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永远的耻辱、世界军校反面教材——南京保卫战

中国人永远的耻辱、被全世界军校作为反面教材
　　——南京保卫战（1937.12）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5万之众抗击日本不足五万的疲惫之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中国第五大肉头将军唐生智不仅率先逃跑，还事先烧毁了除他极少数高层军官所用船只外的所有渡船。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特别残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大屠杀。遂成为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侵华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部署
　　
　　目前，国内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文章和著作中，都有南京保卫战的内容，但关于进攻南京的日军兵力部署，有许多不同的叙述。如有的说：“日本二三十万大军围攻南京”。究竟是20万还是30万，不很明确。有的说:”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上海派遗军(以朝香宫鸠彦为司令官，辖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山室宗武的第十一师团、荻洲立兵的第十三师团、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和伊东政喜的第一〇一师团)和第十军(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辖谷寿夫的第六师团、牛岛贞雄的第十六师团、末松茂治的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协同海军，攻占南京。松井石根接到命令后，除以第一〇一师团留驻上海外，集中全部兵力，分三路直扑南京：右路以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沿京(宁)沪铁路向西进犯，攻夺乌龙山要塞，并渡江北上，切断津浦线和江北大运河，堵截南京守军北撤之路；中路以第三、第九师团，循京(宁)杭公路攻击南京，左路以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沿广德、宜城一线西进，直取芜湖，切断南京守军沿江西去的退路。”
　　
　　 但实际上《大陆命令第八号》极为简单，原文是：“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详细部署则命令按“参谋总长指示”办理活。而根据其实际进军的情况来看，上述“右路”“第十一师团”，实际上只有这个师团的天谷支队(步兵第十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少将，以第十二联队为基干)，协同第十三师团主力。在镇江渡过长江，迂回中国军。而该师团主力则开赴台湾(淞沪战役时，日统帅部曾从台湾守备队抽调兵力，组织重藤支队，增援上海)。
　　第十三师团一部分在江阴渡过长江，主力则在镇江渡过长江，堵截南京守军北撤之路。但这个师团派出了山田支队(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梅二少将，以第六十五联队为基干)，沿长江南岸进攻，直到南京近郊的幕府山。
　　所述“中路”“第三师团”，实际上只派出了“先遣队”参加对南京的进攻，占领了南京的通济门和武定门。而该师团主力则在苏州方面。所述的“左路”“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并非全部“直取芜湖，切断南京守军沿江西去的退路”，而只有第五师团国崎支队(第九旅团长国崎登少将，以第四十一联队为基干)，在采石以北的慈湖镇渡过长江，从乌江进攻并占领了浦口；第十八师团侵占了芜湖。其余均为正面进攻南京的部队。
　　
　　还有第一〇一师团，虽然在占领上海后担任上海附近的警备，以后转向杭州进攻，但其大岛部队(可能是一个大队)，却与十六师团等一起，从苏州、江阴、常州向南京追杀，在其为炫耀武功所拍摄的众多照片中，有在南京城外俘虏中国军1.5万人和在仙鹤门屠杀4000俘虏的两张照片，成为其参与南京暴行的铁证(见《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伊东部队》，军御用达三益社，昭和十四年)。
　　
　　还有海军第十一战队，从镇江向乌龙山炮台和南京下关江面进攻，在中山码头登陆。
　　从正面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有：第十六师团(从汤山、麒麟门到中山门、下关)、第九师团(孝陵卫以南到光华门)、第一一四师团(袜陵关、方山、雨花台、中华门)、第六师团(牛首山、板桥、雨花台、中华门、江东门、三汊河)及海军第十一战队(从乌龙山至下关江面)。加上上面说的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第三师团的“先遣队”，第一〇一师团的大岛部队。而从南京外围迂回的则有上面说的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第十三师团主力、第五师团国崎支队和第十八师团。
　　但这些部队均在淞沪会战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减员在四万-六万人以上{包括生病住院治疗}，并在会战后大部回国休整，只有三个师团争先恐后地杀向南京若按这一标准推算，从正面进攻南京的日军约有5万人，从南京外围迁回的约有两万多人，共约七万多人。在攻进南京前已伤亡两万多人。
　　
 

