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古今中外历史政治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作者：茅海建
茅海建 男 职称:教授 生活剪影：
学位或学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历史学硕士，1982年10月
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1980年2月
任职简历：
1982年11月-1989年10月，军事科学院百科全书编审室助理研究员
1989年11月-199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9年4月至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所属机构：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担任本科教学：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主要论著：
◎著作与教材：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论文集），32万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42万字，三联书店，1995年
《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22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清代全史》第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合著，撰写其中第一章及第四章第三节，约10万字）
《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26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主编
◎论文：
《戊戌变法时期司员士民上书研究》，160千字，《明清论丛》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90千字，《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与郑匡民教授合作）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45千字，《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15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
《1898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26千字，《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1辑
《清末帝王教科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讲义-以周自齐〈外交讲义〉为中心》，23千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2001年3月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1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与刘统合作）
《公使驻京本末》，65千字，《近代的史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30千字，《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大沽口之战考实》，4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试析浙东之战》，11千字，《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6期*
《鸦片战争经费考》，45千字，《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三元里抗英史实辨证》，15千字，《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20千字，《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第一次中比条约的订立及其评价》，4千字，《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20千字，《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龚自珍与他的时代》，6千字，《社会科学》（上海），1993年第1期
《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几个问题》，2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18千字，《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定海之战考实》，17千字，《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22千字，《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842年吴淞之战新探》，11千字，《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南京临时政府军制初探》，15千字，《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也谈湖湘文化》，10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论刘韵珂：兼评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思想》，16千字，《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13千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指挥人员刍论》，11千字，《历史教学》1986年第11期
《中华民国军制述略》，6千字，《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
《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清海防奏议》，8千字，《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17千字，《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鸦片战争初期英军对广州、厦门军事行动问题》，2千字，《历史教学》1983年第7期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29千字，《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辛亥云南起义》，16千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是一大战略错误》，8千字，《历史教学》1981年第3期
《论张居正综核名实的思想和他的考成法》，12千字，《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辑
（以上有*号者收入论文集《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2001年1月以来参加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2002年1月，东京，日本女子大学
"东亚四国校长会议分会：东亚遭遇美国"，2003年10月，东京，东京大学
2001年1月至今从事的国际国内项目：
《晚清政治历史与人物：以戊戌变法为中心》，国家社科基金，2001-2003
《康有为〈我史〉鉴注》，国家社科基金，2003-2005年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一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一一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
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人物，栩栩如生。
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皇帝虽和常人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但是天子，在凡人面前，他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举手投足都需要有个不同凡响的样子。和平年代中，这样的皇帝还能安安稳稳在紫禁城呆上一辈子，而多事之秋，则到处尴尬……
咸丰皇帝正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苦命人！从他父亲道光皇帝开始，中国就处于内忧外患交杂的时代。自1850到1961年，咸丰当了11年皇帝，可他没有安稳过一天。1850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至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此期间发生的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使得坐在龙椅上咸丰如坐针毡，并非像其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聪灵睿智的他真正感受到了时代的动乱。他忙起来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几乎到了哭天喊地的地步。尽管有像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大臣”在力保大清，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除皇上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在满洲亲贵眼中，毕竟满汉不一心。在《苦命天子》中，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拨动了传主——咸丰皇帝的心灵。
茅海建教授写的这本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导言 ／1
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 ／5
二 良师荩臣杜受田 ／21
三 射偏了的箭 ／36
四 “上帝”之祸 ／55
五 亏得湘人曾国藩 ／81
六 新财源：厘金 ／105
七 “造反”、“造反” ／123
八 外患又来了 ／156
九 公使驻京问题 ／177
十 圆明园的硝烟 ／202
十一 真正的宰相 ／228
十二 京师与热河之间 ／247
十三 笑到最后的人 ／279
结语 ／306
后记 ／310
三联版后记 ／313
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三联书店
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湘鄂赣皖等省的顽强表现，帮了咸丰帝的大忙，缓解了其极为头疼的兵力不足的难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凸现在咸丰帝的面前，这就是军费问题。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俸兵饷。其基本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如水灾、旱灾、蝗虫、
战争、瘟疫，政府的收入锐减，支出剧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但这种制度最初推行时，似乎效果还不错，康熙、雍正两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户部的存银最高时达到七千万两，但经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笔开销，到嘉庆帝时，存银已经不多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张格尔叛乱、鸦片战争，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堤，清政府的财政已陷于窘境。咸丰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向他报告：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入不敷出，为数甚巨。
战争是吃钱的怪兽，其消耗量大得惊人。可清政府财用的匮乏，似乎没有影响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决心。他从户部银库中支拨，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发给。与先前和之后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时毫不顾惜、毫不心疼。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他立即命令内务府查明，派六弟奕訢亲自监熔。结果这三口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发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的今天绝对是上等级文物的铜瓶、铜炉、铜龟鹤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铜料。
? 对于咸丰帝多次从内务府发银的谕旨，使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都处在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9月，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万一千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 年轻的咸丰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辉煌的皇家也有财尽用窘的时候。到处罗掘，千方筹措，使咸丰帝从1850年至1853年7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至此，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后来的情况表明，咸丰帝在财政问题上只能是听任臣子们的摆布。而为了救急，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咸丰帝只能一一照办不误：
一、官兵减俸减饷从1853年起，根据户部的提议，咸丰帝先后批准将京内外文官武弁营兵的俸饷扣发两成。以后又多次扣减。我在这里具体地一一说明此类扣减的比例和时间，会是毫无意义。因为已经减少的俸饷，也经常欠发（尤其是京外）。到了后来，俸饷中又搭发大钱、银票、宝钞，那更是名不副实了。官弁的俸饷减少，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于是，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朘刮百姓。早已腐败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长期欠饷的清军士兵，多次因闹饷而起事，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这一切，加剧了全国的动乱局势。
二、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开捐是清政府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曾经发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
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种道德上的顾忌。他需要银子，管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1851年，他将1846年的捐例核减一成，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户部收账为银三百万两。1853年，再减一成，按八折收捐，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1854年，再减半成，按七五折收捐，户部得数甚少。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个中的原因，我在后面还会介绍。
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钱由清政府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
1853年4月25日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在此后的一年中，又添铸了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甚至当千的铜大钱。除了中央的户部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1854年2月28日，咸丰帝又批准了铸造铁钱，甚至批准了铸造当五、当十的铁大钱。是年9月，咸丰帝还批准了铸造铅钱。铜大钱、铁钱、铁大钱、铅钱，毕竟还用金属铸造，更能获利的是纸票。1853年4月5日，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是年12月24日，咸丰帝又批准户部印制宝钞，即“大清宝钞”，又称“钱票”，面额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性原则。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咸丰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装着看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一意孤行。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饷，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八成。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69.5%。
咸丰一朝，是清代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混乱的一朝。咸丰一朝金融体系的动荡，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咸丰帝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在意，为治眼前疮，已不顾心头肉了。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然而，从以上叙说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咸丰帝的举止有如被臣子们操纵的木偶。万能的皇帝已在臣子们面前显露其无能，至上的皇权也受到臣子们的侵蚀，这可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大钱、银票、宝钞的强制推行，只不过缓苏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并没有因此有了着落。自1853年中央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央的财政命令已经不灵光了。至于户部发下的银票、宝钞、京钱票，民间往往拒收，并不顶用。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中央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色。这种新增加的捐税，集中于土地，也为地方官开辟了“浮收”的新管道，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日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日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全国都陷于战争状态（详见第七章）。
于是，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日，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性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
也以军需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
