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洋鬼子  叶赫那拉氏(1.1)

鸦片

在伦敦，威廉·格莱斯顿4在国会谴责了这次攻击：“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义的战争，也更是一次使帝国永远蒙羞的战争，空前绝后，闻所未闻。英国国旗被升起来，为的是去保护不光彩的贸易……面对这样的战争场景，我们应该惊恐地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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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洋鬼子(1)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当所有虚构的帷幕被揭开，我们看到：正是少数英国人的蓄意捣乱导致了道光皇帝与儿子咸丰的屈辱和死亡，皇权也因此落入了一个女人之手，这在最近一千多年来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捣乱的成功使得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某种古怪心态大受欢迎，这种心态怂恿了巴克斯等人歪曲事实、伪造档案，我们至今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中国却跌入了自1644年满清执政以来的最低谷。贪腐盛行，百弊丛生，道光皇帝的姑息纵容被视为软弱可欺，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弊端。在南方，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商人压根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大量走私廉价的印度鸦片。就像在树心中扎入一颗钉子，鸦片从此成为满清政府的一个符号，不管外国人是否会心血来潮地冒犯它，腐败的满汉官员参与鸦片买卖的事实，却是早已欲盖弥彰。每一回，总是洋人激怒中国人，而当中国人回击时，他们又向当地官员要求妥协。妥协不成，战舰就来了。这已经成了西方人最拿手的游戏。中国发现自己之所以面临战争，往往是因为那些凭空捏造的争端，以及被极度夸大（或者纯属想象）的事件。有不少洋人就是靠恫吓中国人而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们当中，就有《泰晤士报》的莫理循，当然还有巴克斯爵士。不过，要说最早将这套手艺耍得娴熟自如的，还得算是那些领事官们。他们利用航海时代的通讯不畅，在未经本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转向武装对抗。这一外交学派的首要倡导者，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1，他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之上的。19世纪的伦敦远离事发现场。巴麦尊和他的阁僚们在最糟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依赖（或者干脆就是利用）领事官们的直觉本能和快速果断。领事官当中，有很多人不过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临时来充当领事而已，他们并未受过外交惯例和权衡调停方面的训练。这些临时领事们心知肚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的政府通常会认可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在面对冲突的策略中，突如其来的意外被视为不可错失的良机，而武力，则是成果的保证。至于国内公众，他们将会得到恰当的引导，从而相信这一切都是一个伟大计划的组成部分。

　　 武力恫吓之下的鸦片走私，加之临时领事们蓄意炮制的谎言，最终导致了1860年英法联军对华北的侵略。咸丰皇帝拖家带口逃到了关外的鞑靼荒原，华丽堂皇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就这样，鸦片政治最终将叶赫那拉推上了宝座。

　　 为了控制鸦片上瘾，1729年，满清政府建立了专卖制度，对鸦片征收高得吓人的关税，使得这种毒品被限制在少数特权阶层中。英国商人看到：以极低价格倾销印度鸦片将在中国穷人中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就导致了烟瘾在中国的爆发性扩散，不断侵蚀家庭生活的基础，加剧了政府的衰弱。就连皇帝自家的太监，也成了瘾君子。到了183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攀升到了360万镑。中国所有的茶叶加起来，也不足以抵偿这笔开支。中国的白银储备消耗殆尽，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没有哪个洋鬼子会正儿八经地相信满清政府有采取严厉措施的道德力量。因此，当道光皇帝决定禁止洋人的鸦片贸易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广州是当时唯一对西方商人开放的港口，而且只有在11月至次年5月的贸易季期间，才允许他们在此居留，他们的常设机构则设在葡属澳门。道光皇帝，身材高挑瘦削，光着脑袋，有一张神情忧郁、瘦骨嶙峋的脸，他的忍耐看来已经到了极限，不由得仰天浩叹：“呜呼，倘不能驱此恶魔，虽死矣，亦何颜见先帝及列祖列宗于地下！”

　　 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抵达广州。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大人下令：任何拒绝戒毒的瘾君子将切除其上唇的一部分，以防止他再用烟枪。一开始，林则徐便直接向维多利亚女王温和地提出了道义上的吁请。在给女王的信中，他写道：

　　 广东自开海禁以来，通流贸易，凡在内地民人，与外国番船，相安于利乐者，百数十年于兹矣……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之人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此为人心所共愤，亦属天理所难容……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

　　 但没有收到答复。

　　 林则徐警告广州的外国商人：鸦片是非法商品，要求他们交出各自库存的鸦片，并保证日后不再从事这一非法贸易。

　　 义律总监2受英政府委派督察广州及周边地区英国商人所有贸易方面的事，他试图偷偷地接应三大烟贩之一、宝顺洋行的头头颠地3出港，然而中国人在河道上设置了障碍以防止他们开溜。义律只得投降，交出了20,283箱英国自产的鸦片，但他却指控林则徐“蛮不讲理地扣押了广州的全部外国侨民。”

　　 义律很快被允许前往澳门，并带上了所有尚未离开的英国人。接下来，他们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请求回击，要求对他们的鸦片损失进行赔偿，同时还提醒巴麦尊，他们的贸易是得到了英国政府许可的。

