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茶为礼，以茶相馈盛极一时，前面所引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碗茶歌》）都是答谢赠茶的作品。在社会上围绕茶的饮用，还兴起了其他一些新的风尚。唐代在六朝来客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设会和以茶作宴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我国也是世界茶道的开端。茶集、茶宴、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汇集同仁朋友，迎来送往，议事讨论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

茶会或茶集是最早形成的，也最值得称道的一种，它就是今天的茶话会。盛唐诗人王昌龄（690-756）的《洛阳尉刘晏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良友呼我宿，月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府县理，豁然神机空。自从三湘还，始得今夕同。旧居太行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 大概是使用“茶集”这个词作为诗题最早的一位。诗僧皎然《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徘徊。”就记载了一次茶集活动。

“茶会”一词，最早见之于唐诗在《全唐诗》中，有刘长卿(709-约780）作于天宝年间（742-755）《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映高枕，空花随杖萦。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吏方见押，真僧兴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

可能由于“茶会”和“茶集”在当时尚属初出，在有的诗篇中，又称为“茶宴”。如同列大历十才子的钱起（722-约780年) 和李嘉祐（约722 —782）都有关于茶会的诗作。钱起一首题为《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言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另一首则题为《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李嘉祐即席诗《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烟尘怨别唯愁隔，井邑萧条谁忍论。莫怪临歧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即是。

这些不同的称法、特别是钱起一人的二诗，一名茶会、一称茶宴，表明当时社会上对茶会或许还未形成一致和确定的提法。另外，从上述诗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诗中所记的茶会、茶宴或茶集，差不多都与寺庙僧人有关。这说明，茶会或许就是由寺庙僧界首先兴起的。茶对佛教来说，不只是一种“荡昏寐”、“净尘心”有助于修行的饮料；而且是用以标榜俭朴的所谓“素业”。

“茶宴”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山谦之的《吴兴记》一书:“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吴兴、毗陵到了唐代，分别属湖州、常州，湖州的紫笋茶和常州的阳羡茶都是当时的贡茶。每年早春采茶时节，两州太守一项重要政务就是督造贡茶。湖州和常州交界处的顾渚山是贡茶顾渚紫笋的产地，其西偏北山区则是另一贡茶宜兴阳羡茶产区。顾渚山上设有贡茶院，是制造贡茶的工场。

当时的湖州与常州刺史为了交流贡茶经验，在两州交界处的顾渚山设有“境会亭”，每到茶季，两州官员便聚到“境会亭”品茶。两州刺史每年春天还要在顾渚山举行隆重的茶宴，邀请名流专家共同品尝和审评贡茶，并可领略优美的环境和精美的茶具，这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茶宴。

茶宴被视为清雅风流之举，成了时尚盛事。茶宴内容热闹起来了，增加了吟诗、唱和、丝竹、歌舞（白居易所谓“珠翠歌钟俱绕身”“青娥递舞应争妙”），程式和气氛上更像“宴”了。人们不但以茶宴鉴茶、款客、招聚，这里也可看出茶宴和茶会相比，除了更热闹，还有一点：完全不拘时令。特别是唐代户部员外郎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对茶宴作了全面而细腻的描绘，其内写道：“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于议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指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合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序中，对茶宴的幽雅环境，品茗的美妙回味，以及令人陶醉的神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因坠马损腰，负伤不能参加顾渚山的境会亭茶宴无限感慨。在他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中写道：“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中谈及的紫笋，就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用新茶品评，相互比美，其乐无穷。而茶宴时的歌舞之乐，以及似痴似醉的情景，更让人难以忘怀。而白居易却因伤在床，不能参加这一盛大的欢宴，不能不深感遗憾。这首诗确实无疑地表明从南朝到中晚唐，三百多年间每年春天，常州和湖州两地的地方长官一直在顾渚山举行茶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