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明朝朱元璋的血腥文字狱(图文)

历史不容篡改--驳：陈学霖，王春瑜教授
------------------朱元璋制造文字狱不容置疑

看了一个文章，题目是，“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之后，作者引用陈学霖和王春瑜教授的文章做证据，其结论是，朱元璋制造文字狱是谎言，并说，“从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起源发展来看，谎言仿佛一个有机体生命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但既然是生命，也该有衰老毁灭的时候，现在就应该是这个谎言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在此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陈学霖和王春瑜教授。
　  
王春瑜，江苏建湖县人，1937年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明清史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明代政治史，社会生活史，并研究清初王朝商业经营史、政治史、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反贪史》、《明朝宦官》、《明清史散记》等。王春瑜读研时，则赖女友资助。令人唏嘘的是，在“文革”期间，王春瑜因言获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几近七载。其女友，即他的妻子过校元女士，一位年轻的物理学者，却受他牵连而死于非命。

陈学霖教授原籍广东新会，1938年生于香港，后负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专攻宋元明史，着有中、英文《宋史论集》、《刘伯温与哪咤城》等十种，可谓著述宏富。学如积薪。他是个拾薪不辍者，厚积薄发，与轻薄为文者有天壤之别。“道路随缃帙，乾坤到彩毫，丁年无旷日，乙夜有燃膏。”（李因笃：《顾亭林先生二十韵》。《寿祺堂诗集》卷6）学霖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勤奋、坚韧的史学家。

介绍完了两个教授，再看看教授引用的文献，其中之一是明朝的钱谦益。钱谦益，1582年─1664年，江苏常熟人，诗人。明末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崇祯十四年（1641），迎娶名妓柳如是，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嵩弘光朝廷礼部尚书，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最后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清朝投降，史敦《恸余杂记》记：“豫王（多铎）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
'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剃去头发）辫而入矣。”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在清朝，他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任《明史》馆副总裁。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更让人心痛的是，柳如是竟然在钱谦益死后的坟墓前自尽，值得么？5555555~~~~~~~

钱谦益的人品不敢让人恭维，气节上还不如妓女柳如是呢。这样的文人写的历史可信么？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多有记载，否定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是说钱谦益说的可信，清朝修改历史书，明史在造假，在诬蔑和丑化朱元璋。从唐朝李世民篡改历史起，中国官修的历史就有了粉饰和虚假。但要说清朝修的明史丑化朱元璋，则有些冤枉，因为，明史中为朱元璋隐瞒了不少的丑事，比如，证明朱元璋和回族穆斯林关系的圣百字赞，明史忽略；再比如，有人在南京的湖南街说朱元璋的老婆是大脚，有嘲笑的意思，因为自宋朝后，富人家的女子都是留小脚，因为朱元璋的老婆是回族穆斯林，因此没有裹脚。为此，朱元璋很愤怒，下令湖南街杀，意思是杀光湖南街的所有人，但他手下的人误以为是湖南皆杀，要把湖南省的人杀光，于是造成了湖南的大屠杀，屠杀过后，湖南人烟稀少，不得不从其他省份移民，江西人大量迁移到湖南，这也是湖南和江西老乡关系很多的原因。这么大的事件，清朝修的明史却完全隐瞒下来了，而在当地的地方志和祖谱中却有明确的记载。

退一步，就算清朝修的正史是不可靠的。明实录等其史实也记载了朱的文字狱，这些可不是清朝修的历史。再退一步，《国史唯疑》是明朝人写的，三百年来，此书没有见刊行，但乃存有七种手抄版本，这不存在清朝篡改问题了。《国史唯疑》由已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熊德基研究员及陈士楷研究员合力点校此书，并于今年六月出版。