　　 丹麦、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的船长们向林则徐签署了保证书，从而得以进入黄埔自由地从事其他商品贸易，而愤怒的义律总监却将保证书撕成了碎片。随后宣布：所有的英国商船将在澳门卸货。作为回应，林则徐也同样禁止了中国在澳门的一切贸易，这样一来，英国商船只能直接和中国走私贩子进行离岸交易。

　　 紧张的形势因为一次酒后斗殴而进一步恶化，此次事件中，一名英国水手杀死了一位中国平民，还打伤了另外几个人。义律给了幸存的受害者一笔封口费，让他们声明这只是一次意外，随后又上演了一场装模作样的审判，宣告凶手无罪。凶手和他的同伙乘船回了国，从此逍遥法外。义律告诉中国人，说他实在找不出“此一不法行为之元凶”。很显然，义律是个“滑头哲学”的信奉者。

　　 不幸的是，中国误解了英商个人和伦敦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国会受到了来自国内商界的强大压力，他们要求向这种挑衅自由事业的行为开战。而北京方面，也未免低估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它的破坏力，此种力量主要以现代化大炮为表现形式。

　　 外交部则另有一个发动战争的动机：他们想以此强迫北京的朝廷和英国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官方交往，这是满清政府一直拒绝的。

　　 英国军舰很快封锁了广州湾。在林则徐提出抗议的时候，“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两艘英国军舰就开了火，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在伦敦，威廉·格莱斯顿4在国会谴责了这次攻击：“一次比其起因更加不义的战争，也更是一次使帝国永远蒙羞的战争，空前绝后，闻所未闻。英国国旗被升起来，为的是去保护不光彩的贸易……面对这样的战争场景，我们应该惊恐地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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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洋鬼子(2)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让中国大吃一惊的是，英国并没有继续攻打广州，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直取长江口的定海，那儿的中国守兵毫无准备。大约一万名训练有素的英国士兵排好了阵势，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中国军队，他们除了自己窝里斗，还从来没跟任何外国人打过仗，而且也没见过现代化的大炮。其他战斗接踵而至，广州、宁波等口岸相继失守，直至北京投降。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被迫在英国皇家战舰康华里号上签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条约中开放了五个对外通商口岸；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赔偿了被林则徐烧毁的鸦片款600万两；清偿了广州商人欠英国商人的债款300万两，再加上给英国的1,200万两战争赔款。（两年后，法、美两国提出要求，并得到了同样的协约口岸通商权。）

　　 被打败的满清政府并不服气。皇上那些好战的谋士（被他们的死对头称为“八大臣”）仍然觉得在北京是安全的；许多年来，他们继续割让中国的小块领土。这一切对于道光皇帝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为了对付洋鬼子而忽视了国内问题和内战隐患，结果弄得内外交困，两头失利。他的母亲，他唯一觉得亲近的人，也就在那时候驾鹤西去。道光皇帝失魂落魄，身体也垮掉了。他披麻戴孝，守在母亲的灵柩旁，捱过了接下来的27天。他拒绝吃东西，只喝少量的水。没过多久，他也撒手人寰，跟着母亲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19岁的儿子咸丰继承了皇位。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在咸丰和他的后妃们头上，叶赫那拉亦在其中。

　　 从一开始，西方人就认为，咸丰要么是个无能的花花公子，要么是个白痴，甚至连他父亲那样的荣誉感也没有。不管这是因为他的年少无知和缺乏经验，还是因为他与世隔绝的成长环境，无论如何，他都不合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为国家这艘大船掌舵。他似乎没法认清形势，在关键时刻则束手无策。

　　 西方人所无从了解到的（他们没有合适的观察位置）是：咸丰完全被八大臣捆住了手脚，这几个好战分子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是这八个顾命大臣而不是咸丰，在指挥着中国的行动。

　　 每位皇帝都会指定一帮保守的大臣来辅佐他的继任者，他们中的核心成员是几个被称为“铁帽子王”的满族亲王，他们是这一阶层中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中叶，朝廷上的铁帽子小集团被4个满族贵族所控制，他们是：户部尚书肃顺、他的异母兄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和御前大臣景寿。他们是满清军队的将领，极端排外。这4个权势贵族控制了皇帝的4个军机大臣，凑成了所谓的“八大臣”。

　　 肃顺5是这个小派系的主导者，并且是北京城里除了皇帝之外权力最大的人，胆大妄为，野心勃勃，他比咸丰大16岁，年轻的皇帝对他的印象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从一个小小的十品贵族开始他的事业生涯，但他得到了他的异母兄长郑亲王的庇护和支持，郑亲王在铁帽子王中权力最大。正是郑亲王将肃顺引荐给了皇帝，并巧妙地让他进入了核心圈，从此，肃顺逐渐找到了操控别人的感觉。到30岁时，肃顺已经负责打理所有的皇家游戏场，包括西苑三海，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一连串的晋升接踵而至。他被任命为内阁学士，旋升副都统，并且爬上了中国最令人敬畏的位置之一：左都御史，国家官僚机构的监督者，这个官职使得他可以通过恐吓来勒索银子。1859年擢户部尚书，使他能染指每个人的饭碗。他为了拍皇上的马屁而不惜介入他的私生活，成为皇上的皮条客，利用共同的性冒险把咸丰和自己绑到了一起。怂恿皇帝放纵自己，粗心大意的年轻皇帝身体被淘空了，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了。肃顺的对头们相信他是故意要毁了皇上的身体，从而让他更容易被控制。

