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追忆所能记起的第一件事，似乎已不太可能，依稀中，仿佛是在我三岁左右的时间，那时我家住在天坛西门附近的文化馆内，附近有个小学叫紫竹林小学，因为姐姐在那里上学，我仿佛记得这样一个名字。文化馆的院子对幼小的我来讲，显得很大很大，进门后，可以看到远远的一端有一个露天戏台， 有演出时，院里人很多，后面的人站在高高的长板凳上。我会在黑影里跑来跑去，至于戏台上演些什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文化馆门前有一颗大大的榆树，每到春天，树上挂满了榆树钱儿，大人们会想方设法把榆树钱儿够下来，有爬树的，有用长竹竿儿的，很是热闹。门前有两个买早点的，一家卖炸油饼儿的，一家卖烤白薯，诱人的香味儿，至今回味起来感到亲切，可记忆中却没有吃到嘴里的味道。

能够记起来的事儿，零零散散不成章节，一次院里演节目，大门关了，姐姐领着同学来看，进不来，就爬墙头，顺着一根木电杆溜下来，结果扎得满身都是木刺，母亲用针一根一根的往外拨，满院里黑影憧憧，我在人从里钻来钻去，玩儿得十分尽兴。

不记得是什么节日，父亲拿了几个二踢脚来放，我和姐姐躲在门后面，捂住耳朵透过门上的玻璃向外看。墙角处有很多松软的细土，炮仗冲起时炸起很大一团尘土。

奇怪的是，文化馆举办的一次优生优育展览竟给三岁的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门口有两个人把门，禁止非成年人参观，因为我太小，没人阻拦我，究竟是随母亲去的，还是近水楼台，自己溜进去的，现在没人说的清。 一进门，墙上挂着一张大大的子宫剖面图，一个几近足月的胎儿头朝下，卷曲在那里。后面的图是精子的显微放大成像，精子在卵巢与卵子相遇的示意图，展室中间放着很多玻璃器皿，里面用药水泡着各个时段的胎儿，还有很多怪莫怪样的畸形胎儿，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葡萄胎，水质有些混浊，大小不一的突起上泛起一层丝状物。这段深刻的印象对我的性格形成会有多大影响，很难有个量化的评定，但少儿不宜的东西还是不要给更幼小的儿童看。

之所以说以上的记忆是我三岁时的记忆，因为我家只在文化馆内住了不到一年，那一年是弗洛希洛夫来中国的那年。

弗洛希洛夫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访的重量级人物。当时北京没有专用的商用机场，只能在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为了迎接苏联的贵客，从南苑到前门扎了很多高大的彩门，车队正从文化馆门前经过。道路两边人山人海，踩高跷，走旱船，排成方队耍霸王鞭的，人人脸上涂着厚厚的粉，有红有白，眉毛画得粗粗的，霸王鞭舞起来，两头儿的纸穗子哗哗啦啦响个不停，记忆中，当时的场面红红绿绿非常热闹。

如果非要较真儿，找出哪一片记忆是我人生的第一片记忆，这肯定是无法办到的，只能将这些碎片凑在一处，无头无序，全当是自己的人之初吧。

本想把文章写得高深一点儿，让老母看了有些欣慰，可穷尽脑汁儿也不见父母的影子，本人自认为还算得一个孝子，可记忆却是如此的捉弄人。

09年元月草于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