　　南京保卫战17位殉国将军
　　少将十一人
　　萧山令（1892-1937） 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南京市长等
　　字铁侬，湖南益阳人。1910年入陆军小学。次年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回湖南蔡钜猷、贺耀祖部任连长、营长、团副、参谋等职。1928年任益阳县县长。1929年1月任首都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1930年升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总务处处长，主管全国宪兵的编制与训练工作。1936年3月攫升为少将参谋长。1937年11月中旬宪兵司令谷正伦赴武汉就医，升任宪兵司令部副司令，成为南京宪兵首脑。旋首都卫戍司令部成立，长官唐生智命令其代理首都警察厅厅长暨南京市市长，以便宪警协调行动。因积极组织修筑野战和城防工事、维持市内秩序等，颇受好评。12月，南京保卫战开始，所属1万余名宪警除负责防守城内重要据点外，还协助防守上新河、雨花台、光华门等处复廓阵地，光华门战斗最激烈时清凉山宪兵部队曾被调遣驰援。12月12日上午城防危殆时，命令宪兵增筑城内街垒工事，准备巷战。下午奉命撤退，并殿后督队。夜于仪凤门外又指挥宪警与追敌激战，渡江时为日军汽艇机枪扫射身亡。后追晋中将。
　　
　　朱赤（1900-1937） 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少将旅长
　　
　　字幼卿，号新民，江西修水人。小学毕业后于私塾任教。1925年7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参加北伐，任见习官，随部转战湖南、江西。因战功升任排长、连长。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因功升任营长。1935年，随部进驻江阴、常熟一带，构筑锡澄线及吴福线国防工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任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三团团长，屡次请战效命。8月，晋升为二六二旅少将旅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曾在上海八字桥等地首战日军，攻占日本海军司令部。8月下旬，退守苏州河和江湾一线，多次击退日军进攻。11月初，奉命率部退往南京。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八十八师以二六二旅、264旅及一个补充团兵力守卫雨花台一带。9日，日军第六师团突破牛首山，先后以两个联队向雨花台发起猛攻，均被击退。10日以后，日军于光华门附近攻击受阻，遂以两个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同下全力猛攻雨花台。守军奋勇血战，反复肉搏，第一、二线阵地相继被摧毁，仍率余部退缩至核心工事顽强抗击。12日下午，部队损失殆尽，仅余te务连，遂命士兵打开几十箱手榴弹盖子，用绳串连导火索，待日军进至阵地前沿时全部引爆，敌人遗尸遍地。不久，因弹尽力竭全部壮烈殉国。
　　
　　高致嵩（1898-1937） 第八十八师264旅少将旅长
　　
　　号子晋，广西岑溪人。岑溪县立中学毕业，任乡村高等小学教员。1925年7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1月毕业后任见习官，参加东征、北伐诸役，历任排、连、营长等职。1930年调南京卫戍司令部。1931年底，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八师，任该师中校参谋。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2月，随八十八师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作战负伤。1933年调任湖北省保安团营长，参加“围剿”工农红军。1934年，投奔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浙赣皖边区“剿fei”司令官俞济时，升任保安处补充团上校团长，旋改任第三团团长。参加“围剿”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7年8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被编入八十八师264旅。因功升任264旅少将旅长。11月，奉命撤退。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与二六二旅朱赤部协同防守雨花台阵地，连日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毙敌数千。友军阵地被突破后，三面受敌，仍率部坚守阵地。12日下午，与全旅大部官兵壮烈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1986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作者：秦汉军团　回复日期：2007-4-30　18:15:12　  
　　 易安华（1900-1937） 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
　　
　　 字福如，号济臣，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肄业。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宪兵科。次年毕业，任军校宪兵教练所见习少尉队长，后调任中央宪兵团排长，参加北伐。1927年升任浙江警备司令部第三补充团上尉连长。1928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次年入中央教导队。毕业后任教导第一师第一团上尉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升任少校营长。次年，教导师改编为陆军第八十七师，任该师第二六一旅五二二团中校团副。1932年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冬，升任该团上校团长。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随八十七师围攻上海市区日军阵地，毙伤大量日军，遂任该师二五九旅旅长。11月，奉命撤离上海。后于镇江任戒严司令。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中华门右翼阵地。9日，日军猛攻光华门、通济门、雨花台。10日午后，第九师团部分日军冲入光华门，占据沿街房屋。乃率部与该师二六一旅经过8个多小时血战，全歼入城日军。易安华与二六一旅参谋主任倪国鼎等30余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罗策群（1893-1937） 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兴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科毕业。历任参谋、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抗战爆发时任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五旅旅长，参加淞沪会战。9月在刘行与日军血战9昼夜。又于杨木桥指挥击溃日军劲旅久留米师团，因功升任一五九师副师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因师长谭邃有病先期过江，代行师长之职。曾率部在汤山阻击从京杭公路北上之敌两昼夜。12日夜，来自广东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集合部队出太平门，沿京杭公路向皖南突围，率一五九师奉命打前锋，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敌阻击，数次冲击不果，乃亲自率队向敌冲锋，不幸中弹殉国。
　　
　　 姚中英（1896-1937） 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
　　
　　字若珠，广东平远人。1924年于平远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军，旋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5年参加东征。毕业后参加北伐。后入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后回广东任陈济棠部独立第一师二旅六团中校团副、燕塘军校上校教官等职。陈下野后，调任余汉谋第四路军教导旅上校参谋长。1937年，以上校团长职务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因功升为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后在镇江设防。12月初，镇江被日军占领，撤往南京，扼守汤山一带。8日，奉命率部与三十六师预备二团在紫金山以东的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第一线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与衔尾猛攻的日军连日激战，后因伤亡惨重退入太平门。12日，指挥所部向日军兵力薄弱处突击，身先士卒，辗转冲杀，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司徒非（1893-1937） 第六十六军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
　　
　　字严克，乳名荣，广东开平人。早年在广州贩报为生，后入印刷厂，半工半读。1917年入保定军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1922年，任游击总司令，协助孙中山讨伐在广州叛变革命的陈炯明。后历任江门市市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东省政府参议员。1932年1月，任十九路军独立团团长参加淞沪抗战，作战英勇，被报章赞誉为“大胆将军”。战后，为十九路军将领追悼阵亡将士撰写挽联：“挥戈比鲁阳，及尔皆亡，泪落吴江湖猛士；掣挺击倭奴，为民效死，伤哉血浦招英魂。”1933年11月，随十九路军在福建省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在香港经营礼香酒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任第四路军少将高级参谋。一六O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该师协助指挥。11月，上海沦陷后，随军退守南京，任一六O师少将参谋长。12月6日至8日在汤山阻敌。10日所部刚撤至大水关，又奉命调入城内准备巷战。12月13日随部经太平门突围至句容，身中数弹殉国。
　　
 

　　 李兰池（1899-1937） 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
　　
　　 字锦卿，辽宁锦西人。1926年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1928年8月毕业，入东北军缪澂流部，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副、团长等职。1933年，随部参加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旋即转赴关内。1937年，以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之职参加淞沪会战，驻防江苏南通、海门等地，守备长江左岸。11月，率部渡江据守江阴要塞。在日军第十三师团进攻下顽强抵抗，浴血苦战，连连退敌。后日海军参战，阵地工事大部被毁，官兵伤亡甚多，乃于12月1日向镇江突围。10日开赴南京前线，在蒋庙一带与日军激战，亲上火线督阵，击退日军进攻。12日，南京城破，奉命突围，率队冲锋时于太平门附近中弹阵亡。
　　
　　 刘国用（1898-1937） 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一七四旅少将副旅长
　　
　　 号剑豪，广东梅县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教导队教官和第十五师二团排、连长。1930年起历任第十六师一团少校营长、中央军校南昌分校中校教官。1936年起任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三四四团团副、上校团长。1937年8月任该师一四七旅少将副旅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牛首山。9日，在与敌激战3日后，退守水西门以东地区为预备队。继续与敌激战，13日于水西门外殉国。
　　
　　 蓝运东（1899-1937） 预备第十师少将参谋长
　　
　　 字阜伯，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后升至军事委员会军务局专员。1937年10月由福建新兵编成预备第十师，任少将参谋长。12月于南京殉国。
　　
　　 万全策（1902-1937） 教导总队第一旅少将参谋长
　　
　　 广西苍梧人。师范生。入广东西江讲武堂，后进过中训团研究班。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队，转第二队。1937年，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旅少将参谋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第一旅防守紫金山南的工兵学校左侧、孝陵卫、西山、中山门一带，旅指挥所设紫金山第一峰。自8日起协助旅长周振强与敌交战，主阵地始终未失。至11日战事最激烈时阵亡。
　　
 