　　 肃顺树敌原因实在太多。他粗鲁无礼，咄咄逼人，残忍苛酷，为了维护一种恐怖统治，滥施刑罚，动则得咎，稍违礼教足招杀身之祸。而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则殊乖德教。为了掩盖财政亏空的丑闻，他索性一把火烧掉了户部，以此毁灭证据。在殿试中，他收受贿赂，让一帮失利的举子顺利通过。这些考试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也是一种获取官职的最佳手段。很多人终其一生，努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为自己铺平通往高官厚禄的坦途。尽管肃顺的起点相对较低，但他最终还是敛集了一笔巨额财富。

　　 1854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渐次平静10年之后，英国开始向咸丰皇帝施压，提出了新的要求：扩大贸易权，重新厘定关税，在北京设立英国公使馆，开放天津作为北方的贸易港口，外国人有权购买中国内地的土地，鸦片贸易的完全合法化。法国、俄国及美国政府也都掺和了进来，提出同样的要求，并给中国设置了最后的协商期限。

　　 咸丰皇帝对此的回应，就是将所有涉外事务全一股脑地交给广州的汉人总督，一个名叫叶铭琛的脾气暴躁的胖子。作为一个乡村药剂师的儿子，叶铭琛完全凭着冷酷无情而爬上了两广（广东和广西）总督的位置。他受命镇压当地的太平军叛乱，屠杀了华北一大半人口而使自己名声大燥，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农民都是反政府的，所以都是叛乱者。他将整个城镇夷为平地，吹嘘自己不到6个月的时间杀掉了70,000名“逆贼”。

　　 在广州，叶铭琛拒绝会见外国使节，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并尽量避免与洋鬼子接触。他被认为是一个嗜血者，可以跟包令爵士及巴夏礼6相媲美。包令，60多岁，是个能干人，但过于自负，毫不理会顾全大局的政治法则。他是一位作家兼前议员，迫于经济需要才开始了外交生涯；1849年出任驻广州领事，1854年成为香港总督。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梦想着国王能委任他为首任驻华大使；成年之后，他渴望实现这个梦想，至于别人将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非所计也。尽管他的首相屡次三番地警告：没有预先得到伦敦的正式批准（这可能需要9个月的时间），不要对华动武。但包令对此毫不理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惜以一场虚构的争端让大英帝国又一次卷入对中国的战争。

　　 包令的这种想要迫使中国臣服的冲动，他的部属巴夏礼也有。巴夏礼是个年轻的翻译，临时担任英国驻广州的代理领事。他26岁，中等身材，橄榄色皮肤，有着一头金发和络腮胡子；不安的眼神和抽搐的嘴巴将他的极度紧张袒露无疑。他传奇般的职业生涯（正如一个赞佩他的传记作者所写下的）“主要是凭借着决不让步，决不允别人轻视自己，一直在中国人面前坚决维持自己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巴夏礼成了中国所憎恶的西方人的一切特性的一个象征。

　　 他们把咸丰皇帝拖入战争的借口，竟然是广州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这艘叫“亚罗号”三桅船，船体是葡萄牙的，船桅和船帆是中国造的。她曾经风光一时，现在东家是一个居住在英属香港的华人走私老板。为了发展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包令爵士随意给中国船只发放执照，允许走私船和海盗船悬挂英国国旗。这些船只（中国人戏称为“混龙”）在迎风飘扬的联合王国国旗下继续他们红红火火的鸦片贸易，成了中国政府最为头疼的事。为了保护“亚罗号”不会被中国海岸巡查人员查封，这艘船于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册，但是一年之后，也就是1856年9月27日，她的执照就到了期。船主忘了重新注册，亚罗号的船员都是中国人，却雇用了一个整天泡在酒里的爱尔兰船长，以便让这艘三桅船看上去有一副可信的洋模洋样。1856年10月8日的早上，亚罗号受英国保护的权利终结后的第11天，停泊在珠江口，而这会儿她的爱尔兰船长在港口的另一艘船上“与一位友人共进早餐”。这时，4名中国官员和60名水兵登上了亚罗号，为的是搜捕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这家伙很容易辨认：穆斯林头巾，缺了的门牙。这天早上，有人在亚罗号上看见了一个符合这些特征的家伙。尽管他已经不在船上，但船上的华人船员还是被逮了起来。

　　 那位爱尔兰船长向巴夏礼发誓说：他们登船的时候，亚罗号仍然是在英国注册的，并且飘扬着联合王国国旗。中国人否认船的后桅上挂着旗子，当时在港口的其他欧洲船长也证实这一点。就连包令爵士私下里也表示怀疑：“看来，”他说，“经过检查，亚罗号无权再挂英国国旗；她这样做的许可已经在9月27日就到期了，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受保护。”但他向中国人隐瞒了这些，还自我安慰说，是那些中国人自己对这一事实懵然不知，因此也就丧失了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主张权。

