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八月风暴行动

中国抗日战争

1940年时的日军占领区 

中国抗日战争，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于日本入侵中国导致的中日之间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期间，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华民国政府及中国民间称其为八年抗战、中日战争等等，简称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中战争（日语：日中戦争）另一称：支那事变，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相对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参见中日甲午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战争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共为八年，八年抗战名称因此而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政府私下主导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战之说。也有观点认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天，中华民国政府才公开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战，如果这样算，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区，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共同抗击日本，而中国的抗战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

习惯上，中国人所说的“抗日战争”一般指称“中国抗日战争”。但各地华人习惯上也将各自国家或地区同时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称为“抗日战争”，并将其和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一体，或作为它们的总称。“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大陆地区也被称作“八年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中正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被称作“十四年抗战”（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日本也习惯把“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的中国抗日战争称为所谓的“支那事变”或所谓的“日华事变”，原因是当时日本帝国并未和中华民国相互正式宣战，因此“技术上”并非一场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日军占领沈阳

在中日甲午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日本利用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银其中的80%利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辛苦建立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的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东北军阀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奉张学良“不抵抗”之命严禁部下对日作战，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因作战失利，翌日晨全城即告陷落。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私下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

日本加紧侵华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称其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随后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两名亲日报刊主编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表面上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表面上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日本军阀政府不久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在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是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

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在庐山先后发表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正面战场的展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把日本侵略重点吸引到日本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的中国东南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区，利用东南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改变日军战略进攻方向，使中日战争按中方的战略意图行进，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但中国普遍的说法是，由于华北地区的日本陆军大胜的刺激，日本海军跃跃欲试，主动挑起了上海方面的战事。上海作战最初参战的日军都是属于日本海军系统的。由于海军部队作战不力，才不断增援陆军到上海方向。

 
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共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本军队吸引于中国东南，打破了日本希望蚕食中国的战略意图。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共产党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防御。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矩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中正总统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黄河花园口决堤，导致黄河下游部分地区交通全部中断，起到了阻碍日军的推进的目标，同时造成数百万居民遭受水灾。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中正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与所剩无几的战略资源和后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没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领了的中国国土，所以在这段时间中日本支持中国人成立傀儡政权。先后于1935年11月25日，操纵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两年后,于1937年12月14日，再操纵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隔年，于1938年3月28日，又操纵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发行钞票。虽然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在蒋中正总统的坚持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终都没有向日本投降。

同时日本的作战方针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口头利好，并且日本也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来源请求]。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时日本也将投入正面战场的兵力转移到华北地区，用以针对抗日根据地[来源请求]，到1939年为止，华北地区已聚集62%侵华日军与近乎全部傀儡政权的军队，对抗日根据地展开攻击[来源请求]。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

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图为蒙古骑兵在抗日战争时进行的训练。

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来源请求]。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由于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于是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武汉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敌后战场的发展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其他敌后地区随之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出现各种摩擦，有些甚至加入被占领区的军队，同日军合作。在这些摩擦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分抗日，七分扩红”的战略[来源请求]，极力避免与日军磨擦，结果实力得以扩大[6]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著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和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0年彭德怀歼灭日本军及傀儡政权军队4万多人，其中日军伤亡2万多人；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些大捷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两党直接指挥的民兵组织（如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至1940年7月，第18集团军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成为华北方面日本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将视线转移至它们的后方——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开始将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阀抽调至华北，以断绝对美、对华战争物资的流通，1941年底，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来源请求]，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来压制八路军的活动空间。为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军阀为了震慑抗日力量，在华北进行了大量的无差别屠杀，有时更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其中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和冀中根据地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八路军伤亡1万多人，日本军阀也伤亡2万人之多，有1万多无辜的青壮年被日本军阀抓走充当苦力，战后八路军主力被迫撤离冀中，日本军阀暂时控制了冀中平原。1942年太行区反扫荡中，八路军司令部遭到巨大损失，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副总司令彭德怀惊险突围。

