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古今中外历史政治
作为帝国的首脑，他所需要做的工作是总揽全局,选贤任能，赏功罚过，从而保证帝国正常运转。
朱由检执政后，大明政权处在东有后金、西有农民起义军的两面夹击之中,他对这样的危险局面没有深刻的认识,不能统筹全局,制定切实可行的宏观战略规划,完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待陕西农民军,他经常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就抚而言，从未抓住机遇，把和谈进行到底，从而达到平息农民的目的。早在崇祯二年春天，三边总督杨鹤就提出对起义农民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朱由检对此事认可。但崇祯四年正月，他派御史吴甡往陕西放赈是，仅拨给吴甡区区十万两的帑银，面对饿殍遍地的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为了生存，又再度起义渐成燎原之势。此后十几年间，明廷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曾多次和议，均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崇祯的缺乏果断举棋不定有关。
对待关外的后金方面，华夷之辨的观念深入人心,朝野中所谓的正人君子理学门徒竭力反对与后金讲和，他们认为议和就是卖国,谁倡议和谁就是卖国贼,袁崇焕被杀时,与后金讲和也是他的一大罪状。
在国事日坏中原鼎沸,两线用兵困难重重的时候,崇祯想到了与后金议和，他清楚，攘外必先安内，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手来剪除流寇。然而他又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这种丢面子伤自尊会遭到舆论谴责的事他是无论如何不肯先开口的。最终，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议和的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崇祯帝大松了一口气,有阁臣出面提出此事，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自己退身进步的理由。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全权负责，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而由于陈的不慎,秘密进行的和谈被曝光了,弄得举朝皆知。这样一来，言路哗然，群情激愤,崇祯更是大为恼火，找了些罪名将陈新甲处死！真是宋不当议和而和,明当议和而不和。他若有力排众议乾纲独断的勇气,能破除腐儒之见大胆与后金和谈,或许不会那么快身死国灭。
崇祯就猪头一个。
大明不缺良将。
大明不缺谋臣。
大明不缺贤相。
大明不缺财政。
大明鱼龙混杂。
如果崇祯真能用好这些良将，谋臣，贤相，财政，别说一个皇太极，10个皇太极也不是对手。
皇太极喜读《三国演义》。
-----官渡大战后，曹操曾叹曰：河北义士，何其之多，可惜袁氏不能用！如能用之，吾安敢正眼觑此地！！
如把河北换成大明，袁氏换成崇祯，皇太极换成曹操，一样正确。
演义总结袁绍：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
袁绍不听劝告，吃了败仗，反杀忠臣谋士。崇祯也是不听劝告，吃了败仗，杀袁崇焕，罢孙承宗，逼死满桂，逼败洪承畴....
仔细比较崇祯和袁绍，竟发现二人几乎一模一样，双双落败于对手，也就不奇怪了！！
崇祯固然有错，错不在他的政策！错在他不是李世民，刘彻那样的彪悍之君，也不象刘秀那样能打，如果这也是错的话。而他的运筹帷幄，已经是当时的极限了
明是亡于后金的吗？明是亡于流寇！降了反反了降，次次对其怀柔，菜鸟打成老油条，这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京都被后金围被蒙古围没要了明的命，一股流氓把明洗荡了个干净，你们看看史书，张献忠那个混蛋干了什么？？？把个四川杀了个干净，现在的四川人就根本不是那时候的四川人，单一个成都就几十万人啊，清初有什么政策？湖广填四川。一群盲流。
而夺取中原大半功劳也是前明留下的军队，吴三桂，尚可喜，还有那位“君恩似海臣节如山”的大将军，这些人为清入主中原立下了赫赫功劳，这里面有许多前明重兵大将之所以降清，是因为明政权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就亡掉了，象吴三桂，汉奸固然是汉奸，你让他孤立守在山海关，没有粮草，怎么办？打听一下大顺朝的意思，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把你老婆也占了，你的军队怎么办？
我说的这些不为吴三桂翻案，他就是个卖主求荣的汉奸，但是，你们应该看到，满清固然彪悍，但还不具备入主中原的实力，实际上大半天下是流寇扫荡加前明军队催垮的，直到康熙时代，清才具备了消除隐患前明旧部的实力。
而又为什么这些前明旧部会降？因为所谓的读书人长篇大论，痛骂连声把这些人脑子读坏了，君王被贼杀了，将军们不知道自己入主，只知道投靠个有名分的政权报仇。后来为什么好多人又反了？因为时间长了想明白了，或者仍念旧朝，所以又想反。给历史留下了朝三暮四的一幕。
读书人啊，脑子坏了。骂把敌人骂不死的。最后读书人干脆一推，是崇祯你昏，我们忠心无罪。一群废物。
至于说崇祯杀袁崇焕，难道放到李世民刘彻那样的彪悍之君就能重任他吗？一个随意处死同级封疆大吏接受其部队，一个一纸书信比皇帝命令都管用的大将军？这纯粹是手握重兵拥兵自重了。
到最后，你都推给他，好像自己纯洁的跟处女一样，怎么不说，要你们满朝文武做什么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一、
1.陕北受到大灾后，你认为应该加税还是免税赈灾？可我们的伟大领袖崇祯皇帝就是要加税！！！让他免税花钱，比割肉还痛啊！臣下惊得目瞪口呆！！！！
2.大明缺钱吗？NO！李自成打进北京，内库（皇帝的私房钱）银3750万锭，每锭100两；黄金700万锭，每锭100两。李自成瞠目结结舌。崇祯有这么多钱，却不肯拔10万两银子赈济陕北，不肯给宁锦将士发饷，还要前线将士罗雀掘鼠自己解决经费。荒唐不荒唐？
3.大明国库紧张，是事实。可皇帝私人如何豪富，正常吗？朝鲜战争时期，万历皇帝从内库支付1000万两银子供应前线，保障了战争机器，取得胜利。整个崇祯朝，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大概他认为，内库是自己的，打仗不应该由皇帝自己掏腰包。滑稽不滑稽？
4.崇祯上吊前一天，还是下昭收税，当时李自成已经打进北京了。他还想多捞点税，搞笑不搞笑？见过守财奴，没见过崇祯这样的守财奴！！
有个笑话：海上船翻了，大家游水逃生，很快都上岸了。可见一个平日的游泳高手却还在苦苦挣扎。大家问，你怎么搞的？他说，我身上系着3000贯钱，游不动啊。大家喊，快把钱扔了，高手死活不肯，最后淹死了。崇祯就是这个守财奴。
二、
1.内患远大于外忧。如果大明不内乱，满清再牛B，联合蒙古，也不过和大明形成南北对峙。形成新的南北朝。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事实上，大明从建国到灭亡，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和蒙古势力形成拉锯，现在长城就是为防御蒙古而筑，前后200年筑城。蒙古虽有铁骑数十万（多于满清）并一度打进北京，也不能降灭大明。最后还是退回大漠。事实上，大明并非满清所灭，而是李自成。满清不过是捞渔人之利。所以说，满清灭明有很大偶然性，这和元灭宋的必然性是本质不同的。因为双方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2.根据内外轻重关系。如果不能两线作战，宁可放弃关外，也要保障关内不乱。对于关内，只要及时做好这些防灾赈灾工作，让灾民有吃有住，用钱用，并给他们规划来年希望，绝大多数人是不会造反的。该减税的减，该免的免。那么内部矛盾就会缓和。即使有些零星的造反也容易扑灭，形不成气候，成不了国家心腹大患。只要稳住国内，再陈精兵良将据守长城险要，并以一定主力预备策应各要点，那么满清根本没有机会叩关入长城。
三、
1.杀袁崇焕。袁的确有问题。我并不为他辩护。他一是擅杀平级大将毛文龙（二人同受尚方宝剑）。二是要崇祯掏腰包。----这点我们的伟大领袖难以接受。三是监视对手工作太过失职。那么长时间竟然没发现敌人主力在干什么，到那去了。确实难辞其咎。搞得首都和皇帝，中央政府万分危险，虽经血战保住了京师，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他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四是和岳飞一样，把国家军队带出了一定的私人性质，连皇帝都调不动。但说袁通敌卖国显然荒唐，崇祯自己也不信。他对袁是失望加愤怒。袁死必然。但袁毕竟是有战功的，他将功折过保住了北京城，凌迟实在是过于残酷和草率了。袁死后，关宁军人心离散，战斗力大打折扣。
2.除袁外，被崇祯杀死或逼得自杀的巡抚以上11人。最冤的是陈新甲。本是议和是崇祯和陈秘密商议的。但事情暴露后他为搪塞众人，推卸责任，竟掩耳盗铃地处斩老陈同志。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老陈同志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崇祯性格上有严重缺陷，金庸先生曾提议他受一定训练后去杀猪比较合适。此后没人再敢出谋画策，更没人也提意见了。文人胆寒，武将心寒的局面，就是我们伟大领袖崇祯皇帝杀出来的。万历朝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批评皇帝，丝毫不用担心获罪受处分。一些正确的意见，万历依然采纳。天启皇帝也能听一些意见。可崇祯时，丝毫也没有这种景象了。
3.急于求成，不懂军事偏要瞎指挥。
不怕内行凑热闹，就怕外行瞎指挥。
我们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即使是内行，也要小心谨慎，所谓一步不慎，满盘皆输。这样的战例多得很。更何况伟大领袖根本不懂军事。北京城下，他逼迫满桂出战清兵，满桂和熊庭弼，袁崇焕等并肩战斗过，绝非怯懦怕死之辈，但没办法，明知草率出战是送死，也只好送死了。不出战也必被皇帝处死。这样身经百战的总兵满桂为国捐躯了。山海关外，本来洪承畴的战术是且战且守，步步为营。立于不败之地推进。他却强令洪火速推进。洪结令大哭，深知必败。然袁的下场他是看到的，也只好照办，结果兵败松山，半年后降清。孙承宗，这位在天启朝守辽战功赫赫的名将，建议修理必要的城防，因为防守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可崇祯不听，不等修好便强令出兵，结果大败。罢职。天启是孙的学生，对老师言听计从，孙守辽四年，成就显著，袁也是他提拔起来的。可崇祯对孙就没这么客气了。后满清入侵，孙率家人战死。今山海关上，有孙塑像。这样的皇帝下，孙吴再世，又能如何？
四、
张献忠屠蜀。此纯属满清污蔑。张献忠入蜀后确实有打击面过宽，镇压人过多的事实，但绝非屠蜀。如张果屠蜀尽净，那么清兵入川何以遭到顽强抵抗？难道是冤魂复活？湖广填川是后来的事了。
五