1854年以后，捐银成为各地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早期的湘军粮饷，基本是靠这些空白凭照解决的。而户部自然再也收不到捐银了。但是，捐来的官爵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须等待数年后方有机会授职。花两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衬托出真正的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比得上实缺？投资是要讲效益的。当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来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熊市。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容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在实际操作层面“自愿”的成份越来越小。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子的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做过大官发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身上。这些做过真官的家庭，本来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头名衔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产。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国藩对前两江总督陶澍家的逼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大为光火，埋下了日后曾、左仇隙的种子。事情仍未到此为止。军费的需求使在职官员也难于幸免。这方面最生动的事例是，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清军军费无出，户部尚书孙瑞珍（前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孙玉庭之子）被视为富户，王公大臣在集议中派孙家捐银三万，孙瑞珍闻此变色，自报家产仅七万，“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这一场争论几乎弄到老拳相向。几代儒学一品大员竟以粗俚的“龟子王八蛋”自誓，可见其恼羞成怒，也在史籍中添一笑料。
? 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皮，京官的俸禄已经一减再减。如此逼勒使这位负责全国财政的高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孙瑞珍以病告退。当官原来是一桩赔钱的生意。尽管开捐已成为地方官敛集军饷的主要手段，但时间越长，收益越低。道光朝中期捐一监生需银一百余两，到1857年仅十七两，捐者仍不踊跃。战区内富绅大商已受太平军的打击，复遭官军的劫抢，根本无力应付再三再四的逼捐，此处的罗掘毕竟有穷尽之时。更何况还有两点需地方官作考虑：一是开捐终究挂着“自愿”的名义，总不能带兵入室抄寻，谏台对勒捐多有微词上闻，虽说咸丰帝基本不管，即便管也是装装门面，但毕竟不能做得太过分；二是捐银的数量极不稳定，有时多一些，有时根本没有，但前方军营的开支是一个常数，不能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在何方。有没有一种强迫性且具稳定性的新财源呢？厘金由此而产生。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先斩后奏）：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咸丰帝收到这一奏折，并没有立即认识到此中的特别意义。他只是例行公事地认可了雷氏的做法，谕旨中说了一段极为含混的话： 粤逆（指太平军）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雷以諴）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
从这段谕旨来看，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
“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1854年5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其具体做法今人限于史料还难以考证清楚。但到了1855年初，有人向咸丰帝报告“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可见其发展规模之迅速。
1854年底，钦差大臣、降调内阁学士胜保发现了厘金的特异功能，上奏宣扬其种种好处，并请下旨各地仿行： 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
胜保的建议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他此时正任钦差大臣，为军费所苦，颇想自行征收）；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由此可摆脱地方官吏的种种牵制和侵渔）；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由此可不让户部插手，也可不上交中央财政）。其核心是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智商平常知识有限的咸丰帝，看到了这一奏折，似乎没有弄清楚胜保的真意，只是惯常地发下交户部议复。而户部一不识厘金之意义，二不知厘金征收之实额（各处多有瞒报甚至不报），因而对其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只是同意各省可以试一下。
由此决定，战区各省督抚可以针对本省情况定夺，酌量抽厘。朝廷的这一决定，将征收厘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手中，这对胜保的建策是一种修正，但对征收的方法及标准，均无明确的规定。户部对此并无通盘的设计，咸丰帝更是懵懂不清。他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弄到银子来应付缺口极大的军费，至于银子的来由，他不想过问，也弄不清楚。由此，各省纷起仿办厘金。走在前列的又是创建湘军的湖南。
1855年5月，湖南巡抚骆秉璋奏准设厘金总局于长沙，委本省盐法道为总办，本地绅士为会办。湖南的做法与胜保的建策颇有相通之处，即绕开府州县的各级官僚体系，官督商办，将抽厘的收入直归省级财政。继湖南之后，以侍郎衔领湘军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也于1855年10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两个月后，湖北巡抚胡林翼亦仿行于湖北。曾、骆、胡都是湘军集团的头面人物，为湘军的饷需费尽了心思。他们最先看出了厘金的种种优长。此后办行各省日多，最后发展到全国，可见下表： 1856年 四川 新疆 奉天 1857年 吉林 安徽 1858年 福建 直隶 河南 甘肃 广东 陕西 广西 山东 1859年 山西 1860年 贵州 1862年 浙江 1874年 云南 1885年 黑龙江 1886年 台湾其间胜保于1857年7月所上一折，奏请各省普遍抽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该省厘金的收入数与支出数，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也就是说，谁征谁用，怎么征，甚至怎么用，朝廷都管不着。
这下子可为枯竭的省级财政输了血。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一切财政收入均归于中央，各省、府、州、县要弄点钱，只能在“耗羡”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后，中央财政已拨不下军费，本无正当财源的省级财政却要负担为数甚巨的各军营军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征收渠道，谁也不肯将此交到中央财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大财源，由各省督抚所把持。也就在这一时期，厘金渐渐脱离了“捐”的范围，明确了“税”的身份。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财经理论来划分，厘金当属于商税。它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商税经常成为国家的主要税种，特别是宋代，商税超过一千一百万贯，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我们仍须看到，自明代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朱元璋出身于农家，限于其个人的经历，认识不到商业的意义，国家税收主要为地丁钱粮，即农业税，商税反而减弱了。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大多为中饱，中央财政沾润很少）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
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
虽说历史不能重演，但我们也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明清两代能有合理的商税，国家从日益扩大的商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是否会对商业采取保护或扶植的政策？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1853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这一计划的流产，反映了清政府主管经济部门的官员才智低下和办事低能。厘金的出现，应当说是弥补了商税的不足。
从以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它和关税的蓬勃发展，使清朝财政的基础由农业转向商业。就这一点而论，应当说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纸币代替贵金属货币符合历史方向，而无限量空头发行“银票”、“宝钞”、“京钱票”却是极大祸害一样；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厘金，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商人而填弥巨额军费空洞为目的，失去了合理性，对商业的发展有着种种不利的后果。其一，各种征发机构庞杂，名目繁多。如厘金的发源地苏北，在咸丰一朝，抽厘机构有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南河总督、袁甲三军营（为镇压捻军而设）四大系统，名目有卡捐、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等近二十种，彼此雷同，重复抽取。其二是厘卡林立，密于市镇。如江西厘金卡局达56处，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
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于行路。其三是各省自行规定税率，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不等，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四、五。由于是重复征收，商人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全国市场的形成。由此我们可下结论，厘金是一种恶税。 尽管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万分窘迫的军费难题由此得到了缓苏。最先推行厘金的江苏省，相当长时期内缺乏实收额的统计数字。但据当时办理上海抽厘事务吴煦的档案来看，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其中最大一项是对当时的禁物鸦片的抽厘，其公开的名义是“广捐”。
湖南本为一财政小省，开征厘金后，银浪滚滚。湖南巡抚骆秉璋自称每年厘金收入七八十万至一百二十万两之间，但经手其事熟悉内幕的郭嵩焘却称超过一百四十万两，今人估计为近二百万两。?湖北的厘金更为出色，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称，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万两，曾国藩称“岁入二百数十万两”，湘军大将刘蓉称“举办盐货厘金岁五六百万两”（包括盐税等项），今人估计为三百万至四百万两之间。江西是个穷省，且长期为主要战区，其1859年的厘金收入达一百六七十万两，此后四年共计为七百万两。
准确地估计当时厘金的绝对数额，今天已无可能性，因为当时的官吏为免得户部提取或恐户部在报销军需中作梗，有意压小数字，且即便是压小上报的数字，也是各时各人自报一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当时官员之间的私人信件，可以看出，西战场上的湘军和东战场上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每月几十万两的开支，主要靠厘金支撑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究竟花去多少银子？今天的历史学家有一个统计，即向清中央财政正式奏销数为1.8亿两，实际开支数字可以肯定超过2.5亿两，如果再加上镇压捻军等其他军费开支，仅咸丰一朝的军费远不止3亿两。这么大一笔数字，没有厘金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停地对厘金的数额进行猜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的估计，自1853年至1864年，平均每年1000万两，共计1.1亿两。这一说法当然缺乏严格的史料支持，但也能揭示真相，说明事实。就我个人的估计，此一时期的厘金总额似乎超过1.1亿两。从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要搜敛这么一大笔资金，只可能从商业中榨取，在农业或手工业中绝无可能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咸丰帝个人或户部对此有何想法或设计，一下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同湘军一样，厘金的出现也非源于旨意，而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由下而上地兴办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在清朝国家体制之外自创制度；二、朝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出色才华，也反衬出朝廷及整个官僚机器的无能无力。客观地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正想办一点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我在第四章中已作了说明，那必将一败涂地。要做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非常一旦行久，又变成了正常。从此，
各省督抚在办理军需的名义下，不仅把持了捐银，而且控制了更为重要的厘金，就是原来由中央财政管理的地丁钱粮，战区各省也时常以各种理由进行截留。这一变动，完全颠倒了原来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
中央断了来路，各省督抚自行执掌银钱流向的开关：可以上交中央，可以自行留用，甚至可以付给其他省份或地区与己关系密切的军营。湖南、湖北两省政权由湘系控制，搜敛到的银钱便大力支援湘军。而上海等处的收益，又解往赖以为屏障的江南大营。中央关于调度银钱的命令，他们可听也可不听，往往找一个理由拒付。天底下动听的理由又有多少，更何况中央也并不掌握他们手中银钱的实际数额，退一步说，那些好不容易弄到银钱的督抚也不愿将之上交，腐败的中央政府无识无能，与其让他们挥霍，不如留下来办点实事！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势，曾国藩才处心积虑地上演了我在第五章中介绍的向咸丰帝要江西巡抚的一幕。掌握厘金等款项的督抚职缺太重要了，无此即无饷，又如何能练兵打仗。待到后来，曾国藩柄政两江，湘军征战八省，其总兵额最高时达到五十万！与清朝八十万经制兵已相距不远，而战斗力远远胜之。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
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之初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和湘军正是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地只剩下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受到了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只是仅仅看到其最初几幕的咸丰帝，还没有明白剧情会向何处演变。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中，咸丰帝多次与曾国藩斗法，而在解决财政危机上，咸丰帝却身影不显。我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的篇幅，介绍咸丰帝根本没有插手或形同傀儡的诸如减俸、开捐、大钱、厘金……等项事务，似乎游离了传纪的本体。但是，要知道，无所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在像厘金这般重要的大政上，咸丰帝居然毫无己见，一切放手，这本身也就说明了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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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造反”、“造反”
今人称湘军和厘金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咸丰帝死后许多年的历史结局，然而身在庐山之中的咸丰帝，一时间还感受不到春江水暖，依旧处于浑身寒冷之中。他的那双惊恐的眼睛，紧紧盯着扑面而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
1853年5月，由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人，率军两万“扫北”，目标是攻取北京，将咸丰帝推下皇位。
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从广西到南京一路打先锋的精锐，其中两广来的老兄弟就有三千人之多。他们从浦口登岸后，进军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于6月攻克河南归德（今属商丘）。军事的胜利，使之信心大增。此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致书英国驻上海领事称：“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虽说咸丰帝在太平军尚未北伐之前，为防其北上，于4月29日批准了山东巡抚所奏防堵计划，5月2日又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择要加强防御，但观其主旨，是以黄河下游为天然屏障，在徐、淮一带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攻占归德后在刘家口渡黄河不成，似可视作此一计划的成功之处。
哪知擅长乘虚蹈隙的北伐军又向西进击，在黄河中游的巩县，用了8天时间渡过黄河，于7月8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府的围攻战进行了56天，动作缓慢的清军终于在外围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反包围，可是，只见北伐军向西一跃，径入山西，二十余日连克十余城。9月29日，太平军攻入直隶，至10月7日，连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从杨秀清之请，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似也说明了他们的信心。前后五个月，征战五个省。如此迅速的攻势，又如何不使咸丰帝坐卧不宁。在这五个月里，他调动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密云、察哈尔、绥远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
几十处数万兵马，任命出征的将领不下数十人。如此频频下旨，今天来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谓零乱无序。比如顶顶显赫的钦差大臣一职，他先是授于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个月后因战争失败，改授因过失而降调的前内阁学士胜保，命其节制直、晋两省各路兵马。他又恐胜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间安亲王所献的神雀刀，许以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至于讷尔经额，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职逮问，最后又定为斩监候。此一场景，如同先前之向荣、赛尚阿一幕之重演，不过节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里，咸丰帝可能已经想到了亡国。稗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称他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咸丰帝将此局势比拟亡明，虽自认为“不当亡”，但又自比“崇祯”，可见对局势悲观至极。上引这一条材料属前人的道听途说，今日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尽信，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全认为清朝行将灭亡。这种风声之大，以至远在伦敦正致力于理论建设的马克思都听到了。马克思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之遥。