抗战期间的共产党军队主要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
晋察冀边区
晋西北根据地
晋冀豫边区
山东根据地
华中根据地

反法西斯同盟协作与战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向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国际地位上升。

日军于1941年12月26日在香港皇后大道进行入城步操，领先骑马敬礼者为酒井隆。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阀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致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英荷美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队进攻，接连攻克英国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日本军阀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想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军阀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进入缅甸的主要是第5军和第66军。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会战，但日本军阀在同时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并领兵迂回至国民革命军背后。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逃避，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第5军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黄埔将领戴安澜师长牺牲。杜聿明被召回，负责在印度编练国民革命军的是美军史迪威将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和第5军的师长孙立人、廖耀湘。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决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军阀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汤的下属川军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日本军阀打通了平汉线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本军阀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本军阀与华南日本军阀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狂飙，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相持局面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打通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最后打通。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本军阀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这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时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由于大陆交通线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飞机的攻击，再加上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为了消灭美国在中国大陆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本军阀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防线以东向防线以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阀向湖北西北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之后国民革命军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本军阀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在国民革命军奋力抵抗下，西犯日本军阀遭受大挫败，然后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日本投降而未能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苏联对这个公告的发表颇为不满，因为既未与他协商，在最后署名中又没有他。而根本原因在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同时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

1945年8月6日，为在军事上领先苏联一步以便于争夺日本，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防御，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多达150万人，关东军的装备和苏军相比也相差太远，已经完全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

由于，美国核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的到来，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在其抗日根据地内发动了所有力量向已被长期游击战困缩在大都市的日本军阀展开全力进攻。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有所动作。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八路军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就是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这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光复日占领区的难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了。

外部援助

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为坚定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武器。（尽管史迪威主张他们应该得到一部分，但蒋中正总统以中共并非真心抗日为由坚决反对，最终作罢。）

1941年，美国人陈纳德组建了著名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由于早期飞虎队不论飞机或人员素质均较日军恶劣，因此早期曾出现了一段被日军不断轰炸却完全无反击能力的黑暗期。及后飞虎队后来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14航空队渐渐取得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极大的支援了中国的抗战。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中国记者，后移居美国，是促进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军阀断绝滇缅公路。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三年多时间里，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出击了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美国在外交上也对中国给予极大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反复提出抗议，并力图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苏联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这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抗战初期，苏军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空战，不过由于素质的差距，结果并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国境内的制空权。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

德国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国民革命军的装备大大改进。此外，德国人也曾参与救助中国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卡尔·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过中国难民，约翰·拉贝更建立“南京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难民，魏特林女士（华小姐）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英国
英国在十九世纪时曾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远东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国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华人华侨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华民国抗战捐款了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八路军120师骑兵营教导员李林是南洋华侨，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牺牲时还怀有身孕。侨领陈嘉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对汉奸提出了最严重的警告，大涨军民抗战士气。

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小册子《抗战与华侨》，黄警顽编写了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长达339页，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详细介绍了华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日本失败原因
日本军阀仰仗日本国内的工业能力，装备高于国民革命军，并且训练有素，战术能力又高于国民革命军，整个军队长期灌输武士道亡命精神，作战意志坚决，但仍没有获得侵华战争的胜利，并在各个战场同盟国的打击下输掉了整个战争。抗日战争开战后，中共领导毛泽东等人分析了日本军阀的军事战略错误：

添油式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最大的出兵数和进攻点受到限制。原因：对中国实力估计不足；日军兵力不足。
主攻方向不明。华中、华北平分兵力，华北方向，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
缺乏战略协同。华中、华北两方面军无战略战役协同。
错过最佳战略时机。占领南京、太原后进攻停顿，缺乏战略追击队。
击溃战而非歼灭战，包围多歼灭少。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等战役，击溃中国军队居多，歼灭俘获少。侵占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歼灭国民革命军的有生力量而忙于占领大中城市，无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力量。
日本军阀侵华的军事战略错误有对中国实力估计不足的战略错误判断，也有其兵力不足、资源有限的内在不可克服的困难，还有战役指挥、战略思路上的错误，使得中华民国最终打败日本军阀，取得最后胜利。