吴三桂们 乱世之中，主上崩灭，在不足以自立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在找靠山。一点不奇怪。吴三桂们和满清实质是打着君臣幌子的利益联盟。所以当康熙要剥夺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必然要捍卫。也即所谓的“叛乱”和“平叛”。
六
关于崇祯的勤政节俭
南朝梁武帝的勤政节俭不亚崇祯，大家可以读读史书。最后饿死皇宫。因为他不恤百姓，又不懂制衡朝中重臣。愚蠢到家，这样的一个勤政节俭的皇帝不值得丝毫同情。
崇祯表面很节俭勤政，可对人民并没有丝毫爱心和感情。就象一个亿万富豪，不肯给年迈的父母一丁点生活费，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一天都只吃两顿，连抽烟喝酒都舍不得，一双皮鞋都补了又补，哪有钱孝敬父母？对这样的一个吝啬残忍的守财奴，大家会仅仅因为他节俭勤劳就认为他是个好人吗？
今日尚有以民族划分是非，实为可笑。把一切是非道德化黄仁宇早就批评了。本人亦不想从道德角度评判崇祯。之所以说其可恨，乃应了民间那句“可怜人比有可恨之处”的老话。当然，明之亡，责任决不在崇祯一人，但说崇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非中兴之主绝非过分。
至于张献忠那个混蛋，杀人可是步骤精密逻辑分明，很有一套的，不是谁给他抹黑不抹黑，到清兵达四川的时候，川民居然就剩下逃入山林的“野人”，遍体白毛。相信历史有其事，你对比下成都城人口资料去？清初，成都人口多少？快没了！
我们来探讨一下：
一、
1.陕北受到大灾后，你认为应该加税还是免税赈灾？可我们的伟大领袖崇祯皇帝就是要加税！！！让他免税花钱，比割肉还痛啊！臣下惊得目瞪口呆！！！！----------=============================那要言官,干什么,言和他们大肆攻击,这次却目瞪口呆,一看就是底下欺瞒皇上,却目瞪口呆,经不起推敲
-----------------------------------------------------2.大明缺钱吗？NO！李自成打进北京，内库（皇帝的私房钱）银3750万锭，每锭100两；黄金700万锭，每锭100两。李自成瞠目结结舌。崇祯有这么多钱，却不肯拔10万两银子赈济陕北，不肯给宁锦将士发饷，还要前线将士罗雀掘鼠自己解决经费。荒唐不荒唐？
=============================================================真有那么多钱,你发烧了吧,算一下,野史吧,后来钱都到那去了,没下文了吧
=========================================================3.大明国库紧张，是事实。可皇帝私人如何豪富，正常吗？朝鲜战争时期，万历皇帝从内库支付1000万两银子供应前线，保障了战争机器，取得胜利。整个崇祯朝，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大概他认为，内库是自己的，打仗不应该由皇帝自己掏腰包。滑稽不滑稽？
============================================================没有吗?你仔细找找,再找找大明皇帝一年内库进多少钱,出多少钱,再算一下你上文的那么多钱需要多少年攒下来
=======崇祯上吊前一天，还是下昭收税，当时李自成已经打进北京了。他还想多捞点税，搞笑不搞笑？见过守财奴，没见过崇祯这样的守财奴！！
有个笑话：海上船翻了，大家游水逃生，很快都上岸了。可见一个平日的游泳高手却还在苦苦挣扎。大家问，你怎么搞的？他说，我身上系着3000贯钱，游不动啊。大家喊，快把钱扔了，高手死活不肯，最后淹死了。崇祯就是这个守财奴。
=============================================================笑话也当真,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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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好好读读一明史相关书籍，特别从万历开始。
张居正时，国库充足，银1000万两，余粮可供全国人民吃10年，当然还是赶不上隋朝的60年。
万历喜欢钱。他亲政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内库日益充盈，远超国库。仅朝鲜战争他就一次性从内库中调拨1000万两。
明朝的正规年财政收入为400万两。（明朝人口一亿，按1两银子购买力折合现在300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国家税收才12亿人民币。可见人民负担并不重，人均负担12元。现在我们13亿人口，国家财政收入4.5万亿，人均负担3200元。）定陵就花了这么多钱。一般有节余。但万历开始大规模创收，内库迅速增长。万历在位48年，有38年是亲政。在他统治的38年中各种搜刮多如牛毛，层出不穷。明朝的国力不亚北宋，北宋最高时财政收入达到过1亿两银子，一般是数千万。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万历亲政38年，收了多少？即使只按每年200万两入内库，也有7600万两。实际上不会一年只收5天税，那么按一年只收20天计算，那么内库收入3.2亿两白银！！即使打5折，内库也有1.6亿两！！有人会问，国家有什么多银子吗？有！！！例如清朝平太平天国军费前后花了1.9亿两，如果没有，从何筹措？就象强盗抢钱，如果到穷人家，你厉害的强盗也抢不了多少钱。万历朝国力绝不亚于清末，而且崇祯敛财之残酷，并不比他爷爷逊色。万历朝三大征只有朝鲜他掏了腰包，其余均是从国库开支或临时筹措。此外，没有什么记录表明他又从内库大笔开支，也没有什么记录表明从27年后万历停止了内库收入。所以，到崇祯时，内库极其雄厚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万历再怎么收税也没有激起大规模的造反，是因为他选择的是有钱人，至少是相对有钱的人。加税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失或惨重损失，但不至于活不下去。而底层人民造反共同特点是活不下去了。也就是说，对富人加税而把所得的一半或1/3用于穷人，足以解决穷人的生计问题，大多数穷是不会造反的。富人虽蒙受损失但决不致于为这些损失和国家拼命。比如现在，对一个高薪人员一月征2000元的税不稀奇，但只拿出其中一半1000元就能使5个极端困难的人获得低保，那么这5个人会跳出来造反吗？不会吧？至少大多数拿低保的不会。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要求非常之低，只要统治者不把他们逼上绝路，其统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楚霸王在悲剧在于，他没有政治头脑却偏偏坐上了非有有政治头脑，甚至很高的政治头脑才能坐的帝位。崇祯也是如此，他没有帝王的雄才大略，高超手腕却偏偏坐上了非要有雄才大略，帝王之术才能坐的帝位。三国志评价刘璋也说，非其才而居其位，焉能不败？乱世中的帝国（或集团）就象一部高级野性的铁甲战车，皇帝（或领导）就是驾驶员，就是如果没有出色至少是合格的驾驭能力，那肯定是要车毁人亡的。家天下的弊端，在于父子兄弟相承，哪怕是堆狗屎也要让他当，如李世民，明明知道高宗无能，还是把皇位传给他。司马炎，明知儿子是白痴（至少是弱智），也要把江山交给他。结果国家承受巨大痛苦。真正按皇帝素质能力来考核，崇祯肯定不及格，就象根本不会驾驶的人，却让他开车上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明。所以家天下必须彻底废除，决不能让无能者甚至白痴当国家领导人啊。对他本人，对国家都是极大的危害啊
“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见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崇祯皇帝确实不被人看成是个好皇帝，单就袁崇焕的死就不能让人接受。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
拿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跟现代比,根本没法比
万历那时没乱,那是没什么天灾,天灾频繁时,就是不收税,赈灾不及时,也有人造反,天灾时收税酿成造反,那是选择性失明,不过,崇祯离老毛是差点,饿死不造反那,这我承认,中国的老百姓要求非常之低，只要统治者不把他们逼上绝路，其统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怪就怪某些有野心的人的挑拨,还有崇祯没老毛的魄力,也就是老朱的魄力,让老百姓吃大户,估计更乱,没那群众基础和宣传手段,
矿监税使派出后的约十年间，为皇室掠取了巨大的财富。但面对着此仆彼起的民众的反抗，神宗也终于不得不做出退让和妥协，对原来的掠夺方法做一些改变。一六○五年以后，陆续对有关制度作了如下的改动。
停矿——一六○五年十二月，神宗诏谕户、工二部：“朕以频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责己省衍，不遑宁处……其开矿抽税，原为济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采征天地自然之利。今开矿年久，各差内外官俱奏出砂微细，朕念得不偿费，都着停免。若有现在矿银，就着矿差内外官员一并解进，驰驿回京，原衙门应役。凡有矿洞，悉令各该地方官封闭培筑，不许私自擅开，务完地脉灵气。”（《神宗实录》卷四一六）
分税——即将榷税所得，分成两份，一归宫廷内库，一归户、工二部主管的国库。诏谕说：“其各省直税课，俱着本处有司照旧征，解税监一半，并土产解进内库，以济进赐供应之用，一半解送该部（按指户、工二部），以助各项工费之资，有余以济京边之用。”（《神宗实录》卷四一六）
分解——分税后，税务征收统由地方官府掌理，税银的解送，进内库者由税监负责，进国库者由地方官府掌管。《明史·李汝华传》记：“三十三年十二月诏四方税务尽领于有司，以其半输税监，进内府，半输户部。独江西潘相（税监）勒有司悉由己输。汝华极论相违诏。帝竟如相议，且准行之四方。”据此，送内库和国库的税收仍由税监输送。税务征收在江西地区也仍由税监管理。但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有司统征税收，已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从而消减了税使横征的弊病。
限制委官——各地中使随带的委官和役使人员，仗势横行，为害甚大。一六○五年十二月的诏书中明确指出：“其各处奏带员役，只着押解催儧钱粮，行文差用，不许私设关津，指称委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夺，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亏国家正课。”（《神宗实录》卷四一六）
减税——一六○五年以后，一些省区的税额有所减轻。如一六○六年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要求将山东六府之税由六万两减至五万五千两，获准实行。一六一四年三月，神宗谕：“各省额进税课，准以每年所征三分，量减一分……其二分照旧征收分解进用，接济急需。”（《神宗实录》卷五一八）这是一次遍及全国的大幅度减税。