外电的说法仍然是一种道听途说，我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没有这一道谕旨。而中国的一则笔记，也谈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颠倒了，咸丰帝成了镇定自若的统帅。该笔记称，咸丰帝在局势的危急关头，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各位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咸丰帝喝道：“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于是，有人建议北逃盛京，有人建议迁都西安，有人建议下诏各省兴师勤王，有人建议派王大臣督兵出战，有人建议闭城与民死守。咸丰帝闻此，下了最后的决心，谓： 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 说罢，命查前朝拜大将军仪制，准备遣师出征了。
尽管这一则笔记描写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掺入记录者的想象。这段笔记写了咸丰帝的英武明断，也透露其心虚如草。“国君死社稷”一语，似乎在宣布将效法崇祯帝朱由检。“战而捷”、“不捷”的选择性判断，似与赌徒孤注一掷的心理并无二致。除去上述难以验证的记载外，在宫廷的皇家档案中留下正式记录的是咸丰帝拜将出征的悲壮场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杨秀清对此极为重视，先后派出了石达开、赖汉英、罗大纲等重将，也多次抽调精兵增援。这样一来，北伐处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尽管杨秀清后来在1854年2月派出援军近万人，也已进至山东临清州，但因主将不力，部众发展过滥，三个月后便败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让这么一支孤军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派军北伐，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必要，也为太平天国设想了种种方案：或从武汉直接北伐，经河南直扑北京；或从天京全师北进，尽早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或定都后全力经营江南，先图南中国，廓清后方再北上……每一种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历史结局的“事后诸葛亮”们一致断言，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会比偏师北伐的结局要好许多。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帝一个战略胜利。
尊贵的皇叔绵愉出为奉命大将军，那只是借重声望挂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一条蒙古汉子做起事来却粗中有细，率军出京后，并不急于进攻，却择要防守。这种慎战与钦差大臣胜保的浪战形成对比。对于胜保的多次败绩和怠误，咸丰帝的手法一如对待向荣和琦善： 若执意玩视，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静海、独流驻守待援的北伐军，此时最大的对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气
候。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行走的两广“老兄弟”，难抗北方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刺骨的寒风成为他们难以克服的大敌。除此之外，与南方的稻米相比，他们的肠胃也不适应于北方的麦粟，至于玉米、高粱之类更使他们难以下咽。如此的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在困守三个多月后，1854年2月5日，北伐军被迫从静海、独流南退，一路遗尸。2月7日退至河间束城镇。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马队当日赶到束城，北伐军再度被围。
一个月后，待援无望的北伐军再次突围南下，被僧格林沁、胜保两部困于阜城。北伐军在天津的停顿，使咸丰帝看到了转机。原先的保守京师的战略，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却又不能不使咸丰帝生气，谕旨中充满着斥责。怎能让这些“长毛”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哪知痛骂的声音尚未消失，仅剩下数千残兵的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了，于5月5日占领了东光县的连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芳领兵一千人南下山东高唐。连镇是一个运河边不大的镇子，却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美名。林凤祥率兵数千，顽强抗拒僧格林沁的两万大军。原本以为战事会很快结束的咸丰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饰地写下这样的朱批： 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可是宽不宽时日的决定权，并不掌在咸丰帝的手中。林凤祥孤军在连镇坚守了十个月，以一当十，以至弹尽粮绝。1855年3月9日，咸丰帝终于接到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脸上出现了多年不显的笑容。这胜利虽然来得太晚，但直隶境内的“长毛”灭绝，毕竟是一个天大的胜利！看来新年之后数度斋沐祭拜终于有了效验。当日，他下了两道谕旨，一是皇恩大开，晋僧格林沁为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命其移军高唐，扑灭北伐军李开芳部，并命将师老无功的钦差大臣胜保押解北京；二是下令各衙门作好准备，一个半月后将亲驾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谢他们的保佑。北方的军务使他两年未亲赴山陵了。僧格林沁率军至高唐后，改变了胜保先前大兵强攻的战法，而是网开一面诱李开芳出城。李开芳见僧部至，知林凤祥已败，于3月17日乘夜率骑八百人向南突围，据守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虽有马步万余，然对一座小小的村庄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沟引水浸灌。冯官屯成了一片泽国，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诱捕了李开芳，北伐军全军覆没。咸丰帝闻此喜讯，颁赐恩赏大得惊人，居然让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罔替”。按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的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封贝子，贝子之子降封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过多的教训，避免数百年后亲王遍布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内乾清宫前热闹非凡，卤簿仪仗全设，咸丰帝为此次胜利举行盛大的庆典。惠亲王绵愉、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出征将弁摆队排列，在礼乐声中向咸丰帝恭交“奉命大将军”印信和参赞大臣关防，恭交锐健刀和讷库尼索光刀。钟鸣罄响，一切如仪。可是，若要细究清代制度，此一凯旋庆典当在大获全胜后才可举行。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帝却展开了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仪式，难道是强作精神自我打气？当日颁下的谕旨仅称“现在北省军务告蒇，河北一律肃清”。那么，黄河以南呢？咸丰帝就不再顾及了？ 乾清宫前的庆功仪式，向我们述说了什么？无论以当时的战况和后来的作用来看，北伐作为太平天国的偏师，不能视作至关重要的行动，或者说，扑灭北伐军距扑灭整个太平天国的火焰，还十分遥远。而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介绍，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围的战事，那只是跟着咸丰帝的视野转；他此时只看重镇压北伐一路，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或中心，在兵力、军费、调将等项上采取了倾斜政策；至于其他战场上的战事，他似乎已经放松了，甚至有点放任了。
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后，咸丰帝对前线的战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满信心了，显得有些厌倦。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还不敢重用。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披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胜，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看来在他挖空心思策划的计谋一一破产之后，已经认识到力不从心。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
好在湘军和厘金已经创办，兵与饷的难题开始缓解。聪明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时参与组织防御，不久入军机，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对于前方的统兵大员，他时常以杀头相威吓，但此类话说多了说久了，效果也越来越不显。要是真的将这帮将军都杀了，朕又到何处去找别人替代他们？于是，前方的将帅们也看出这是虚张声势，听任咸丰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讨胜利的严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折上大耍笔头子功夫。下级员弁，更是无功无志无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营的兵勇，离家已久，也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养儿赌钱做买卖的和平生活。与北方的胜利相反，长江流域出现了军事危局。湘军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太平军随即进击湖北，攻占省城武昌。咸丰帝调僧格林沁所部大将、镇压北伐军立有战功的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率得胜之师前往湖北。哪知西凌阿开战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四个月后，咸丰帝只能换将，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主持湖北军务。官文好财好色，无才无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所部湘军。咸丰帝十分明白，对此颇有心计，就是不将全部权柄授予湘军，坚持在胡林翼头上加了一盖子。如此用将，自然使官、胡矛盾一时激烈。胡林翼欲出奏弹劾官文，手下谋士劝道，若是去了官文，皇上必派新总督来，处境未必更好。胡林翼这才明白咸丰帝的心思，此后将功劳银子尽行输于官文，官文亦放权让胡林翼大干，两人反见融洽。咸丰帝也将计就计，虽授胡为头品顶戴湖北巡抚，丁母忧时也坚决不让胡去职，让其尽心出力，又时常给官文加爵（赏戴花翎，授协办大学士等），试图以官文品级尊贵来压胡林翼一头。
到了1856年，局势再度变化。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巧施妙计，从西战场上抽调精锐，编组强大作战兵团，解围镇江，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惊骇病死。太平天国达到其最盛时期。正如蚤子多了不觉痒，败仗吃多了反倒处变不惊。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对于南方的战事觉得越来越遥远。他早已不在乎长江流域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看重京畿地区的安定。北伐军被消灭之后，他松了一口气，但时时关注太平军是否会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在河南布兵设防。江南大营曾因兵力单薄而无力攻破天京，向荣向咸丰帝请调江北大营兵力助攻。咸丰帝恐太平军北上，破口大骂：“汝必欲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此时江北、江南大营俱破，咸丰帝注重的并不仅仅是此次惨败，而更警惕太平天国下一步的动向。也就在此时，咸丰帝的好运气来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东王杨秀清逼宫谋权，北王韦昌辉奉诏杀杨，翼王石达开闻讯领兵“清君侧”，天王洪秀全杀韦迎石回京辅政。整整一秋季，天京城陷于血腥恐怖之中。前线的将领放弃战守返回，第一线的主力亦不待胜利而抽回，卷入了这场大残杀之中。据保守的估计，死于此事的新、老兄弟不下三万。这等于白白送给咸丰帝一大胜利。
有了这一喘息机会，被击溃的江北、江南大营重整旗鼓，恢复建立。琦善的手下大将德兴阿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向荣的手下大将和春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太平天国刚获得的军事优势瞬间消退，从它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天京内讧的消息，对懈怠政务的咸丰帝也是一个刺激。他一开始还将信将疑，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随着奏报增多，消息被证实，咸丰帝也越来越兴奋。他下令钦差大臣和春、德兴阿“乘此机会”“迅奏朕功”?；又下令钦差大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乘此内乱，次第削平”。在给官、胡的谕旨中，还有一段话： 所望克复上游，即可移师东下，由九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而至金陵……兵饷可不加增，而胜利庶几有望。他已经陷于胜利的狂想之中……
太平天国虽说已被削弱，但仍有相当的实力。在石达开的主持下，逆势很快扭转。清军的攻势再度受挫。咸丰帝又失望了。到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再一次爆发权力斗争。天王洪秀全恐石达开成为杨秀清第二，暗施多种钳制之策。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沿途发布告示，各路精兵多听从石氏召唤随之而去，辗转赣、浙、闽、粤、桂等省，太平天国统治区内，仅剩下一些老弱残兵。咸丰帝的心中重又点起胜利的希望。他曾经命令曾国藩设法招降石达开，然曾氏却已看出石氏不成气候。
胡林翼肃清了湖北，德兴阿攻陷瓜洲，和春占据镇江，到了1858年5月，湘军攻克太平军的重要据点九江。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认为离制服太平天国的时日已经不远。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时又出现了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他们在危机中展现了非凡才华。1858年8月，陈玉成部攻克当时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今合肥），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皖北军务；9月，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立即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拿，并撤销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的和春兼理；11月，李秀成、陈
玉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歼击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挫败其东进的图谋。
太平军在这两位青年将领的指挥下，再次走向振兴。咸丰帝的美梦又破灭了。每一次都从充满希望开始，以极度失望告终。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谁又能忍受如此峻烈的心理挫折？希望值越高，失落感越大。心理失衡的状况可以想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抱着“治国平天下”的一厢情愿，结果落到这种地步。乱世出英雄，是指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可谁又想到过在乱世中最最难受的，正是要维护常规的皇帝？然而，对于咸丰帝说来，他要承受的还远不止这些。 就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作生死较量之时，各地民众亦纷纷揭竿而起，频频“造反”。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捻军（1852—1868） 在咸丰帝出生之前，皖、豫、苏、鲁四省交界处私盐贩子、游民及贫苦农夫中早就有一种分散的组织，称为“捻”。咸丰帝上台时，“捻”子们已十分壮大，多有起事。太平军的北伐，实为鼓动他们“造反”的样板。如此暗无天日，不反更待何时！各路“造反”的“捻”子们，汇成了一支支捻军。1855年秋，豫皖边地区各捻军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推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
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此后，他们活跃于淮河南北，不时进击豫东、苏北，总兵力超过十万。直至咸丰帝死后七年方被扑灭。天地会 天地会的渊源比捻军更早。天地会自己的文献称其肇始于康熙年间，而今日历史学家手中的证据最早为乾隆年间。“反清复明”是他们的旗帜，做起事来全凭着一股“忠义”。其支派甚多，有小刀会、红钱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名目，内部又自称“洪门”，在南中国有极大的势力。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天地会已经纷起。太平军入湖南，湖南天地会又大作。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东南沿海的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黄德美等人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1853—1854），曾占领漳州、厦门等地，后退往海上，坚持与清朝对抗。
——林万清等人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1853—1858），有会众数万，曾占领德化等十余县。 ——刘丽川等人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1855），有会众数万，曾据上海、嘉定等县城。
——何六、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1854—1864），有会众十万，号称“红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后移师广西，占领浔州，改称“秀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控制广西四十余州县。咸丰帝死后三年才被镇压下去。
——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1853—1854），有会众数万，转战湘桂边，建“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除这几股较大的外，各地小股起义多到难以统计。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851至1868年，见于清朝官书的有组织名号的天地会“反叛”多达175支。?