《国史唯疑》的作者是黄景纺(日+方)，1596--1664，字可远、太樨，号东崖，晋江东石檗谷村人。七岁即作《鸿雁麋鹿》时艺，“博瞻陆离，斐然成章”。于明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十五年，会推阁员，名列第一，召对也称旨，得升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同邑蒋德景同时入阁。十六年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是年九月归稳居家。景纺生当明季，勤谨任事，不结朋党，自编修以至台辅，与崇祯一朝相终始。他虽秉性忠贞，或值径筵委婉进言，拾遗补缺；或累疏力争，拯救正士，终无补于明王朝的覆灭。《国史唯疑》一书，系景纺怀疑明代“国史”有不实和偏颇之处，而加以补正所作。其志趣似在探索历代朝政的治乱得失，朝士言行的是非功过，根据他的所闻所见，力求如实的作出公正的判断。故自明太祖至熹宗朝，凡有可议之处，均一一评述。即如太祖、成祖等雄主，虽有创业定边的丰功，但对他们的刑杀之酷，也不无微词。至于建文帝的宽仁与文弱，英宗正统间虽宠信刘瑾，轻启边衅，但天顺之善政也功不可没，诸如此类，都能秉笔直书。对于朝士，即便名臣亦不讳其过失，奸佞也不隐其微善。
例如于谦虽有社稷功，但他掌兵部，竟未察觉夺门之变，也属失职；徐有贞虽奸险，但善治河，等等，议论均能持平。这种史德是不多见的。故此书不同于野史，也不同于考异，而兼有博闻与史评之长，足为治明史者论世知人之助，为稀有和珍贵之史料。且书中重气节，慎进退，爱廉静，恶纷竞，不失为正人君子之言。清代以及近代许多名人学者，都对此书极为关注推崇。《国史唯疑》节取“国史旧闻”，并参考诏令、奏疏、私史、方志、别集、笔记以及个人见闻，取材广泛，内容宏富。诚如孟森所言，书中所记载的“遗闻轶事足补史传者极多，故自可贵。”如卷三说永乐以后，后妃不选自公侯家，所以皇亲国戚虽封侯伯、位保傅，不干预朝政。又如卷八云穆宗、光宗在当太子时，因生活拮据，不得已向他人借贷谋生；张居正当国时，自养“探事人”，专门打探和搜集边镇消息，因此他所掌握的边镇情况，连边镇督抚都不如他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却未见学者引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下面是《国史唯疑》卷之一，十五页
　　
　　国初儒学官撰贺谢表笺，以嫌讳诛者，如曰作则，嫌于贼也；曰生知，嫌于僧也；曰有道，嫌于盗也；曰法坤，嫌于发髡也；曰帝扉，嫌于帝非也；曰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余类是。不知彼时文儒何从措笔？


清朝修的正史，明实录，有气节的黄景纺记载的《国史唯疑》，皆证明了朱元璋制造文字狱不容置疑，而某些教授却要通过一个人品连妓女都不如的钱谦益的文章来否定历史，实在难以理解，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到处传播。



再退一步，网友杜车别抓住陈学霖的一篇文章，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妄图推翻学术界关于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定论。
　　
　　陈学霖文中这样描述的：
　　
　　华裔学者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一文(《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对洪武时期文字狱的史料进行多方考证,认为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原因不在赵瓯北(赵翼)所言明太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涉及政治事件”。
　　
　　陈学霖何曾从整体上否定洪武文字狱？只不过是否定洪武文字狱由于明太祖学问不深的说法，而认为背后可能有更深的政治动机，如此而已。在洪武文字狱的问题上，网友杜车别最大的依据不过如此。


最后，以 “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一文的开头结束此文。“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
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我觉得在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明朝文字狱
明太祖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斩。（《朝野异闻录》）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明史-苏伯衡传》卷285）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腰斩。（《皇明记略》）


不但大臣因文字横遭不测，就连藩国朝鲜也不能逃脱，朝鲜国王李成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明太祖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打回，还要朝鲜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朝鲜恐惧，将郑总押送至南京，太祖下令，发配云南，仍令辽东都司不许高丽人通界，也不许商客贸易。（《国初事迹》）

更奇怪的是，朱元璋连死人孟子也不放过。明太祖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5）洪武二年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因为文星暗了，朱元璋做贼心虚，才恢复孟子牌位。但是朱元璋实行八股取士，孟子的“对君不逊”难以让他容忍，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85章，一律删去，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定后定名为《孟子节文》，被删的主要是以下几类：


一 不许说统治者及其官僚走狗的坏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


二 不许说统治者要负转移风气之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下）


三 不许说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四 不许说反对征兵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话--“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


五 不许说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进行报复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六 不许说人民应该丰衣足食的话--“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七 不许说人民应该有地位有权利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明成祖】朱棣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明通鉴》卷十四）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还有建文帝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下法司严惩。（《明通鉴》卷十六）

除了跟建文有关的之外，明成祖还禁烧一大批戏曲，永乐元年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上奏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明成祖下令五日内统统烧毁，“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顾起元《国初榜文》）