留用——一六○五年以后，各地准留税银用于赈济灾荒。一六○八年准留仪真税银，一六○九年准留北直、河南、山陕税银。一六一○年准留福建四川税银，以赈灾荒。一六一七年，江西水灾，准留二监额税银二万两赈济。次年，以广东水涝灾伤，准将四十五年解部税银留赈。应解税银，也间或准当地留用于军费。一六○九年，辽东税银准留充本镇饷，一六一九年，以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一年税银尽充军费。
停遣中使——矿监税使亡故或撤回北京之后，不再派遣太监接替，其原管事宜交附近税监代管。矿监税使虽然尚未全部撤离，有此规定，即可逐渐减少。
神宗对矿税制度作了上述的改革，中使权限受到限制，有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减轻民众的危害。但中使继续留在各地，仍可恃势虐民，依然是一大祸害。
万历喜欢钱。他亲政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内库日益充盈，远超国库。仅朝鲜战争他就一次性从内库中调拨1000万两。
明朝的正规年财政收入为400万两。（明朝人口一亿，按1两银子购买力折合现在300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国家税收才12亿人民币。可见人民负担并不重，人均负担12元。现在我们13亿人口，国家财政收入4.5万亿，人均负担3200元。）定陵就花了这么多钱。一般有节余。但万历开始大规模创收，内库迅速增长。万历在位48年，有38年是亲政。在他统治的38年中各种搜刮多如牛毛，层出不穷。明朝的国力不亚北宋，北宋最高时财政收入达到过1亿两银子，一般是数千万。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万历亲政38年，收了多少？即使只按每年200万两入内库，也有7600万两。实际上不会一年只收5天税，那么按一年只收20天计算，那么内库收入3.2亿两白银！！即使打5折，内库也有1.6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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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从来不用白银计算岁入
2，矿监税使上缴的总数，按照王毓铨老人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 明代卷》所说，是五百余万两，按照王宏钧先生所说，是三百余万两
3，万历大榷天下税收是从二十四年到三十五年这十年间，根本不是三十八年
4，崇祯十六年打算发纸币时蒋臣和蒋德璟估算民间有银二亿五千万两，银子是不会凭空消失的，万历之后二十多年的崇祯年间全国不过二亿五千万两白银，万历朝哪来的三亿多两白银充内帑
5，朝鲜战争时一次性从太仓调出一千万两白银？发什么神经
2，矿监税使上缴的总数，按照王毓铨老人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 明代卷》所说，是五百余万两，按照王宏钧先生所说，是三百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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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缴多少和实际收缴多少是两个概念!!!
明之灭亡很大程度是其财政上的先已破产,三饷的征收使得本限于经济发达的南方使用的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不发达的北方,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达6000倍.地方政府有半数拖欠税款,整个经济的瓦解只是时间问题.
在位十七年内阁走马灯般得换人,前后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以至被后世讥讽为“崇祯五十相”。被他杀死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有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1639年，朱由检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36人，包括英勇尚战的总兵祖宽，无罪有功的山东巡抚颜继祖等。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宁远连续重创清军并因使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命丧黄泉的袁崇焕被冤杀。充分说明崇祯多疑任察苛刻寡恩,既乏识人之明，也无容人之量，更没有策略头脑。皇太极用了一招“蒋干盗书”的翻版，就让这位皇帝没头没脑的杀了这位敌人最害怕的将军。
朱由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妄想短时内扭转万历以来的颓势,使天下大治中兴功成。他“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不停地更换阁臣,不断地遣将调兵,而国事稍有不利,就将所有责任全加到大臣头上，《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他至死都认为“皆诸臣之误朕也”,而从来没有反省自己,可谓死不悔改 。
日暮思陵噪晚鸦, 悲哉!
可怜可恨的崇祯皇帝(一)
在我们的印象中，亡国之君往往都是像夏桀殷纣胡亥杨广一样道德沦丧人格破产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淫鬼恶棍,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不贪财，不好色，不懒惰，天资不算低，身体也不差，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可是，终究回天无力,后世常常把他当作中兴之主,对他的际遇结局很是惋惜同情。李自成《登极诏》里面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更是成了对他褒贬的通俗易解广为人知的不刊之论。历史果真如此吗?他真的不用对明朝的灭亡负责吗?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信王朱由检接哥哥朱由校的班继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朱由校几年前的承诺兑现了(朱由检曾问他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哥哥回答说：“当然可以，等我做几年就给你做。”),17岁的朱由检，成了大明帝国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皇帝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魏忠贤反革命集团”铲除,没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以致于不仅是当时的满朝大臣,就是三百多年后的我们,也在赞扬这位年青皇帝的足智多谋英明神武雄才大略。但是从这一后,他再也没有干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表现得是那样的刚愎自用优柔寡断凶狠残暴,最终国破鼎移身死庙隳,那么到底哪个形象才是真实的他呢?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甚的是汉朝唐朝和明朝,汉朝的宦官势力强大是因为皇帝年幼女主擅权,皇帝要用宦官对抗外戚,故壮大宦官势力为自己向外戚所用。唐朝的宦官权势煊赫是唐朝的储君地位极不固定,宦官常在新皇帝登基时有拥立定策之功,被委以重任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掌握宫廷禁卫军的宦官可以行废立国君之事。而明朝的宦官完全是皇权的寄生虫,离开皇帝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如蝼蚁一般任人宰割,故正德之诛刘瑾崇祯之诛魏忠贤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魏忠贤及其党羽轻而易举地被铲除实质上应归功于皇权的强大而不是崇祯的雄才大略,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他的“ 前明后昏”。就在魏氏集团瓦解后,他继续大量任用宦官,诸如长期主管辽东军事的大太监高起潜，主管东厂事务的曹化淳，主管锦衣卫的骆养性等都深受他的宠信，这一点<<明史>>也说他“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哪里还有半点中兴明君的样子。
袁崇焕被杀，一是自找的；二是党争过烈；三才是崇祯性格寡恩。
其实第三点还有些商榷，崇祯早期在行为上体现出的寡恩是不庸讳言的，可究其根源，我认为还是崇祯自小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权术教育，不懂得御人之道的缘故。
我们可以考察崇祯后期,在一些大臣失职、叛变之后，崇祯所采取的一系列极端宽容的措施，足可以体现出当时的崇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醒悟到年少时自己偏激行事的恶果。
可惜，当时已过1641年，对于明朝来说，已经太迟了。
崇祯上吊前一天，还是下昭收税，当时李自成已经打进北京了。他还想多捞点税，搞笑不搞笑？见过守财奴，没见过崇祯这样的守财奴！！
------------------------------------------------------------崇祯17年复颁罪己诏于天下曰：『朕承天御宇以来，十有七年；夙夜不遑，思臻上理。流寇又作，调兵措饷，实非得已。乃年年征战，加派日多；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贪官污吏乘机巧取，加耗鞭朴，日为尔苦；朕深居九重，不能体察：朕之罪也。将懦兵骄，莫肯用命；焚杀淫掠，视尔如仇：朕任用非人，朕之罪也。以致寇势鸱张，胁从愈众；如豫、楚、秦、晋，偏地受害；百姓忍怨吞声，无所控诉。思我皇祖休养尔等近三百年，至今横遭惨毒，有如此极；朕实痛之，有如焚灼！今巳调各路兵——天下忠愤之志倡义勤王、志取封爵者，水陆并进，为民报仇。今与尔士民约：钱粮、剿饷，巳行蠲免；郡县官有私征私派、滥罚滥刑，朕不时密访正罪。仍察天下大小将士战守有功，立与升赏；官民男妇节义死难，从优赠恤。一切不便于民之事，尽行革除。至于被害绅士、军民人等，一时畏死从贼，原非甘逆；除自成罪在不赦，余伪将有斩渠、献城，即与侯爵。其士卒来归者，分别赏赉。愿官者，一体拔用；不愿者，安插宁家。近如金有章等擢用、黄阁等宽恤，朕心谅其不得已也。他如文伪职牛金、喻星上猷等、武伪职刘宗敏、罗戴恩等，皆朕之臣子，自陷贼庭；如乃心王室、伺隙反正，朕亦何忍弃之，悉赦罪复职。于戏！天心未改，祖德尤深。朕方罪己省愆，用贤图治；改从前之败辙，加与尔等维新。贼平之后，耕田乐业，永为王民，不亦休哉』！----------今与尔士民约：钱粮、剿饷，巳行蠲免；郡县官有私征私派、滥罚滥刑，朕不时密访正罪.