贵州各民族起义 从1854年起，贵州各族民众纷起造反，其中最大的有：
——杨凤等人领导的斋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4—1855），有部众两万余人，据桐梓等地，建立“江汉”政权。
——张秀眉、包大度领导的苗民起义（1855—1872），有部众数万，控制了黔东南地区。
——号军（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5—1868），分红号、白号、黄号等，各拥兵数万，控制了黔北地区。
——张凌翔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1858—1868），控制了黔西南地区。
——陶新春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1860—1867），控制了黔西北地区。整个贵州，除几个中心城市外，化作一片“造反”的海洋。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一年方才平定。云南各民族起义 自1856年起，云南如同贵州，各族民众纷纷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有：
——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1856—1873），有部众数万，称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开府大理，占据二十余州县。
——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1856—1862），有部众数万，控制滇南地区，并三度进攻省城昆明。
——李文学领导的彝民起义（1856—1872），控制了蒙化（今魏山）等十余州县。云南各族人民的“造反”，持续时间很长，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二年才被镇压下去。李永和、蓝朝鼎起义（1859—1865） 以烟帮（为鸦片贩子护送走私的团体）为基础在云南起义，后转入四川，据州占县，兵力最盛时有数十万，咸丰帝死后四年才告失败。
所有这些起义，配合太平天国，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动乱。从《清实录》中来看，关内18
行省，已有14省战火正炽，相对稍显平静的直隶、陕西、甘肃、山西，也不时爆发一些较小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造反”、“造反”，清王朝出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混战局面。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心力衰竭，面对这么多的反叛该施以何策？我们从咸丰帝的众多谕旨中，发现他心中有一条警戒线，那就是黄河。他最害怕黄河以北的动荡，那将危及京城。至于黄河以南的造反，他又根据地理远近分别处理：捻军就在黄河边上，虽组织松散，形不成多大气候，他仍先后命将调兵予以压制；东南沿海的天地会，亦严旨各督抚全力平之；至于云贵川地区，本来就“天高皇帝远”，咸丰帝无心顾之，除在谕旨中说一些严厉的话外，并无实际的对策。
尽管上面提到的“造反”，每一股在平常的朝代都已是大患，朝廷都应作出极大的反应，就在咸丰朝初期的李沅发起义，规模小许多，咸丰帝也没有放过手。但到了此时，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也不想管下去。只要不打到黄河以北，他似乎已经不太在乎了。此时咸丰帝的心中，似乎已求偏安。咸丰帝一放手，责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调，勇要自己募，饷要自己筹，朝廷是一点儿也靠不着。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对等的。既然皇帝不尽其义务，权利也同样受到侵蚀。皇上谕旨经常被地方官搁置一旁，或虚假地应付一下。
历来在九重之上的至圣至睿，让臣子们仰慕不止，此时也露出了真相，原来皇帝也是如此无能无力。他们在奏章上依旧歌颂“英明”，但在心底里对这种“英明”开始怀疑。他们只是从儒家的教义出发，忠君尽力，已体会不到咸丰帝本人那种领袖的人格感召力了。天子本应是神，而他们心中的神坛开始塌陷。一些聪明的官吏，见此情势，不再求助于朝廷，而是求助于邻省。最典型的是广西。
1858年，广西巡抚因无力维持局面向湖南呼救，结果湘军蒋益澧部开入，成为当地清军的头号主力。一些跨省的官僚集团也开始形成。如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璋的湘系集团，两湖成为其基地，势力已扩大到周围数省；又如何桂清、王有龄、薛焕的江浙集团，凭借从上海搜刮的银子，维持江南的局面。他们所写的二指宽的条子，效能大于堂堂圣旨十倍！对于这些变化，咸丰帝不知道吗？看来他是在装糊涂。天下的事情不必弄得那么清楚，多一分糊涂便可多一分幸福。此时的咸丰帝，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贵为天子，理所当然地可以享有人间一切福乐。衣锦食肥，华厦幽院，自然不在话下。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可以拥有近乎无限的性伙伴。森严的后宫，从来就是激发文人们想像力的地方。“三千粉黛”，“五千佳丽”，既有想像的成分，也有事实的依据。咸丰帝17岁成婚，不久后福晋就去世了。他刚御位，便选了一次秀女，后来出名的东、西两太后，皆于此时入宫。
1853年，依照惯例，又一次选秀女，京内满族官员家中13岁到15岁的女孩均应入宫候选。这些年轻的孩子哭别父母，一大早便在紫禁城坤宁宫前排班候驾。哪知一直等到午后，仍不见车驾到来，鹄立甚久，饥渴难忍，加之对前景感到惶恐，一时欷歔声与嗟怨声并起。这一类声音最富于传染性，女孩子们一片混乱。守兵们大声喝道：不许哭，一会儿皇帝驾到，会发怒挨鞭子的！众女子一听，更是吓得浑身战栗。在这队列中，有一个是八旗骁骑校之女，识文字，工针黹，平日有空竟教邻家童子识字，换取升米斗粮之值（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她此时挺身而出，说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话：“我辈离父母，绝骨肉，一旦入选，幽闭终生，就像囚徒一样。生离死别，在此一刻，谁又能忍得住此种伤感。我不怕死，又何惧于鞭子。广东的长毛起于田垅，据长江，入金陵，天下已去大半。身为君主，不知求将帅以能战守，保住祖宗的大业，却迷恋女色，攫良女幽深宫，使之终生不复见天日。弃宗室于不顾，而纵一己之欲，还算得上什么英明君主！”此语一出，闻者大惊，欲加以颜色，而咸丰帝已驾临。守兵们将该女缚起，牵到咸丰帝面前，令她下跪请罪，该女就是不肯屈服。咸丰帝问其原因，该女竟然当面将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咸丰帝叹道，“奇女子也”。结果，这个女孩由咸丰帝指婚，嫁给了某位亲王，这次选秀女之事作罢，所有女孩都被放回家去。
上面这一故事，见之于野史。从这一条记载来看，咸丰帝御位之初，对私生活还是注意检点的。然而，这样的事情仅此一例。野史中对清代皇帝私生活的记载，就数咸丰帝最多。从清宫史料来看，从咸丰帝登基到去世的十一年中，封贵人以上者共计14人，答应、常在人数今无可考。这些都可视作皇帝应有的待遇，从来也没有人对此指责过。可在野史中描写的情况，却让人吃惊。按照清代制度，后宫佳丽虽多，却是清一色的旗人，乾隆帝的香妃，可以视作例外。宫中是不应当有汉女的，以此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可是，那些大脚的旗女已
在咸丰帝眼中失去了新鲜感，那些缠足的汉女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据野史中称，发现咸丰帝这一性偏好的某位大臣，以重金到苏浙购妙龄女子数十人来京。由于小脚女人不得入宫，便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圆明园，每夜以三人在咸丰帝寝宫前轮值“打更”，咸丰帝听到梆铃声便召幸之。在诸多汉女中，有四人最受咸丰帝的喜爱，被称为“四春”，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一作武陵春）。
除这四人外，再加上号称“天地一家春”的那拉氏（详见第十三章），野史中称为咸丰帝的“五春之宠”。
受宠的四名汉女，也留下不少的传说。牡丹春，江苏人，最为艳丽，入园后多思逃归之计，后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改服逃走，嫁江南一士人。海棠春，大同人，曾在天津演戏，工青衣，曾与某士人相恋，入园后终日思念那位士人，郁郁致疾，玉殒香销。杏花春为某大吏之婢，为大妇所不容，入园后曾为主子谋得封疆大吏，又为主人之子说项，也谋得一官。陀罗春原是北京宣武门外一孀妇，后入尼庵，为咸丰帝看中后再入圆明园。每当咸丰帝临幸时，她便跪地不肯起，入园八个月，未让咸丰帝得手。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她投池自杀。
受宠的“四春”，皆在圆明园分居亭馆。西郊的圆明园经此装点，自然比城内的皇宫更具魅力。清代的皇帝来自黑山白水，经受不住关内的盛夏，每年为避暑而迁居圆明园，已经成为制度。但咸丰帝住园，似乎不是为了避暑。他时常一过了新年就迁往圆明园，一直到了冬至，才肯搬回紫禁城的养心殿。咸丰帝的风流韵事，野史中还有两则记载。其一是说他在后宫藏了一个来自民间的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颇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以理学为本，号召天下民女“节”、“烈”的天子，居然做出如此“害理”之事，实在让人们吃惊。另一则记载更是骇人听闻，称圆明园内藏有春药。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咸丰朝曾任职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谈军事，咸丰帝读之大喜，召见于圆明园。丁宝桢早早入园静候，见室隅玻璃盘，内有果子十数枚。丁氏吃了一枚，觉得甘香异常，复食两三枚，突觉腹中发热，阳具暴长，窘状万分。此时咸丰帝已升殿，即将召见，丁宝桢灵机一动立即扑地抱腹喊痛，诡称痧症骤发，方得以出园。后内务府一官员告诉他：“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丁宝桢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从野史中得知，咸丰帝此时酗酒也很厉害。他不仅嗜饮，而且每饮必醉。醉后又必大怒，而又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待他酒醒之后，自觉失态，对受辱受挞者宠爱有加，多有赏赐。然不久又醉，故态复萌。为此，咸丰帝曾告诫后宫，当他醉时不要随侍左右，免得皮肉吃苦。可是，等到醉皇帝宣召时，又有谁敢不上前呢？如此这般，几乎要闹出人命案子。而“四春”之中的杏花春似乎是一个例外，等到咸丰帝大醉时，只要杏花春绰约而前，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结果，凡遇咸丰帝酗酒，后宫必膜拜顶礼，求杏花春为代表，以免谴责。杏花春为此获得两个外号，一日“欢喜佛”，一日“刘海喜”。?野史中的传闻，虽不能一一细究对证，只能姑且听之，但对咸丰帝如此之多的议论，在清朝皇帝中实为罕见。在正史中，有一条材料耐人寻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咸丰帝住在皇宫，不要去圆明园，咸丰帝读之龙颜大怒，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为名，将王茂荫交部议处。不久后，掌福建道御史薛鸣皋，见圆明园修理围墙，认为咸丰帝又要去住园，上奏谏止，称言“逆氛未靖”，不要“临幸御园，萌怠荒之念”。咸丰帝见之怒不可遏，由内阁明发上谕，加以驳斥： 圆明园办事，本系列圣成宪，原应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庆帝）当莅政之初，适值川陕楚教匪滋事，彼时幸圆明园，秋弥木兰，一如常时。圣心敬畏。朕岂能仰测高深。设使当时有一无知者妄行阻谏，亦必从重惩处……
咸丰帝搬出祖制来为自己辩护，以封杀一切谏阻他去圆明园的言论。为了杀个鸡给猴子看看，他下旨将薛鸣皋从掌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为一般的监察御史，并交部议处。?皇帝住园本来就是制度，王茂荫、薛鸣皋为何连续上奏劝阻？他们是否听到了圆明园内的种种风流韵事？今天的学者并不能对此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自从薛鸣皋受惩后，咸丰帝的耳边安静了，谁也不敢再对此事说三道四了。醇酒妇人，从来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种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于此，不得善终。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知深浅，一时性乱而不知自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乐此不倦，并对祖制家法破坏极大，这就不能不使人心生疑问：咸丰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在自寻死路？如果将此时的荒唐，与咸丰帝登位之初的慎勤相比，更让人加深此种疑问。有一则笔记称，1850年时，鸿胪寺卿吕贤基曾对友人说： 闻上（指咸丰帝）常居飞云轩倚庐，而云贵人常依康慈皇太妃（咸丰帝养母、奕訢生母）居慎德堂，中隔一湖，相距二里许。飞云轩仅三楹，上寝食其中，读《祖训》、《实录》，阅章奏及内廷册档，召见大臣皆于是。除恭奠几筵及恭诣康慈皇太妃宫请安外，无他适也。 这种端庄的姿态，使得臣子们从内心中发出了“今上圣德”的赞叹。?
仅数年间，却判若两人。为什么当年的英发果毅之姿，转变为此时的风流滑稽之态？咸丰帝在逃避，逃避现实中一切理应由他解开而他却无能为力的难题。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只有美酒。从酒中寻找片刻的麻醉，一时的安宁。皇帝喝的御酒，肯定是上品。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酒在咸丰帝口中是苦的。?
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唯有美女。从女人身上显示自己的能力，验证自己的雄风。皇帝看中的女人，肯定是绝色。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里面咸丰帝只有性的征服，而没有情的缠绵。咸丰帝的这种心态，就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已看了出来：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他确确实实需要一种片刻的欢娱，解脱心中的烦闷。朕当政这许年了，没有过一日舒心的日子；既然这一天都不可得，那么有一刻也是好的。他是在找乐，也是在找死。就连他自己都已感受到，他那本不健壮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吧…… 除了醇酒妇人这些流品低俗的欢娱外，咸丰帝此时还迷上了两门高雅艺术。其一是绘画。琴棋书画本是旧式文人的一种风雅与潇洒。咸丰帝受业于杜受田，染上一些文人病也是不足奇的。而他的绘画，似乎主要是绘马。野史中称： 尝见文宗所画马，醇邸（指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恭摹上石，神采飞舞，雄骏中含肃穆之气，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也。?
这一条史料所指是咸丰帝死后画作经奕?临摹后刻石，虽经转过两手，仍然“神采飞舞”。当时在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亲眼见过画作，曾在诗中对咸丰帝所绘马作以下评价： 挥毫尺幅英姿壮，屹立阊阖依天仗。?
