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油画像

平衡机制不平衡

　　就八大臣辅政制度而言，咸丰帝无疑是重用肃顺等人的。重用归重用，但还是要防范的。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咸丰帝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非常喜爱的两枚私印“御赏”和“同道堂”，分别交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并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同道堂”章御赏”印，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这是为了防止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将个人意思添加在谕旨前面或后面的舞弊行为。凡钤加了这两枚印章者，才是皇帝认可的谕旨，否则无任何效力。

　　七月十七日，即咸丰帝崩逝的当天，赞襄政务王、大臣即行文给吏部、兵部，通告了皇太后与皇帝钤印的规定办法：由本王、大臣拟定谕旨，并缮清呈递给皇太后和皇上，请其钤用图章以后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信符”，并明确要求他们转传京外文武各衙门一体钦遵。

　　当时身在热河行在而心附恭亲王的一位军机章京（军机处内具体从事谕旨草拟的人员，称为章京，人称“小军机”，又叫“枢曹”，是相对于军机大臣的“大军机”和“枢臣”而言），在《热河密札》中明确写道：

　　两印（即“御赏”与“同道堂”）均大行（即咸丰帝）所赐，母后（皇后钮祜禄氏）用“御赏”印，印起；上（即小皇帝载淳）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所谓“大行”，就其文字本意而言，是说某人远行不再返回之意。古代天子崩逝，因尚未定有尊谥，故称“大行”。因此，称刚刚故去的皇帝为大行皇帝。《逸周书·谥法》对“大行”的解释则是另一引申含义：人们死后的“谥号”，是该人“行之迹”，也就是说，某人的谥号是对其一生言行的高度概括。“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则受细名”。也就是说，对于有大德大功之人，当给以美名、大名，而对于那些只有小行小善之人，则只给以小名、细名。古代天子崩逝，之所以称其为大行，“是言其有大德行，因此当受大名”。

　　按照清制的相关规定，凡臣子书写奏折等，例用黑色笔墨，而皇帝对奏折有所批示，则用红色笔，称“朱批”；凡不用军机大臣起草，而由皇帝亲自用红笔书写的上谕，称“朱谕”。此处的“朱笔”即包括朱批与朱谕两种。清帝若对臣下奏折内容有具体的指示，则用朱笔直接批写于奏折，一般情况下多批以“览”、“知道了”、“依议”、“该衙门知道”、“该衙门议复”等字样，表示清帝“已阅”。特别重要的则另发谕旨，称“另有旨”。

　　赞襄政务八大臣辅政后，对于各衙门所上奏折，则由八大臣用黑色笔墨代替清帝批示。如八大臣对于曾国藩复奏鲍超救援江西折，即用黑色笔墨批写“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览奏均悉”；对于曾国藩的另一附片，则批写有“赞襄政务王大臣奉旨：知道了”等字样。

　　以上所引用《热河密札》中的这一史料，其权威性与可靠性没有人予以怀疑。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咸丰帝将“御赏”和“同道堂”这两枚印章分别赏给了皇后与小皇上，而没有给懿贵妃，这说明咸丰帝仍未放松对她的防范；二是明确规定以这两枚印章做为大清皇帝权力的象征，代替以前皇帝的朱笔，给予了皇后和皇上最高、最后的裁决权和否决权。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咸丰帝并非真正的“智者”。

　　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懿贵妃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这是咸丰帝后事安排中的一个重大“失招”。

　　懿贵妃却不失时机地将咸丰帝的这一“失招”，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胜招”。

咸丰帝虽将“同道堂”的印章交给了儿子载淳，但当时载淳只有6岁，既不能妥善地保管，更不能有效地使用好这一印章，只能由他的生母懿贵妃代为保管，懿贵妃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代子钤印之权。而这一代子钤印之权，如果运用得恰当，则可取得与皇帝无异的无上权力。

　　果不其然，后来慈禧太后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与政变，终于出面垂帘听政。难怪时人王闿运在《独行谣》中说：

　　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

　　谁与同道堂，翻怪垂帘疏？

　　清宫词的“咸丰之死”也说：

　　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黯滦阳。

　　两宫夜半披封事，玉玺亲钤同道堂。

　　对于日后酿成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咸丰帝负有重大责任。

　　咸丰帝生前，肃顺等人与懿贵妃之间虽有矛盾，但中间毕竟还隔着咸丰帝一层，一般不会直接公开地发生重大的冲突，咸丰帝对双方都有着巨大的控制力与威慑力。但是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要直接出面“赞襄政务”了，双方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冲突起来。