还有因出题获罪的，永乐七年，翰林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御史弹劾他们偏题，邹缉等被下狱。（《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还有因进书获罪的，永乐二年，饶州士人朱季友献书，明成祖看后大怒，说“此儒之贼也”，将其打了一通板子，家中藏书全部被焚。（杨士奇《三朝圣谕录》）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都御史张楷除夕作诗：“斯民何苦际斯时”“四山峰火照人红”“乱离何处览屠苏”等，流传京城，人多传诵，礼科给事中王诏上书弹劾，张楷坐罪免职。（《明英宗实录》）


【明代宗】景泰七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编修黄谏，主持顺天府试，因出题犯宣宗讳，被弹劾。（《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明宪宗】成化二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朱子四书集注进呈，命毁之，交有司治罪。（《皇明宪章类编》）


【明武宗】浙江佥事韩邦奇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圣上，下诏狱，罢黜为民。（《明史-韩邦奇传》卷201）


【明世宗】


河南巡抚胡赞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明史-刘刃传》卷202）

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引用白居易、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老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明史-吴廷举传》卷201）

嘉靖十六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诏狱，罢黜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明史-吴悌传》卷283）

广东所进试录文体有错，帝、圣字样不行抬头，学正王本才，布政使陆杰、按察使蒋淦等，下法司逮问，嘉靖帝严禁士子敢有肆为怪诞，不尊旧制者，一律罢黜。（《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山东所进乡试小录有防虏御边内容，嘉靖帝认为内含讥讽，将考官教授周矿、李弘等多人廷杖八十，罢黜为民，其中监临官御史叶经死于杖下。（《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吏部尚书李默因部试出题有用汉唐讥讽当朝，嘉靖帝大怒，下锦衣卫镇抚司拷问，死于狱中。（《皇明驭倭录》）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给事中、张思静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贺表中万寿字未抬。（《明通鉴》卷六十）

颜钧，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王守仁。明朝政府认为他的思想诡怪狂妄，下南京狱，几乎被杀，多亏门徒罗汝芳“破产救之”，被充军。

梁汝元也是明代的进步思想家，受业于山农。他曾在家族内试行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影响颇大，四方之士纷纷效仿，最后被下令逮捕，死于狱中。（《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明神宗】


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抨击，在他的著作《藏书》、《焚书》中抨击孔子，流传极广，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欢迎，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对李贽进行诬蔑，将其下狱，死于狱中，年76岁。他的书多次被焚毁，天启五年又焚毁一次，但是仍然通行不衰。（《明神宗实录》卷369）

万历七年，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高启愚主持应天乡试，曾出题“舜亦以命禹”。万历十二年，御史弹劾他意在阿附已故宰相张居正，劝进受禅，大不敬，高启愚于是被削职遣回原籍。（《含山堂别集-科试考》）