对于皇帝的御作，臣子们不敢不恭维，这是必然的。但赞美之辞高到“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挥毫尺幅英姿壮”，可见决非信手涂鸦之作了。今天，我们找不到咸丰帝绘画的原作，也难以判断他的水平，但从上引两条材料来看，其成就已经不俗。而他于此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心思，今天更难考证。?
但谁都知道，学画决非是三朝两夕便可有成的。其二是听戏。“汉王好高髻，郭中高一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专制君王的好恶引导着文化流派的兴衰。昆曲在此时牢固确立了优势地位。除了一般的听戏外，咸丰帝似乎也有一般戏迷的嗜好——捧角。野史中也有一段记载： 有雏伶朱莲芳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君臣为一优伶而争风吃醋，风流滑稽至如此，实属罕见。据史料作者称，他是听同狎朱莲芳的龚引孙所言，看来还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可能受咸丰帝的影响，其妃那拉氏后来也成了有名的戏迷。由此看来，绘画和观戏成为咸丰帝苦中作乐的另两种方法。 退一步说，醇酒妇人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习气，绘画观戏更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前者无可厚非，后者更应褒扬。即便是在那动乱的岁月，王公贵族也从未停止过这样的享乐。若以此为标准，咸丰帝自己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也不当遭致物议。可是他的身份不同。他是皇帝，是皇帝就应当宵衣旰食勤政忧民！正因为如此，咸丰帝与陆御史同狎朱莲芳时，那位陆御史就可以引经据典地批评他。也因为如此，尽管一般王公贵族、富绅大贾的各种风流和雅趣，都可以成为史籍上的佳话，但皇帝就是不能。官方史书绝无其沉湎于酒色的记录，而千方百计地将之塑造成为千篇一律的以天下为重而无任何个人情趣的标准的皇帝形象。一个社会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皇帝是天子，一切应按神的标准来行事。也就是说，如果奕詝不做皇帝，仅是一名亲王，一切都可别作他论。野史中对他的各种非议，皆可变作另一种欣赏。可是这么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咸丰帝的一切痛苦，都可以归咎于是他做了皇帝，尤其是一个乱世的皇帝。若非如此，他可以不必为此类天下皆反的危局而心烦，过一种平静、无争、自然的生活，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不必为力不从心而苦恼。真要出现了这一种局面，他还会借酒浇愁吗？他还会以女色伤身吗？他又会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今天的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心理的痕迹，去判断咸丰帝奕詝是否后悔过做了皇帝；但可以肯定，如果他不做皇帝，他个人会多一分平常，也就是多一点欢乐。“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人生哲学的真谛：幸福就是平常，不幸来源于非凡。站在人生各类巅峰上的人们，有着与他们的欢乐同样尺码的哀伤。这又是指成功人士而言的。咸丰帝作为一个不成功的皇帝，又有多少欢乐？又有多少悲伤？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悲伤倾诉于密友、家人、幕僚，以减轻内心的
压力，但中国的皇帝则不然。他丝毫不能流露出来，必须以镇定自若的神态来统御天下，只能将一切苦衷伴着冷酒，全部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别忘了，他当皇帝时只有十九岁，此时才二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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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
正当咸丰帝在内战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摆脱无计时，外患又来了。这就是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入侵中国，俄国与美国趁火打劫。不过，对于这一次战争的到来，咸丰帝毫无知觉，一点未做准备。他受了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的蒙蔽。在他最不愿意开战时，又卷入对外战争。
咸丰帝对内对外两面作战，而叶名琛恰恰又是他最为信赖的宠臣。 叶名琛，字崑臣，湖
北汉阳人。1809年出生于一诗书官宦人家，长咸丰帝22岁。其早年经历与当时中国许多年轻人相同，在科举途上一路奋斗。
1835年，叶名琛26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1838年散馆，外放陕西兴安知府，1839年擢山西雁平道。1840年调江西盐法道。1842年初升云南按察使，当年底晋湖南布政使。1844年丁母忧去职。1846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1847年擢广东巡抚。从这么一份简历可以看出，叶氏是一名“火箭式”干部，出翰林院不到十年，已升至省级大员，在此期间还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这么快的速度，在清朝的汉族官员中实不多见，可谓飞黄腾达。叶名琛在官场上—路搭快车，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他办事干练。如29岁时外放兴安知府，将这一三教九流汇集、号称“难治”的地区，整理得有条有序，博得善治的能名。
二是他理学、文学修养俱深。其祖辈颇有文名，著作等身，他从小耳濡目染，也很有造诣。他的上司、同僚、部属经常被他的学问功底所折服。理学和文学在当时是最崇高的学术。能办事、学问好，使叶名琛在官场甚有好评，因而几乎一年一迁。
不过，这些都是道光朝的事。咸丰帝之所以赏识他，是因为这两件事：本书第三章中提到，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时，广东巡抚叶名琛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徐广缙，断然拒绝英人入城要求，其中叶氏的主要功绩是组织团练，准备武力相抗。这一在今人看来无关轻重的事件，在当时被视为极大的外交胜利。叶名琛因此受封男爵。咸丰帝上台后，对外持强硬路线，对敢于与“西夷”相抗的叶名琛特别青睐。此为一。
本书第四章中提到，1850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层下令“团方”，准备起义。然而此时拜上帝教的势力不仅仅在广西，在广东的会众由凌十八率领，也准备参加金田起义。因为受阻，凌十八等人占据广东高州罗镜，部众达一万多人，与太平军占据的广西永安，遥相呼应，兵力不相上下。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军久攻一年，师老无功，后被咸丰帝调往广西，接替钦差大臣赛尚阿。叶名琛随即赶至高州前线，调整部署，仅用了一个半月，便攻占罗镜，全歼凌十八起义军。此一战绩加上此前此后平定广东各地反叛的军功，使叶氏连获太子少保、加总督衔的殊荣。此为二。外能折冲尊俎，内能戈马平定，在咸丰帝的心中，很自然地将他与耆英之流比较，与李星沅等辈对照，从而看出叶名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徐广缙调广西后，咸丰帝让他署理两广总督。
1853年2月，徐广缙被革拿，叶名琛奉旨改实授。就在叶名琛柄政广东不久，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854年6月，广东天地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红兵大起义，先后占据东莞、佛山、花县、三水、顺德，以十万余众围攻广州。广东境内能征善战的部队早已调往外省镇压太平天国，叶名琛手中仅兵勇一万余人。在此危急时刻，他一不靠外省相援，二不要国帑相助，硬是靠自己的本事，沉着应变，谋定后动，居然也能婴城自固。
经过半年多的战斗，他竟将红兵逐出广州地区，随后又迫使他们退往广西。到了1855年夏天，广东全省的战火大多已平息下来，虽说还有几处仍在交战，但在烽火连天的南中国，有如世外桃源。我们若将广东与广西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的反叛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广西，而咸丰帝对广东的关照又少得多，几乎是漠不关心。而在广西局势糜烂之际，广东却能摆脱危机，咸丰帝对此特别满意。
另外，除了本省事务外，叶名琛还为湘军购买洋炮，派红单船入长江，主动派兵援江西，表现出与其他省区大吏不同的慨然以“天下”为责的风度。对于叶名琛所做的一切，咸丰帝也报以实际的奖励。1855年10月，授叶为协办大学士。
1856年2月，再授体仁阁大学士。咸丰帝没有调他来北京，仍留他在广东，为咸丰帝看好岭南的这一份家业。还有什么比一名信得过靠得住的官员更让咸丰帝感到宽慰的呢？尤其是在懈怠政务之后。叶名琛成了咸丰帝的南方一柱，一切提议建策，咸丰帝无不言听计从。
自1844年起，两广总督例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由于当时清朝自认为与“西夷”的关系仅仅是“五口通商”，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也成了清朝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最高外交官员。作为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平叛中表现出治绩，为咸丰帝所倚重；作为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也镇定自若，颇有“计谋”，为咸丰帝所信赖。事情就坏在这里。
1854年春，包令（J.Bowring）继文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于4月25日照会叶名琛，要求修约。修约是指修正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英国提出修约的外交依据是：
一、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
酌办。
二、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 ……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按照英方的说法，虽然《望厦条约》12年的修约期限至1856年才到期，即便按《中英虎门条约》，也是要到1855年到期，但《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粘”条约，12年的修约期应当从《南京条约》算起，1854年到期。既然英国提出有权在1854年修约，那么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
这有如连环套，一环扣着一环，可问题的要害在于，按照国际法，中英虎门条约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只是针对“英人”，并不包括政府，更何况修约不应在最惠国待遇之内。对于这些理由，英方缄口不言，清方毫不知晓。叶名琛长期浸于传统学术，对外部世界并不知晓。他不怕“西夷”的恫吓，也不愿直接引起冲突。他就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后，对付西方使节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以军务倥偬为由，拒绝与西方外交官相见。多见面多麻烦，少见面少麻烦；二是对于西方使节各种外交文书，都以最快速度答复，而且每次都用温和的语言，对西方的各种要求一律拒绝，早一点结束这种纠缠。此次，他收到包令的长篇照会，依然如旧，对包令提出的各项具体要求一律拒绝；而对修约一事，小心地不作回答；至于包令提出的到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进行会谈一事，叶名琛敏锐地觉察到英方企图由此实现入城。
于是提出了反建议，在城外仁信栈房会面。?叶名琛的答复，自然不能让包令满意。他于5月11日又一次照会叶名琛，称其对修约一事“默然不论”尤其不满，再次强调了他的各项要求，并坚持在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内进行会谈。?由于历史文件保存不全，我们今天已不知道叶名琛对此如何作复的，但当时的局势已使在广州的继续交涉成为泡影。自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后，徐广缙、叶名琛从未对西方的要求让过步，曾任广州领事的包令，对叶名琛的行事方式可谓知根知底；更何况此时正是广东红兵大起义的前夜，广州城也在风雨中晃动。包令北上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似乎也掌握了包令北上的情报，1854年5月23日，他在一份奏折后附了约二百字的夹片，轻描淡写地汇报了英国等国的修约要求。在这份简短报告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自信的话：“臣惟有相机开导，设法羁縻。”?
如果仅仅从叶名琛的报告来看，谁也弄不清楚“修约”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对外部毫无知识的咸丰帝，对此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叶名琛对此甚有能力且不乏自信，那么一切都交给他去办理吧，下发给叶名琛谕旨中，写了这样的话： 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况，谅必驾驭得当，无俟谆谆告诫也。?
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习惯，这段话意思是，皇上本人并无定见，叶名琛可全权处理。 1854年6月，包令来到上海，与先前到达的美国公使麦莲（R.M.Mclane），向江苏官员交涉修约一事。咸丰帝得知这一消息，下旨江苏官员，让英、美公使南下，一切与叶名琛商谈办理。在咸丰帝的心中，叶是办理外交的最佳人选。 1854年8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在香港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一致认为若与强硬的叶名琛交涉，决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于是联合行动，再次北上。9月，三国公使到达上海，要求修约。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三国决不会善罢甘休，而叶名琛已与三国公使势同水火；更见此一时期三国外交官纷纷前往镇江、南京，恐已与太平天国暗通款曲；遂向咸丰帝提议，“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其意是削去叶名琛办理外交之权，结果遭到咸丰帝的严词驳斥。?
1854年10月，英、美、法三国代表到达天津海河口外。经过一番交涉，英方向清政府正式提交了修约要求18条，美方亦提出修约要求11条。?