 
　　 追赠少将6人
　　
　　雷震（1901-1937） 教导总队第3旅上校副旅长
　　
　　原名汝勤，四川蒲江人。先后就读于邛来县的邛大蒲联立中学、成都法政学校及熊克武所办建武学校。1924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炮兵科，改名雷震。1925年毕业，留校任军械处党代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蔡廷锴部历任连长、营长。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时任团长。1937年抗战爆发，调南京，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三旅上校副旅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坚守紫金山阵地。12日下午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撤离，雷震率部留守。13日，掩护军民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突围，与连长雷天乙等上最后一节车厢殿后。日机空袭将列车炸断，火车头拉着前面车厢开走，乃下车指挥官兵抗击日寇，力战阵亡。1938年9月追晋为少将，入祀蒲江忠烈祠。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谢承瑞（1905-1937） 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
　　
　　江西南康人。1927年10月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陆军专业，1930年1月毕业。1937年时为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所部与八十七师二六O旅防守工兵学校。9日，防守淳化的五十一师败退回城，在尾追的日军第九师团的猛攻下阵地失守，遂退入光华门与八十七师、一五六师、宪兵教导二团等坚守城垣，并迫退城外日军。10日，光华门两次被突破，但入城日军均被歼灭，有少量残敌隐藏于城门洞内。遂建议组织敢死队清除残敌获准。半夜，从箭楼上将汽油桶摔到门洞口，点燃烧敌，并亲率教导二团敢死队打开城门，与从城上缒下的一五六师敢死队前后夹击，敌人悉数被歼，且俘获一人，原本抱病参战的谢承瑞为火焰灼伤。此后坚守光华门。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后追赠少将。
　　
　　华品章（1902-1937） 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上校副旅长
　　
　　字荣衮，后改希平，四川西昌人。1924年赴成都考入国民革命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后在军中服役。1926年入黄浦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炮兵科，在校时即参加北伐。1927年6月毕业。先在第五十八师历任排、连、营长，后调第七十二军八十八师任军士教育大队长。因训练有方，升任该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中校副团长。1935年升任该旅野战补充兵团上校团长，入川驻防灌县。1936年秋奉调回南京，升任二六二旅副旅长兼野战补充兵团团长，驻南京外围。1937年8月开赴上海前线抗击日军，11月底撤至南京整补备战，驻守雨花台阵地。12月9日，随部先后击退日军两个联队的进攻。后日军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同下连日猛攻雨花台，战况激烈。12日下午华品章在拼杀中壮烈殉国。1939年8月追晋为陆军少将。
　　
　　韩宪元 （1902-1937） 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上校团长
　　
　　广东文昌人。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37年时任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上校团长，参加淞沪会战，英勇拒敌，坚守四行仓库掩护撤退的谢晋元即为其所部团副。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防守雨花台阵地，激战累日。12日，在雨花台与旅长朱赤等壮烈殉国。后追赠少将。
　　
　　黄纪福（1902-1937） 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四七七旅上校副旅长
　　
　　广东梅县人。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入第十一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1936年在第六十六军一五九师任团长。1937年率部在刘行、广福等地奋勇抗击日军，予敌重创。12月，任四七七旅副旅长，参加南京保卫战，在汤山拒敌。汤山失守后经麒麟门退大水关集结待命。10日随一五九师调驻明故宫，策应增援光华门的一五六师。12日，南京失守，随六十六军经太平门突围，沿途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追赠少将。
　　
　　蔡如柏（？-1937） 第六十六军一六O师九五六团上校团长
　　
　　广西邕宁人。广西陆军干部养成所毕业。历任排长、营长等职。1936年任第一集团军第十一师参谋长，后调任六十六军一六O师上校参谋处长。1937年8月，参加淞沪会战，负责一六O师作战补给等工作。上海失守后，调任一六O师九五六团团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曾随部在汤山阻敌。8日，汤山失守，随六十六军奉命退大水关休整。13日，随部突围至汤山时遭遇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的攻击，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追赠少将。
　　
 

 
　　秦汉刀客：悼英魂
　　
　　战死在疆场的先烈以他们壮烈的人生书写了为民族生存而顽强不息的战斗篇章足令我们缅怀敬仰；七十年后的今天，历史光荣地赋予我们发扬先烈们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彻底粉碎小日本一切痴心妄想和讹诈，用百倍的仇恨，万倍的打击力度去报70年前倭人欠下的血海深仇！
　　
　　六十岁一个甲子，日本若是聪明人早该向中国讨教解决仇债的方法，老天偏偏给了他们死不认账这样的嘴脸等待着中华儿郎们一试身手。
　　
　　壮烈牺牲的英雄固然令后辈崇敬，即使那十数万在南京保卫战的突围中被日军俘获的战俘何曾不想在抗击外侮的战场上建功立业？是战略高层的错误方略和战场的城防司令唐生殖这个肉头司令出卖了他们崇高的愿望和“与南京共存亡”浴血奋战的精神。尤其是战场唐生殖的率先逃跑，断绝后路的烧毁出他们乘坐的船只外所有的渡船；高级长官扔掉部队递次逃亡，基层官兵遂成为待杀羊群。这种混乱使他们欲战不能，欲走不通，最后被日寇以各种各样残忍地方式所杀害。在祭酒悼念将军、烈士们的同时，也为死难的三十多万同胞献上一束花来安慰他们的冤魂吧-------------
　　

　　
揭开“坚守南京”之谜
　　
　　曾6赴台湾搜集史料的杨天石对当地的抗战史料存放非常熟悉。据他介绍，目前保存在台湾且比较重要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和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录，还有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共有30万卷，按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整理好分成几十个专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日记的摘录(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录分5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战的史料。
　　台湾珍藏的抗战史料可以为我们揭开许多抗战中的不解之谜。杨天石在研究中就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后，蒋介石为什么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还一度主张坚守南京？一般都能想到的原因是，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孙中山的陵墓也在南京，如果守不住蒋介石没法向国人交待，但杨天石在台湾史料中发现了一个更隐秘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　
　　据杨天石介绍，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为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　
　　台湾缺少研究抗战的人
　　保存在台北的当时国民政府和苏联的电报往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命令等文件为揭开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佐证。然而，作为抗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合，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在台湾却受到冷落。荣维木说，由于台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台湾研究抗日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转向台湾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与大陆的交流，为台湾日益萎缩的抗战研究提供了一块重要的再生土壤。据荣维木介绍，现在每年都有学者互访，学术交流会议也比较多，关于“战时外交”“汪伪政权”两岸都举行过专门研讨会。
　　
　　秦汉刀客评语：蒋肉头一生倚仗洋人吃饭，与淞沪会战一样不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法，而是用一种自杀亡国式的堂堂之阵来迎合日军的饱和轰炸。为的就是等来国联洋大人们隔靴挠痒痒的对日谴责。这次南京保卫战又把靠狗熊干涉，靠狗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欺辱我中华几百年的苏俄魔鬼身上，也不想想，斯大林是何等魔鬼？没有特别巨大的利益，苏俄会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让苏联红军流血牺牲？历史再一次提醒后人：在人类历史上从不存在异想天开的拯救者。《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唱出了这世界生存的真理和被压迫民族的心声--------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的南京保卫战：
　　1． 派谁守南京？
　　一说：蒋提出要守，唐生智赞同。其他人不作声(基本就是反对守)或反对(明确反对的有白崇禧，刘斐) 。所以唐为司令。另一说：蒋提出要守，问谁可挑起担子。众人皆沉默。蒋怒，曰：那就我来守吧！老唐实在看不下去，就跳了出来。结果是可想而之的。唐是于11月19日成为卫戍司令，此时离正式开打只有不到20天。另另一说(弟兄们，不是我罗嗦，都是当事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差别较大，不得不列出。在此再次提醒，回忆录万万不可全信) ：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关于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钓誉，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别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参考邓公的猫论) 。但首都保卫战实在是凶险，如他守不好，一世骂名就跑不了了。
　　2． 计划守多久？
　　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仔细分析一下蒋唐的讲话就会发现，高层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谁能保证云南的援军2个月就一定会到？蒋何时会下撤退命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名义上南京是死守，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防守计划，只能说守到蒋下令撤退为止。这让部下如何去准备？
　　3． 准备工作怎么样？
　　我们已经知道，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有的军军长师长在城内，部队却在城外，只能隔着城墙用无线电指挥) ， 如果真能贯彻，到也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一门心思的死守。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其一，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工事准备：
　　先是准备坚守外围工事(在复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多日后又说兵力不足，改守复廓。复廓有部分水泥构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强。12日夜守军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赶工期浇铸水泥构件。
　　居民准备：居民逃走很多，但卫戍司令部并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物资储备：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4． 到底能守多少天？
　　大家都知道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是，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作者：秦汉军团　回复日期：2007-4-30　18:28:25　  
　　
　　5． 谁下令撤退的？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姜！怎么会上这套，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又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了。这里唯一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我的推测：唐向蒋谎报了军情，谎称城防已经崩溃，要求撤退，蒋认为既然崩溃了，那就撤吧，至少还可以撤回些人来。唐又害怕事后真相被发现，罪责难逃，於是又让军师长们签字盖章，呵呵，集体讨论的结果，蒋不会把大家都杀了吧？
　　据说，桂永清反对撤退：说左翼(他的防区) 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我们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国军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6． 下令撤退时南京被攻破了吗？
　　12日南京城没有被攻破，没有！这是南京保卫战最大的悲剧之一。12月12日南京城并没有被攻破，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
　　12月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最好拿张南京地图) ：
　　中华门方向：城外的雨花台陷落，但中华门没有失守。守军是88师，87师一部。12下午88师孙元良(也有人回忆是10日下午)想往下关撤退，被36师制止，命其返回阵地。12日上午唐的长官部幕僚开会讨论撤退方案，孙可能得到了消息，所以开始撤了。如果唐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孙敢带部队擅自离开阵地？唐可是定了连坐法的！
　　
　　 12日下午，中华门外还有国军阵地，4时孙元良还在中华门城楼上！
　　另：叶肇的66军一个旅12日已经受命入城增援中华门。
　　光华门方向：11日日军进攻，城外的87师261，260旅的阵地“屹立不动” (261陈旅长语) 。12日日军光华门的日军“异常沉静” 。陈旅长只听见雨花台枪炮声比较密集，紫金山有稀疏枪声。
　　日军曾于10日“摸到了” 光华门，但突入日军被全歼(当时的命令：恢复不了阵地拿头来见！谢承瑞团长亲自上阵消灭了门洞内的日军，还俘虏了一个。可怜的谢团长竟然在后期的混乱撤退中被踩死在挹江门前) 。11日日军只进攻城外的261，260旅的阵地。没有攻城，更不用提12日了。12日光华门连城墙上被日军轰塌的缺口都堵上了，害的陈旅长抱怨：11日最大的问题是伤员不能通过缺口后送了(日军的进攻不是最大的问题) 。
　　光华门城外的工兵学校的阵地，有说10日丢了，有说没丢。我的感觉是可能地域比较大，日军占了部分，国军也控制部分。另：陈旅长说中山门外还有12门普福斯山炮，因为怕日军炮火压制而拒绝向他们提供炮火支援。不知真假？中山门方向：日军猛攻城外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四方城，卫岗阵地(日军连城门还没摸到！) ，日军炮击了中山门城墙。
　　87师的中山门阵地也没有丢。
　　水西门方向：水西门在中华门的北面，受到的压力叫小。守军是51师306团。12日下午日军曾攻破中华门，水西门之间的城墙，但被306团敢死队消灭。12日夜敌人也没有攻入 (在王耀武12日夜命令303团撤退前，阵地都在手中，撤退会议就是在城墙上开的)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我手中。乌龙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击(12日日军的小炮艇刚到乌龙山附近水面) 。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长江中的一个岛) 的芦苇丛中还埋伏着112师的一个团，准备伏击日军的登陆部队呢。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12日从103师残部在副师长戴之奇的带领下从镇江退入南京。被安排防守中山门太平门一线。(万团长说是11日，但又说第二天中午唐已至浦口，我认为万记错了一天)。13日中午618团还在中华门战斗。
　　如果排除这些写回忆录的人串通好集体撒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12日除中华门外，南京城防没有大危险。通讯，组织都没有太大的失误。
　　
  