　　 巴夏礼既不是英国外交官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他只是个临时担任代理领事的翻译。但他擅自认定：这是一次中国军队侵犯英国主权、侮辱英国国旗的恶性事件。他登上中国军舰，要求释放亚罗号的所有船员。指挥官拒绝了他。巴夏礼后来对叶铭琛抱怨说，在他登船的时候，中国水兵曾对他进行暴力威胁。（按照自己一惯的行事方式，巴夏礼试图亲自动手放掉那些船员，一位中国官员给了他一下。他告诉朋友，那些水兵“嘲笑我……用武力威胁我，而且我还真的挨了那么一下，虽说是这样的情形，我也不曾做过任何官方暗示，就像我所希望的，能将任何个人因素置之度外。”）

　　 为了照顾自己受伤的自尊心，巴夏礼不屈不挠地就此事向叶铭琛施压，坚持认为亚罗号有资格受到英国的保护，任何在中国水域的英国船只也就是“在英国的领土上”，享有充分的治外法权。包令也加入到了这场游戏中来，他指示巴夏礼，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道歉，并确保今后英国国旗会受到尊重。”两周后，叶铭琛释放了全部12名船员，但拒绝道歉。巴夏礼将此次争端移交给英国皇家海军，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亚罗战争”。

　　 炮艇编队在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7爵士的指挥下轰击广州6天，只有周日那天因为基督教礼拜而暂停。出于兄弟情谊，美国战舰也加入了炮击的行列。中国对美国人进行了还击，打死了一名美国水兵。阿姆斯特朗准将决定好好给中国人上一课，他对准守卫广州的要塞一通狂轰滥炸，用每发50磅火药的炮弹彻底摧毁了这些要塞。

　　 威廉·格莱斯顿再一次在国会义愤填膺地仗义执言：“你们将一个领事（巴夏礼）变成了一个外交家，而这位变身领事倒是真的不慌不忙地引导英国的全部力量去对付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人民。”这一次的议会斗争中，巴麦尊勋爵的内阁（他在1855年摇身一变，成了首相）被击败了，大选重新开始。然而，多亏媒体连篇累牍的沙文主义言论，一时间群情汹汹，巴麦尊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乘着大选胜利的好势头，他向中国派遣了一支由詹姆斯·卜鲁斯（也就是额尔金勋爵8）统领的讨伐大军。（正是这位布鲁斯的父亲从帕台农神庙运走了大部分的石刻，一多半掉入了大海，剩下的全都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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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洋鬼子(3)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法国人也兴冲冲地来了，他们的借口是数月之前一场毫不相干的凶杀案，被杀者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传教士，他违反中国的法律深入内地传教。法国远征军在格罗男爵9的指挥下登上了战舰，作为一名外交官，格罗男爵有30年的外交经验。

　　 额尔金勋爵得到指示：要求获得英国公民在最近炮击广州期间所受伤害的赔偿；还有对此次事件中英国全部费用的赔偿；要求保护英国外交使节定期访问北京朝廷的权利；还要求将贸易权扩大到北方的天津、长江及中国内陆其他几大河流的沿岸城市。法国政府给了格罗男爵同样的指示。

　　 矮矮胖胖的额尔金勋爵罩在他的黑色长礼服里，和一支雪茄的粗头颇有几分神似，虽说如此，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家伙。在他浆得硬邦邦的衣领上面，是一张慈祥的脸，被花白的络腮胡子所包围。行将50之年，他依然足够年轻，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未来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作为牙买加总督和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人们批评他的脾气未免太好了，是个和事佬。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温和形象——加之意识到公众对于“印度兵变”10（当即就被镇压下去了）期间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遭受暴行的愤怒——额尔金勋爵决心这一回要改变一下工作作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就是要中国人当冤大头，为印度人的残暴付出代价。

　　 美国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俄国也跟着来凑热闹。沙皇的特使是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11，他的秘密使命是在满清与欧洲诸国之间斡旋，“以防止清王朝的垮台和满清政治中心由北向南转移，”这样的转移会有损俄国的利益而让英法受益。

　　 英、法、美、俄的特使们聚集在广州湾的军舰上。1857年12月2日，额尔金勋爵和格罗同时向叶铭琛递交了外交照会，用“冷静而庄严的措辞”，要求履行在广州条约义务，保障进入港口的权利，赔偿迄今为止的损失。他们给了叶大人10天时间来考虑这些要求。英国战舰编队在广州城外严阵以待。

　　 “一生中我还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自惭自愧，”额尔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灾祸、瘟疫和饥荒之后靠念经混饭吃的家伙。”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中国拒绝了联军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炮击，广州于1858年新年前两天沦陷了。这个城市“一片荒凉，”被一个纯属捏造的借口（那艘该死的亚罗号）毁于一旦。一个由巴夏礼控制的占领政府成立了，在接下来的3年里，巴夏礼成了广州握有绝对权力的军事首领。

