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被人肉炸弹打死了，凶手有没有宗教背景呢？或许有，或许没有。有人又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基地”的自杀队，也已经有“基地”的人声称“我们终结了美国最宝贵的财产，她宣称要击败圣战”。

被杀掉的不仅仅是布托。据报道，同一天被杀的还有前总理谢里夫的四名支持者。谢里夫怀疑杀手是穆斯林联盟（领袖派）的支持者。

不论情况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宗教势力和国际政治在利益争夺中纠集在了一起。

许多人可能知道，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出现的背景之一就是，伊斯兰教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受到了挤压。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基督教（不仅仅是指新教）一样存在原教旨主义教派，而这些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基督教排他性的教派的出现，是对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基督教信仰基础的所谓自由派神学的回应。这些原教旨主义教派之所以没有成为公开鼓吹暴力的恐怖组织，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已经是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法治国家，是因为欧洲已经经历过了中世纪和启蒙运动（尽管如此，美国传来的这些新教派近年来在欧洲也有了泛滥的苗头），更重要的是，那时欧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在上升，其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还在增强。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与国家政权对抗并集体自杀式的极端邪恶组织和攻击流产医生、同性恋者的极端基督徒的出现。

其实，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今天就已经预兆了基督教极端势力的明天。随着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开明，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兴起（说得更准确一些：随着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基督教信仰将面临双重的失落：信仰基础的失落和文化影响力的衰落。这时候，为了维护一个失去了根基和影响力的信仰，极端基督教势力的出现将会不可避免，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火爆的各种新式的原教旨教派就是一个前奏。

耶诞节前夕，柏林晨邮报有一篇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国内发展的报道，称基督教前几年主要在农村发展，最近在城市的知识精英界发展较快，并且已经开始形成对政府的“政治抵抗”。报道还说，基督教总人口最高估计已经达到1亿4千万，其中大多数是地下教会的。

看来，基督教在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总部署已经完成，开始了城市攻坚战，而那些所谓的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都是些什么货色，坛子上的朋友们应该能想象得到。基督教从来就不是在政治上甘于寂寞的势力，这股宗教势力如果介入中国的政治，会对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从坛子上基督徒们如何疯狂攻击进化论就可以窥见一斑。而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能像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继续发展、而且社会也更健康地发展，民族文化进一步复兴和发展，现在这么多的基督徒会用什么样的行为来捍卫他们那个缺乏根基的信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