明明钱粮已经减免,楼上的非要说崇祯上吊前一天还想多捞点税，搞笑不搞笑？你这样的水平写文章,崇祯真冤枉.
万历大榷天下税收之后明朝商业经济有没有破产呢？
看你用什么标准衡量了,明朝当时经济上受到摧残是巨大的,但靠了万历留下的内帑,明朝还支撑了二十来年.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身体糟糕到进了加急病房就算身体垮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还活着,能说话,不算垮了.
所谓反间计只是一般的看法,笔者认为袁崇焕被杀在于其杀毛文龙的独断专行,在于其可以一个手令让祖大寿去而复返.至于说"崇祯自小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权术教育，不懂得御人之道的缘故"本人认为此说法欠妥,崇祯不是有受到过良好的权术教育而恰恰是目睹魏忠贤一伙太多的阴谋诡计而变得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有些神经质疑神疑鬼.
崇祯时期，明朝财政破产是勿庸置疑的。
随便用脑袋想想都会明白，想想看，长达十几年的干旱，特别是像河南那种三年几乎不下一滴雨的罕见特大旱灾，政府怎么可能还有收入？政府怎么可能不采取一些极端措施以解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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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从北京的皇戚官员太监那里最赃追出几千万白银是怎么回事?
这个通胀率是转引自黄仁宇先生的著作,而黄是研究明朝经济史的专家,本人对其是信服的.
“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崇祯遗录》）
辽饷：
天启六年 崇祯元年 崇祯三年
田赋： 4644918 5022917 6679208
杂项商税：2292000 972020 2010215
盐课： 547993 310632 939855
关税： 200240 200240 33600
其他： 28970 334324 334324
合计： 7714121 6831133 10299602
根据毕自严的《度支奏议》，天启六年国家正赋是350余万，崇祯元年为250余万。
天启六年全国税入：正税350万+辽饷7714121=11214121两。
崇祯元年则为：250万+6831133=9331133两。
历朝历代的皇帝所学习的课程中有<<权谋学>>这门课吗,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明朝,有哪个大臣敢像马基雅维里那样给皇帝上一篇<<君主论>>,宣扬君主要有狮子一般的凶狠和狐狸一般的狡猾.所有的权术学习都是修行在个人.只可惜崇祯同学性格太坏天分有不高,偏偏运气又出奇的烂.悲剧就发生了.
<<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有机会一定要读一下,很不错的.
思宗有搜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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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饷,练饷,巢饷三饷加派是谁干的?"再累吾民数年"又是谁说的?
明明钱粮已经减免,楼上的非要说崇祯上吊前一天还想多捞点税，搞笑不搞笑？你这样的水平写文章,崇祯真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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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楚、秦、晋，地免税,明知道这些地方已经被李自成占领了,还开这种口头支票,他可真是大方,这些地方他统治17年不断加税,归了李自成了,他过来卖好,免税,哈哈,冷笑三声
当时条件，即便是秦皇汉武也得认命！！
崇祯的为人用人失败的一塌糊涂,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呢? 这个人除了想治理好大明这个目的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给大明的棺木上钉上一根又一根的钉子.
此人人格有缺陷，骨子里不信任任何人，要用人的时候无比真诚，一旦有点变故，袁崇涣剐了，陈新甲杀了，杨嗣昌自杀了.谁能帮他？谁敢帮他？可自己又并不是经天纬地，无所不能的天才，国亡身灭，有什么奇怪？
可天灾频仍、边事一点不给崇祯政府丝毫机会，即便崇祯政府有心治理也是无力回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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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搞笑了！！
唐高宗时，关中大旱10年，又受灾四年----远远超过明末的3年吧？国境受到西突厥40万骑兵的巨大压力，-----远大于皇太极的13万军队吧（没有什么资料表明八旗是全军骑兵化，如果有，请指出，让我长点见识）？高宗采取的对策十分简单。立即停止对外用兵，改攻为守（这大大节约人力物力）。调集人力，兴修水利，调集粮食和钱财立即赈灾。结果，无人造反，国家顺利渡过难关。在积聚力量之后，终于一举攻灭西突厥。崇祯即位之时，天下并未大乱，也就是说，除了对外用兵，并无巨额新增财政压力。每年多收的600万（万历时400万税收，崇祯元年1000万），从中拨300万还不够赈灾？即便没有，一纸昭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国支援陕北，陕北灾民总有稀饭喝吧？唐高宗时国力算不上雄厚，唐高宗本人也绝非雄豪之主。但他都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内遭天灾，外有压力的问题，崇祯面临的问题比高宗小得多，大明国力比唐初差不了多少。可他就解决不了，越弄越糟，其无能猪头可知。还说什么上天没给他一丁点机会，岂不可笑？
当时条件，即便是秦皇汉武也得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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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用17年收拾这个烂局面的猛人不计其数。
开朝的历代猛人不说，你看看安史之乱的时候，李家的狼狈相，
照样不是翻身作主了吗。
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确实如此。
但并不代表此人雄才大略到了他不能，秦皇汉武也不能的程度。
宋明两代，实在是汉文化的巅峰，然而却又身陷蛮夷之手，
实在让人心碎得无以复加。往事不可追，只望日后莫再如此循环。
明思宗的能力是一般，但其品德和良心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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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甲是怎么回事?
他在位期间本该从官僚士绅手上弄钱,结果他弄的头破血流,连自己孩子都被暗算死了,得罪不起士绅阶层,就拼命欺负弱小群体,往老百姓手上死命的抠,这种欺软怕硬的家伙不配谈道德和良心.
他只能说是可怜,可悲,可恶罢了.
崇祯帝在位17年，共杀首辅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首辅被杀的是薛国观、周延儒。首辅一职，在明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贵极人臣，很少有被杀的。可是崇祯帝竟连杀了2人。虽说崇祯帝手下留情，皆令自尽，但仍相当惨烈。如薛国观自杀后，因崇祯帝无旨，旁人不敢收尸，致使其尸被吊了两天两夜。
总督被杀者，先后有蓟辽总督袁崇焕、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巡抚被杀者，有蓟镇巡抚王应豸、山西巡抚耿如杞、宣府巡抚李养冲、大同巡抚张翼明、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永平巡抚马成名、四川巡抚邵捷春等等。
其他被杀的各级官员，因人数太多，根本就无法详列。
这么多官员被杀，固然与崇祯朝的多事有关，但亦与崇祯帝的做法是分不开的。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崇祯帝的杀人，在许多时候是毫无道理而言的，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再来看看他的用人：
崇祯二年（1629）底，崇祯帝竟又派宦官监军、提督京营、九门。至崇祯四年（1631），宦官更被大规模起用，不仅监军、监饷、监茶马，甚至还总理户、工两部钱粮，势力越来越大。
崇祯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大臣们不实心任事，士大夫有负国家，一句话，就是宦官要比文武大臣管用、可靠。因此，不管大臣们如何反对，他就是照用不误。
不过，到了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重用宦官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其效果也并不像原先期望的那么高，加上大臣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于是便下令撤回了大部分宦官。可是到了崇祯九年（1636）七月，由于清兵入侵，崇祯帝再次大用宦官，不仅分遣宦官监镇和分守，甚至还设了一位总监，直接指挥各路总兵，从此宦官权力大增。
在崇祯十三年（1640）至十五年（1642）间，尽管崇祯帝又几次对宦官权力进行了限制，但至崇祯十五年底，宦官又重新被重用。自此以后，崇祯帝便再也离不开宦官了。
总结我们的伟大领袖崇祯皇帝：
他在位17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
他唯才是举，却没有选拔用好一个人才；
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越来越大；
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
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
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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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换了52任首辅（宰相），杀了无数文臣武将，重用无数太监坏蛋，收了无数税银粮草，折磨了无数人民之后，他终于走到了历史和自己人生的尽头，----------公元1644年，在李自成打进北京的当开，他无限仓惶、凄凉和迷惑地从煤山出发，带着他那花岗岩一样的脑袋踏上了阴曹地府之路，直奔同样杀人如麻的老祖宗朱和尚脚下，痛哭流涕要老和尚告诉他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结我们的伟大领袖崇祯皇帝：