　　 广州一安定下来，联军就沿海北上直捣大沽，直接向北京城里的皇帝发难。在肃顺的影响下（他控制了上达天听的所有消息），咸丰仍然相信联军是来向他祈求恩赐的。于是，他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去逗弄逗弄这些“蛮夷”。

　　 额尔金勋爵的如意算盘被这些推诿战术弄得快要拨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鞑靼骑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里胡哨，而武器装备却只有弓和箭。额尔金写道，这个国家的军事状况实在太可怜了，以至于“只须24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锚定了的，联军充分利用这一点，让炮艇驶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内，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战斗。额尔金和格罗趁热打铁，接着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后，他们离北京就只有70英里了。被敌人的进展吓得惊慌失措的皇帝赶紧派出了新的谈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纪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参加过《南京条约》的谈判。

　　 至此，额尔金勋爵已经习惯于扮演巴夏礼那种“桀骜不驯、凶狠残暴的蛮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为，这些“愚蠢的”中国人，“除了恐吓，是决不向任何别的东西低头的。”除非中国人现在就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还要快），否则英国人就会一路开到北京，（对于这一点，他们不必有任何怀疑。）

　　 他将谈判的事交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13，和26岁的翻译李泰国14（“最狡诈的蛮夷”），之所以把他带来，就是因为他恰好也有虚张声势的爱好（巴夏礼无法分身），再加上他汉语流利，能够准确告诉额尔金：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当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抚并举的惯用伎俩（过去他总是这么干）对联军发表致辞的时候，李泰国打断了老先生的话，拿出一份耆英写给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这封信是广州沦陷时被发现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嘘：自己能够通过“安抚”和“遏制”来对付这些“蛮夷”。“我们不得不用表面上的真诚来和他们周旋，”他在信中写道。

　　 当李泰国大声读出这封信时，老耆英羞得涕泗横流，只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后被勒令服毒自杀了。

　　 咸丰皇帝的谈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说：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1858年6月25日，议和代表上奏说，李泰国“来公馆，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奴才等应允，骄狠之情，有目共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设法（使）当场决裂，京兵远在百里以外，何以为情，该夷兵船近在咫尺，狡焉思逞，已非一日，若听其自主，是否不致决裂，奴才等实无把握。”15结果就是，谈判代表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天津条约》。

　　 该条约向外国开放了10个新的沿江贸易港口；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旅行；允许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全中国自由传教；将对外进口的关税限定在百分之二点五；向英法赔偿白银600万两。（1两约合1.3盎司，共约800万盎司白银。）并且，自条约生效之日起，允许西方人进口和出售鸦片。

　　 咸丰皇帝被迫批准天津条约，因为这是让洋鬼子离开华北从而解北京之危的唯一途径，尽管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以获取条约的最终批准。这期间，皇帝命令蒙古将军僧格林沁（是他最重要的军事将领）重修大沽炮台，准备自卫。

　　 1859年6月，到了交换条约批文的日子，联军在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的领导下，带着数千士兵和为数不详的战舰，又回来了。

　　 僧格林沁正告外国使者：禁止从大沽进入白河。皇帝本人的希望是，他们应该“暂泊拦江沙外，酌带适量随从（由陆路）来京换约。”这并不是故意挑衅。在北塘口另有一个港口恰好通向北方，外国人被邀请从那儿登陆。美国特使华若翰16同意了这个请求，取道陆路往北京换约，他的条约没任何麻烦就得到了批准。

　　 尽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的，但英国代表还是第三次站到了敌对中国的立场上，所依据的事由不过是一个技术错误，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得到伦敦的批准。卜鲁斯丝毫不理会咸丰皇帝并非无理的谕示，下令攻打大沽炮台。

　　 面对这样的场景，传教士语言学家丁韪良写道：“看到文明世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这真让我很痛心。”听到进攻的消息，马姆斯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他的日志中写道：“来自中国的报告很糟糕，如果是真的，卜鲁斯先生应该受到谴责。”

　　 僧格林沁已经让大沽炮台大有改观；现在的防御工事构建得很不错，这一次封锁白河，用的是铁链而不是竹子。卜鲁斯命令海军少将何伯爵士17清除封锁；1859年6月25日退潮的时候，大约有600名士兵和工程师被派去清除障碍物，他们要穿越一片开阔的泥滩。正当他们在齐腰深泥潭里奋力移动时，大沽炮台开火了，准确得令人吃惊。在这支登陆部队中被炸死的超过400人，何伯少将受了重伤。

　　 卜鲁斯被这样的失败给打懵了，将联军撤到了上海。风水轮流转，这一回中国赢了。北京的满清政府欢欣鼓舞。成功地打跑了英国人，这使得大沽方面相信自己能够重振军威。不过，这是一次他们很快就会后悔的胜利。