　　在此清廷最高权力重新分配的关键时刻，肃顺等人当然需要时刻提防抑制懿贵妃和恭亲王。这不但是维持自己权力与地位的需要，同时也是咸丰帝的遗愿与遗嘱。

八大臣发难

　　赞襄政务王、大臣对懿贵妃的提防抑制，首先在其封号问题上表现出来。

　　七月十七日，即咸丰帝崩逝的当天，管理后宫事务的敬事房即传旨，命自今以后，“皇后写皇太后，皇太子写皇上”，并传知皇太后（即原皇后钮祜禄氏）、琳皇太妃，至灵前奠酒。

　　这可有些不大正常。

　　第一，皇后已被循例尊为皇太后，但皇帝的生母懿贵妃却没有。

　　第二，皇太后，甚至琳皇太妃都被通知前去咸丰帝的灵前奠酒，懿贵妃却连提都没有提到。

　　肃顺等人是否要对自己下毒手？懿贵妃此时如同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按照清制规定，嗣皇帝继位后，其生身母亲无论是否还健在，都是要尊封为皇太后的。肃顺等人之所以作上述的安排，的确是有意借此对懿贵妃稍加贬抑。一是要示意懿贵妃，尽管你是皇帝的生母，但毕竟与皇后不同，不要乱了身分地位。二是要以此显示自己的权力，暗示她不要自恃皇帝生母的地位而有所要挟。

　　七月十八日，敬事房又传旨：懿贵妃尊为皇太后。同日又以新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布：两后并尊，“朕缵承大统，母后（即钮祜禄氏）应尊为皇太后，圣母（即懿贵妃）应尊为皇太后”。

　　明代以前，向无两后并尊的先例。以前历朝制度规定，老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例应尊封皇后为皇太后；如果新继位的皇帝并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嫔妃庶出，那么，新帝生母只能晋封为太妃，而不能与皇后并尊为太后。但是，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讨得明神宗及其生母的欢心，开创了两宫并尊之例，尊原来的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

避暑山庄内懿贵妃居住的西所清朝也曾循守明代两宫并尊之例。清康熙帝继位后，即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尊自己的母亲为“慈和皇太后”。

　　这时，懿贵妃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胆子也壮了起来。我是大清国的皇太后，还有什么人能撼动我的地位？谁又能奈我何？

　　九月初一日，大学士桂良等上奏称：“慈为福本，共欣仁惠之旁流；安乃寿征，永卜康强之叶吉。绵慈晖于天上，化日方长；延禧祉于宫中，祥云普荫。”拟请皇后钮祜禄氏的尊号为“慈安皇太后”，懿贵妃的尊号为“慈禧皇太后”。

　　明代也好，清代也罢，虽说是两宫并尊，但似乎仍暗寓着嫡庶尊卑的差别。明神宗和清康熙帝时，都是皇后尊为“仁”皇太后，而原为妃子的生母皆尊为“慈”皇太后，这难道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是否暗寓着以“仁”、“慈”为先后之秩的意思？即慈安和慈禧而言，似也于这种先后之中隐寓着尊卑。因为在大学士桂良等人的奏折中，也是先说“慈”与“安”，然后才是“慈”与“禧”。

　　再次请读者注意，从此以后，我们就改称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懿贵妃为慈禧太后了。由于她们两人无论是在北京的清宫内，还是避暑山庄，均分别居住于东路、西路宫殿，故人们又习惯地分别称其为东太后和西太后。清宫内的太监或宫女则更为简单地分别称其为“东边儿”的和“西边儿”的。

　　其实，东太后与西太后，东边儿与西边儿之分，并非仅仅是称谓的区别，其中仍暗寓着明显的嫡庶尊卑之意。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礼制规定，一般皆以左为上。在朝廷举行大典之时，也是以左为上的。故此人们才有“文东武西”的朝位站列之说。

　　赞襄政务王、大臣对恭亲王奕?的提防抑制，首先在咸丰帝丧仪问题上表现出来。

　　同样是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逝的当天，赞襄政务王、大臣起草谕旨，安排参与咸丰帝治丧诸事的朝廷大员。“著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这大致相当于后世的“治丧委员会”。

某位朝廷大臣是否参加大行皇帝的丧仪，虽并不涉及根本的权力问题，但也决非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荣誉或名衔，而是标志着此人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咸丰帝的亲疏关系。因此，这一丧仪名单当时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仅就参与丧仪的名单来看，可以说没有不妥之处。但这不过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该谕旨仅命陈孚恩自北京火速前来热河，却命“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周祖培、全庆，著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他们不让恭亲王奕?及其他“北京派”成员前来热河，显然意在防范贬抑。