战后
在七七事变原址建造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却无罪释放（当时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中国战区则成立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乙级战犯和汉奸进行了审判。

中日和约
1951年，美国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未参加此会。和会的结果是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也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媾和。在中日和约以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中华民国政府则豁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义务。但后来有推动台湾独立者据此认为因为条约没有指明名割让给任何特定国家，所以引起台湾主权未定论的产生（参见台湾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既然条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那么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的。还有人认为，日本没有指明特定割让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直到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和日本建交，于是建交时声明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款要求（当时毛泽东甚时公开称“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因为日本的侵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7]。至此，这场中日战争在法律形式上结束。

领土变化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苏联则以战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及不支持新疆独立为条件换取了中华民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但是由于苏联当局违背诺言，蒋中正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53年2月24日，依联合国通过的“控苏案”，由中华民国立法院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拒绝承认“蒙古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的使用权。

战役列表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前：

战役名称 时间 中方：日方部队及主要将领 中方：日方伤、亡人数
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
1931年11月 马占山：张海鹏及关东军 
淞沪抗战 1932年1月—
1932年3月  
长城抗战 1933年1月—
1933年5月  
热河抗战 1933年2月—
1933年2月  
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
1936年12月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后：

战役名称 时间 中方：日方部队及主要将领 中方：日方伤、亡人数
平津作战 1937年7月  
太原会战 1937年9月12日—
1937年11月8日 阎锡山（总司令）、卫立煌、朱德、傅作义，六个集团军，约580,000人：筱原纯一郎、板垣征四郎（总司令），五个师，约140,000人 中方逾100,000人：日方近30,000人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
1937年11月 总司令长官：蒋中正、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右翼军：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下辖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兼））、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下辖第九集团军（司令朱绍良（兼））、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辖第十九集团军（司令薛岳）、第十五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总计中国战斗序列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700,000上下
 
南京战役 1937年12月 唐生智、刘湘、顾祝同，约100,000人：松井石根，八个师 中方军人约50,000余人（包括平民估计超过300,000人丧生）：日方伤、亡人数不详
徐州会战 1938年2月—
1938年5月 李宗仁（总司令）、汤恩伯，600,000人，六十个部队：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240,000人，八个部队 中方约20,000人：日方超过16,000人
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
1938年4月 李宗仁（总司令）、汤恩伯，十个师，约100,000人：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两个师（板垣第五师团、矶谷第十师团），约三万人 中方约20,000人：日方超过16,000人
兰封会战 1938年5月—
1938年6月  
武汉会战 1938年8月—
1938年10月 蒋介石、薛岳、李宗仁，一百二十个师总兵力约1,100,000人，飞机100余架，军舰40余艘：冈村宁次，官兵350,000，飞机500余架，军舰120余艘 中方不详：日方140,000人
广州战役 1938年10月  
南昌会战 1939年3月—
1939年4月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
1939年10月 薛岳，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0,000多人：100,000 
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
1940年2月  
昆仑关战役 1939年12月—
1940年1月  
枣宜会战 1940年5月—
1940年6月  
豫南会战 1941年1月—
1941年2月  
上高会战 1941年3月—
1941年4月  
晋南战役 1941年5月—
1941年6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
1941年10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
1942年1月 薛岳、李玉堂，兵力300,000：阿南惟几，兵力120,000 中方伤亡28,116人：日方伤亡6,000余人
香港保卫战 1941年12月 莫德庇（总司令）、罗逊（加拿大军司令），11,299官兵：酒井隆，约60,000官兵 2,233人阵亡、2,448人受伤：日方683人阵亡、1,413人受伤
滇湎路战役 1942年3月—
1942年9月  
浙赣战役 1942年5月—
1942年8月  
鄂西会战 1943年5月—
1943年6月  
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
1943年12月  
豫湘桂会战 1944年4月—
1944年12月  
豫中会战 1944年4月—
1944年6月  
长衡会战 1944年5月—
1944年8月  
第四次长沙会战 1944年5月—
1944年6月  
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
1944年8月  中方1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阵亡）（中国官方数字：6,000余人）：日方19,380余人（含瘟疫伤亡总计30,00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2,186人）
桂柳会战 1944年8月—
1944年12月  
缅北滇西战役 1943年10月—
1945年3月  
密支那战役 1944年5月—
1944年8月  
强渡怒江战役 1944年6月—
1944年7月  
湘粤赣战役 1945年1月—
1945年2月  
豫西鄂北会战 1945年3月—
1945年5月  
湘西会战 1945年4月—
1945年6月 何应钦（陆军总司令），两个方面军及若干集团军，美国空军：板西一良（第二十军司令官），七个师团约七至八万官兵 中方不详：日方20,000人
桂柳反攻战役 1945年4月—
1945年8月  中方死伤不详：日军4,000人死亡，5,000人被击伤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共军）对日作战役列表：