　　 7． 谁组织撤退？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
　　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
　　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 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
　　8． 十数万守军的土崩瓦解
　　当时的命令是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36师掩护卫戍长官部从下关过江突围。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於是发生枪战，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於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军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部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并不知道撤退计划(既然要撤过江，卫戍长官部居然没有通知北岸的守军！) ，他们奉命向江中的船只射击，直到唐到了对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经开始。但不知已经误杀了多少人。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 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可见，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的计划是正确的。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另：据说邱清泉很牛，非常冷静，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说：你先走，我还要和团，营通话研究撤退方案(当时和各营团还有正常的通讯！) 。 数个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评述。
　　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可以找些南京大屠杀的书看。
　　仔细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军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日本鬼子应该千刀万剐，但国军的高级将领对此惨剧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请参考以下参战国军军官的回忆文章
　　谭道平：时任卫戍司令部参谋。后官至少将
　　陈颐鼎：时任87师261旅少将旅长
　　邱维达：时任51师306团上校团长
　　刘庸诚：时任教导总队参谋
　　彭月祥：教导总队2旅3团团副。
　　欧阳午：36师108旅216团营长
　　程奎朗：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
　　万式炯：时任103师618团团长
　　
 

　  
　　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点评：
　　
　　把敌人引诱到长江流域来，对中国军队有什么战略利益呢？日军主力到了上海，就被政治中心的南京和全国心脏的武汉所吸引，被推向西进，从而也就扭转了日军主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迫使它自东而西。陈诚后来回忆：“淞沪抗战转变了敌‘沿平汉南下‘之原定计划。”沿平汉线到武汉，一 马平川，极利于快速部队的运动，对我威胁极大。从上海到武汉，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上海地区的军队和人民在一 二八便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国民政府在这里进行了备战，经营多年，耗费百数十万，构筑了三道钢筋水泥之国防作战线{可惜都被肉头懦弱的肉头政府废弃了，根本就没用上！}：第一道由上海至杭州，第二道由吴江至福山，第三道由无锡至江阴{可惜在肉头指挥下皆成废物}，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淞沪地区对中国军队有很好的作战条件。二、从安徽以上到武汉，长江两岸是连接不断的山地（大别山等）与汊港湖泊交错的地形，极不利于机械化快速部队和战车、重武器、辎重的运动以及远射程武器火力的发挥，对中国军队来说却是打防御战的有利地区。三、由东到西的作战线，中国军队可以利用有利工事和地形，节节 抵抗，消耗敌人，边打边循通至后方的补给线逐步撤退，同时也掩护了沿海地区人力物力的西迁，能够比较从容地部署持久战的后方。
　　军队之运用是实现战略意图的基本手段，是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战略的实施成效。但是蒋介石在淞沪战役中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他把主力转移到华东地区的同时却把全国兵力的精华都集中到了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三角地带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无险可守，战场狭窄、兵力密集，中国军队在敌强大炮火下，“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极其惨重。１０月中旬，我军已难支持，李宗仁曾向蒋介石建议：“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宜适可而止。将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它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蒋刚愎自用，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１１月初，中国军队苦撑数日，阵容已乱，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蒋才于１１月９日下令撤退。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惶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不久，南京即遭威胁。从战略上说，敌人可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南京，城北横亘长江，无路可退，守军又是从淞沪战场刚溃退下来的部队，背水坐困孤城，形势极难久守。蒋介石又错误地决策以十余万大军固守南京，结果激战不过数日，便被唐生殖出卖全线溃败。在战略防御阶段，从一切战争都是为了达成持久战以消耗敌人、保存自己为作战之基本主旨来说，南京保卫战并无多大的战略意义。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溃败的原因，除野战战略指挥的失当以外，另一重要因素是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造成的旧军队的败坏。
 