　　咸丰帝死后的一段时间内，赞襄政务八大臣关系融洽，一切政务的处理也较为妥当，就连身在热河而已依附于恭亲王奕?的军机章京在《热河密札》中也承认：肃顺等八大臣“共矢报效，极为和衷，大异以前局面”，“自顾命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但是，慈禧与慈安太后不允许他们“循此不改”，不能任其摆布；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也不能认可这种局面，无所作为。这两方面的政治力量虽还来不及进行思想上的沟通，统一步调，但他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各自开始了与肃顺等人的斗争。

两太后接招
　　慈禧与慈安太后首先发难。这一次，慈安太后不知是得到慈禧的暗中指点，被推到了前台，还是她“每临大事不糊涂”，一改往日遇事无主见的作风，在与肃顺等人争权问题上毫不相让。

　　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载：

　　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刑赏事。初肃顺、杜翰、焦祐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这一史料虽然字数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而重要。

　　首先，是两宫太后以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势，主动将肃顺、杜翰、焦祐瀛等人召至宫内，与他们确定有关皇帝的诏书、谕旨如何起草与发布，文武大臣们的奏折报告等如何处理批复，大小官员的任免、提升、降贬、奖励、惩处的办法与程序等。即一切朝政、国政大权到底由谁来执掌的根本问题。

　　其次，起初肃顺、杜翰、焦祐瀛等没有将两宫太后放在眼中，主张凡是颁布谕旨诏书等，皆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全权拟定后上呈，两宫太后只管钤盖印章即可，至于谕旨的有关内容是否得当，两宫太后是不必过问的，更不得更改；朝廷各部院衙门及京内外大臣所上的奏折等，也不必呈给两宫太后阅看。这就意味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全部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之手，两宫太后没有一点实权，只不过是循例钤印的工具而已。

　　再次，两宫太后心里非常明白，对于这一关乎清廷最高权力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软弱退缩。双方为此而僵持争论了四天之久，可见斗争之激烈。

　　再其次，不知是肃顺等八大臣的“定力”、“毅力”太差，竟没有两宫太后的韧性与坚忍，还是被人施了魔法，竟神差鬼使般地做了让步。最后议定的具体办法是：

　　一、文武大臣的奏折疏章，皆由八大臣首先进呈两宫太后阅览。

　　二、有关的谕旨，必须由两宫太后认可钤印后，方可颁发。

　　三、任命中央各部、院的尚书、侍郎（相当于现今的各部的正、副部长），各省的总督、巡抚（大致相当于现今各省的省长），先由八大臣提出名单，最后由两宫太后裁定。

　　四、任用其他官员，则由赞襄政务八大臣提出候选人数名，并开列他们的履历、评语等，在皇帝面前抽签，最后仍需两宫太后认可后，才能正式任命。

　　《兵经百字》有云：“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先为最。”在政治或军事斗争中，有“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之语，意思是说，斗争的双方，哪一方能占得先机、先手、先声，能够先发制人，哪一方即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在政治或军事斗争中，也有“后发制人”的谋略，这是与“先发制人”相对应的韬略。先发制人，争取主动，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则，但是，在某一特殊的情况或条件下，待敌先发，根据敌方暴露出的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也是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但是，如不能很好地把握时机、火候，就有可能弄巧成拙，陷于完全的被动。

　　肃顺等人，既没有谋取“先发制人”的先机，也没有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其结果就只能是“后发制于人”了。

　　肃顺等人的这一步退让得太大了，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从此，两宫太后取得了谕旨的发布权、奏折的阅看裁处权和大小官员的任免权，几乎与皇帝的权力等同。此时，咸丰帝设计的八大臣辅政制度，实际上已被改变为“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联合执政格局。甚至可以说，八大臣辅政制度已被推翻，只是没有发生流血的冲突和政敌被杀而已，一切是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然发生的。

　　自此以后，基本确定了两宫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间的君臣关系。尽管此时的肃顺等人还未清楚地认识到，也不承认这一关系。但这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这是两宫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第一次实质性的斗争，也是双方最为关键性的一次斗争。斗争的结果，虽并不意味着两宫太后必然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却使两宫太后从此站稳了脚根，具有了与肃顺等八大臣斗争的合法地位与权力资本。