从内容来看，已不是望厦条约中的“量为变通”，而是另订新约了。咸丰帝本来就对西洋事务不甚明了，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要求更难弄清其中的真意，遂下旨：除在三项枝节问题上可到广东与叶名琛继续商办外，其余坚予拒绝。?此时英、法两国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东顾，美国官员见太平天国势强，清廷可能垮台，主张再观望一段时间。三国代表在北方转了一大圈，毫无收获，不得不南下香港。但他们都没有去找叶名琛继续交涉修约之事。三国第一次修约活动失败了。叶名琛费尽心力与围城的红兵交战之际，突然想起北上的“西夷”。这些隆鼻凹眼的“丑类”肯定在极力诋毁我，殊不知在“天朝”里，“夷人”的咒骂就是对我的赞扬。话虽如此说，但到底放心不下。11月18日，叶氏上奏： 该夷酋等（指三国代表）如果径抵天津，无论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这段话的口气很大，请皇上将一切都交给奴才来办吧。此奏上呈后不久，叶名琛收到咸丰帝先前的谕旨，一切仍交给他处理。皇帝的信任增加了叶氏的信心，这些“夷人”想绕过我与朝廷打交道，连门都没有！叶名琛的自信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2月7日，在红兵围攻广州甚急之际，他给包令发了一份照会，最后有一句话：“惟得悉贵国兵舰此刻亦泊省河护卫，为此照会贵公使，通力剿匪。”?
不管叶名琛发此照会的动机是什么，包令却看出其中有可乘之机，一面照会叶名琛表示英国的中立态度，一面乘军舰直入珠江，来到广州城外，要求到城内总督衙署会谈。又是入城。反入城是叶名琛起家之本，他决不会答应包令入城商议的要求。于是，他派了两名知县与包令交涉，会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让步，过了近一个月，广州局势缓和，包令也自觉无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叶名琛突然发现去年咸丰帝给他的酌量变通三条的谕旨，既没有执行，也没有报告，于是他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详细分析情况，提议将咸丰帝已同意商办的三条也一一推翻。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十分感慨，朱批道： 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习惯，历史学家应当切入那时的语境。如从当时的语言习惯、尤其是皇帝用语习惯来看，咸丰帝的朱批，有着四层意思：一是赞扬叶名琛对外强硬的态度；二是要求对外强硬的态度不能发展到中外决裂，不能“扰乱”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因此要求叶名琛还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叶名琛的建议；第四点最有意思，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这实际是咸丰帝对其去年允诺商办三条的自我辩护（已经认识到不应当让步），这可看作咸丰帝婉转地向叶名琛作检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已到12年，美国驻华委员伯驾（P.Parker）联络英、法，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被拒绝后，又提议北上。英国公使包令认为此举不过是白费力气，拒绝同往；法国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训令，只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持。结果第二次北上修约，成为美国的单独行动。叶名琛得知伯驾北上后，立即上奏咸丰帝，要求不论三国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他本人将“坚持定约”，“设法钳制”。咸丰帝因太平军击破江南、江北大营，正处于鼎盛时期，口气软了下来，令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并告各省，对外交涉事件归叶名琛办理。?
叶名琛收到此谕，心里十分清楚，稍为变通的方法不会使英、法、美三国代表满意，反会让这些得寸进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澜。于是，他仍旧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让。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修约”是英、法、美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它们必然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就在美国全权委员伯驾北上交涉之时，包令正在香港向伦敦要求炮舰。他的结论是，若要实现修约，“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指渤海湾）”。?
包令在这里不仅要求战争，而且提出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了。火药桶已经打开了盖子，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稍有火星，即刻就会爆炸。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正在为一再挫败英国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而自鸣得意。此时正迷恋声色的咸丰帝更没有觉察这一点，他肯定在为有这么一位能独挡一面分担忧虑的得力干臣而高兴。战争一步步逼近了。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条名叫“亚罗号”的船，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于是，巴夏礼一面向公使包令报告，诡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污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函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亚罗号”事件只是一件小事，且内中疑问丛丛?，但包令却一味扩大事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
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由此可见，英方不仅准备动武，而且将提出事件之外的要求。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允诺释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于是，包令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战争就这么打了起来，很明显，“亚罗号”事件只是导火索。
1856年10月23日，英舰三艘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叶名琛此时正在阅看武乡试，闻报后宣称，“不会有事，天黑自然会走的”，并下令水师战船后撤，对入侵英舰“不必放炮还击”。24日，英军攻占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叶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商馆等处，兵临广州城下，叶的对策是中断对外贸易。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允许外人自由进入广州城，叶名琛不予答复。当日起，英军每隔五至七分钟，便炮击一次叶氏官署，署内兵弁逃避一空，但叶毫无惧色，端坐在二堂的官椅上，当日发布宣示，要求广州军民协力剿捕，杀英军一人，赏银三十元。英军见仍不能奏效，便于28日起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当晚轰塌了一个缺口。29日下午，英军一百余人攻入广州新城，冲进两广总督衙署。多年的入城要求，终于在炮火下实现。正巧当日上午叶名琛去旧城文庙行香，遂避居旧城巡抚衙门，未被英军捉住。此次开战的英军，只是香港驻军，兵力不足，很快从广州城内撤退，然仍继续炮火射击，保持军事压力。
与炮弹同时发来的还有英军司令的三份照会，要求道歉、入城，皆为叶名琛所拒。英国公使包令也赶来，要求入广州城与叶会谈，仍被拒绝。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不算太小，广州城也一度被攻破，但叶名琛表现出超常的沉着镇定。他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叶名琛自以为窥破英方的底蕴。 “亚罗号”事件不久，双方照会的中心内容很快便由“道歉”转向“入城”。原来英“夷”的真正目的就是藉此机会实现多年的入城愿望，叶名琛一下子就充满了信心。对付此事，他有经验，也有招数。
1847年叶氏初任广东布政使，正逢英方为一细故发兵攻入珠江，一直打到广州城边的商馆，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吓破了胆，立即同意两年后开放广州。1849年，两年期满，英人要求践约，叶名琛协助徐广缙坚决顶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叶皆亲身体验。此次英方行动的规模有如1847年，这可要硬着头皮顶下去，决不能重犯当年耆英的错误。于是，他开出赏格，鼓励军民杀敌。叶名琛当然知道，军事上的抵抗根本靠不住；可他还有制敌招数。“夷”人最嗜利，万里来广州，不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于是，他又下令断绝通商，绝其财路。此举颇有今日经济制裁的味道。他要让包令掂掂分量，入城与通商，孰重孰轻？因此，叶名琛一点也不慌张，坚信一定能挫败英方的入城图谋，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罢了。“镇静”不仅是他对时局的态度，而且变为他的对策了。
从广州到北京，当时的加急公文需时约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驿递，也不过40天。可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报告事件的奏折。此时距“亚罗号”事件已经两个多月了。缓报军情，已是胆大包天之举，更让人惊骇的是，叶名琛竟然谎报军情。他宣称，清军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击毙击伤敌四百余人，就连英军的总司令西马縻各厘（M.Seymour）也被当场打死。?
他还宣称，他已调集兵勇两万余人，足敷防守；美国、法国及西方各国均认为英国无理而不会相助。叶名琛送来了一枚定心丸，但咸丰帝吃后仍有所担心：此次兵衅已开，不胜有伤国体，胜则英方必来报复，或窜犯其他口岸，当此中原未靖之时，沿海岂可再起风波。他在为“胜利”而喜悦的同时，又决定不扩大事态，下旨给叶名琛： 倘该酋（指包令）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指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这真是滑稽，失败的一方等待着战胜者来“悔祸”。在这篇谕旨中，咸丰帝还授予叶名琛处理此事的全权：“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广州附近的水陆战事，打打停停。英军虽战无不胜，终因兵力不足，于1857年1月先由城边十三行退往南郊凤凰岗，不久后又退出珠江。叶名琛以为他的“镇静”之计已有效验，得意洋洋地向咸丰帝报告：“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咸丰帝闻之甚为欢喜，让叶名琛全权处理，“朕亦不为遥制”。尽管如此，他仍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在谕旨中提醒叶名琛：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吉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他让叶不要做第二个林则徐，不要光想到广东防守得胜，还要考虑到全国的情况。两个月后，叶名琛又报来了好消息：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获胜，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巴夏礼所为，另派新使前来定议。咸丰帝闻此，以为事件很快会结束，指示叶名琛见好就收，“弭此衅端”?。又过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广东的消息，在北京等得心焦的咸丰帝，于1857年6月4日急命叶名琛，速将近况“详细具奏，以慰廑怀”。?
尽管此时广东水师在珠江上又一次被英军打得大败，广州外围炮台全部失守，广州城已经处在内江无战船、外围无屏障、孤城困守的局面，但叶名琛依旧报喜不报忧。咸丰帝在这份奏折上宽慰地朱批：“该夷乘机起衅，天褫其魄，理宜然也”，“俟新酋到后，设法妥办，总宜息兵为要也”。?
咸丰帝的全部指示，可以概括为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作任何让步。 由于叶名琛的误导，咸丰帝对真情实际上是一无所知。而真相又是如何呢？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决计扩大战争，但议会里有不同意见。1857年2月，上院一议员提出议案，谴责英国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此时，下院一议员又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以263∶247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一派在大选中获胜。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此即叶报告中的新使）；并与法国、美国频频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A.Chapdelaine）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于1856年2月被当地官员处死。
法国驻华官员多次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法国政府早已计划对华用兵，此时英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遂与英结成同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J.B.L.Gros）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立即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一再呼吁战争，建议侵占台湾、舟山，然美国对外用兵权属于国会，国内又因黑奴问题而南北对立，势如水火。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的出兵要求，但允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7年4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W.B.Reed）为驻华公使。俄国此时正在武装航行黑龙江，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由于黑龙江、吉林的驻军已大多调入关内镇压太平天国，东北的军事局势已经主客易位，虽没有发生正式的交战，但俄军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清军。?
1857年2月，俄国政府派普提雅廷（E.B.Путятин）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朝缔结条约，以获英、法、美在鸦片战争后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普提雅廷在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最后南下上海、香港。他不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与英法结下的怨仇，参加了英、法、美的行动。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中国。清朝的危机空前严重。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然而此时印度发生了土著士兵起义，侵华英军不能如期到达。额尔金遂返回印度，并将香港英军与正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镇压土著士兵起义。额尔金的行踪，为叶名琛侦知，尽管他并不知道额尔金离去的背景。他不免自以为得计，认为英国的伎俩不过如此，“以静制动”的方略大获成功。到了１１月，英国已控制了印度的局势，额尔金重返香港，法、美、俄三使也已先期到达。此时，英法联军已大体集结完毕：英军有战舰４３艘、海陆军兵力约１万人，法军亦有军舰１０艘。１２月１２日，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准许进入广州城；二、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损失；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该照会限叶名琛十天内允诺前两项，否则将进攻广州。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看，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从史料记载来看，他的情报数量非常之多。可是他不会用国际战略的眼光去分析，仍用陈腐的观念去判断。他最信赖的情报有四个：一是英国女王的“国书”已经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前嫌”，“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赔俄国军费７８００余万两，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内、城外各收地租１万两，另每日收货税１万两，合计每月收银９０万两；英国又因镇压印度土著士兵起义，财用耗尽，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三是额尔金在镇压士兵起义之中被打得大败，陆路奔逃，被士兵追击到海边，适遇法国军舰经过，连开数炮，吓退了乱兵，额尔金幸免于难；四、法国国王在葛罗临行时指示，中英交战，法国“只在守约通和，不准助势附敌”。?