　　 在伦敦，媒体嚷嚷着要复仇。公众则被商业利益激励得热血沸腾，他们瞅准了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好好地给中国上一课，这一课定叫他们永志不忘。英国人相信，他们在白河三角洲泥潭的失败，是那位狡诈的蒙古将军不光彩的偷袭的结果，并且，操作那些大沽大炮的，并不是“愚蠢的中国人”，而是熟练的俄国炮兵。额尔金勋爵再一次临危受命，率领一支新的讨伐大军前往中国，要给年轻的皇帝一点颜色瞧瞧。他们要求咸丰亲自道歉，连同对士兵、水手和船只的损失作出巨额赔偿。法国也再一次派出了格罗。

　　 1860年夏，额尔金第二次远征中国的讨伐大军出发了。这一回，联军并没有直逼大沽炮台。他们没遇到抵抗，在北塘海岸3英里处登陆，从背后袭击炮台。炮台失守后，联军再一次占领了天津城。到1860年8月，英法联军到达大运河的源头——通州，这里离北京的东城门只有5英里。一路上，每走一步满清都要发表抗议。

　　 此时，咸丰皇帝和他的家眷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郊的圆明园，在御林军的保护之下。洋人对华北的入侵使得朝廷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比较有势力的是八大臣和他们的支持者——铁帽子集团，他们仍然拒绝妥协，不计后果，极力主张有必要撤退到中国内地去。他们在皇帝周围形成了铜墙铁壁，把他和其他阁僚隔绝开来，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员也难以和他接近。八大臣想让咸丰带着他的后妃们（包括叶赫那拉和她的儿子，他只有4岁，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离开北京，逃到远在长城以北110英里之外的热河行宫。八大臣当然会陪着他们去热河，并继续帮他们拿主意。在那里，朝廷将是安全的，可以免遭蛮夷的报复，直到冲突得以解决。这样，也就可以放手让僧格林沁的部队集中精力去消灭北京城周围的洋鬼子了。

　　 与八大臣作对的，是一群更加务实的满族王公和汉族大臣，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才能使满清政权免于灾难。长期以来，满清政府严厉禁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所以，这些现实主义者们总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冒杀头的危险。他们由皇帝宠信的异母弟恭亲王领导，他力劝咸丰留下，静观待变。只要皇上在场，他的决定就能被立刻执行；假如皇上去了热河，每一个决定都会被延迟好几天。

　　 在咸丰皇帝为是去是留而扯皮的时候，满清代表和巴夏礼（此时他是额尔金勋爵的代言人）之间的谈判缓慢而稳定地进行着。8月18日，巴夏礼发现一支大约由50,000人组成的蒙古军队正部署他和北京城之间，严阵以待。当他提出抗议的时候，清军便把他和他的几个伙计扣押了起来。

　　 这一下，咸丰皇帝总算拿定主意了，决定去热河，好为军事摊牌留下一块干净的场地，他相信自己的军队会赢。这使得此前所有与巴夏礼达成的一致化为泡影，额尔金勋爵被激怒了。他命令英国指挥官何伯将军率兵向北京进发：“中国人的失信让我们不必再为任何义务而束手束脚了”，并且，“巴夏礼先生和随行人员的安危是下一步行动中最值得考量的事。”

　　 亚罗战争及其荒唐可笑的结果，皆直接起因于巴夏礼和包令关于亚罗号的谎言。明白了这一点，再听听额尔金勋爵指责满清政府的“失信”，就不免感到滑稽了。联军炮兵立即开始轰炸蒙古兵的阵地。高大的爱尔兰军马冲向矮小的蒙古马，把它们撞得人仰马翻，密集的霰弹拦腰扫射，马和步兵倒下一片。蒙古人像桌子上的面包屑一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失败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离京城不远的圆明园里，宫廷贵妇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匆忙收拾了数百辆马车，里面装满了后妃及王公大臣的家眷们的金银细软。许多珍宝——主要是宫里的东西——都不得不弃置身后。要花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相对安全的长城，因此没有时间去浪费。御林军被匆匆忙忙地编成一组，随同军需官去给皇帝神圣的战车清道。御道上的乱石必须清理干净，路面要洒上明黄色的粉灰。咸丰皇帝谕令恭亲王留守北京、相机行事：“你要设法周旋、拖延时间，和夷首交涉只需以你的名义就行。”并指派内阁大学士桂良（他是恭亲王的老丈人）和军机大臣文祥18担任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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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洋鬼子(4)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9月21日拂晓时分，皇帝和他的宫人还在打点行装时，联军已经沿着大运河行进到了八里桥，法军发现他们的路给阻断了，一群蒙古骑兵封锁了石桥。紧接着就是一场恐怖的战斗，有1,000多名蒙古兵被打死。到目前为止的5场战斗中，联军只不过损失了20个人。

　　 如果他们绕着北京城往北，朝着圆明园的方向行进，那么，他们就能切断皇帝的逃路并将宫里所有的人一网打尽，但额尔金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下令停止前进，等待从天津传来的围攻的炮声，而那大概需要一星期。北京城的墙有80英尺厚。