　　肃顺等人因何走出这样一个“败招”？或许真的如恽宝惠先生所说，是因为肃顺等人“以为两宫身处宫闱，旁无依恃”，而过于大意了，过于小视两宫太后这两位年轻的寡妇了（当时慈安太后年仅25岁，慈禧太后年仅26岁）。也许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面对的不是慈安与慈禧两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除了掌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外，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肃顺等人不会不懂得这点政治常识。

　　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如有朝臣或其他什么人敢于弄权，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各地藩王均可举兵“清君侧”。这虽酿成了朱棣的“靖难之乱”，但其主观意图却十分明确，对于那些企图篡位者的政治威慑力也是明显而现实的。肃顺等人应该知晓这一历史故事，深悉其中的历史教训。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无论肃顺等人具有怎样的名义，赞襄政务大臣也好，顾命大臣也罢，实际上均是皇帝的臣子、奴才，而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其职责亦仅是辅弼赞襄

小皇帝执政，必须时刻遵守“君臣大义”的道德规范。臣不与君斗，臣权不与君权相争，这才是他们此次败下阵来，以后又不断败下阵来，最后彻底惨败的最根本、最深层次的原因。

　　两宫太后在热河与肃顺等人力争奏折阅看权与官员任免权时，恭亲王奕?在北京也暗中加紧活动，联络的主要对象是留守北京的部分王公大臣们。咸丰帝的早逝，为奕?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不会轻易错过。

恭王奔丧：毕竟是自家兄弟
　　咸丰帝病逝的各种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奕?一股无名火起，愤愤不平。

　　他对自己的四兄咸丰帝不满与怨愤。自己多次奏请回銮而不准；请赴热河探视疾病又不允；现在钦定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居然也没有自己，难道亲御弟还不如远支宗亲载垣、肃顺等人可信吗？难道还不如穆荫、匡源等外姓人可靠吗？

　　他对肃顺等人更是不满与怨愤。这些人不但多次阻挠咸丰帝回銮北京（其实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肃顺等人），把持着朝廷政务，咸丰帝病死后，竟然不允许自己前去奔丧哭奠，真是岂有此理。

　　恭亲王奕?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北京静待形势的变化，就等于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一旦肃顺等人在热河将势力养成坐大，必是后患无穷；一旦朝局已定，则以后翻转改变不易。

　　一定要去热河，但不可打草惊蛇，否则不但无益，而且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三十六计》之一，即是“假痴不癫”计，其解语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意思是说，在客观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宁可假装昏愦糊涂，暂时不要采取行动，万万不可假冒聪明地轻举妄动，而是应该不露声色地暗中有所策划准备，就像蓄势未发的雷电一样。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动之以哀，示之以弱，这就是恭亲王奕?赴热河前后以屈为伸的斗争策略。

　　哥哥咸丰帝死了，他的胞弟去热河奔丧哭奠，于情于理都是无可厚非的，肃顺等人也不好一味地蛮横拒绝。否则，就会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出其把持朝政、排挤宗亲的劣行，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

　　恭亲王奕?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坚决上奏折请求赴热河奔丧。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清晨，奕?抵达热河

避暑山庄，正好赶上殷奠礼。奕?带着满身的尘土，跟头踉跄地跪扑在咸丰帝的梓宫灵柩之前，颇动感情地“伏地大恸，声彻殿陛”。自从咸丰帝崩逝以后，从没见过谁悲痛到这种地步，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落下眼泪。

　　到底是亲兄弟，感情不一般啊！仅就此而言，恭亲王奕?就不虚此行。他争得了部分人心。

　　恭亲王奕?之所以如此的痛哭伤心，不外有五个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和目的，是一个？是二个？是三个？是四个？还是五个都有，请读者自己体会。

　　第一，确是出于兄弟手足之情。尽管咸丰帝与恭亲王奕?原来的确有过芥蒂嫌隙，但是，现在已是人隔阴阳两个世界了，还有什么龃龉不能化解，有什么疙瘩不能解开呢？俗话说，“人死债烂”，“人死不记仇”，更何况是同胞兄弟呢？恭亲王奕?想起自己的哥哥虽然做了皇帝，但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刚刚31岁，就辞世而去，说来也的确令人痛心，悲痛真的发自肺腑。

　　第二，故作姿态，带有表演的色彩。恭亲王奕?一方面是希望借此向朝臣们表明，只有自己才是与咸丰帝有着特殊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与咸丰帝的感情最深、关系最近。其他别的什么人，如赞襄政务八大臣等，在血缘关系上实在无法与自己相比较。另一方面是力图借此向肃顺等人示意，自己此次前来，完全是出于与咸丰帝的同胞之情，只是奔丧哭奠，并无其他政治意图，以便麻痹赞襄政务八大臣。