战役名称 时间 中方：日方部队及主要将领 中方：日方伤、亡人数
平型关战役 1937年9月 阎锡山，第一一五师林彪：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后卫辎重部队 歼灭日军数百或千余人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
1940年12月 彭德怀，120师、129师105个团及民兵约40万人（正规军逾20万人）：多田俊-华北方面军、独立师、航空兵力与满洲国军队约830,000人 中方约17,000人：日方2万余日本军人，约5千伪军（日方：日军与皇协军伤亡失踪总数约3千人）

战争统计

国民革命军将官阵亡名单（师级以上）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空军驱逐机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国璋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1日 江苏吴兴
吴国璋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4月22日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 1938年5月9日 山东蒙城
李必藩中将，23师师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23师参谋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114师师长 1938年6月 山东荷泽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东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152师副师长 1939年1月13日 广东清远
李巩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79军参谋处长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29军军长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龙里
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迁安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197师师长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2军副军长 1940年2月3日 广西昆仑
钟毅中将，173师师长 1940年5月9日 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番瓜店
张敬少将，33集团军高参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27师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砦
梁希贤少将，新27师副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27师参谋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3军军长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悬山（自杀）
寸性奇中将，12师师长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湾（自杀）
金崇印少将，17军参谋长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70师师长 1941年9月6日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190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新3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5日 甘肃
李翰卿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98军军长 1941年9月29日 山西东峪
朱世勤中将，暂30师师长 1942年5月4日，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暂30师副师长 1942年5月4日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200师师长 1942年5月26日 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96师副师长 1942年7月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1942年8月 山东唐王山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113师参谋长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年5月 山东
江春炎少将，114师参谋长 1943年7月4日 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 （追授），暂5师师长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150师师长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10师师长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骑8师副师长 1944年5月5日 安徽颍上
李家钰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8师副师长 1944年6月10日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79军军长 1944年9月7日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追授），131师师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追授），31军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38师副师长 1945年5月13日 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丰

[编辑] 授国民革命军衔八路军将官
左权少将，18集团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山西辽县

[编辑] 东北抗日联军
王德泰，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吉林省蒙江县
夏云杰，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黑龙江省汤原县
陈荣久，第七军军长，1937年3月5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李延平，第四军军长，1938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王光宇，第四军副军长，1938年12月，黑龙江省五常县
侯国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图县
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蒙江县
曹亚范，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1940年4月8日，吉林省蒙江县
陈翰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宁安县
汪雅臣，第十军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张忠喜，第十军副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1942年2月12日，黑龙江省鹤岗
许亨植，第三路军总参谋长，1942年8月3日，黑龙江省庆城