从战略指导上蒋肉头根本就不愿意抗击日寇，凭他所学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学之原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作如上肉头战略部署，导致国军精锐的几乎丧失殆尽。日本军部早年赋予蒋肉头的秘密旨意已被肉头忠实执行。再由南京保卫战的溃败引发日寇兽性大发，以此大屠杀来妄想彻底征服中国抗战的信心。只是在全国同胞的义愤填膺誓死与日寇拼到底的战争意志面前，蒋肉头才被迫无奈地继续了片面抗战。遂有一扒黄河，二烧长沙，三残害四百多万抗日壮丁，四卖外蒙才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中国应该成立战后法庭来检讨蒋肉头政权的罪恶，他们比日寇又有何两样？一样的视人民为猪猡，一样的杀人如麻。{其实肉头比日本人更残酷，一次可以淹死近九十万同胞，还可以用焦土抗战的口号点燃半月大火烧毁灭长沙古城和十几万百姓，还可以残害死四百多万壮丁以讨日寇的欢心。}
　　
　　 刀客曰：在二次大战中被敌军攻破首都的也不仅仅中国一家，但人家要么早早地就不设防{如法国经过顿克尔克溃败后}；要么就坚决抵抗，告诉军民没有退路，唯有官兵一致殊死战斗别无他途{如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即使华沙、柏林被敌军破城，波兰、柏林军民也尽到了他们作为一个军人、男人以及公民的职责，面对强大到足以征服世界的德国主力军团的疯狂进攻，波兰军队知道自己守土有责，拼死抵抗直到战死！尽管也有向德军投降的，但波兰军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他们虽败犹荣。
　　
　　
 

　　有感於張學良在攝像鏡頭面前對“不抵抗將軍”惡名說“我不服
　　作者 陟山
　　少帥豈能不認賬，罪名正是不抵抗。
　　十倍于敵做龜縮，六百倭寇敢囂張。
　　男兒羞慚少血性，自棄槍炮枉精良，
　　官兵引頸受殺戮，裝甲飛機落魔掌；
　　一天丟失十七城，四月淪陷三省亡。
　　守土有責將在外，何必事事賴老蔣。
　　當年爾若殺敵死，歷史也當翻新樣。
　　愧對佔山揮刀起，評陟柱國最恰當，
　　若非兵諫雙十二，善名難留惡名楊；
　　促成槍口齊對外，是非功過自昭彰。
　　後人切莫亂戴帽，“民族英雄”太荒唐！
　　
　　
 

  
　　日对华种族灭绝政策是南京大屠杀的渊源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永远巨大的耻辱。而提及南京大屠杀就不能不说南京保卫战。最早对南京保卫战提出异议的就是新桂系，李宗仁当时就反对固守南京，主张把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而且也提出了南京之不可守的几个观点，白崇禧作为国民党军中的翘楚也持相同意见。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将领中也不都是主张坚守的。但是，蒋介石则力主坚守，而现代中国的第四肉头唐生智则做秀主动请缨担任主官。可是这个旧军阀根本就不具备担任南京守卫司令的资格.我们从唐德刚为李宗仁撰写的回忆录中似乎得到一种认识，那就是假如南京保卫战不是那么激烈的话，也许日寇不至于出现那么大规模的屠杀和报复，而且以后这种观点扩大了，南京保卫战的得失利弊混同蒋介石、唐生智等个人行为，成为一个比较滑稽的战役出现，现在我们就有必要先来看看蒋介石为什么主张死守南京。
　　蒋介石和李宗仁不同，李宗仁是作为方面军将领，他可以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白崇禧也是一样，然而，蒋介石不行，他是当时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领，就连我党也在表面上要承认他领导抗战的责任，所以，他要考虑的是全局和政治影响，南京是中国那时候的首都，如果首都不放一枪抢先逃跑的话，那么中国抗战的军心、民意应该作何解读呢？再有，作为国民党来说，创始人的陵寝还在南京，总理纪念周上的慷慨陈词还言犹在耳，怎么能就此撒手不管呢？最主要的是蒋百里还在外间奔走，中国不拿出抗战的决定和举动来，特别是首都的保卫，怎么能让外人相信你中国是始终要抗战的呢？一切国策的制定都要以洋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这才是蒋介石一生的追求.也是是蒋介石必须的考虑，虽说他的这种考虑最后变成了废墟，南京不但没有守住，而且还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之一，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蒋介石的坚守的初衷有着做秀的基本精神和京剧青衣花旦的表演艺术的精湛原理的。
　　回来再看唐生智，唐生智主动要求镇守南京，可是，他当时手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嫡系武装，而紧急召集的部队也是上海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加之，唐生智本人的身体不堪繁剧{长期的阳痿折磨着这位湘剧太监和肉头}，显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那么，唐生智除了一腔作秀表面要抗日的激情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打算呢？蒋介石除了以上提到的考虑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依赖呢？
　　这里面主要的文章就在于蒋百里（蒋方震）的欧洲之行了。蒋方震一生极其崇拜德国，其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和德国军界很多要人结成深厚的友谊，而中德在历史上的交往也是极其复杂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主张成立中国、美国、德国的世界大三角的格局，从满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政权上层都对德国充满了好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就公开指出：“同其他列强相比，中国对于德国显然是有着独特的情绪的，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者军事上，都是十分密切的，德国在中国独占鳌头。“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德国、意大利的斡旋导致日本停火，以前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蒋介石在为了获取德国的支持，十分卖力气，蒋百里的去德访问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蒋百里在意大利和德国通过自己的艰难努力，终于见到了墨索里尼和戈林，但是，作为可能扭转中日战局的关键人物希特勒，蒋百里却没有见到，而蒋似乎也没有从希特勒的避而不见中预知到一些苗头，此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演说让他以为德国人应该会念及旧情的。所谓的旧情就是中德空前的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后，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钨矿出口国，钨是战略资料来源之一，德国派出的大量军事顾问团始终活跃在蒋介石的政权中，而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内航线，一九三六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是中国的头号世界贸易伙伴国。德国阵营中布龙堡等人也确实希望能够依靠德国的影响避免中日开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德国外交部通知日本，不要指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七七事变的举动。这样的铺垫让蒋介石、蒋百里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于德国可能伸出的援助之手深信不疑。唐生智也 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的，而蒋介石更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坚守南京的。
 