　　 1860年9月22日凌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咸丰皇帝和他的大队人马——包括“铁帽子”怡亲王、郑亲王和肃顺；皇后和嫔妃；叶赫那拉和她的儿子——坐着轿子和骡车离开了圆明园前往热河，队伍足足有5英里长。御林军、马车队和三千太监前呼后拥，全都穿着绫罗绸缎，彩旗招展，帘帷飘飘，就好像是要去野餐一样。

　　 额尔金的部队在八里桥停留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这期间，新任首席谈判代表恭亲王则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当攻打北京城的枪声终于在10月5日响起时，联军们听信了一个错误的传闻，说皇帝还在圆明园。他们商量好了从北京的北面分路进军，第二天在圆明园会合，抓住还在那儿的人。英军因为要摆脱纠缠不休的蒙古骑兵而耽搁了时间，所以法军抢在了前面。

　　 第二天（10月7日），额尔金发现法国人已经抢先了一步。“今天早上，我们听说法军已经赶在我们的骑兵之前拿下了圆明园。所有大人物都溜掉了。”

　　 圆明园是京城西北部丘陵群山之中的一处园林，位于昆明湖的边上的一大片林子里，亭台楼阁，错落其中。北京城中心的紫禁城，是王朝权力的底座，圆明园则是皇帝的行宫，一年中有6至10个月这里是朝廷真正的所在地。将近一千年以来，为了逃避北京夏季的风沙和酷热，皇上们总是来到昆明湖，处理政事，寻欢作乐。在过去的三年里，这里也是叶赫纳拉的家。在圆明园，紫禁城里那种严肃刻板、令人窒息的日常功课完全被宽松悠闲所取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妃子和未来的太后，她有时会溜到御膳房里帮着煮五香茶叶蛋，也会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打理她的花园，忙着把食品和鲜花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和宠信的人，乐此不疲。下午可以到湖上泛舟，24个太监摇桨划动皇家的画舫，一队小船尾随其后，带着甜食、水烟和烹茶的炉子。

　　 园子里的第一座宫殿始建于12世纪，其他的亭榭、花园、鱼池都是后来元、明两朝陆陆续续添加的，亭台楼阁掩映在山间密林之中，蜿蜒的小路曲径通幽。到了18世纪，乾隆皇帝耗费巨资对这个迷宫样的宫殿群进行了扩建，数以百计的亭榭楼台遍布在数千亩的土地上。在乾隆的旨意下，这里被全国各地的珍宝、艺术品填得满满的。到了乾隆执政的末期，圆明园无论其规模之宏大还是陈设之奢华，都足以让世界上其他的皇家宫邸相形见绌。它不像凡尔赛宫那样的彰显天下，圆明园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有幸到此一游，眼前的一切让他们大吃一惊。

　　 10月6日的黄昏时分，法国人到达圆明园，并立即进驻（“进攻”这个词太严重了）这座被人遗弃的庄园，里面只有一小伙留守的太监。干净利落地解决掉这几个太监之后，法国人突破了最外面的宫门，黑暗中，先遣队占领了第一个庭院，对于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一时间毫无主意，宫殿里静悄悄的，显然已经人去楼空。他们从里面锁上门，保持警戒，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

　　 7日凌晨，法国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时，英国骑兵疾驰而来，和法国人一样，他们也被这非凡的场景惊呆了。圆明园的富丽堂皇难以描绘。哈里森伯爵，法军指挥官的秘书，他陪着将军和上校们畅游了一番圆明园后，这样描绘皇帝的行宫：

　　 墙壁，天花板，梳妆台，椅子，脚凳都是金的，镶满了宝石。一排排的小金神像雕刻得栩栩如生，技艺精湛，他们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挨着大殿的一间屋子里，满是天子的日常用品……他的茶具，他的杯子，他的烟枪（烟盏是金银做的，长长的烟杆上镶嵌着珊瑚、翡翠、红蓝宝石），还有五颜六色的丝穗子，他庆典时戴的皇冠上那成排成排的像坚果那么大的珍珠……不知不觉地，我们全都压低了声音说话，踮起脚尖走路，看着面前如此巨额的财富，为了拥有它，多少人为之争斗甚至送命，它们的主人却为了逃命而将它们弃置不顾，就像一个平头百姓关上自家的大门出去避难一样稀松平常……这一切，对他来说太自然、太熟悉、太平凡了，以至于根本不愿意为保全这些财宝而哪怕是稍稍费些心机。

　　 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大厅有40英尺高，30英尺宽，120英尺深，排满了极其珍贵的手稿和抄本。

　　 法国指挥官，库辛·德·蒙托邦将军下令不许进入宫殿。然而，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士兵们冲了进去。

　　 “士兵们把头埋在皇后的红漆柜子里，”哈里森说，“还有人将半个身子埋在绣花织物和丝绸堆里，有人一直不停往自己的口袋、衬衫和军帽里塞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片。”抽屉被刺刀撬开，吐出了成堆成堆的珠宝和名贵宝石。士兵们捡起珐琅鼻烟盒、瓷瓶、鲜艳亮丽的景泰蓝、玉雕、红木桌、精致的青铜器、雕花漆器、珠宝八音盒，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械玩具和钟表，他们开始了一场刺耳的交响乐。不能被搬走的东西，则被打碎、捅破或用开枪打烂。一名法国军官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自从罗马遭野蛮人洗劫以来，像今天这样的场景前所未见。”