　　第三，怨恨哥哥糊涂。尽管自己与哥哥有过一些不愉快，有些事情自己也做得有些过分出格，但无论如何毕竟也是亲兄弟啊！哥哥怎么能轻信肃顺等人的谗言，竟然糊涂到先是拒不肯回銮北京，后又不肯原谅自己，毫无手足之情的地步，宁肯将大权交给异姓他人，也不肯托付给自己呢？

　　第四，深感自己的委屈。恭亲王奕?或许仍在想，本来皇位应该是自己的，但后来却阴错阳差地成全了哥哥；自己的母亲虽已被尊封为皇太后，但自己为此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哥哥生前既然已经做了皇帝，自己也就认命了，并无异心异志地甘心为臣。外国夷人打进北京的危难时刻，身为皇帝的哥哥逃走了，却命自己留在北京与英法议和。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才与英法签订了和约，使之退出了北京。自己虽不敢自矜有安社稷之功，但辛劳、苦劳总是有的吧？仅就此而言，论功行赏，自己也不应被排斥于清廷的最高权力之外。但是身为皇帝的哥哥，钦定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竟然没有自己的份，感到实在是太窝囊了，太委屈了。

　第五，由假及真。本来恭亲王奕?仅仅是逢场作戏，做做样子给朝廷大臣们，给肃顺等八大臣看，但后来越想越委屈，越想越伤心，真的是发自内心地痛哭起来。

　　恭亲王奕?初至热河，即成功地将肃顺等人蒙骗了过去。接着又继续他的以柔克刚之术。表面上对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特别卑逊。因此，肃顺等人颇为蔑视他，于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叔嫂合谋：亲情与利害之间

　　两宫太后听说恭亲王奕?来到热河，可算遇到亲人了，立即传旨接见。这可引起了肃顺等人的紧张与警惕，他们出面予以阻拦。特别是军机大臣杜翰，公开“昌言于众，谓（年轻）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听罢，哈哈大笑，鼓掌称赞说：此论大妙，“真不愧杜文正公(杜受田)之子矣”。

　　这话可真是够厉害的，也够正大堂皇的，男女有别嘛。年纪相仿的小叔子（指奕?，时年30岁）与寡妇嫂嫂（指慈安太后，时年25岁；慈禧太后，时年26岁）在后宫相见，难免瓜田李下之嫌，好说不好听。咸丰帝刚刚宾天弃世，正在遵礼成服之期，皇太后理应深居简出，在宫内为其守丧，才合皇太后的尊君敬夫之礼。两宫太后此时却要召见亲王，于情、于理、于礼均不合。

　　奕?当然明白自己此次来热河的目的与任务。自己不但要亲自观察咸丰帝死后的热河政局，而且一定要与两宫太后会面，商谈天大的机密要事。此时恰恰又有太监出来传旨，两宫太后命奕?赶快入见。奕?故作木讷，实则欲纵故擒地对郑亲王端华说：既然年轻叔嫂不宜后宫单独相见，请郑亲王与我共同进见两宫太后如何？端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连一向精干敢为的肃顺也一下懵了头，转了向，反倒有些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了。不陪同奕?一起进见吧，实在有些不太放心；陪同奕?一起进见吧，似乎又没有什么充分而堂皇的理由，只能连忙略带自我解嘲地打哈哈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得以一人单独进见。

　　以上是时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的记载，可谓绘声绘色，如见如闻，使人有如亲临其境一般。时人《热河密札》的记载与之略有不同。该密札称：奕?祭奠咸丰帝以后，两宫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也就是说，是恭亲王自己首先主动要求端华等与自己同见两宫太后，但太后不同意，而后才独自进见的，而不是如薛福成所说，是奕?出于无奈而被迫邀请端华共同进见的。

　　无论事情的细节如何，让恭亲王奕?一人独自与两宫太后会面，这是肃顺等人继同意两宫太后阅看官员奏折后，犯下的又一个重大错误。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的这次形式公开而内容秘密的会见，进行了“一时许”，即现在的两个小时左右。由此可见，此次会见，决非一般的叔嫂团聚会面，所谈的也决非一般的家务琐事。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谈话涉及的内容必定很多，也会很深入。因其涉及高度的机密，外人很难知其详情，但从一些片断的史料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其基本要点的。一是两宫太后向恭亲王奕?哭诉肃顺等人对她们的轻侮，获得了恭亲王奕?的同情与支持，双方密商对付他们的策略。二是恭亲王奕?向两宫太后反复说明，要想彻底解决肃顺等人的问题，不能在热河动手，“非还京不可”。奕?与两宫太后做出回到北京以后再发动政变的决定。三是恭亲王奕?向两宫太后保证回銮北京后，外国势力不会有任何异议，从而解除了两宫太后有关外国是否会干涉宫廷政变的顾虑。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紧急结盟，共同对付肃顺等八大臣。其中既有双方早已存在的信任基础，又有叔嫂、叔侄间的血缘亲情。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结盟首先是有着信任基础的。