阵亡日军将领

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林大八，陆军少将，1932年3月1日，死于上海。
仓永辰治，陆军少将，1937年8月29日，死于上海吴淞。
家纳治雄，陆军少将，1937年10月11日，死于上海。
浅野嘉一，陆军少将，1937年11月14日， 战伤致死天津。
加藤仁太郎，海军少将，1938年7月31日，死于长江下游 。
杵春久藏，陆军少将，1938年8月2日，死于山西运城。
饭冢国五郎，陆军少将，1938年9月3日，死于江西德安。
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坐机于湖北孝感被击毁。
饭野贤十，陆军少将，1939年3月22日，死于南昌。
山田喜藏，陆军少将，1939年5月12日，死于湖北大洪山。
田路朝一，陆军中将，1939年6月17日，死于安徽南部。
小林一男，陆军少将，1939年12月21日，死于内蒙古安北。
中村正雄，陆军中将，1939年12月25日，死于广西昆仑关。
秋山静太郎，陆军少将，1940年1月23日，死于山东。
左藤谦，陆军少将，1940年3月2日，死于江西鄱阳湖。
木谷资俊，陆军中将，1940年3月20日，死于江西。
水川伊夫，陆军中将，1940年3月22日，死于内蒙古五原。
前田治，陆军中将，1940年5月23日，死于山西晋城。
藤堂高英，陆军中将，1940年6月3日，死于江西瑞昌。
大冢彪雄，陆军中将，1940年8月5日，死于晋东南。
井山官一，陆军少将，1940年10月16日，死于湖北宜昌。
大角芩生，海军大将，1941年2月5日，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1941年2月5日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上田胜，陆军少将，1941年5月13日，死于山西中条山。
山县业一，陆军中将，1941年12月25日，死于安徽。
酒井直次，陆军中将，1942年5月28日，死于浙江南溪。
冢田攻，陆军大将， 1942年12月18日，死于安徽太湖。
藤原武，陆军少将，1942年12月18日，死于安徽太湖。
浅野克己，陆军少将，1943年5月，死于广东东江。
仁科馨，陆军少将，1943年6月1日，死于湖南。
黑川邦辅，陆军少将，1943年6月28日，死于云南。
布上照一，陆军少将，1943年11月23日，死于湖南常德。
中畑护一，陆军少将，1943年11月25日死于湖南常德。
下川义忠，陆军中将， 1944年4月19日，死于湖北应城。
横山武彦，陆军中将， 1944年6月11日，死于浙江龙游。
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1944年6月11日，死于河南。
和尔基隆，陆军少将 ， 1944年7月21日，死于湖南衡阳。
大桥彦四郎，陆军少将，1944年7月25日，死于湖南长衡会战。
左治直影，陆军少将，1944年7月27日，死于湖北荆州。
志摩源吉，陆军中将，1944年8月6日，死于湖南衡阳。
藏重康美，陆军少将，1944年8月16日，死于云南腾冲。
南野丰重，陆军少将，1944年9月8日，死于云南芒市。
与野山寿，陆军少将，1945年2月9日，死于华中。
山县正乡，海军大将，1945年3月7日，死于浙江椒江。

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
沼田德重，陆军中将，1939年8月12日，被八路军击伤死于山东。
阿部规秀，陆军中将，1939年11月7日，与八路军作战死于河北涞源。
吉川贞佐，陆军少将，1940年5月17日 被共产党员刺杀于河南开封。
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1940年11月28日，与八路军作战死于华北。
吉川资，陆军少将，1945年5月7日，与八路军作战死于山东半岛。
注：

1.以上全为战斗死亡， 不包括病死，自杀，飞机失事，死于苏蒙军、中美联合航空队和抗日民众之手(无资料分别国共)。

2.日军阵亡者军衔皆追赠一级。例如阵亡于常德的布上照一生前军衔为大佐，阵亡后追赠少将。[2]