【明熹宗】魏忠贤专权时，扬州知府刘铎，不满魏忠贤，作诗赠扇，有“阴霾国事非”字样，被逮治。（《明史-万璟传》卷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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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谎言——读陈学霖考证后的收获(转载) 
　　
　　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
　　　　　　
　　　　　　我觉得在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满清制造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事实清楚，有他们自己的档案做证，延续一百四十多年，奴才们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各各显露着谄媚的凶虐，恣肆的残暴，还隐约以这样的凶虐残暴作为功绩而骄傲。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却不一样，疑点太大，没有可靠的证据，但似乎成为了定论，流传广，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吴晗顾颉刚之类。还每每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明清合论，甚至用来开脱满清文字狱的残暴罪行。
　　　　　　我一直对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感到怀疑，但苦于知识匮乏，无力透彻反驳。但后来看到一篇王春瑜写的文章《功夫文章学子书》，是介绍研究明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早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考证。
　　　　　　
　　　　　　
　　　　　　王春瑜说“
　　　　　　学霖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明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　　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
　　　　　　”
　　　　　　
　　　　　　陈学霖考证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呢？我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收录在陈学霖著的《史林漫识》一书中的《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另一篇是收录在台湾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第一册里面的《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下面我就把陈学霖的考证的基本内容介绍一下（另外还有王春瑜在《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中的考证），然后在此基础上，说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一些下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谣言，产生的原因的是什么，被大肆散播，以至深入人心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
　　　　　　陈学霖说“《札记》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误抄《翦胜野闻》，未易断定。无论其出处为何，此故事自赵翼传录以后，后代学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触犯文字狱忌讳遭斩之说遂不胫而走，人多以为真实矣”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
　　　　　　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无疑问。《翦胜野闻》之荒诞不攻自破。”
　　　　　　
　　　　　　关于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事实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经加以辩正过了“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
　　　　　　来复（也就是见心）真正的死因是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明朝的释明河写的《补续高僧传》中卷二五说“……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僧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于是得罪”。在释元贤《继灯录》卷五中说“二十四年，山西捕获胡党，举师等往来胡府，坐罪入灭”
　　　　　　
　　　　　　再看蒋清高，还是《闲中今古录》,说他“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误注被斩于京师”，按《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的说法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按照象山县志录的《蒋氏谱》的记载蒋清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
　　　　　　
　　　　　　接下来是王春瑜考证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迹，按照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守仁因为《题翡翠》一诗，德祥《夏日西园》一诗，“被太祖罪之，不善终”。而事实上，守仁根本没有做过《题翡翠》，“是好事者，附会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业上，与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错，彼此关系融洽，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所谓不善终云云，实属无稽之谈”。至于德祥，和所谓的不善终，更是沾不上边，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有题倪云林，周履道书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有和御制赐赤脚僧诗”，他在永乐中“谈笑而逝”，“郎瑛说他因《夏日西园》诗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以上都是一些可以考证清楚的和牵涉到所谓文字狱中的人物事迹，还有许多是无从考证的，如赵翼《札记》根据的《朝野异闻录》中的记载，《朝野异闻录》记载又多半出自梁亿的《传信录》，里面说“洪武间凡三司、府、卫、州、县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声音字样可疑而被诛者甚多……”，然后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什么因为“天性生知”，因为“睿性生知”，因为“作则垂宪”，因为“垂子孙而做则”，因为“体乾法坤”，因为“藻饰太平”等等语句被诛，据说是因为“生”音同“僧”，“则”音近似“贼”，等等，所以触犯了朱元璋的避讳，从而被诛。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从这些记载本身来看，所提供的十几个例子，既没有具体的年月，也没有具体的细节，更没有提供可以用来查证的材料。所以似乎只能“姑而言之，姑而听之”。更可笑的是不同的书籍，往往把同样的一个事件，按在不同的人身上，甲说的变成乙说的，乙说的变成丁说的。
　　　　
　　陈学霖教授对这些记载提出了几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根据这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所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太祖在那以后开始留意天下所进的表笺，因此文字狱大兴。“意谓此时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然而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谓的文字狱，那也绝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开始，应该是从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
　　　　　　
　　　　　　再次，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根据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摘录开头部分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
　　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 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傍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廓,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
　　　　　　　　
　　　　　　　　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并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飚,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也没有丝毫隐瞒,“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而且刻在石碑上,广布天下，流传后世.陈学霖还举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御笔》诗文作为证明，现存的《明太祖御笔》中就有三首言僧谈禅。说因为朱元璋对自己出身忌讳，怕别人言及，而制造文字狱，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他自己都能这么坦然的去说，还怕别人影射吗？
　　　　　　有的人会说，虽然朱元璋自己可以坦然谈及自己的出身，但不等于他可以容许别人来谈。就比如一个人自己可以谦虚的说，自己很笨，或者很穷，但如果别人当面来嘲笑他说他是笨蛋或者穷鬼，他肯定是会生气的。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稍加推敲，便知道谬误。的确自己说，和别人说不一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当面嘲笑或挖苦的事情，而是因为谐音产生的事端。一个能够相当坦然的把自己某方面公布出来的人，决不会动辄疑神疑鬼认为别人影射自己的这方面的缺陷。就比如一个能够坦然说自己笨的人，会因为别人赞扬他说“你奔跑的很快”，而认为“奔”和“笨”谐音，认为别人是嘲笑自己笨，从而勃然大怒吗？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心理规律！如果因为这样的谐音去责怪别人，那不是等于去承认和强调这是自己的缺陷，是羞耻，而且这个缺陷和羞耻非常非常大，所以连谐音都受不了，原本是要避讳和掩饰结果反而是用最尴尬最难堪的方式去强调和宣传。确实，世界上是有心理这么敏感和脆弱的人，但凡是具有这样心理的人，都必然拼命掩盖粉饰这个可能被别人诟病的方面，绝对不会有勇气自己先去坦然承认公布的。从朱元璋对自己出身的坦然来看，说他会因为谐音而制造文字狱显然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