　　如前所述，早在咸丰十年八月，时为懿贵妃的那拉氏，即曾向咸丰帝进言：“事危急，环泣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付。”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早就认为恭亲王明白事理，且有决断，决非庸碌无为之辈，对恭亲王奕?的办事能力是充分信任的。

　　另外，咸丰帝生前向奕?表示对慈禧的不满，欲行“钩弋故事”时，恭亲王奕?以懿贵妃生育皇子载淳，请求咸丰帝对懿贵妃网开一面，给其留一生路。对此，慈禧当然是要感恩的，这也是她对恭亲王奕?信任的情感基础。

由于一直在外朝当差办事，不太受咸丰帝的信任，特别是咸丰帝北走热河后，奕?再也没有与两宫太后接触的机会与可能。接触少，矛盾自然就少。人们至今还未发现此前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有何矛盾与不快。身为嫂嫂的两宫太后与小叔子虽有上下尊卑之分，小皇帝载淳与皇叔虽有君臣之别，但与肃顺等远支亲王或异姓大臣相比，还是多了一些血缘亲情。在两宫太后和奕?看来，“血总是浓于水的”，清廷最高大权掌握在载淳手中，总比掌握在肃顺等人手中要好得多。“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何况赫赫皇权呢？

　　就眼前的现实来看，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的威胁，而肃顺等人则不然。退一步来说，即使肃顺等人尚不至于成为自己势同水火的生死对头，但至少在他们掌权时期，自己则很难有出头之日。只有共同对敌，才能为自己冲出一条光明之路。

　　然而，政治就是政治，政治斗争毕竟是政治斗争。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的紧急结盟，又并非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亲情基础之上的，既有基于共同对敌的利害关系，同时又有貌合神离的互相利用。

　　慈禧太后虽被尊为太后，但毕竟与清廷官员联系极少，力量有限，她要想取得政权，就必须借助恭亲王奕?及其他朝廷势力。她的内心盘算是先抬出奕?，共同除掉肃顺等八大臣，然后再由奕?来抬自己。

　　奕?不但此时决意争权的意图更为明显，而且没有了其他政治上的顾忌。咸丰帝在世时，他必须小心谨慎，不宜稍露恋权之迹，否则不但容易引起咸丰帝的疑忌，也容易引起其他某些朝臣的怀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既不是与自己死去的哥哥争皇位，也不是与自己的侄子争皇位，而是与远支亲王及其他大臣争权，不但自己无任何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嫌疑，而且至少是得到了北京的一般王公大臣的真诚支持。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自己也不具备单独与肃顺等八大臣抗争的必胜条件与能力，必须借助两宫太后的地位与影响，直接向肃顺等八大臣夺权，才能为自己进入权力中枢开辟道路。也就是说，恭亲王奕?抬轿子给两宫太后来坐，只不过是为了日后由两宫太后来抬自己。

　　恭亲王奕?去热河之前，曾有过较为成熟的设想。

　　当时在北京的部分官员也意识到，无论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面考虑，还是从维护大清朝祖宗家法的角度而言，女主临朝，终非国家之福，并不希望出现两宫太后垂帘的局面。但是，恭亲王奕?及另外一些亲信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女主临朝垂帘之事，各朝各代均或有之。至于其是否为祸为害，关键在于辅政大臣。只要辅政大臣牢牢把握住大权，就可化害为利。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奕?决定，为使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能够坚定地与自己结盟，除了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外，还必须给她们以尊崇的地位和权理朝政的虚名，而自己则可以亲皇叔的身份与地位掌握辅政实权。两宫太后出面垂帘，只不过是自己掌握清廷大权的一块基石而已。

　　惇亲王奕之孙溥雪斋分析恭亲王奕?此时的心态时，指出：“咸丰死后，怡、郑二王和肃顺的权势日益扩张起来；同时奕?等对他们的妒恨也随之日益增长。奕?内心的如意算盘是，太后垂帘，容易对付，于是便和太后定下了诛除肃顺的密谋。”这在董元醇的奏折和李慈铭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具体内容详见下一节。