中国军队战斗序列
战区 所辖地区
(1937年8月底) 司令长官
(1937年8月底) 所辖地区
(1939年初) 司令长官
(1939年初) 所辖地区
(1945年2月) 司令长官
(1945年2月)
第一战区 河北北部、山东北部 蒋中正
(9月改为程潜) 河南、安徽北部 卫立煌 陕西南部 胡宗南
第二战区 山西、察哈尔、绥远 阎锡山 山西、陕西北部 阎锡山  阎锡山
第三战区 江苏、浙江 冯玉祥
(后由蒋中正兼) 浙江、福建、
江苏及安徽南部 顾祝同  顾祝同
第四战区 广东、福建 何应钦 广东、广西 张发奎 -- --
第五战区 山东南部、江苏北部 蒋中正
(后由李宗仁任) 安徽、湖北北部
及河南南部 李宗仁  刘峙
第六战区     湖北西部 孙连仲
第七战区     广东 余汉谋
第八战区   绥远、宁夏、
甘肃、青海 朱绍良  朱绍良
第九战区   湖北南部、湖南、
江西 陈诚
(薛岳代理)  薛岳
第十战区   陕西 蒋鼎文 安徽 李品仙

数字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2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不过，亦于大小会战中，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中日战争中，共129名日本将官阵亡，只有其中3名是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除此，由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我们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应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日军暴行
南京大屠杀
731细菌部队
慰安妇
三光政策
重庆大轰炸

历史意义
中国以2000万人的牺牲，拖住了日本陆军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进攻，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情况(但事后显示日本根本没打算对苏联进行夹击)，也减少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压力，从而使美国能大量派兵往欧洲战场及保证了同盟国在西线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现代史的历史研究曾因为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较为忽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的作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用正在被西方学者所重视，相关研究工作也逐渐有所增加。

影响
由于日本的入侵，也迫使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共产党的围剿。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由战前的四万人急增到一百二十万人。由于中国国民党全力参与抗战，引致精锐尽失。但共产党却在毛泽东“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原则下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及侵占领土，战后更从苏联手中取得大批日本关东军所留下的武器，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得益者。因此抗日战争对于日后国共内战的结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深刻影响了中国战后的发展。

1.中国保有东北主权，实际上是丧失外蒙古和东北控制权。中苏外交关系造成了外蒙古独立。 
2. 中国方面大约5,600,000人，包括共产党八路军。
3.日本方面大约4,100,000人，包括汪兆铭主持的"和平"军等，以及其他投降的伪军。
4.中国方面1,319,958人阵亡，1,761,335人受伤，《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不包含598,107逃亡人数。17,530,000平民死伤。另有4100万直接伤亡估计，中国4100万直接伤亡估计
5.日本方面 483,708人阵亡，1,934,820人受伤，《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不包含依附日军的中国部队，伪军等等。
6.是故台湾不少史料均认为中共在抗战时的行为是不断扯中国政府后腿，以从中得益[来源请求]。大陆史料则指出，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对共产党新方针。并将部分前线军队调往山西、甘肃，由胡宗南进行调遣，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展开封锁与进攻。[来源请求]
7.这一言论可能是出自对毛泽东与黑田寿男的对话，原文为“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八月风暴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之一部份

苏联红军进驻满洲国首都长春。

日期： 1945年8月8日至9月2日
地点： 满洲、内蒙古、库页岛、千岛群岛、朝鲜半岛
结果： 同盟国全面胜利，这场战役加上广岛和长崎原爆，逼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参战方

苏联 蒙古

日本 满洲国 蒙疆

苏联 蒙古 

日本 满洲国 蒙疆

指挥官
华西列夫斯基 

山田乙三

兵力
1,577,225人
26,137门火炮
1852门大炮
3,704辆坦克
5,368架战机 1,040,000人
6,700门火炮
1,000辆坦克
1,800架战机
1,215辆车辆
伤亡
(苏联估计:)
8,219人阵亡
22,264人受伤
(日本估计:)
20,000+人阵亡
50,000+人受伤 (苏联估计:)
83,737人阵亡
594,000人被俘
(日本估计:)
21,000人阵亡
?被俘
满州国战役
哈桑湖 – 诺门罕 – 八月风暴
八月风暴行动，或称满洲之战、苏日战争，由1945年8月8日开始。苏联在这场军事行动中消灭了日本、满洲国和蒙疆，并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这标志著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履行雅尔塔会议中的协定，在纳粹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对日本宣战，加入太平洋战争。

