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场肮脏的窝里斗

五四运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

五四是孙文背后策划，梁启超发起的夺权运动，是一场肮脏的窝里斗。

　　為反對“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北京愛國學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在天安門集會並舉行示威遊行，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圖為北京學生的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

　　北京“五四”愛國運動，得到全國的響應。圖為重慶川東救國會學生舉行遊行，聲援北京“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中各地學生、青年團體散發的部分傳單

　　1919年6月初，上海工人舉行罷工，聲援學生的鬥爭。商人也舉行罷市，參加了運動。“五四”運動逐步發展成為以青年為先鋒隊，有廣大無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廣泛的革命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圖為“五四”運動中上海工人的遊行隊伍。

　　“五四”運動取得勝利後，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五四”運動成為革命青年運動的開端。

　　“五四”運動導致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共產主義小組在全國許多中心城市相繼成立。圖為1919年秋，組織的有名進步社團之一──天津覺悟社。後排右一為周恩來同志。

一。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也称北京政府，是指袁世凯倒台以后，接替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一连串北洋军人，这是相对于孙中山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的称呼。北洋政府在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直到张作霖的继任人张学良同意加入国民政府之后正式结束，中国再次统一。这里特别注意，当时孙文的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是非法组织，而北洋政府才是当时世界承认的合法政府，这很重要，便于理解五四运动的本质。也就是到底是南北谁统一谁的问题。日本等列强也参与其中。

历任北洋政府总统

姓名     就职时间       离任时间       备注
黎元洪  1916年6月7日 1917年7月1日 被段祺瑞驱走，副总统为冯国璋
冯国璋  1917年7月6日 1918年10月10日 代理大总统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 1922年6月2日 第贰任，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周自齐）  1922年6月2日 1922年6月11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黎元洪  1922年6月11日 1923年6月13日 复任，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高凌霨）  1923年6月14日 1923年10月10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曹锟  1923年10月10日 1924年11月2日 第叁任，贿选，后被冯玉祥驱走
（黄郛）  1924年11月4日 1924年11月24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 1926年4月20日 临时执政
（胡惟德）  1926年4月20日 1926年5月13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颜惠庆）  1926年5月13日 1926年6月22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杜钖圭）  1926年6月22日 1926年10月1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顾维钧）  1926年10月1日 1927年6月18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张作霖  1927年6月18日 1928年6月3日 （安国军）海陆军大元帅
（潘复）  1928年6月3日 1928年12月29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

二。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指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以青年学生为主和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运动，起因为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

(一)。国际背景

上述已经提到了南北和平会议的国内背景。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北洋政府让新闻界所得知，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强烈的不满，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来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呼声，在4月30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人的不满。

(二)。国内背景   1919年  大事记

注意南北和平会议的进程，这里是指合法的北洋政府，试图与孙文的南方广州军政府（革命政府）非法组织谈判，和平统一中国问题，但是，孙文不肯，他要继续革命。

1月11日——中国北洋政府改组。
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召开。
1月19日——德国进行议会选举，妇女第一次获选举权。
2月20日——中国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
2月23日——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党。
3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
3月3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平会议停顿。
4月8日——南北和平会议再次召开。
4月20日——山东召开国民请愿大会。
5月4日——五四运动。
5月9日——蔡元培辞北京大学校长职。
5月13日——南北和平会议再次破裂。
6月3日——中国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罢工――上海发起，纺织、机器、铁路、汽车、轮船、铁厂等50多个企业约7万工人罢工。
6月13日——中国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辞职，龚心湛代任。
6月22日——凡尔赛和约被签署。
6月28日——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
7月22日——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决定停止罢课。
7月25日——苏联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发表致中国国民及政府宣言，废除帝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三)。五四运动大事记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
5月3日，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４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章、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总统提出辞职。
6月12日，商人开市。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北京商学界代表再次请愿，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四。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首先要全面肯定学生的爱国行为。其次，学生被利用了，五四运动的实质不过是革命党等联合起来试图推翻现政权，之后，好自己坐龙椅。
北洋政府是有卖国行为，但国际判决并非没有依据，何况，革命党当年不也是依靠日本等列强起家的么？国民党后来的卖国行为更多，比如和俄国及美国签订的卖国
条约，这些条约现在文件已经解密。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卖国也是不得已，这就是中国当时的悲哀。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当年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北洋政府秘密泄露给媒体的，而不是孙文自称的他暴露给媒体的，而且，孙文在当时向日本提出了更加丧权辱国的条款，但因为他当时实力薄弱，日本没理睬他。
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实际是梁启超，如同当年清朝百日维新一样，此人的这次行动并没安好心，不明白如此祸乱中国的大骗子梁启超为什么后来被捧为圣人大儒。

中国知识份子在五四时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全盘西化”口号，盲目地将自己国家的一切道德文明文化传统尽诸摒弃，社会风气问题变得严重，著名的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赌博及色情事业的兴旺而扬名国际。当时英文的上海女人另一含义为妓女。 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白话文亦令中国文学失去精粹及美感，变得流于表面。同时白话文亦比文言文拥肿俗套，失去了文言文简意到的意义。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更有人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口号。 五四运动实质是孙文的革命党放弃和谈，而对北洋政府的暴力进攻，以后的历史发展便没有了和平演变的路线，只有革命和更革命的分别，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五四精神
有人说，五四精神是科学，民主，或者说是爱国，自救。都有一定道理。不过，正如前文所述，五四的实质是政治运动，文化方面不过是清朝晚期新政的延续，而且，还出现了负面变异。国民党说五四是文化运动，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试图掩饰其政治运动的本质，是为其当时非法组织正名和找借口。公平的说，五四主要是政治运动，文化运动是副产品。“五四运动”以“民主”“科学”的口号发动！最后却以“主义”“政治”的大乱斗收场！ 五四其实是一个夺权的工具而已。五四以来创造的现代文化其实是中国封建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糟粕的结合物。这种现代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层面都只能制造伤害。渗透到政治中，把政治搞不不伦不类，中国的大跃进，吃大锅饭等就是这种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文化使中国出现了下半身这种弱智的文学。使知识成为掠夺钱财的工具和制造不平等的工具。这种文化使现在的中国人无所适从！“五四”运动并不光辉，并没有让中国人知道民主和科学的意识，却让中国人知道了游行可以当作造反的工具！任何运动都有目的性，都会有理论为基础，而且都会理论和口号先行，不能只看到这种理论和口号就以为是一场文化运动！它不是中国启蒙运动！　五四精神其实是一种赶新潮的思想潮流。如果我们以实事求实的眼光来看五四以其以后那帮人，你就会发现他们造反统治者和封建得益阶层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成为统治者，使自己成为得益阶层。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那一个不是扛着旗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他们其实从来没有扫荡中国的封建思想。哪一位看到了现在的中国是新中国？政治不是，文化不是，社会上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都是旧的。
 

六。台湾李傲评五四，中国人的出路
内容有删减，大致同意他的看法，内容也涉及了五四背后的政治背景，其中的文化部分尤其深刻，值得一读和收藏：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结党营公。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

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    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

不幸的是，王照这种这种最正确的选择，谁也不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混战，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不但把晚清和北洋期间的家底毁灭一空，成了“一穷二白”，而且中国站起来了，可中国人独立精神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

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