17年换了52任首辅（宰相）
-----------------------就是金庸原文说的也是大学士,这里直接说首辅了,真是强悍,您说了这话,那么把这52个首辅找出来,如何?找不出来就把这话吞回去吧
我看的不是什么金庸原文。朱和尚废宰相后，首席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你随便查查什么都知道，并非我首创。一般称首辅。
大多数资料说明崇祯换了50个，也有少数说换了50多个，也有的说是52个。有版本差别。如随大流，就50个吧。
有人居然为他辩解说他是一个一个试用才换了这么多，搞笑啊。作为大明帝国最高领导人，17年连个好宰相都找不到，说明了什么呢？我权且推测（不对请指教）：
A.崇祯是猪头，他发现不了真正的人才，故17年帝国无贤相之才；
B.崇祯是天才，他发现举国读书人皆猪头，故根本没有贤相之才。
我来谈谈崇祯加税的问题，三饷究竟占到明帝国田赋总收入的多少？三饷摊入田赋的是多少？三饷怎样分配给各个地区？ 明代真实的财政总收入是多少，明末军事费用的总支出是多少？明帝国的财政结构是怎样的？
了解这些以后，我们才能做出判断：明末三饷是否过分重到民众不可接受？明帝国是否能够在不征收三饷的情况下打赢国外国内战争？
首先我们看看明末三饷的计算：辽饷，征收于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争，总共为一千零二十九万九千六百零二两。《明史食货志》记载：“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剿饷，征收于崇祯十年，共二百八十万两。《明史》记载：主要来源于“因粮”（亩输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驿递”（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剿饷，征收于崇祯十二年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十二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明史》记载：主要包括田赋（大江南北地狭粮重，乃照地亩，每亩加一分，共四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以及赋役（七十万）、兵部所裁站银（五十万）、关税（二十万）、盐课（四十万）、契税（二十四万）、账罚（二十万）、典税（三万）、公费节约（一万），杂税合之二百七十八万。
三饷同时征收时加起来大概有二千一百万两白银。
我们主要讨论的加派中最大的项目——田赋。
明政府采用的是万历六年会计录所额定的田亩数，共七百多万顷（折算七亿亩，即七千万亩），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加派。
辽饷加派计算
序号田地基数（万亩）加派率计算加派银（万两）实际加派银（万两）偏差率说明
2 明末三饷
170000.0352452000.82 万历四十六年加派
270000.0352452000.82 万历四十七年加派
370000.021401200.86 万历四十八年加派
470000.03210165.30.79 崇祯四年加派
（显然，以上偏差是加派时对某些贫困地区的免税造成的）
整的来说，直接用亩来折合银是不恰当的方法。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如果仅仅按照亩来统一征收赋税，显然是行不通的。明代一般采用税亩的概念来计算赋税，大致认为每税亩即能够产一石粮食，这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亩可以算一税亩，而西北地区甚至要七、八亩才是一税亩。然而，在明政府进行加派计划时，并不做过多考虑，只是简单的用亩乘以几分几厘几毫得出加派的白银数量。这样就给我们造成了分析上的困难，究竟明代田赋的正常税率是多少？明代田赋的总收入有多高呢？
我们来看明代的田赋税率。
1578年省直税粮定额
序号省份田地总数（亩）税粮总额（粮食石）平均税率（每亩石）
1浙江46,696,982 2,522,627 0.054
2江西40,115,127 2,616,341 0.065
3湖广221,619,940 2,162,183 0.010
4福建13,422,500 851,153 0.063
5山东61,749,899 2,850,936 0.046
6山西36,803,927 2,314,802 0.063
7河南74,157,951 2,380,759 0.032
8陕西29,292,385 1,735,690 0.059
9四川13,482,767 1,082,544 0.080
10广东25,686,513 999,946 0.039
11广西9,402,074 371,696 0.040
12云南1,799,358 142,690 0.079
13贵州516,686 50,807 0.098
14南直隶77,394,662 6,011,846 0.078
15北直隶49,256,836 598,622 0.012
16合计701,397,607 26,692,642 0.038
朱和尚废宰相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可没什么首辅。内阁是老四创建的，在其儿子孙子手里进一步完善的。
引黄仁宇著作摘自《大明会典》的这个数据显示平均每亩约0.038石，较符合《大明会典》提到明初制定的单一税率，民田每亩0.035石，官田每亩0.0535石。
当然，以上税率有一定虚假成分，税率低的河南要承担巨额的河工费，北直隶要承担京师的各种沉重徭役，而税率高的云南、贵州则可以用水银、丹砂、甚至贝壳来代替税粮。不过作为简略的全面分析，这个数据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明帝国田赋的总收入大概在2600万石左右，黄仁宇推断当时每石折合0.8两白银，那么，明帝国来自田赋的总收入大约在2100万两白银左右。三饷的加派共二千一百万两，则相当于将明代的田赋赋税增加了一倍。
然而，明代田地总产量的多少，三饷占其比例是否非常高，这才是三饷是否明帝国百姓沉重负担的关键。
不得不承认要了解明帝国田赋总产量的困难，缺乏土地数据、改折比例、农产品价格、会计方法等必要的数据，很难进行数学处理，对于明代经济全面而透彻的研究至少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黄仁宇是目前对明代经济全面考察的的第一人。他首先分析了具有代表性，并且数据较为清晰的1572年浙江杭州府（全府约田地四百二十万亩）田赋的税率，得出结论是税率最高的仁和县约为全部农田的10.8%，最低的富阳县约为3.3％，全府税收收入占该地区全部粮食和丝绢的6.7%。
然后又分析了1608年山西汾州府（全府约田地四百八十万亩）的田赋税率。得出结论是灵石县税率为12％，孝义县为5.5％，全府平均8.3％。
黄仁宇还进一步选取了更多的典型案例：
1、1543年的湖广安化县，税率为3.9％；
2、1569年的南直隶溧阳县，最高税率不到农田收入5.4％，最低不到1％；
3、1570年山东省，最高税率在8.6%到12.2%之间，最低在5.8%到8.1%之间；
4、1573年福建省漳州府，税率达12％（税率过高的原因是同倭寇作战而增加的附加税）；
5、1580年左右山东曹州，税率在8.5％到12.6％之间；
6、1584年广东顺德县，税率在3.5％到6.1％。之间；
7、1620年浙江开化县，税率低于6％；
8、十七世纪初南直隶苏州府吴县，赋税最严重的地区，实际不超过农业产出的20％。
于是黄仁宇得出结论认为：十六世纪时候的明帝国，税收不超过总产量的10％。这也符合明帝国“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
那么，如果明帝国田地产量10％有2100万两白银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明帝国田地总产量大概在21000万两白银左右，那么三饷的加派2100万两白银大概是明帝国田地产量的10％。
我们知道，三饷真正同时征收不过两三年，还不是全部都摊入田赋，至少有三百万两白银来自于其他方面。
即使三饷全部摊入土地，明帝国末期老百姓所要承担的田赋负担共计4100万两白银，只是田地总产量的20％，仅从这方面看，绝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我们还需要注意另外两个数字，一个是随着海外贸易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在十七世纪物价水平上涨了40％；另一个是即使在和平年代，明帝国税收的完额缴纳从来也没有超过80％，资料显示加派的税收在许多地区可能只完成了50％左右。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三饷的2100万两白银还得大幅缩水，由此可见，明帝国即使是征收三饷的这一税率也绝不会高到不可接受。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的数字来予以验证。
我们可以看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统计的清代田赋数据：
年代粮食（石）银（两）
顺治十八年6,479,465 21,560,006
康熙二十四年4,331,131 24,449,724
雍正二年4,731,400 26,362,541
乾隆十八年8,406,422 29,611,201
我们知道，十六世纪晚期到时期世纪初期，中国大陆经历了长期的战争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土地总产量大幅下降。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统计的清代人口和田亩数据：
年代人丁（口）田地（亩）
顺治十八年21,068,609 549,337,640
康熙二十四年23,411,448 607,845,001
雍正二年25,284,818 683,791,427
乾隆十八年102,750,000 708,111,288
我们不难发现，直到乾隆十八年，清帝国的人口和田亩数才相当明帝国万历年间的情况，这个时候清帝国的税收，如果按照粮食每石1两白银来计算，则田地收入共计3800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末田地正赋和三饷加派的总和，明末百姓的负担和乾隆时期的负担是差不多的，而乾隆年间，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还是“永不加赋”的低税统治时期。
其实，清帝国在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期间，只有二千万人口和六百万顷的田地，，还能征收2100万两和六百万石粮食的赋税，略高于明帝国至少六千万人口和七百万顷田地的正常赋税，清初老百姓的负担才是真的沉重呢。
对比黄仁宇的结论与清代数据的核对，我们可以了解到，三饷加派只不过占到明代田地总产量的10％，使田赋增加到田地总产量的20％，这样的征收水平并不高，而且在清代以这种税率水平征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
何况三饷在明末因为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拖欠，导致实际征收数额远远低于政府所期待的数字。由此可见，三饷绝没有到“直接导致了明帝国的灭亡”这种地步，明代的农业经济也没有到被榨干的状况。