苏联的军事行动在1945年8月8日开始，即德国于5月8日投降的三个月后。另外，这是在8月6日广岛原爆及8月9日长崎原爆之间。

在日本人知道苏联军事行动的规模之前已经作出投降的决定。苏联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仍进攻日本，主要是希望赶在美军发动奥林匹克行动登陆九州之前抢先登陆北海道，以免日本被美国独占。[1][2]  这场战役主要发先在满族的发源地—满洲，所以又称作满洲之战，另外也有中国北部战役、满洲国之战、苏日战争等称呼。八月风暴这个名称是苏军的行动代号。

军事力量

苏联
苏联的远东司令部在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苏联红军主要分成三个战线：

外贝加尔山脉方面军，由马林诺夫斯基（en:Rodion Malinovsky）领导，进攻蒙疆和满洲国西部，包括：
第十七军
第三十六军
第三十九军
第五十三军
第六坦克军
蒙古机动骑兵团
第十二空军
第一远东方面军，由梅利茨科夫（en:Kirill Meretskov）领导，进攻满洲国东部，包括：
第二红旗军
第十五军
第十六军
第十空军
第二远东方面军，由普卡尔夫（en:Maksim Purkayev）领导，进攻满洲国北部，包括：
第一红旗军
第五军
第二十五军
第三十五军
Chuguevsk行动集团组
黑龙江小型舰队 
 
苏联红军集结在蒙古，准备进攻满洲

每一个方面军都由前线部队直接加入方面军[1]。

苏联红军分成最少80个分支，共有约150万人，超过5,000辆坦克 (包含3,700辆T-34坦克)，超过28,000门大炮和4,300架飞机(包括3,700架第一线战斗机 )。大约三分一的力量是作为战斗支援队伍。海军方面，包括12艘水面舰艇，78艘潜水艇、数艘水陆两栖船，以及黑龙江小型舰队，包括炮舰和一些小型船只。这些舰队大多在对德战争中汲取了经验。

日本
日本皇军属下的关东军由山田乙三领导。关东军是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占领军，分成两个地区军队和三个独立军队：

第一地区军(满洲国北部)，包括：
第三军
第五军
第三地区军(满洲国南部)，包括：
第三十军
第四十四军
独立军队
第四军(主要负责满洲北部)
第三十四军(主要负责第三军和第十七军之间的地区)
关东防务军(负责蒙疆)
第十七地区军(主要负责朝鲜)
每个地区军团都有一个总部单位和在军团之外直属于地区军队的单位。除了日本人之外，另有40,000满洲国防军，包括8个较弱、军备和训练都较差的伪军，以及朝鲜籍日本兵。

关东军有超过600,000人在25个支部(包括两个坦克支部)和6个独立混合队。这里包括1,215辆装甲部队 (主要是装甲车和坦克 )、6,700门大炮(主要是轻型)及1,800架战机。

日本皇家海军并没有参与满洲国的防务，对满洲的占领主要依靠陆上步队。大部分日军的力量都低于认可水平，而且大部分重型武器都投放于太平洋战区，结果造成关东军装备不足，无论机动性和经验都不及苏联红军，虽然满洲有大量可用的工业和原材料供日本人使用。另外，日军的战略是优先防御朝鲜，军队主力放在满洲东面和北面边界，但西面边界只有小量哨站。