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真不知叶名琛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情报的，或许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报的双重间谍？凭借着这些情报，叶名琛气壮如牛，竟然认为额尔金的最后通牒是英方技穷之后的“求和”行动！其目的是想讹一些银子，就如１８４１年广州被围时靖逆将军奕山付给赎城费６００万两一样。他还认为葛罗发出照会是受英方怂恿所致，并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国的揶揄已自生惭恧。因此，叶名琛于１２月１４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１０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并未进攻。又过了两天，１２月２４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会，声称已将事务移交给军方。同日，英法海陆军总司令亦发出照会，限两天内广州清军退出９０里之外，叶名琛仍复照拒绝。两天的期限又过去了，英、法仍未攻城。叶以为英、法不过是虚辞恫吓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这两天的谶语无不大吉大利。现实和天意都预示着，最难过的一段日子就要过去了。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收到额尔金最后通牒的第１５天，叶名琛兴致勃勃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字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这一份奏折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７日，咸丰帝收到此折，心中悬虑甚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结局，叶名琛不负朕望，不辱君命。当日发出的谕旨更是不乏坚定的信心： 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咸丰帝完全在重复叶名琛的话，完全受了叶名琛的蒙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２１天内广州城发生了什么，即使他杀了叶名琛都不会解恨。在咸丰朝，臣子们哄骗皇帝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高，若不行欺瞒延宕之术，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请示不汇报。“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英已经开战，他仅上了六篇奏折，可谓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
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宠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泄。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进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出一调。?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入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过来了吗？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种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物”?。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 “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叶名琛依旧镇静地在署内寻检文件，并声称：“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 ２９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逃难的市民挤满了街道。叶名琛仍居住在城中，并不避逃。对于部属各种议和的要求，他仍坚持不许英人入城之定见，只同意给一些银子。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门。叶住在左副都统署之第五院，敌军第一次来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劝其赶紧离开，叶仍不肯。不久敌军复至，将其捕去，送上英舰。直至此时，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此后，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三个月后客死于加尔各答威廉炮台。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为首的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衔上奏，报告广州城失陷的消息。二十天后，１月２７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
咸丰帝得知怀庆未失守，写“喜报红旌”四字，命做成匾额。今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堂内依旧挂着咸丰帝所书“喜报红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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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
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初阶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咸丰帝至多不过落下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这也是儒家史学为君主辩护的常用套路；但是，从此之后，咸丰帝被迫走向前台，亲自主事，一切责任都应由他来负了。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俄罗斯当时都不是生词，可“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咸丰帝一接手对外事务，举措之可笑一点都不亚于叶名琛。广州城失陷后， 咸丰帝将叶名琛革职，以前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黄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他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竟是：英国等国所恨者为叶名琛，现在叶名琛已经革职，柏贵与英人“尚无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开导”。如果英国退还广州，请求通商，“可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国仍肆猖獗，“惟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
从近代国际观念来看，咸丰帝的对策完全荒谬，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却并非没有来历。本来朝廷对于各地的反叛和边患，不外乎“剿”、“抚”两手。“剿”即武力镇压，不必多说了，而“抚”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办官员当作替罪羊加以惩办，再作一些让步，以能恢复常态。由此观之，咸丰帝的谕旨是“剿”、“抚”两手并用。他将前来侵华的英军当作传统的边患，将中国的传统治术运用到对外关系上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就“开导”而言，咸丰帝似乎忘记了1854年英方修约要求18项，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动“夷”人之心？就“战斗”而言，叶名琛历来对外强硬，又何尝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国陷于内战的困境中，又何来可战之兵可筹之饷？叶名琛“以静制动”的方略，不正是苦于无兵无饷吗？咸丰帝的这道谕旨，今人一看便知无法实行。不过，广州局势又有变化，柏贵即便想遵皇命，也已无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急于恢复秩序，以防民众小股骚扰，袭击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复职”，与所谓的“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柏贵尽管名为“巡抚”，却已无行动自由，别人也无法探视。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与咸丰帝设想的英国请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联军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对外贸易。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的奏折，咸丰帝得知柏贵已被“胁制”。于是，他命令骆秉璋派专差去广东，将一密诏送交给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人，要求他们“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直至此时咸丰帝尚不知法国已对华开战）逐出广州，“然后由地方官出为调停，庶可就我范围”。?
咸丰帝以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又何不胜之？咸丰帝又错了。这里且不论以松散的团练来正面攻击训练有素的英军，在军事上是多么失策，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心目中，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交战双方”的冲突。这种手法，咸丰帝在此前此后皆有运用。毫无疑问，我们仍旧可以在传统治术的武库中找到它的原型。在专制社会中，天子的圣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谁也不能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到了咸丰朝，圣旨因破绽百出虽已自我动摇了神圣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们不敢为之的事情。于是，罗惇衍等团练大臣在颂扬圣明之后又以军费无出而延宕时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不断隐瞒实情，似乎在安抚咸丰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广州周围的团练在奏折公文上的数字已经达到数万，但始终没有发起对广州城的进攻。广州一直为英法联军所占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城陷的消息，随着南来北往的商船，很快就传到上海，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此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恐战火北延，主动派下属去与英、法等国领事联络，宣布了一项让英、法都感到诧异的消息：“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
“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理由：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上谕中赫然写道：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
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称，如果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
也就是说，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广州是英法联军的占领区，咸丰帝既不派兵也不拨饷，只是让当地官绅“自救”，因而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是咸丰帝特批的“和平区”，英法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那么，战区又在哪儿呢？在北方，就在咸丰帝顶顶恐惧的天津一带。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来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天内派大员前来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强盗已经打上门来了，咸丰帝仍不欲还手，谕旨中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
而他在天津的“柔远之方”、“羁縻之计”，仍如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对策，距近代国际观念十分遥远。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交涉，其“锦囊妙计”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对俄国表示和好（中俄和谊已达百年，俄国不应帮助宿敌英国和法国，若能助顺，可在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口之外，另开两口，以合五口之数）；对美国设法羁縻（广州之战时美国未助恶，大皇帝嘉尔守信秉义，若提出的要求无伤体制，可以恳大皇帝开恩）；对法国进行劝告（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助清军攻剿，曾蒙大皇帝嘉奖，若今后不助英“夷”为害，仍可通商如旧）；对英国严词诘问（广州攻城祸及商民，现在广东百姓齐心忿恨，如仍想在广东通商，必至受亏）。咸丰帝自以为，如此说辞必可拆毁四国同盟，孤立英国，然后再请俄国、美国出面调停说合，即可迫英国、法国以就范围。他还恐谭廷襄辞不达意，让军机大臣代拟了在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
从未办理过对外事务的谭廷襄，严格遵旨行事，结果处处碰壁。英、法两国高级专使或以照会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谭氏无“钦差全权”头衔而拒见，其派头一如当年广州的叶名琛。谭廷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诡计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齐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英法联军推迟了进攻。咸丰帝一计未成，未能再生一计，而是固守旧策了：他一方面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可以酌减关税；另一方面又不准谭廷襄决裂开战。这种不死不活的决策难死了承办人员。由于英、法专使始终拒绝会晤，谭廷襄只能去求俄、美从中说合，而俄、美却乘机提出了谭廷襄不敢答应、咸丰帝也不会答应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连谭廷襄也都看出俄、美与英、法沆瀣一气，“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决不会为清朝向英、法“说合”。于是，在交涉不成、一筹莫展之际，谭廷襄鼓足勇气向咸丰帝提出自己的“制敌之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全部闭关，停止贸易；两广总督黄宗汉“速图克复”广州，使英、法等国“有所顾惜震慑”；然后由他出面“开导”，使各国渐就范围。在这份奏折中，谭廷襄还流露出不惜一战的情绪。?
且不论谭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咸丰帝就连这种长江以南地区的反击也不敢批准。他认为，若上海等处闭关，海运的漕粮正在途中，恐激之生变；若克复广州，黄宗汉尚在赴任途中，柏贵已被挟持，虚张声势只能徒增桀骜。他看出谭氏有自恃大沽军备完整、不惜一战的念头，则警告说：“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他的办法，仍是让谭廷襄对各国的要求予以驳斥，并下发了军机大臣代拟的驳斥理由。?如此一来，退兵之策仅剩下谭廷襄的两张嘴皮子了。但英、法高级专使拒不相见，谭廷襄即便浑身是嘴也无处说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专使及其海陆军司令会商，决计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清军两小时交出大沽，被拒绝后，遂以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军不支而溃。5月26日，英法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据天津。5月30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大沽炮台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自1850年咸丰帝上台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译麦华陀北上天津投书后，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点。该地设有炮台四座，平时守军约三千余人。
咸丰帝得知广州沦陷后，立即考虑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军六千余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战争时日久远，清王朝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从未领教过西洋兵威的咸丰帝，没想到精心设防号称北方海口最强的大沽，竟会如此轻易地落于敌手。天津可不同于广州，距北京近在咫尺，虽说“长毛”四年前也打到过天津，可这次来的“逆夷”凶过“长毛”。咸丰帝似乎听到了敌军火炮的轰鸣，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颤摇。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这次得作一点让步了。他于6月1日授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桂良、花沙纳面聆圣训后，出京赴难去了。惠亲王绵愉的提醒，又使咸丰帝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文渊阁大学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见了这位谪臣，秘密部署机宜。当日授这位已革工部员外郎为侍郎衔，命赴天津参与谈判。6月3日，咸丰帝又下旨，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主持“剿办”，命侍郎衔耆英主持“议抚”。咸丰帝在桂良、花沙纳之后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当年主持对外事务时与英、法的老交情，在谈判桌上讨一点便宜。为此，他于6月7日密谕桂良、花沙纳，和盘托出了他精心谋划的机宜：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米（美）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
咸丰帝是让桂良等人唱白脸，让耆英来扮红脸。红脸白脸，有恩有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心目中，“驾驭外夷”几与哄弄儿童无异。咸丰帝的这一计谋又破产了。桂良、花沙纳到达天津之后，会见了四国使节。英、法、美态度强硬，俄国公使却设下了一个圈套：若同意应允俄国的条件，可以代向英、法说合。而咸丰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专使一点也不照顾昔日的情面，却以其无“便宜行事”头衔，只派出两名翻译接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钳制的底牌了解得一清二楚。会见时，这两名年轻的翻译手执档案，对耆英讥讽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在政坛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对此次因咸丰帝看重而复出喜出望外。他本以为凭着他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此行一定会有收获，自己也可藉此东山再起。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遭到此等羞辱，实在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了。还剩下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手无可战之兵，更无权屈和。面对英、法的凶焰，他们忍气吞声，行“磨难”功夫。他们曾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和的俄、美使节出面说合。俄、美乘机伪饰调停而最先获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中俄天津条约》共有12款；《中美天津条约》共有30款；《中英天津条约》共有56款，另有一专条；《中法天津条约》共有42款，另有补遗6款。从条约的内容来看，《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危害中国甚烈。由于各国条约中皆有片面无限制最惠国条款，一国所得，它国可以“均沾”，因而俄、美亦可享有英、法的同等待遇。综合四国条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公使驻在北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节。
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即蓬莱，后改烟台）、台湾府（今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今海口）、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并约定在平定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另开三埠为通商口岸。
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执照”由各国领事颁布，由清朝地方官盖印。
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
五、赔偿英国银四百万两、法国银二百万两。
六、对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清政府保护传教等项，各国条约较之旧条约有了更加明细、详备的规定。
从这么一张单子来看，若以当时和今日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准则为标准，这些不平等条约损害中国利益最为严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项，即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和船钞、战争赔款等内容；损害中国利益较小者，是第二、三项，即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到内地等内容。至于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如此格格不入呢？
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原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这种情势在清朝，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由于清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清王朝的册封，向清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
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三国，分别被称为“?夷”、“?夷”、“咪夷”。根据传统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它们有通商关系。由此，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清政府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G.Macartny）、阿美士德（W.P.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里似乎说得远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咸丰帝的真实思想，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仅仅做了一些修补：他让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与不肯朝贡的外国打交道时的难堪，也避免了外国与礼部或理藩院交涉时可能会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样，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图将与西方各国本应多样化的关系，限制为“通商”一项，区域上又限制于“五口”。时代变了，清朝面对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统治集团的观念依旧不变。咸丰帝比起他的父祖辈，在观念上没有进步。如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我在前面提到的咸丰帝那些让今人不可思议的举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既然中国大皇帝“君临万国”，那么广东的团练与英法军的交战，当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员出面调停。既然“天子”为“天下共主”，那么英、法等国的地位不会高于“天朝”的一个省，广东省与英、法交战，江苏省与英、法交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是咸丰帝轻易允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也可以用传统的观念解释成为“天朝”大皇帝“怀柔远人”而施予的“恩惠”，咸丰帝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过多的痛苦。公使驻京，则不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有名的外交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并且是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国家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人质。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辱，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礼”的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对应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
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宗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三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是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污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这样的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
“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放胆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思想的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图谋叛逆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中英条约规定，清政府应派出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法国、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二是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美国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要求在北京换约。前者使咸丰帝萌生一线挽回权益之念；后者埋下了一颗炸弹。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谈判修订关税则例。桂良在英法联军退出津沽地区后，回京向咸丰帝请训。咸丰帝当面布置了上海谈判的机宜。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首先向英、法使节宣布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关关税，鸦片开禁合法输入，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条款。“夷”人最嗜利，唯有以利诱之。有如此获利无穷的浩荡皇恩必起震撼性的惊喜作用，那些视利如命的夷人岂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气氛下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退一步说，一切争端的根子还不是为了利，有此恩惠，争端自然消弭，“夷”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诉说冤屈，公使就没有必要驻在北京。咸丰帝显然对他的这一计谋非常得意，宣称“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咸丰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讲究的是“义”，只有小人才注重“利”呢。这真是惊人的误国之举！咸丰帝竟然以现实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未遵君令擅自签订载明公使驻京条约的桂良等人，很可能在面聆圣训时便对咸丰帝的主张不以为然，但他已是待罪之身，又怎敢公然当面顶撞？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先期南下的京官口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觉得兹事体大，便冒着抗旨的风险，立即上奏：轻改条约，必起风澜；关税决不可免。他还指望从上海的关税中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呢。桂良等人到上海后，也与何桂清进行了商议，同样出奏抗旨，宣称免税只不过是让商人得利，若以此来罢《天津条约》，势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税，再谈修改条约，很可能税是免了，而条约则改不成。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依旧固执己见，下旨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面授的机宜办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陈述理由。至10月18日，咸丰帝终于同意不谈免税之事，却又发下一道严旨，命桂良等人“激发天良，力图补救”，将《天津条约》内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款付清前由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四项规定，一概取消，否则“自问当得何罪”！?