根据程思远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官邸开会，决定死守南京，而后，程思远从国防最高会议第六部蒋介石的亲信康泽、贺衷寒那里获知，蒋介石得到蒋百里从欧洲发来的电报，相信日军在德国的陶德曼、牛莱特等人的说服下，将不会大举进攻南京，南京是有惊无险的。《详见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湾李敖出版社出版，第156页、157页》程思远的这个关键性回忆补充了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的一些遗漏。{一生倚仗洋人被洋人斥卖是蒋肉头的必由之路} 唐生智和蒋百里的关系最深，唐生智是蒋百里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唐生智以打赌的形式打了蒋百里两个耳光而后服膺于蒋百里的人格，而蒋百里一生唯一的一次被捕就是因为唐生智，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话说，蒋百里肯为一个唐生智作出浙江人打浙江人的把戏。（蒋介石和蒋百里都是浙江人）唐生智主动要求出掌南京部队的首领也有重新掌握武装的企图，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因为蒋百里的这封秘密电报。可以这样认为，从蒋介石到蒋百里到唐生智都认为南京可以一守至少不至于出现十分之大的危机。而这样的背景作出的打算也正是多年以来李宗仁责备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地方。
　　而纵观南京保卫战，其仓促程度也是罕见的，国民党军在此前的抗战中的大规模正面和日军接触时，火力不谈，至少在兵力上是压倒对方的，然则这次对抗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日军没有以往那么大的优势，这是十分令人感到不解的，而唯一可以解释的通的就是战争背后的内情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寇已经进入南京外围，而十二月二日，蒋介石还在陶德曼转来的日寇逼迫中国请和的条件上兜圈子，日本人当时提出的条件是：1.宣布内蒙古自治。2.划东北到平津为非军事区。3.停止抗日的一切活动。4.以上条件满足后，可以考虑和国民政府一起***。（以上条款引自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湾李敖出版社，第157页）这里的第一条内蒙古自治等于说变内蒙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进而成为其殖民地，早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候，日寇就一直试图染指内蒙，东北不领有内蒙，等于守江而不守淮，所以，历来有满蒙之称，日寇的基本目的也是先囊括满蒙，然后仿效清军入关的模式进占全中国。而把华北非军事化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不准抗日，那就更加无稽了，占领中国的领土还不准中国人反抗，这也只有无耻的强盗才能想的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当时在座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是准备接受的，包括白崇禧也这么认为，理由是日本人没有提及承认满洲国的事，而且也没有提出赔款，不仅白崇禧同意接受，顾祝同、徐永昌、唐生智都同意接受，用白崇禧的话说：“既然条件就是这样，那么何必还要一定打仗呢？“虽说日本人没有提出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一事，可也没有说放弃东北，更没有说不再染指华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样的条件至少是一个缓冲，于是，考虑接受。请记住一下时间，研究决定的日子是十二月三日，十天之后，日军就攻陷了南京，更为主要的是身为调停人的德意志法西斯他们实际在做的是什么呢？
　　
　　
根据《中德关系史》披露，一九三七年十月，希特勒就明确表示要加强和日本的合作和全面结盟，而同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必须牺牲中国。十月十八日，戈林按照希特勒的意见，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然而这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则因为希特勒不想这时候就失去外贸上的来自中国的巨大利益，所以，他一面讨好日本人给予实际的不支持中国的承诺，一面让陶德曼进行旷日持久但是毫无实际影响的所谓的调停活动。在德国内部，戈林的命令让当时的德军领导人布龙堡、牛莱特等人打了折扣，布龙堡是亲中的德军首脑，他通过自己的权力把德国给中国的物质让丹麦和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接手办理，仍旧不耽误送往中国。所以，中国当局接到的关于德国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始终是模糊和不完整的。这也就是蒋百里之所以能够轻信德国的调停之所在。十一月三日，蒋百里会晤布龙堡，其后会见牛莱特，五日南京就接到蒋百里的电报，以为日军会在德国人的干预下停止或者缓解对中国的压力。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来延至国民党执政，在历次抵御外来侵略的问题上，政府当局都不能摆脱一个倚仗洋人等靠要的童养媳基本原理，自己很少主动把握局面，或者寄希望于列强的天良发现，或者寄希望于敌人的内部倾轧，然而，我们自己却是在这样的希望中一次又一次的受尽了侵凌，吃足了苦头。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寄希望于德国，可是，德国人耍了蒋介石；抗战之中，蒋介石再次寄希望于美英，然而，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外蒙、东北乃至香港的利益又在哪里呢？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在战胜之后，战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国土得不到基本的保存，不知道这样的战胜国是否居之泰然？蒋介石一度醉心于开罗会议上的所谓“四巨头”名誉与地位，殊不知，这种空心汤团并不是外国人第一次给他吃的，他也不是第一个吃到这种东西的中国人，比如李鸿章，不就曾经被尊奉为“东方的俾斯麦”吗？然而，俾斯麦怎么回答李二先生的这一头衔呢？他说：“可就是没有人说我是西方的李鸿章。“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兵民是胜利之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或者说少有通过列强的恩赐取得民族真正解放和独立自由的范例，凡事都是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才获得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加认清了抗战的本质和动力。
　　蒋介石出于政治和对友邦人士的幻想的双重心理决定固守南京，唐生智则出于对蒋百里的电报的深信不疑和自己决心重掌部队作秀抗日的决心来申请担任南京守卫的最高长官。这两个人的决策背景如果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待的话，他们的初衷可能是本着抗日的主线发展的。其中尽管有着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有着很卑鄙恨龌龊的一面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蒋介石其人在抗战初期是很有一定决心的，然而作为一个最高当局仅仅有着决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十分到位的军事手段作为辅助，蒋介石所推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和扒河灌敌政策不但没有有力的消灭敌人，反而让我们自己的军民死伤惨重吃足苦头，我们以往习惯用蒋介石以后的倒行逆施来否定他的抗日第一阶段的决心，这是片面的，现在，又有人试图用蒋介石第一阶段抗日的决心来证明蒋介石在抗战正面战场上的策略是完美无缺的，并愚蠢的树其为民族英雄，这也同样是十分可笑而又片面的，不可取的。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误导人民的观点，那就是因为有了南京保卫战才导致日寇的种种暴行，似乎南京的不可固守以及稍后的被屠城的罪状之一就是南京保卫战。
 

事实上，日寇杀戮我抗日军民和有计划的屠杀、灭绝我民族的精神文化是由来已久的。这些才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根源。以往，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侵略者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人民大众，反而激起了他们更为强烈的反抗，鲜血让人民更加觉悟。“这句话从理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屠杀的血腥让很多人重新考虑抵抗的意义。我在翻看军事 科学院编辑整理的中日抗战历史有关资料时发现，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中国沦陷的一些地方，往往一个县城或数个县城只有十几个甚至几个日寇在驻扎，换言之，也就是十几个日军就足以控制十万人以上的范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不愿意相信又不得不面对的残酷事实啊！一位曾经参与日寇受降工作的老同志介绍说：“日本人要是能在一天之内杀光中国人的话，他们早就会那么做了。“大规模的屠杀的背后是种族灭绝的既定方针，而面对大规模的屠杀一方面自然激起了反抗，一方面则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沉默和屈服。
　　日军师法清兵南下的策略，以少数的兵力进攻中国的首都，志在必得，而后在中国的首都开展大范围的屠杀，其目的更是以此来恫吓中国军民，这就是挖心战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清朝的乾隆在回沈阳祭祖的时候，对两位祖先有过十分高的评价，一位是皇太极，乾隆说他是“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业实肇乎此。“另一位则是多铎，乾隆共有说他是清初军功诸王中的佼佼者，其武功自开国以来无出其右。而多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发动者、指挥者，也正是扬州十日、无锡惨烈的八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彻底击垮了南明的脊梁，扬州十日、无锡坚守八十日城破之后，来自明朝自己有生力量的抵抗已经日渐衰微，其后，南明政权不得不借重海上军阀或者农民军旧部，明末士大夫和官员的最后一点抵抗意识都在一次次大屠杀中泯灭了。
　　
　　
 

国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日军12月13日入城，蒋12月16日才如花旦般登场作秀！)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觏。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钜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十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在，唯有捐糜顶踵，以期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持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侵蚀以亡我于不知不觉之间，则难保不存因循苟且之心，懈其敌忾同仇之义，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利，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澈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兹为我同胞约举其要义如下：
　　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故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趣。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终不当以此为之屈挠。稽之各国史例，凡革命建国之大业，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经之险阻愈多，则所获之胜利亦愈大；惟赖我革命精神无所挠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则障碍摧毁之日，即最后胜利之时。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危之极度，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钜，无可避，亦无可辞，所谓当澈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者此也
　　二、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到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战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国家独立之人格一隳，敌人宰割之方法愈酷，万劫不复，即永陷于沉沦。况战争成败之关键，常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橥二义，为民族生存与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于天下。吾人对于此种伟大使命，既已毅然承当，则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但使世界正义不终梏亡，则吾人目的必有达到之一日。任重道远，不容少懈，此尤全国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
 