会战
苏军成钳状地包围著和西欧大小相若的满洲地区，红军分别从西面、北面和东面进攻满洲。在西线，红军穿过蒙古的山脉和沙漠，远离他们的铁路补给线。这出乎了日军对苏联后勤学逻辑的估计。日军未能预计苏联会这么快便对日宣战，他们预计苏联最快要在10月才可出兵。在开战后的最初18小时，日方将领几乎不能作出有效率的指挥，而且部队和指挥部的通讯也出现问题。另外红军使用了运输机把步队空降到各大小机场和城市中心，以及透过空军为超出陆上补给线的步队提供补给。红军的陆空夹击之下，日军毫无招架之力。

 
一名日本人向苏联红军投降

红军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迅速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8月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主要的战斗持续了约一周。在8月15日，日皇裕仁在电台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在翌日开始停火。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在8月17日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满洲国政府解散，满洲国正式灭亡。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同一时间，蒙疆也被红军和蒙古军队占领。

日本投降后，军事行动已演变成美苏两国争相抢占日军控制的土地。8月18日红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同日并攻占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8月19日，溥仪等人在奉天机场被红军俘虏。

8月20日，红军占领新京、奉天、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

然而，陆上的推进在红军越过鸭绿江后不久便停止了，因为空中补给线暂时中断。就在红军等候补给期间，麦克阿瑟带领美军在9月8日于仁川登陆，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苏美两个以北纬38度作为双方占领区的分界线。

9月2日，日本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自此八月风暴行动以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作结。

另外，由于美国抢先占领日本本土，苏联并没有如计划般占领北海道。

重要性和影响
八月风暴行动以及广岛、长崎原爆，打破了日本主战派和主和派间的僵局。当时日本仍有过百万陆军在中国，主战派认为日本仍有一丝胜利的希望，但日军在满洲和朝鲜的迅速溃败使他们的幻想撤底破灭，他们明白日本已无胜利希望，包括在本土四岛。日皇裕仁最终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长谷川毅的研究指出，原子弹并不是日本投降的最主要原因，反而苏联能在一星期内迅速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占领满洲全境以至朝鲜半岛北部，使日本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投降。[3]

苏联占领满洲也提供了根据地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四年后中共击败中国国民党，赢得了中国内战。事实上，军事上的成功使苏联确保得到雅尔塔会议中西方列强同意给予苏联的利益，如外蒙古的独立、旅顺港、日俄战争后失去的领土等。

苏军在满洲各地进行针对平民的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

在苏联撤出满洲前，大规模拆运满洲地区的工厂、机器、铁路设施，并将满洲各公私银行的贵金属、债券、纸币运往苏联。根据日本资料统计，苏联从满洲拆运的资产价值合1946年的5,340,714,845日元，相当于当时的1,363,484,499.92美元。

并且曾在东北发行军用票60亿,变相让中国人民提供军费.[2]

此外，苏联在战役中攻占了整个库页岛、千岛群岛、旅顺口和大连，以及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其后苏联把在中国的利益于1955年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余所占领的土地到今日仍然归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所拥有。日本至今仍然坚持拥有南千岛群岛 (北方领土)的主权。

朝鲜半岛北部被苏联占领，但由于补给受阻，未能夺取其余半个朝鲜半岛。美国在红军能重新动员之前抢先在仁川登陆，从日军手上接管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半岛，自此朝鲜南北分裂直到今天。在1948年金日成在苏联占领区建立共产政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北朝鲜)，李承晚则美国占领区建立大韩民国 (南朝鲜)，为两年后韩战的原因之一。

1. David M. Glantz, "The Soviet Invasion of Japan," Quarterl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 no. 3, Spring 1995, pp. 96-97, discusses new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Stalin was ready to land troops on Hokkaido two months before the scheduled American landings in kyushu. (Information from The Smithsonian and the Enola Gay. The National Interest; 6/22/1995; Washburn, Wilcomb E. footnote 15)
2.Frank, Downfall, p. 323–4, citing David Glantz, "Soviet Invasion of Japan". 
3.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 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