相对于当今动辄经年累月的关税谈判，在上海进行的关税交涉，进展可谓神速。自10月14日开始，至11月8日，桂良与英、美签订了《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11月24日，桂良又与法方签订《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这三项条约明确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并规定只需付2.5%的子口税，外国货物即可转运内地而不抽税（中国货物却要受厘金之累）；鸦片每百斤纳税银30两，即可合法进口（条约中写作障人眼目的“洋药”）。桂良等人一切按照对方的开价，没有半点斤斤计较，此种谈判又焉能不顺利。但是咸丰帝要求挽回的四项权益，却使桂良费尽心机。他明知此乃虎口夺肉，可能性极小，但不得不勉力为之。
桂良出生于世家，宦历嘉、道、咸三朝，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他早已摸准咸丰帝的心思，认定公使驻京为首害，于是专在此项上下功夫，并不顾及其他三项。公使驻京虽是西方各国的惯例，但英国提出这一要求，却有鉴于徐广缙、叶名琛的强硬态度，尤其是叶名琛拒见西方使节的行为。对于当时注重商业利益的西方各国说来，也并不认为该项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四国的《天津条约》中，唯有中英条约写明公使常驻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中美、中法条约仅规定公使有事可以进京暂住，但清朝允诺他国公使驻京，美、法可援例办理。因此，消弭公使驻京一项，关键在于英国一方。于是，桂良等人一再照会英国专使额尔金，要求重议公使驻京。
为此，桂良也提出了一个方案：清朝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一职，由原来的两广总督兼任例驻广州，改为由两江总督兼任例驻上海，以后的中外交涉改在上海进行，英国公使也不必常驻北京。英国高级专使额尔金经历此等恳求，觉得英国侵华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让公使常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有危险，于是也作了退让，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就如中美、中法条约之规定。但是额尔金坚持一条，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此时的咸丰帝一直在发脾气，一再申斥桂良办理失宜，令其挽回全部四项权宜，并声称英国等国若至天津，必将开战。
见多识广的桂良等人似乎并不因此而惧怕，依旧按照自己的设想办理交涉。专制社会中，臣子的功过不在于办事的成效，而在于是否合于主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摸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诀。尽管桂良的交涉活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尽管咸丰帝仍旧怒骂不停，但桂良心里明白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因为咸丰帝已经在事实上批准了他的方案，旨命以两江总督代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其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
桂良还从咸丰帝大量的谕旨中发现，他此时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改在上海互换。互换条约批准书，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如果英、法、美等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更加惊奇，因为这些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来也没有到过北京，且不说这些英、法、美盖玺的文本互换后一直存放在广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盖玺的文本，也是根据两广总督的请求，由军机处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再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决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只看见过按照一定格式抄录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1859年初，英、法、美三国派出新任驻华公使。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也照会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将到来，前往北京换约。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获效果，也只能向咸丰帝报告。咸丰帝至此，态度开始软化，同意进京换约，但条件是：一、随行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二、不得摆轿排列仪仗；三、换约之后立即离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咸丰帝的谕旨中，有一句非常关键，“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即按中国以往的成例办理。?
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让步的。桂良继续留在上海，准备与英、法、美新任公使商议换约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国新任公使抵达上海，但他们根本不愿意在此事上再作纠缠，不理会桂良等人的一再照会，挂帆北上，直趋天津了。桂良闻讯，知情况不好，立即驰驿回京了。
自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后，津京一带的防御已经摆上了咸丰帝的议事日程。在此危难之际，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想到了上次帮他克服危机、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战功赫赫的科尔沁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1858年5月21日，即大沽失陷的次日，咸丰帝即命僧格林沁率军前往通州，着手京城防御。 1858年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务。
1858年7月10日，英法联军离津南下，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回京，面授机宜，让他负责大沽、天津一带筹防事宜。 1858年7月14日，僧格林沁聆训后立即出京开始策划津沽防务。 1858年8月，僧格林沁料理完毕通州大营的军务后，前往天津、大沽一带。他在大沽一带修复炮台五座，安设重炮数十位，小炮上百位，并在海河中架设木筏、铁戗等拦河防御设施，手下的部队达到一万人，其中四千人驻在炮台上。可以说，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大沽口的防卫力量大大加强。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中，咸丰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咸丰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换约，并派了他的亲信怡亲王载垣到大沽见僧格林沁。载垣带来了咸丰帝的密谕：“如果夷人入口时不依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此种掩耳盗铃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觉得难以执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烦。几个月来，他在海河中层层设障，已使大沽口成为无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从大沽前往天津，须得减撤已设的防卫设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请咸丰帝，让各国公使转道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
1859年6月18日，咸丰帝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告诉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须走北塘。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咸丰帝的这一谕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谕旨发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J.Hope）已率先行舰队来到大沽口外，横妄地要求三天之内撤去口内的木筏铁戗。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英国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内的水中障碍。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当夜，英军舰船一部已闯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势空前紧张起来。尽管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也规定了互换的时间（期限一年，英国于6月26日到期，法国于6月27日到期），但没有规定进京换约的路线。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应当遵从清政府的要求避开军事禁区，正如它国舰队不能以换约为由硬从泰晤士河闯进伦敦一样。我们不知道英、法公使不愿走北塘，硬要从大沽口进京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恐怕清政府会以换约期限已过为由而制造麻烦。若是如此，那么他们肯定过虑了。因为咸丰帝头脑中根本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更不会利用条约条款来自我保护。很可能在他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议订条约时说的一句话： 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经签字，咸丰帝也朱批“依议”二字，但他仍不甘罢休地让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驻京等项权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经签字的国际条约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似乎真的以为只要将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将条约当作“废纸”。
1859年6月25日，天气晴朗，英、法炮艇从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内清除水中障碍，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在炮台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声响，严密注视敌方的行动。这种安静的场面加上和煦的阳光，使英、法士兵们以为闯入了无人之境，昔日一再胜利的荣光更使他们从心底里看不起清军的防御能力。他们高兴地唱起歌来。到了下午两点，情况突变。据僧格林沁奏折，是英、法首先向其炮台开炮；又据英、法的报告，是清军首先向其炮艇开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英、法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大沽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斗志高昂，第一次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英海军司令何伯当即受伤。英、法军见炮战不能取胜，便调整兵力，登陆攻击，仍被清军挫败。美国军舰在一旁见英、法败势，在“血浓于水”的口号下投入战斗，仍未奏效。战至日暮，英、法军败退海上。此战，清军共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红旗捷报飞奔北京。咸丰帝打开黄匣，捧读僧格林沁的奏折，心中却是一片混乱。终于杀了杀这群可恨的“逆夷”威风，似乎帮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恶气，使他感到痛快了许多。可是转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罢休，岂不是又要在家门口打仗。从来驾驭西“夷”的方法，终究要归于羁縻，大清朝武威再扬，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况多事之秋应以和夷为上策。想到此处，他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仗虽然胜了，但条约仍应互换，此不正是恩威并举一张一弛之道？
于是，他多次下旨，让直隶总督恒福劝说英、法、美公使进京换约，甚至让美国公使代为向英方说合。英、法公使对此毫不理睬，率领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这一次战争看来让美国人得利了。本来《中美天津条约》根本就没有进京换约的规定，美国公使跟着英、法一起行动，是打算援引最惠国条款。当恒福询问美方是否愿意从北塘进京换约时，美国公使华若翰（J.E.Ward）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同意了。
咸丰帝丝毫没有觉察到若英、法公使不进京美国公使根本无权要求进京；他需要一个榜样、一个范例，说明外“夷”顺昌逆亡的道理。他希望美国公使的举动会使英、法公使回心转意，早早换约，了结一年前就已结束的衅端。英、法公使走了。美国公使进京了。既然进京，一切都按照“天朝”的规格从优宽待。不准坐轿，但代为安排了骡车；不愿行跪拜礼，便由大学士桂良接受了国书。
从7月20日至8月18日，华若翰受到了严密监视下的热情款待，其中在北京待了十七天。但换约仪式并没有在北京举行，而是在华若翰即将南下前在北塘举行。咸丰帝也有自己的打算，美夷的目的在于换约，若早早地将换约仪式举行了，到时候赖在北京不肯南下又怎么办？大沽口的胜利，使咸丰帝对清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英、法公使不作任何抗辩便南下，更使他误以为对手的心虚。1859年8月1日，他谕令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何桂清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为罢论”，英、法若“自悔求和”，只能按照《中美天津条约》另订新约，而且只能在上海互换！?很可能咸丰帝此时对以往只是草草阅过的条约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多开放了两个口岸（台南、潮州），没有开放长江，没有内地游历，没有赔款，更没有公使驻京。咸丰帝感到自豪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