我们知道三饷虽然成为了明帝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负担，但其没有耗尽明代的国力，税率也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为什么三饷在明末会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而且被一致认为与明帝国的灭亡有着紧密关系呢？
显然，众所周知的政府及官员腐败之原因。
如宗室、官绅不纳税，使许多有地的农民依附在不纳税的官绅身上，依法纳税的农民越来越少 。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又偷税漏税，地方行政官员胥吏营私舞弊，军队上军官们贪污浪费严重。可以想象，大量的负担都被嫁接到普通农民身上，三饷成为了压弯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偏偏崇祯年间北方连年大干旱，瘟疫流行，农民无法完成纳税任务，只得逃亡，明帝国政府的荒政措施没有发挥作用，绝望的农民只有造反起义。
以往无论是传统史观还是阶级斗争史观，都集中在这些方面进行批评，使我们对皇帝奢侈浪费、政府极端无能、王室贪婪自私、官员贪污腐败的明末亡国景象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可否认，这些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指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否这些现象就无可置疑的造成明帝国灭亡的结果呢？
实际上，对于以上现象，学者文人们不无夸大之处。比如1587年刊行的《大明会典》记载的土地数据显示：1393年为850,762,368亩，1502年为622,605,881亩，1578年为701,397,628亩。土地在明代中间的锐减被认为是土地兼并和有意隐瞒造成的，但最新研究的结果显示明初的数据没有经过全国性清丈，大多数数字只是随意估计的，实际明初纳税田土面积要少于4亿亩。
其实，明政府对免税土地限制非常严格，虽然不少皇帝对宠信加以赏赐，但有制度的约束，继任者也会经常清理这些土地。
《万历会典》卷17田土条载：“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止留地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明代制度如此，那执行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黄仁宇统计的“免纳正税的田土”。
类别位置亩数估计岁入估计支配
皇庄顺天、河间、真定、保定370万亩（到1522年为止）；200万亩（此后）50,000两（16世纪晚期）太后开支
王府庄田山东、河南大部、湖广一部，边缘的山西和四川100万亩（1500年左右）；300万亩（17世纪早期）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超过100,000两17世纪初福王受封200万亩
其他贵族庄田集中在北直隶440万亩（到1530年为止）；280万亩（此后）50,000两到90,000两地方官员将收入解给勋戚重臣，有时也还田于国家
京营草场北直隶未知11,000两（到1580年为止）；30,000两（1596年）此收入解给太仆寺，有时也解给户部
太仆寺草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河南300万亩（1569年）92,400两（1576年左右）解运太仆寺、南京和户部
皇帝御马、象房和苑囿土地北直隶、山东和河南超过300万亩（1580年－1590年左右）50,000两34000两解送户部；中官征收16,000两。
上表可以发现，真正免税的田地落入王府和贵族手中的，任何市斗都没有超过30万两白银，很难对明代经济产生持续恶劣的影响。
明末所暴露出来的经济问题，很多是明代始终都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单单归咎于明末的腐败。
比如农业地区田地的计量单位是亩，明代规定，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在实际测量过程中，步有大小，就会造成差异。土地肥沃的长江三角洲，一亩可以产3、4石米，而干旱的西北部，亩产不过半石。即使同是长江三角洲，土质也变化多样，分别存在山丘、池塘、沼泽等地貌，再加上很多地区存在河水退落后形成的土地，在涨水时期则土地淹没。明代田地还有官田、民田之分，官田还有一没、二没、三、四没之分，税率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官田征收的税率要高于民田，以至许多人将官田当作民田报税。这些使得税收极其复杂，单一税率根本无法适应不同的情况。
与土地的复杂性相比，明代财政部门户部人员严重不足。1390年，户部官员只有51名，加上160名处理文书事务的吏。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晚期，户部官员增加到74名官员和165名吏。税收任务不得不依赖行政官员来执行。
而同样的，明帝国的行政官员也极少。1371年，整个明代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十六世纪早期，整个帝国文官20400名，吏员总数为51000名（还包括了供职于军队的吏）。
一般来说，一个大约十万人的县，一般只有6个正式官员和吏来统治。即使如此，县官还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在十六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官员只有三年的任期，由于“回避法”，他们被委派到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既不熟悉风土人情，又语言不通，等到稍微熟悉辖区内具体事务时，任期也快结束了。
有明一代，而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决定了明代田地的税率始终只能保持在一个额定的非常低的水平上。何况任何征收赋税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和给后任留下难题的，多余的赋税也会被认为会提供给皇帝和王室浪费掉（这当然也是可能的）。
可是，政府本来可以用多余的税收投入到兴修水利、道路，进行投资、建设、研究、引进技术等公共服务事业方面，从而发展经济，但明代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考虑。明代所做的兴修水利是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敌，道路驿站维护是为了保证通讯方便。
低税并没有藏富于民，财富被地方上熟悉情况、长期任职的幕僚以及当地的地主豪强攫取并囤积，而农民仍然是处于基本温饱状态。一旦帝国因为战争开销不足而征收赋税，首先抵制的是官员幕僚以及地主豪强形成的群体，他们完全有能力抵制政府对他们视为属于自己之利润的剥夺，于是农民的负担加深，处于破产的临界状态。当帝国陷入长期的内外战争，又恰逢连年灾荒时期，农民便只有宣告破产了。
在明代财政状况恶劣的情况下，军费开支不断加大，十七世纪初期，募兵的年饷银为18两，加上城墙修筑、火器使用、武器配备以及后勤供应的费用，一支845,000人的军队就需要花去军饷2000万两。在明末，户部每年四百万两的正常收入远远不够，三饷加派势在必行。
我们可以认为，明代经济的致命问题是明代一直存在的。只是相对明末的政治腐败时期来说，明初政治清明时期，财政状况要好一点。尽管有明一代进行过杨廷和的节约计划和张居正的财政改革，但只能为明帝国带来暂时的好处，却没有不能开拓新的、稳定的税收来源。而崇祯年间非常不幸，万历三大征耗尽了张居正时代为国家积累的上千万两白银，明清战争持续多年未能结束，国内战争又如星火燎原，再加上严重的干旱、瘟疫导致粮食大幅减产，人丁减少，此种情形之下，确实回天乏术。即使存在传说中3700万两的崇祯内帑并且投入国用，也不过暂短缓解明帝国的危机，延长几年国运而已。
崇祯十一年，继辽饷、剿饷加派以后，又再加练饷七百多万两，朝廷议论纷纷，当时杨嗣昌说：“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之家，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我想，杨嗣昌是真诚的，明帝国政府并不明白为什么三饷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
明帝国的经济破产宣告其经济政策彻底失败，但消极的因素并不代表其一无是处。毕竟明清两代维持这种经济政策在中国统治了五百多年，在缺乏周边强大军事实力竞争的中国大陆，或者这样的政策才是维持长治久安的必要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征蒙古，征安南，可以看到明代抵御瓦剌入侵，抵御倭寇进犯。明帝国广袤的领土，近亿的人口，其经济实力远远强于接壤的任何国家。只要厉行节约，正如张居正那样做一样，帝国的积蓄就能提供巨额战争经费。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非常强大的挑战（比如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英国），这样的帝国是可以永久生存下去的。
明帝国的灭亡似乎推翻这样的推断。但我们不妨想想，世界上有哪个帝国能够遭遇崇祯时期那样的困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呢？
国库空虚(崇祯内帑经过种种分析是谣言)、政治腐败，长期的国内国外战争，天灾不绝。即使是现代国家面对这样的危机也一筹莫展，更不必说十七世纪的古代国家了。
前面诸位关于税收说了这么多，难道明朝的统治者没意识到这些问题吗？非也！
崇祯7年崇祯在殿试题中关于税收的问题是他的几大问之一，崇祯亲自写道：“敌不灭，兵不可撤，饷不可减.......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具体理解就是东事危急,流寇蔓延，国库空虚，粮饷不继，进言的人却不考虑国家大局，总是要求减免税收。人民是国家之本，朝廷怎么会不怜恤呢？但又要恤民，又要养兵，两全之策却不知是什么。
那么楼上的说了这么多的,你们来回答一下这道进士题,看能否中状元?
明实亡于神宗,已经有人总结过了哦.
实亡于万历？
哼哼！还不是人云亦云？？
在我看来，万历要是再多活十年，明朝的财政状况保证要好得多，至少后金在熊廷弼的打击下，休想如后世那样猖狂，巨额的军费开支肯定要减少许多！！
崇祯尽管肯做事，但用人方面实在欠缺经验，
而万历毕竟是张居正一手培养出来的，进入17世纪之后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整体的控盘能力比之崇祯肯定要好上不少，有他统治，明朝的结局如何还真另当别说！！
换了50位大学士居然跟换了50位首辅一样了，你的“认真”在哪？懂不懂明朝的内阁制度！！！
明朝大学士的品级：
中极殿大学士
建极殿大学士
文华殿大学士
武英殿大学士
文渊阁大学士
东阁大学士
内阁只有首辅一人，其下才是次辅、大学士。。
看看你的这句话：
“一纸昭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国支援陕北，陕北灾民总有稀饭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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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再累吾民数年"说的是什么?
