的利器---当然，如果眼光局限于东土恐怖主义分子，那无疑太肤浅了点。美国在中亚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标；
7． 依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制维吾尔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区人楼的比例，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后新疆的政区的划分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这无疑是当年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伊犁地区，则可以依托哈萨克人来制约维吾尔人。如果考察自然资源的分布，如几大油田的分布则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嘿嘿，太祖高明阿！
8． 提高新疆的汉族干部的水平，改善政府的形象，最好要做到让人在“不自由中感受自由”。我们知道，政府的形象和与宣传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宣传控制，无论从手段还是从效果上说，都是非常差的。这一点，恰好是我们最应该像美国学习的。
结束语:
如王力雄所说，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内地如果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的时候。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肯定会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当时处于软弱状态的中国政府让步，同时则扶持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整合其力量，然后再利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进一步干涉新疆事务，等到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以后，那也就是新疆分离之时。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现几万苏式装备的正规军，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想见出现几万美式装备的正规军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只要我们内部不乱，那么新疆至少分裂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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