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更NB ，他是圣人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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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都有谁 唐太宗独据此尊号？

“天可汗“这一尊称，是否为太宗所独据？抑或是”天可汗”泛指唐廷诸帝？游牧民族君长，有否类似之称号？

自太宗至代宗，唐朝皇帝均有被上称为”天可汗”的纪录，绝非只有太宗一人所独有之，而其中尤以玄宗一朝为最，高达七次之多。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大食入侵西域地区有关，西域各城邦诸国纷纷要求唐廷出兵，保护其国防安全；再者，尊称唐帝为”天可汗”的种族中，有北方的突厥、回纥（鹘）以及西域诸国，从未有东方（如日本、朝鲜三国）与南方（如南诏、天竺）或西南方（如吐蕃）民族称唐帝为”天可汗”。

推究其原因可能是东方及南方诸国，对其君长并非称作”可汗”（或称王、天皇、赞普），是故其上书称唐帝时，也就不用”天可汗”此一称号，而采用皇帝、天子、陛下等尊称。盖贞观四年，上尊太宗为”天可汗”者，为当时西域、北方诸君长，而非《通典》及《资治通鉴》所谓的”四夷”君长。以往学者多认为”天可汗”系游牧民族专对唐朝皇帝之特称，然而考游牧民族历史可以发现，”天可汗”一名并非是唐朝皇帝所独有，在汉文史料中，即可找到游牧民族君长有类似称号：

其一，突厥登利可汗。据《旧唐书》〈突厥传上〉载：伊燃病卒，又立其弟为登利可汗。《新唐书》〈突厥传下〉载：其弟嗣立，是苾伽咄禄可汗，使右金吾卫将军李质持用为登利可汗。明年（开元二十九年）遣使伊难如朝，正月献方物，曰：”礼天可汗如礼天，今新岁献月，愿以万寿献天子”云。

其二，回纥登里可汗。据《旧唐书》〈回纥传〉载：干元二年夏四月，回纥毘伽阙可汗死，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为可敦。《册府元龟》〈外臣部〉载：干元三年，葛勒卒，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移地健，是为登里可汗。

考”天可汗”，乃”Tangri Qaghan”一词之音译。游牧民族称”天”为”Tangri”，唐人译作”登里（利）”，或”腾里”。由此以观，则在同一时期，突、回民族既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Tangri Qaghan），游牧君长亦自称为”Tangri Qaghan”，显示其伟大、神圣。惟在汉文史料中，将前者译作”天”可汗，而后者则译为”登利”可汗或”登里”可汗。

自我观念之深植人心，故不将突厥与回纥之”登利”、”登里”译为”天”。于是乎”天可汗”之称就成为自唐太宗以来，对中原皇帝独一无二之专称。不唯如此，汉人在称”登利可汗”时，将”登利”译释为”果报”，如《旧唐书》〈突厥传上〉载：登利者，犹华言果报也。此亦是天朝自我观念使然，要维持唐朝皇帝称”天可汗”之唯我独尊形象。及至近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elliot）予以指正，以为”登利（tangri）突厥语训为天或神，与果报之意甚远”。

事实上，”果报”本身就含有天、神之意，因为唯有天及神才有权力决定世间的果报，只因为撰史者欲避唐皇帝”天可汗”之唯一性，故将”登利”隐译成为”果报”。而突厥、回纥君长自称为”天可汗”，原因在于当时两国国势均十分强盛，其君长欲与唐朝皇帝相抗衡。

贞观四年，东突厥虽已败亡，其余众尚有十几万部落降唐，后因贞观十三年（639）九成宫之变，太宗于贞观十五年（641）命悉徙突厥还故地，突厥民族遂又逐渐壮大。传至默啜（Batur）时其国势逐渐强盛。其子毗伽可汗（Bilga Qaghan）在祖先余荫之下，国势如日中天，被称为Elteris（Ilteris）Qaghan ，即国家复兴可汗之意。至毗伽可汗之子则不可一世，自号为登利可汗（Tangri Qag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