“一纸昭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国支援陕北，陕北灾民总有稀饭喝吧？”
根本就是小孩言语，弄不弄就皇帝一纸诏书，看什么历史书了？
崇祯真要发了这样的诏书，不成中国的查理一世才怪！！
典型的小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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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是的昭书对全国至少是他的控制区不起作用？是废纸？或者他是傀儡？根本没人听他的？他加税是时昭书，杀人时是昭书，支援陕北就成了小孩逻辑？你辩不过就开始耍赖？
内阁只有首辅一人，其下才是次辅、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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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找本书，你读完后再来发言。少闹点笑话！！！
《正说明朝三百年》第122页，内阁的形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孙景峰 李金玉等著
另外明朝的“内库”真的很变态，皇帝居然要存私房钱，可见他们这些皇帝都跟女人似的心胸，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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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奇怪的，皇家开支由内库，国家开支由户部，这个制度不是挺正常么，算哪门子私房钱
明朝末年的天灾可不是只有三年，我举那三年是连续时间最长、最严重的三年。
明朝末年的持续天灾是从1580年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不久才得以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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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唐朝从太宗到武则天，蝗灾（太宗吃蝗虫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旱灾，水灾也经常有。这期间，帝国也频繁对外用兵并战果赫赫（不知道的补点唐史）。持续时间长？能和唐高宗时的关中14年相比？自然灾害历朝历代都有。秦始皇时秦国大灾，“蝗虫从东方来，蔽天”水灾旱灾也是有的，内受大灾，外有强敌。秦怎么没乱没亡？
无能就无能，把主要责任往天灾上推，不可笑吗？就象本朝饿死，说什么自然灾害，问过老年人才知道，很多地方当时可是风调雨顺的，并非全国受灾，可一样饿死人。就象现在，中国比日本落后，一说就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事实上，1840时，中国远比日本雄厚。两国基本上同时起步（大清还领先一点），今天差距这么大，是一句人口多，底子薄就可以搪塞的吗？领导的私心和无能才是真正原因！！！
王朝中前期和王朝晚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有的比？我朝太祖时三年自然灾害据说饿死了不少人，现在我朝年年有旱灾水灾地震什么的，怎么没见饿死多少人，难道太祖的手段还不如今上？
这有什么奇怪的，皇家开支由内库，国家开支由户部，这个制度不是挺正常么，算哪门子私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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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错了，张居正时，中央政府年入400万两。其中规定120万用于皇室开支。
皇帝存私房钱不稀奇。晋武帝卖官所得全部归已。东汉灵帝弄钱后还在老家大量殖产，似乎哪天皇帝当不成了还可以回家当富翁。搞笑吧
我朝太祖时三年自然灾害据说饿死了不少人，现在我朝年年有旱灾水灾地震什么的，怎么没见饿死多少人，难道太祖的手段还不如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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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在治国上太祖就一昏君。亩产数十万斤你相信不？可太祖相信！！！人民日报大幅刊登，放卫星（你可以找当时的报纸或问老年人）。58-59年你知道不？大炼钢铁，庄稼成熟不准收，人力全部炼钢，结果庄稼活活烂在地里。深耕密植知道不？地挖一米多深（简直是在挖战壕），数十倍地高产了吗？恐怕你也不相信。可这些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张居正时，中央政府年入400万两。其中规定120万用于皇室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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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个跟我有冲突么？
法定入内承运库的内帑是六省四百万漕粮折银共一百万两，称金花银，子粒银四万五千两，这个不是张居正时代规定的，本来就是那么多，后来加马料银和采办银三十万两，这部分钱外廷户部官员根本管不到，是摆在台面上的内库收入，其他如藩库和税使上供等收入不在里面
外廷收入则是入太仓太仆等库的，本来就是跟内库分开的，有问题么？
再一点，四百万这个是两税赋役折银的部分，米麦本色仍然在二千四百万石左右，折色收入则有一千万石上下
犯严重错误的不是昏君，难道不犯错误的如光武中兴，四海承平的光武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监狱常常是空的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反而昏君？
崇祯17年用了50任首辅是明史千真万确的记录。你让崇祯和明史作者和明史专家收回去吧。我承认我没有这个本事。
本朝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死4000万，文革“死了2000万，整了一亿人”（叶剑英语录），文化大革命“惨绝人寰”，能活下来是“命大”（邓小平语录）
看看，仅死在太祖手里的就6000万人，不要说中国，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空前绝后。如果你能证明有人超过他，请你列举出来，让我长点见识。
没有太祖地球照样转。人类照样上月球，照样发射卫星火箭。太祖拉撑了，神六不照样上天？搞得象没有太祖地球都要毁灭一样。
“先后任用了50个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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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此。自朱和尚废宰相后，有明一朝不设“宰相”或“丞相”，但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是公认是事实。大学士分首辅，次辅和群辅，“泛泛而指大学士”，大明“宰相”这么滥？泛泛大学士都能做宰相？
王朝中前期和王朝晚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有的比？我朝太祖时三年自然灾害据说饿死了不少人，现在我朝年年有旱灾水灾地震什么的，怎么没见饿死多少人，难道太祖的手段还不如今上？
有的王朝400多年，200来年时还是中期，有的王朝百来年就玩完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还不是皇帝无能，连着几个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晚期”就到了。
搞搞清楚因果关系，明君面对危局能化险为夷，昏君才会导致王朝进入晚期，没天灾都搞得一塌糊涂，再遇上点天灾自然离亡国不远了。
把责任都往老天爷头上推也算是明粉的一大绝招了
饿死多少人这个本来就是根据人口增长率推算出来的，并没有谁挨家挨户普查饿死人数最后算出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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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书因为政治原因，写得比较隐晦，说是“非正常死亡”。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我的老家，就有人吃人的事。一个老太婆把自己的小孙子杀来吃了。愤怒的人们打死了她。农村全家饿死的都有，一家饿死两三个的根本不稀奇。我的老家很远有一条偏僻的老路，非常荒凉（现在已修通公路了）我有个叔叔，现在60多了，他当年从那里过，他数过，哪条沟里一共躺了27具饿殍，有两个是他看着倒下去饿死的，-----饿得发昏毫无气力，一倒下去就再没站起来。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能走多远，还能活几天。提起那段往事，他泪流满面。
有的王朝400多年，200来年时还是中期，有的王朝百来年就玩完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还不是皇帝无能，连着几个皇帝昏庸无能自然“晚期”就到了。
搞搞清楚因果关系，明君面对危局能化险为夷，昏君才会导致王朝进入晚期，没天灾都搞得一塌糊涂，再遇上点天灾自然离亡国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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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命运。
最长的是宋朝，虽然弱了点，毕竟支撑了300多年。南明四分五裂，不好计算。
两百多年的有，西汉，唐，大明，满清
一百多年的有，东汉，元（含北元）
昙花一现的有，秦，西晋，隋。
如果把夏商周都算上，分别是400年，600年，800年。
混蛋皇帝，用不着几个，一个就足以玩完强大的帝国。如秦二世，晋二世，隋二世。
崇祯算不上明君，但离昏君还差得远，算得上一个中材之主============================================================
我已把崇祯和唐宗宗做过比较。崇祯算中主，高宗岂非明主，英主？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你比很多人要客观，有人居然说“秦皇汉武也得认命”。更有人荒唐认为，如果不是崇祯，别人根本撑不了17年那么久，也许秦皇汉武17个月就玩完。唉，无语！！
崇祯还不是一个昏君。
大明帝国延至崇祯一帝，实已是积贫至极。
遥想崇祯当年，虽有心强兵富国，奈何国祚已尽，有心而无力矣。
钱法成 / 姚博初 / 胡月伟三人所作《万历五十年》说得允当——大明王朝实是亡于万历一朝。吾赞此说。其中原委，当请诸君读史以明之。
崇祯五十相
指明崇祯年间（1628—1644）先后出任宰辅的五十位大臣。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崇祯五十相：崇祯朝阁臣五十人：韩?、孙承宗、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普、施凤来、来宗道、杨景辰、李标、刘鸿训、周道登、钱龙锡、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王应熊、何君驺、文震孟、张至发（始由外僚入阁）、林釬、孔贞运、黄士俊、贺逢圣、傅冠、刘宇亮、薛国观、杨嗣昌、程国详、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谢升、陈演、蒋德璟、黄景昉、吴甡、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丘瑜。”
李标似乎是兵部尚书。
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普、施凤来、是天启的阁臣，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新皇帝了，难道让前朝的臣子病退，也算失误？
周延儒、温体仁是历史‘公认’的奸佞之臣，最后被缢杀，似乎也不能算错吧？
徐光启是病死在任上的，难道这也要算崇祯的‘失误’？
五十相的说法可见是有谬误的。
宰相这个词在不同的朝代有具体不同的称呼,唐之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宋之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清之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等皆可名之宰相.仅把明朝的首辅定为宰相似乎不托.