　　 英国骑兵也加入了进来。他们被眼前如此多的黄金给弄得晕晕乎乎，一个军官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不相信那些是真的，因此扔掉了其中的一大部分，真是很糟糕。”

　　 英国主力的先头部队10月7日晚一些时候到达，圆明园已是一片狼籍。赶在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之前，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还有苏格兰人，以最快的速度打扫战场，打捞还剩下的任何东西，一些人甚至穿着女人的丝绸长袍。

　　 下午5点，额尔金勋爵赶到。“天哪！”他长叹一声。“如此荒凉的景象……我看到的房间中，没有哪一间还能剩一半东西，它们不是被拿走了，就是被砸烂了。洗劫这样一个地方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浪费和破坏，战争是令人憎恶的事情。一个人看到的战争越多，就越憎恶战争。”他其实应该再补上一句：尤其是那些以错误的理由而发动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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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洋鬼子(5)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译注】

　　 1巴麦尊勋爵，即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出身于爱尔兰贵族，毕业于剑桥大学，1807年踏上政治舞台，任英国海军部部务委员。1809-1828年任英国军务大臣，其后担任内政大臣。曾两度任英国外交大臣（1830-1841、1849-1852），又两次组阁（1855-1858、1859-1865），连续担任英国首相近十年。1830-1865年间，他几乎一手包办英国的对外政策，是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主要制订者。

　　 2义律，即查尔斯·埃里奥特（Charles Elliot 1801-1875），出身于英国贵族。1815年入海军，在印度和牙买加服役多年。1822年升少佐。1830-1834年在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充高级官员管理奴隶。1834年7月他以大佐军衔随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任秘书。第二年任第三商务监督，同年升第二商务监督，1836年升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为巴麦尊所信任。

　　 3颠地，即兰斯洛特·丹特(Lancelot Dent，生卒年不详)，英国人。他在广州与查顿相齐名，也是当时最著名的鸦片走私贩子。他开设的宝顺洋行，仅次查顿、马地臣开设的怡和洋行。

　　 4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

　　 5肃顺（1816-1861）， 满州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字雨亭，一字豫庭，或作裕亭。郑亲王端华之弟。历官至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随咸丰帝逃往热河，次年遂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帝死，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未几，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合谋发动“祺祥政变”，被杀。

　　 6包令爵士，即约翰·鲍林（John Bowring, 1792-1872），又译宝宁、宝灵、保陵。英国人。1842年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曾任英驻比利时等国商务使节，两次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1849 年任英驻广州总领事、驻华商务总监。1854年4月任香港第四任总督兼驻华公使。1855年曾派遣英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6年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 年辞职回国。受封爵士。著有《边沁生平及其著作》等。巴夏礼，即哈里·史密斯·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es 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1883后出任英国驻华公使。

　　 7西马縻各厘爵士，即迈克尔·西摩（Michael Seymour 1802-1887），英国皇家海军上将，1856年作为英国海军舰队司令，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

　　 8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即詹姆斯·卜鲁斯·额尔金（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出身苏格兰贵族，英国外交官。1857年任英国全权代表，奉命统军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58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侵入北京，下令烧毁圆明园，并签订《北京条约》。

　　 9葛罗男爵，即让·巴普蒂斯特·路易·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或译作葛历劳士，法国外交官。曾在法驻葡萄牙、西班牙、埃及等国使馆供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度被任命为法国侵华军全权代表。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占领大沽后，葛罗以特使的身分来华，强迫清廷签订《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再度来华，签订《中法北京条约》。事后，又主动表示要帮忙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声称“所有该国停泊各港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被清廷婉言谢绝。1862年（同治元年）调任驻英大使，次年退职。

　　 10印度兵变，指1857-1858年间印度士兵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而爆发的塞波伊起义。

　　 11普提雅廷伯爵，即瓦西列维奇·普提雅廷（Vasilevich Putiatin 1803-1884），俄国海军上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全权代表，1859年12月被任命为俄国驻华公使。

　　 12耆英(1790-1858)，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宗室贵族。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历任理藩院侍郎、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礼部、工部、户部尚书和热河都统等要职。咸丰八年(1858) 参与天津和谈，稍后以“欺谩”罪被咸丰皇帝勒令自尽。

　　 13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 1814-1867），英国外交官，1863年以后接替额尔金勋爵出任英国驻华公使。1865年后任驻美大使，直至去世。

　　 14李泰国，即霍雷肖·纳尔逊·莱（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是赫德的前任。

　　 15参见《钦差大学士桂良等奏英法条款要求太奢条约未能议妥折》，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三册4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

　　 16华若翰，即约翰·埃里奥特·沃德（John Elliot Ward 1814-1902），1859年夏任美国驻华公使。

　　 17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 1808-1881），英国侵华舰队司令。

　　 18 桂良（1785-1862），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尔佳氏，满州正红旗人。1845年进士，1858年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1860年随奕?在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参与祺祥政变。力主实行洋务新政，为洋务派首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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