金蝉脱壳：奕?返京

　　恭亲王奕?的影响和势力虽在北京，但热河也并非肃顺等人的一统天下，也有一心归附恭亲王奕?之人，曹毓英等人即是。

　　曹毓英原为咸丰帝在位时的汉人领班军机章京，如军机大臣有缺，论资排辈他应是第一人选。咸丰十年（1860）六月首席军机大臣彭蕴章因故出缺，肃顺等人却鼓动咸丰帝补授焦祐瀛为军机大臣，这使曹毓英极为怨愤不满。在热河期间，他看到肃顺等人与两宫太后、恭亲王奕?矛盾很深，判断朝局必变，遂秘密“弃暗投明”，主动向恭亲王奕?等人输诚。

　　奕?到达热河后，这些归附之人或者与奕?秘密会见，为其提供热河的各种情报；或者是密嘱恭亲王奕?随时小心，以防耳目；或者为奕?尽心筹划，随时保护。他们认为，如果两宫太后与奕?能很快改变政局，将清廷最高权力顺利夺回是再好不过的事，如其不能，奕?应尽快回北京。奕?若与两宫太后频频会见，必将引起肃顺等人的怀疑，反而不妙。

　　肃顺等人也担心两宫太后与奕?可能会有所密谋，于己不利，因而急于将奕?赶回北京，于是便迫不急待地强行代替奕?向两宫太后请示，询问何时可以回京。既然奕?与两宫太后已商定了发动政变的具体办法，也的确没有必要再长期滞留热河，否则，不但会引起肃顺等人的疑忌，同时也担心北京的那些王公大臣们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五日，两宫太后传下旨意，令奕?第二天请安。当天晚上，奕?与一名化名樵客的同伙进行了密谈。据《热河密札》记载，他们至少谈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要奕?明日请安时，再次向两宫太后说明早日回銮北京的必要性，切莫犹豫不决，坐失机会；二是要利用两宫太后的风水迷信心理，及星占凶吉之说，促使她们下决心早日回銮；三是无论是热河还是北京方面，都要暂时有所克制，切不可操切鲁莽从事，一切等回京再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八月初六日，奕?利用请训回京这一公开而又堂皇的机会，再次会见了两宫太后。他除将昨晚与樵客的谈话内容做了汇报外，还特别请两宫太后立即传旨，确定回銮北京的具体日期，以免肃顺等人借故阻拦。这是两宫太后目前在热河要办、能办的最重要的事情。

　　初七日，奕?要离开热河回北京了。不知是因为奕?与两宫太后密谋了推翻辅政八大臣的计划而有些“做贼心虚”，还是对肃顺等人的防范过于敏感，他一路上快马急驰，好像肃顺等人随时都会派兵追来，又好像沿途随时都会出现肃顺等人派出的刺客杀手。时人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载说：奕?在沿途各州县准备的打尖住宿之处，都不敢轻易居住，害怕肃顺等派人来行刺。溥雪斋后来也回忆说：恭亲王奕?当时的确加了万分的小心，使用了声东击西的障眼法。他先秘密命自己的随行、护卫等，准备好马匹等物，到承德外八庙之一的普陀宗乘庙后门等候。自己则对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佯称，他想去普陀宗乘庙参佛拜庙，但自己的随从未到，请他们将轿子暂借一用。载垣等人不知其中的奥妙，便欣然答应，连声说：“请爷坐！请爷坐！”奕?坐着他们的轿子，到了普陀宗乘庙前，从前门进去后，立即从后门出来，会同自己的护卫，向北京疾驰而去。

　　上述的回忆，虽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和小说家的渲染成分，但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紧张。

　　恭亲王奕?很快便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政变前的准备活动。与此同时，在热河的慈禧也加紧了与肃顺等人的斗争。

后记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因为，慈禧太后自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北京政变)后，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统治时间仅比清代的康熙帝、乾隆帝，西汉的武帝和明代的神宗略短。

　　我们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论者，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某些英雄人物的确深深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或进程。慈禧太后未必是英雄人物，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

　　清王朝覆没后，有一个传说不胫而走。即清太祖

努尔哈赤在平灭叶赫部落时，叶赫首领曾发誓说，即使叶赫氏只存一女子，也要复仇雪恨。后来，大清帝国在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国势日败，风雨飘摇。慈禧太后死后仅及三年，其亲侄女叶赫那拉氏隆裕太后，在养心殿接受了退位条件，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终于完成了叶赫家族向爱新觉罗家族复仇的遗愿。