12月12日下午城防司令部即已人去楼空，13日日军就已入城。蒋中正却在16日即日军早已开始疯狂大屠杀后才像京剧花旦扭捏出场。这时肉头们再慷慨激昂又有个屁用！不从战略方向的严重失误和战役指挥上的低劣无能检讨，中国百姓和国军官兵们仍将付出惨绝人寰的代价。仗打败了要撤退，悲壮简洁地告知同胞也无不可，但要及时而不能等日军早已开始屠城了再来做戏。偏偏中国文化发达，明明被人打的丢盔卸甲惨败狼狈不堪，却还要长篇大论喋喋不休，找出几条精神胜利法来表明自己是怎样一条好汉。与宋高宗和讴歌宋朝的Q们有的一比。
　　
　　 某网友看不下去诙谐地讥讽道：哈哈,跟汪精卫的艳电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投降书写的官冕堂皇，理直气壮；一个逃跑书也写的官冕堂皇，理直气壮。噢，不应该叫逃跑书，应该叫战略转移，或者战略大撤退。好在中国的地盘大，东部没了，可以往西部跑，大陆没了，还有个海岛可以跑。
　　
　　 刀客曰：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有两汤一唐。即：1933年葬送热河的肉头汤玉麟。 1937年自告奋勇，作秀演戏，葬送了三十万军民和无数军械物资的唐生殖。 1944年被日军追着放羊，其警卫旅被河南民众缴了械，自己化装成伙夫才逃走的汤恩伯上将。
　　
　　前一个汤是大烟鬼的宝贝叔叔，不能动他结果葬了少帅前程；后一个汤，是蒋黄埔系浙江小老乡，也可以说是委员长的嫡系至亲，与胡宗南一起被钦定核心将军。1954年死在日本东京，鬼子对其礼遇恩隆，以报其在华作战期间的手下留情。其中多少日蒋勾结事，皆付笑谈中。而唐生殖这个肉头纯粹就是为了作秀才酿成那么大的灾祸。两汤一唐祸害民国不浅。
　　
 

都是个男人、军人、将领差别却是天壤之际，张学良与傅作义、张自忠、王秉璋、李宗仁、阎锡山、薛岳等人相比实在是让人无语。东北军更是一群与桂军、滇军、晋绥军、川军等地方军队毫无可比性的酒囊饭袋。有那么好的军火工业，有诺大的地盘，有那么好的历史机遇，却在花花公子的带领下做了一群史无前例的大肉头。
　　
 

徐州会战补充（1938.1-1938.5）
　　
　　 由于国民政府战略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桂系将领国家之幸，德邻完美诠释持久消耗战略
　　
　　 徐州会战之前，国军所取都是单纯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挨打之地位，加之武器装备、士气、民族觉悟等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惨烈的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撅着屁股挨打的阵地战之守势与相机而动主动在我的运动战的攻势及专打敌人后勤补给和要害枢纽的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字德邻}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诠释。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５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说到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就不能不说说桂系。
　　
　　 在地方军阀中桂系是一个很独特的范例，治理地方和训练军队比阎老西做得好；论战略谋划，战役指挥，战术协调，战役打的漂亮惟有傅作义堪比伯仲。傅作义有绥远抗战独撑危局的骄人战绩，李宗仁则开创了日军成军以来首次大型战役失败的辉煌先河。不仅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军人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也极大鼓舞了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信心。
　　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是全国地方军队中唯一戴钢盔的部队。桂军精神饱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出手不俗。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桂系军歌（抗战前后，广西军队一流）
　　抗战前的桂系军歌
　　左右左,左右左
　　各路弟兄来入伙
　　穿黄皮背响火
　　草鞋皮鞋都认可
　　左右左,左右左
　　肯玩命就发财多
　　分赏银 你和我
　　吃完米粉有火锅
　　左右左,左右左
　　我们桂军票子多
　　有肉吃 有酒喝
　　哈卵才不唱军歌
　　左右左 ，左右左
　　one more two more左右左
　　哈哈哈哈嚯嚯嚯（重复）
　　抗日时期的军歌
　　广西军军歌
　　谁能捍卫我国家，
　　惟我广西国军。
　　谁能复兴我民族？
　　惟我广西国军。
　　我们有强壮的身体，
　　我们有热烈的肝胆，
　　我们要保护民众四万万，
　　我们要巩固国防守边关。
　　我们不会咬文嚼字，
　　我们只会流血流汗。
　　我们不会哀求讨好，
　　我们只会苦干硬干。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
　　苦干硬干才是好汉。
　　快奋起，
　　同志们莫长吁短叹，
　　救亡救乱，
　　任重如山。
　　快努力，
　　同志们莫偷闲苟安，
　　强国强种，
　　惟我广西国军！
　　
　　
 

王家典论述抗战战略的得失
　　
　　 国民政府统帅部在野战战略上却错误地采取了阵地战的方针，使其军力部署不能很好地发挥消耗敌人、保存自己的效能。蒋介石在８月１１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他的阵地战方针，在南口战役中经过实战证明是失败的。他在８月８日致汤恩伯的指令中说：“前电言注重据地，惟据点不可单独孤立，必须有大小据地相连，形成如俗语所谓梅花阵者。以一个中间主据点，与其附近四周之子据点，构筑交通壕，彼此联系；但其彼此间距离之大小，应随当地地形与敌军重炸弹、炮弹效能之长径而定其长度。……即使为其深入，则我各据点之守兵，得以四面包围齐射捕捉之，使其不能退出为主旨也。”蒋介石的计划由于战场广大，日军就以一部绕过南口侧翼，进攻居庸关、怀来，另一部由沽源南下攻延庆、怀来，形成了对南口中国守军夹击的态势。蒋不得不在８月１０日下令汤部：“南口至青龙桥、八达岭一段之铁路涵洞与山洞，须再经数度尽量之大爆破”，以阻止日军绕过南口背后运动。
　　 毛主席当时就批评过这一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毛主席还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总是坚持阵地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以致正确的战略部署却不能充分发挥其战略效能。
　　
 