杨嗣昌是兵败后，自认对不起皇帝和国家，自杀而亡，这也不能算。
范景文是甲申之时，自杀殉国的，可见，崇祯用人是有眼光的。
这个名单怎么把南京的郑三俊给漏了？
他在位十七年内阁走马灯般得换人,前后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以至被后世讥讽为“崇祯五十相”。被他杀死的首席内阁大学士有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1639年，朱由检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36人，包括英勇尚战的总兵祖宽，无罪有功的山东巡抚颜继祖等。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宁远连续重创清军并因使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命丧黄泉的袁崇焕被冤杀。充分说明崇祯多疑任察苛刻寡恩,既乏识人之明，也无容人之量，更没有策略头脑。皇太极用了一招“蒋干盗书”的翻版，就让这位皇帝没头没脑的杀了这位敌人最害怕的将军。
可怜可恨的崇祯皇帝 （三）
朱由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妄想短时内扭转万历以来的颓势,使天下大治中兴功成。他“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不停地更换阁臣,不断地遣将调兵,而国事稍有不利,就将所有责任全加到大臣头上，《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他至死都认为“皆诸臣之误朕也”,而从来没有反省自己,可谓死不悔改 。
刘鸿训是因为‘兼辖捕营’这四个字下的台。张庆臻为此也一同获罪。
他在位十七年内阁走马灯般得换人,前后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以至被后世讥讽为“崇祯五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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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牛二先生给出你名单了，赶紧做注到你的原文吧。
再有：
李标似乎是兵部尚书。
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普、施凤来、是天启的阁臣，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新皇帝了，难道让前朝的臣子病退，也算失误？
刘鸿训是因为‘兼辖捕营’这四个字下的台。张庆臻为此也一同获罪。
周延儒、温体仁是历史‘公认’的奸佞之臣，最后被缢杀，似乎也不能算错吧？
徐光启是病死在任上的，难道这也要算崇祯的‘失误’？
杨嗣昌是兵败后，自认对不起皇帝和国家，自杀而亡，这也不能算。
范景文是甲申之时，自杀殉国的，可见，崇祯用人是有眼光的。
这个名单怎么把南京的郑三俊给漏了？
这么来看，所谓五十相的说法，是有谬误的。
韩矿（金广）是病退的。不能算走马灯似的换人，也无从谈起‘讥讽’二字。
文震孟，明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状元，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写《南宋书》，一部纪传体著作。
钱士升，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状元，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
这两个状元之才，后来也是病退的。
针对所谓‘五十相’的名单质疑！
李标似乎是兵部尚书。
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普、施凤来、是天启的阁臣，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新皇帝了，难道让前朝的臣子病退，也算失误？
刘鸿训是因为‘兼辖捕营’这四个字下的台。张庆臻为此也一同获罪。
周延儒、温体仁是历史‘公认’的奸佞之臣，最后被缢杀，似乎也不能算错吧？
徐光启是病死在任上的，难道这也要算崇祯的‘失误’？
杨嗣昌是兵败后，自认对不起皇帝和国家，自杀而亡，这也不能算。
范景文是甲申之时，自杀殉国的，可见，崇祯用人是有眼光的。
这个名单怎么把南京的郑三俊给漏了？
文震孟，明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状元，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写《南宋书》，一部纪传体著作。
钱士升，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状元，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这两个状元之才，后来也是病退的。
这么来看，所谓五十相的说法，是有谬误的。
另注：牛二先生的‘五十相’名单。韩矿（金广）、孙承宗、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普、施凤来、来宗道、杨景辰、李标、刘鸿训、周道登、钱龙锡、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王应熊、何君驺、文震孟、张至发（始由外僚入阁）、林釬、孔贞运、黄士俊、贺逢圣、傅冠、刘宇亮、薛国观、杨嗣昌、程国详、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谢升、陈演、蒋德璟、黄景昉、吴甡、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丘瑜。
本人写"崇祯五十相",绝对没有认为这五十人都是庸才无能之辈,只是意在说明崇祯至死都认为“皆诸臣之误朕也”,而从来没有好好反省自己.
找到了，杜车别先生的原文如下：
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
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
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
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
钱象坤“五疏引疾去”；
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死于官位）
黄景昉“连疏引归”；
王应熊“屡疏乞休去”，
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
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
从这‘五十相’的兴衰，可以看出，崇祯朝的官僚系统，已经达到了糜费的程度。频繁更换内阁成员，对于朝政毫无益处。更何况‘座主’这个官场潜规则，更是令崇祯难以通畅的施行自己的国策。
五十相中，绝大多数是‘廷推’与‘签卜’方式选择出来的，这样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选材有多难，皇上连自己的阁臣都难以做主，可见他多难。
我这么说，也没错吧？
首席首辅大臣被杀，究竟是那两位？周延儒是被勒死在北京南城。另一个是谁？我还真是不知道。
济雪侯,温体仁是病死的,韩是自己辞职的,孙承宗是因为大凌河之战损失惨重,被大臣弹劾,加上自己也70岁了,连上17道奏疏辞职的.
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普、施凤来、来宗道、杨景辰或是天启的阁臣,或是魏忠贤的党羽,崇祯即位后被换.
其他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 黄景昉“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
获罪的的大臣如下：钱龙锡因牵扯到袁崇焕案，刑部拟斩，崇祯觉得重了，改为流放，刘鸿训因为私改圣旨流放，被判薛国观、周延儒因贪污被赐自尽，当然他们还涉及到其他的罪。
其他的好象不是辞职，就是病死，当然也有被迫辞职的，要不然就是在李自成入北京时自杀或被李所杀。
非常反对一些人，一说崇祯，就说他‘走马灯似的换丞相’。
其实，这五十人中，不乏能帮他战胜天灾人祸的大才。
徐光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数学家和政治家。可惜的是英年早逝（虽说不年轻了。）最让人击节赞赏的是，徐光启还接受洗礼入了教，可见当时社会文明程度有多高。
孙承宗，最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可惜陷于党争。
温体仁、周延儒，玲珑心窍，干吏能臣，只可惜私心有些重，但不乏治国的良策。
杨嗣昌，青年才俊，其父杨鹤巡抚山陕，为国尽忠，父子同朝，理应佳话。可惜的是陈奇瑜贪心不足，连累了杨嗣昌自杀。
贺逢圣亦是如此，可惜。
其实钱谦益也很可惜，如果崇祯力排众议就是用他，他也不会毫无负担的投降。要知道，当时的‘士人’对名声是很看重的。皇上请他当‘先生’（明代皇帝对阁臣的尊称），他是不会轻易投降的。他在内阁，还会避免党争。
李邦华、洪承畴、包括吴三桂，这些人都是文武全才，如果不是天灾，想破头皮也想不明白，大明怎么会败了呢？
还有熊文灿，估计也是‘诛杀多少总督’之一。
从他招抚郑芝龙的手段上看，其政治智慧非常高，并且从郑芝龙尽力剿刘香来看，熊、郑两人的交情不错，别说那个年代，就是现在，也要依靠私人交情办事的。
但是历史上的定位确是“私德不好，巡抚广东，贪污纳贿。”
但是，他贪污的银子全部用来上下打点了，其实这样的官员，现在也不乏。虽说贪污，却将贪污的钱用来拉关系，这其实是生存之道。
后来兵败被杀，也不能算谁的错，福王、代王等众多藩王被流寇杀了，总是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的。
熊文灿该杀，张献忠是他招抚的，他收了张的贿，后张要再次造反时，左良玉、驻扎当地的官员等再三告戒他，但他昏了头，就连崇祯在北京都听说了，但他不预先防范，张再次造反，崇祯大怒，让他待罪立功，他不顾实际情况，催部队盲目出战，官军大败。明朝灭亡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熊文灿该杀，所以，所谓杀了多少总督的事情，绝对不能用来攻击崇祯的用人。
当时的朝廷大员,除了襄阳分巡道王瑞旃外,无一没有受过张献忠的贿赂,一群蠹虫把张献忠又给逼反,崇祯解决不了手下的蠹虫,他就只能自己吞苦水去,谁也别怨.
数百年过去了，还有这么多人为这个亡国皇帝争论不休。
一、崇祯之所以当皇帝，是因为他是皇弟，否则而且运气又好，否则他只有乖乖地到封地当王，默默无闻地过一世人生，和皇位八杆子也打不着。没有什么资料表明他早年即雄才大略，英武过人。
二、皇帝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这个职业，尤其是在国家有问题或危机严重时，是需要一定的甚至非常强悍的能力。决不是随便找个人都能胜任。将帅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随便找个人挂帅都能打胜仗，同样地，龙椅也不是好坐的，不是随便哪个坐上去都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境。没本事的人阴差阳错地坐到上面了，会刺得屁股难受，甚至丢掉小命，国家也玩完。孙子对选将提出了五条标准，皇帝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将帅对军队的重要性。《贞观政要》对皇帝提出了很多要求和评判标准，对照这个标准，看看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有几个及格？我们能给这些皇帝打几分（百分制）？
三、努力节俭并不等于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否则南朝梁武帝就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勤政节俭还落得饿死下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才能，没有正确的方法，单靠勤奋节俭是不会有效果的，有时结果更糟，如蒙哥马利说过，愚蠢而勤奋的人，一定不能用，他越勤奋，只会把事情越干越糟，最后弄得不可收拾。职业天赋的确很重要，无数的运动员同样付出了出数艰辛，有些甚至比冠军还努力，还玩命，却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有些甚至玩成了残废，有的走火入魔，结局悲哀。就说明了这一点。不是那块料，再怎么努力也没用，比如猴子爬树十分轻松，灵活潇洒，狗就不行，它再努力也不行，逼它也没用。
选拔人才，团结高层，惩治腐败，打击危害国家的豪强势力，高瞻远瞩地规划未来，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是一个皇帝或者说执政党的基本功，没有这把水，就不要坐龙椅，否则早晚会死得很难看。怨不得谁的。
勤奋就象个放大镜，只起到加速的作用，本身无所谓好坏。
做好事×勤奋＝结果好
做坏事×勤奋＝结果大坏
方法正确×勤奋＝成功
方法错误×勤奋＝失败，而且是加速失败。
明朝就象一个病人，是需要治疗，甚至动手术，但是得找个高明的医生。对症下药。崇祯不懂治疗，却偏冒充内行，操刀动手术，而且十分勤奋。开天开颅，明天割心脏，后天切肝脏，第四天又砍肾.....只能是加速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