　　这一传说，不是历史的科学分析，但却反映出部分民众对于慈禧太后掌权与清廷覆亡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深悉清末宫廷内幕的恽宝惠在分析清王朝覆亡原因时曾说：正是因为咸丰帝死于热河，才导致了赞襄政务八大臣肃顺等人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冲突，继而发生了祺祥政变，开太后垂帘听政之恶例。后来光绪初年与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的再次、三次垂帘，“何尝不由是而来”？祺祥政变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实是“造成清室迅速覆亡之远因”。

　　由此可见，祺祥政变与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不但深深影响着清王朝的政局、朝局及其生死存亡的命运，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与速度。人们希望了解祺祥政变，渴望了解慈禧太后。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祺祥政变的始末因由未必十分清楚，而对于慈禧太后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稗官野史的传说演义，更多的则是某些“戏说”之类电视剧的介绍，甚至是随意的编造渲染。可以说“趣味又休闲”矣，但却远离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

　　笔记野史中的诸多传说趣闻，固然是人们所感兴趣的，也是本书所要分析和澄清的。但我们更感兴趣和要予以揭示的则是：

　　当时年不过26岁的慈禧太后，为什么能够推倒具有合法辅政地位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成功地与恭亲王奕?策划了宫廷政变？

　　牝鸡司晨，不祥；女主当权，国危。这是封建社会中的一种偏见，但却又是一种普遍的认识。那么，慈禧太后做为一个女人，是怎样一步步地走上历史前台的？为什么能够把持清廷最高权力，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使得清廷的满汉王公大臣，及中国的四亿之众拜倒在其脚下？

　　清王朝的最后覆灭与慈禧太后的长期掌权，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慈禧太后陵隆恩殿前丹陛上巨大石雕及汉白玉栏板、望柱上，雕刻的凤在上、龙在下的“凤压龙”图案，隐寓着慈禧太后怎样的心理意愿？

　　正是出于以上的种种考虑，中华书局大众读物编辑室宋主任志军、李君洪超，约我就慈禧太后是如何从后宫的嫔妃，通过祺祥政变，走上大清朝最高权力宝座的历史过程予以说明和分析。他们提出的原则和要求是，本书不是“戏说”或“演义”式的休闲书籍，首先应该具有历史真实的科学性，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内容与语言的程式化，使之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到却是十分不易。当时我即感到这将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有意推却。但是，承宋、李二君的盛情相邀与鼓励，另外个人于这一段历史又确有兴趣，于是便不知深浅地应允下来。

　　一旦动手开始撰写，愈加切身体味到其间困难重重。其困难并不在于相关史实的了解与把握，而在于如何改变数十年来形成的史学工作者的传统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述程式。

　　要想写好这本小书，首先要避免个人情感偏好或价值取向的干扰，不能将史学界已有定论的肃顺、慈禧、奕?等人脸谱化、模式化，而应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当时的历史，保持历史人物的具体鲜活；其次，要把握好宏观叙述与细节描写的关系。宏观叙述不是枯燥干瘪的唠叨，细节描写也不等同于琐屑小事的堆砌，而是为了使读者能于宏观中去总体把握这一历史，于细节中去感悟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如通过对慈禧亲自书写的“上谕”中的语言语气、文字书写的优劣、文字的错字别字等的介绍，使读者对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判断；另外，还要特别注意正史资料与稗闻野史的关系。既要坚持正史史料的核心基础作用，又要重视其他笔记野史的记载。本书中利用了相当数量的野史，决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所谓趣味性，满足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为了补充正史资料之足，使所述内容更为具体、生动、鲜活。

　　“开弓没有回头箭”，经过数月的努力与磨难，终于可以交差了。至于是否达到了中华书局的要求，特别是能否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则完全由读者“上帝”们来卓裁评议了。

　　可以稍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历史学走出学院书斋，从学术专业化转向通俗大众化方面，又做了一次尝试。书中也对有关慈禧太后等的诸多传说及某些相关的历史问题，如道光帝是否曾立奕?为皇太子、慈禧奕?成功发动政变的原因等，结合史实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本书的可读性、趣味性或有不足，但其知识性、科学性，则大致不会有重大问题，至少不会将读者引入歧途，使之与真实的历史愈走愈远。

　　本书的撰写，参考了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限于体例原因不能一一注出，特此致谢致歉。中华书局大众读物编辑室诸君为本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李君洪超更是出力尤多，在此一并致谢。

　　王开玺

　　2006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