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那 ”被卖国贼梁启超章太炎使用

1871年  清穆宗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四年   辛未年（羊年）
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统一。
5月10日——普法战争结束，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5月15日——德国颁布第175条，开始了德国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直至1994年条例废除之前，因此条例而受害或被杀的同性恋者数以万计。
 8月14日——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帝出生（逝世1908年）
9月13日——《中日通商章程》在天津签订。
12月24日——朱塞佩·威尔第的著名歌剧《阿依达》在埃及开罗的歌剧院（Khedivial Opera House）首演。

《中日通商章程》为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于1871年（同治十年）签订的条约。1872年（同治十一年），日本提议修改此条约未果。1873年（同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使节在天津进行换约。1871年7月29日，大体上按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等等。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1871年，两国签订《修好条规》，正式建立了国家关系。就在这时，日本已在策划侵略中国。当时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对外要"开疆拓土"，海上向南扩张的目标就是琉球和台湾。中日《修好条规》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幌子。

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 “ 中国 ” 。 “ 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 ” ，要求只写 “ 大清国 ” 。中国代表则力争： “ 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 ， 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 “ 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 。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 “ 大清 ” 而非 “ 中国 ” ，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则辩称，其汉文本中的 “ 大清 ” 是和文译文， “ 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 ” 。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以上引自《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 226-245 页。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

其实，早在清初，日本支持郑成功抗清 —— 国姓爷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的日本母亲就是被 “ 侵华清军 ” 奸杀的 。

甲午战争，日本充分利用了满汉矛盾。 《日清战争实记》 有日本 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的第一军，在东北发布的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告示： “ 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檄文出自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 (1864-1923 年 ) 之手。作为中国通， 宗方小太郎为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贡献颇多，受到日本天皇的召见。宗方对日本利用满汉矛盾谋划极深，在他于甲午年所撰写的 《中国大势之倾向》 中，分析道： “ （满清）前之叛乱者殆无义名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 ‘ 恢复明朝 ’ 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 …… 方今中国之形势颇似元朝末运。彼因起于满州异族，夺取明之天下，正如元之于宋，出自异族而统治中国则一也。故目今背叛朝廷者多为人民饱尝弊政之余而开始种族竞争者也。徵之该国历史，自古以来凡由异族起而夺取天下者，常于人种之竞争中被夺回。 ” 他认为， “ 此时若有非凡之士，其于草泽之间，收拾以上各党派 （指造反的哥老会、白莲教等）成一体，以大义名分明示天下，诚心诚意代天行道，普救苍生，乘机而起，觉罗氏之天下不知所归也 ” ，期望日本成为这个能凝聚中国人心的 “ 非凡之士 ” 。 

同年，著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 《对华迩言》 中分析道： “ 今爱新觉罗氏之天下百弊丛生，已濒于阳九之末运，岌岌之势有如败屋之将倾倒，殆已呈不可收拾之势 ” 。在认为欧洲必然会对中国进行瓜分之后，他说： “ 欧洲各国对中国之深谋远虑既已如此，一朝中原鼎沸之日，岂能止于徒手旁观乎？ ” ，要日本 “ 制天下之机先，一朝有事之际，方可凌驾欧人，使之不能呈其欲望于中国中原也。是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 ， 并十分具体地要求日本政府重视在华占领区的民政，还引用了孟子的名言： “ 当今之时有能行仁政者，民悦之如解倒悬 ” ，希望占领当局 “ 施行大道 ” 、 “ 待民如子 ” ，并且指出 “ 新占领地之统治者，责任至重，其人选非最慎重不可也 ” 。 （《宗方小太郎日记》） 

保皇的 “ 维新派 ”根本就没安好心，其目的是架空光绪皇帝，同时散布日本人伪造的《扬州十日记》等书。梁启超自己就说，当年他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 “ 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 ”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  专集三十四》）。

甲午战争后，日本日益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得到了日本官方或半官方的支持。那时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流行用 “ 支那 ” 称呼中国。中国的很多革命者，来到日本后，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二是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自称 “ 支那人 ” 而非 “ 清国人 ” 。 “ 支那 ” 这个在后来引起中日间很强烈感情冲突的词汇，在甲午后、二战日本战败前，几乎是日文中指代中国的唯一名词。 1902 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指甲申年明亡于清） ，喊出了 “ 光复汉族，还我河山 ” 的誓言； 1904 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报《民报》。即使非革命派的梁启超，也用 “ 支那少年 ” 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 “ 我是支那第一人 ” 。

辛亥革命后，满汉矛盾消失，日本依旧用 “ 支那 ” 。 革命党人卖国自己侮辱自己，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枪手，被日本人任意玩弄使用，而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这些人渣后来却成了中国的伟人！


“ 五四 ” 运动，学生受到革命党人的鼓动，上书北洋政府，抗议日本政府使用 “ 支那 ” 和 “ 支那共和国 ” 。 北洋政府为此专程向日本提出，认为 “ 支那 ” 一词 “ 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 。 而日本人认为 “ 中华 ” 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当时有读者投书《东京朝日新闻》，对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使用 “ 中华民国 ” 提出不满，认为： “ ‘ 中 ’ 及 ‘ 华 ’ 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 …… 今日对外拟用 ‘ 中华 ’ 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 ‘ 支那 ’ 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 ‘ 中华 ’ 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 ‘ 支那 ’ 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的 China ，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 ”

本来的确只是音译的中性词 “ 支那 ” ，在甲午中国战败后，就成了日本贬低中国的代名词，后来，更有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等汉奸人渣推波助澜，这些国贼自己就叫自己支那，为了推翻北洋政府，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又鼓动学生向北洋政府抗议，结果，又是自取其辱。日本从来没对中国按好心，所谓蔑视和瓦解清朝和北洋政府，都不过是七分中国的环节之一而已。最可恨的是中国人的败类甘愿为日本人效力，后来这些汉奸摇身一变，成了伟大的革命家和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