蒋肉头丧尽天良的花园口决堤{1938年6月}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由于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和日军在徐州决战。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
　　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近15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玩着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将军心腹嫡系黄杰又逃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５０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本来是中国军队围歼日军的战略态势，现在已倒了过来。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 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东北军将领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另一支日军16师团3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郑州进犯，这时突然陷入了黄水的包围之中。但日军已是久战之师，对不太深的洪水还是应付得了的。在淹死了七个人扔了些重装备后，仅仅迟滞了攻击的时间，最终黄河水也没有能抵挡的住日军前进的铁蹄。武汉最终还是被日军顺利占领。只是苦了豫皖苏三省交界的老百姓。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却为蒋家王朝的覆灭埋下了惊天的伏笔。
　　
　　 蒋介石集团难道真不明白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笔帐后来中原人民用500万辆独轮小推车帮蒋家王朝算清楚了———美国的机械化装备在淮海战场败给了小独轮车推出来的人民雄狮。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事实上来讲，扒黄河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个是并不无关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来讲，坚持长期抗战，这是根本。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虽没有淹死几个日本鬼子却有近90万人葬身洪流，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可蒋秃子用的这算哪门子战法？在人类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例来吗？？？！！！是不是这近90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日后的淮海战场上黄泛区的人民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90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肉头政权扒黄河以抗战资料
　　
　　世界比较公认的资料一般认为如下：
　　
　　资料一：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编印《黄泛区善后建设会议纪录》中说，河南泛区内人口因各种原因死亡已四十三万余人，逃亡者九十余万人，前后土地被淹者九百余万亩，已涸出者四百八十余万亩。
　　
　　资料二：国民党行政院对黄泛区害的不完全统计，据称:
　　
　　“甲、按淹没耕地面积来说，
　　
　　河南淹耕地450553公顷，占原耕地32%，其中扶沟占原耕地95%为最惨。
　　安微淹耕地284598公顷，占原耕地22%。
　　江苏淹耕地109108公顷，占原耕地14%，
　　总共淹耕地844259公顷，占原耕地24%，
　　
　　乙、按人口逃亡来说，
　　
　　河南逃离人数1172639，占原人口17.3%，死亡人数435589，占原人口4.8%。
　　安徽逃离人数2536315，占原人口28%；死亡人数407514，占原人口4.5%。
　　江苏逃离人数202400，占原人口5.6%；死亡人口160200，占原人口4.5%。
　　总共逃离人数3911354，占原人口20. 3% 死亡人数1003，303，占原人口4.7%。
　　丙、按动产与不动产损失来说，以战前法币折合人民币计，
　　河南损失19328.5亿元，占原财产22%。
　　安徽损失25265.8亿元，占原财产23%。
　　江苏损失3210.3亿元，占原财产5.3%。
　　总共损失47806.7亿元，占原财产18. 4%。
　　丁、按农业减收来说，河南省22452.7亿,安徽18104. 6亿元，江苏6916.7亿元，总共47474亿元.
　　至于土壤变异，水利破坏等项损失，以资料缺乏，未能统计。
　　以上各项仅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即达95280.8亿元，其损失之惨重至足惊人。
　　根据这些资料判断，黄泛区淹死和之后死于黄泛区饥荒的一共大约九十多万人，受灾面积二万平方公里左右，受灾人口约一千六百多万人。
 

孙文,国民党(革命党),蒋介石的帐一定要进行历史的清算!
 

肉头们御敌无术，害民却是人类史上的翘翘者。那位还能找出第二例如此卑劣的国家领导人来？先不说烧长沙和虐杀四百八十多万抗日壮丁。
 

武汉会战补充
　　
　　武汉会战是我国抗日战争中规模空前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役我军先后投入一百二十余个师，一百万以上兵力，日军也陆续投入十二个师团以上，近四十万之众，双方在豫、皖、鄂、赣四省广大区域激烈鏖战达四个半月之久。其间日军伤亡达二十万人，占其参加此次作战的总兵力的一半，我军伤亡则倍之，由此亦可见战争的剧烈程度。尽管日军最终占领了武汉，但并未达到其速战速决，以夺取武汉来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的。相反，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且消耗过大，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积极袭扰敌人，使日军一时无力再对我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点评
　　 蔡伟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对日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方式都是依托坚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于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支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工事，然而淞沪和南京会战，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行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一些历经战火的中国军人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示，在武汉背水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水，“一旦环形防线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布山脉和大笔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 这一作战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此时的蒋介石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战略。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将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作战模式，则武汉“仅一片焦土而已……”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巨大牺牲和胜利终于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话说川军出川抗战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何应钦《八年抗日之经过》记载：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1/5强。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但该师官兵英勇鏖战，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10月15日，20军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台儿庄战役中，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李宗仁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而负担的国家财政总支出也达30%以上。
　　
　　
 

川军不仅在抗战中牺牲巨大惨烈，在共和国立国之战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更是牺牲烈士最多的省份。川军子弟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效命疆场，踊跃杀敌，出现许多功勋级的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黄家富等等英烈铸成我志愿军炜烈军魂。
 

抗战中的地方杂牌部队只要有正确的战略战役指挥，都发挥出了凛凛大汉之军魂，不仅晋绥军有独撑绥远的保卫战，桂军淞沪血战，就是一向不被重视的滇军——国军之六十军在台儿庄大战中受命阻击日军，也是血海搏杀打得日寇在阵地前尸横遍野，六十军遂一战成名。
　　国军的长处不在攻坚而在防守，加上基层官兵大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洗礼，国军实战经验远远在日军之上。可惜国军战略高层被一些庸才把持，中高级军官不把基层官兵当人看，在战役战斗中不能充分发挥国军的长处。再说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之五十军加入解放军战斗序列。不久即在共和国立国之战中树立耀眼功勋。
　　
　　　1950年10月25日，第50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休整、集结和粮弹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 。1951年3月15日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的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第50军从朝鲜撤军回国。第50军在入朝作战的期间 ，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鲍清芳，国际主义战士、二级模范王永维等功臣、模范1.4万人，有1个团、6个连、11个班、7个组获荣誉称号，有7000余人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
　　
 

广州失陷（1938.10）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点评：此战，日军实现了切断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以及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对中国来说，则不仅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线，而且影响了全国战局。
　　抗战档案确凿记载细菌战日寇给中国民众打毒针
　　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抗战史料，总数在2万卷、册以上。信息时报报道，这批史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华南抗战时期历史的真实记录，其中，一些资料还记载了日寇强迫中国民众打毒针的罪恶行为。
　　日军占领广东后，为炫耀军威，还编写了一些图册，收录其进占广东过程中拍摄的照片，如馆藏《南支派遣军》就收录了日军进攻广东的照片及地图300多张，其中有日军空中轰炸及烧杀抢掠的残暴行径。由东江纵队一战士捐献的《日本侵华历史照片集》，共有首次公开的照片原件240余张，为日本人拍摄，配有日文说明，反映了日本海陆空三军自北至南攻占包括广东等中国各地区的经过情形，集中反映了日本的军事侵略罪行，十分珍贵。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曾进行惨绝人寰的毒气战、细菌战，本次公开的档案资料中有确凿记载。如广东省政府的档案中有1938年12月28日王家滑战役中，日军施放毒气的调查表，详录了日军施放毒气时间、地点、施放方法、毒气种类、施放面积及中方伤亡人数等。
　　馆藏档案中还保存有两份有关日军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材料。其一是1939年5月20日广东省政府的训令中提到：“近由东京运沪大批菌苗，指定福民医院组织细菌培养装置工场，共分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之五种，制成如雪茄烟式之蓝黄两色玻璃管，已分送华中、华南各前方，令于放弃阵地时，投置于河、井及民房中，并令大批分发各特署机关，派遣汉奸散布各游击区内”。其二是1940年6月5日《抗战旬刊》报道：“市桥日寇借名防疫，强迫我各地赶市同胞打针……连日惨死已达四人。谣传此类毒针有断种的、有癫痫的，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不一而足。” 在目前史籍较少有关记载的情况下，这两份材料无疑具有珍贵的价值。
　　
　　
 

日军进攻阶段点评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蒋肉头指挥的所谓战役被全世界军校作为了反面教材。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
　　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
　　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
　　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
　　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万吨，
　　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
　　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
　　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
　　关东军11个师团。
　　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
　　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总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
　　
　　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1941这4年，日本相当庆幸能碰到这么一群肉头呱唧的党政军战略高层指挥的军队，这么不经打？世界战史专家们说“这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赶羊和赶鸭子！”这还是汤恩伯的配备了德械美械装备的老蒋的嫡系军！
　　
 

汪精卫叛国“艳电”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７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声明，已改变１月１６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 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南京汪伪政府成立
　　
　　汪精卫公开叛国，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伪内蒙自治政府一道，成为日本的爪牙。1940年3月30日， 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伪中央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的建筑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支离破碎，故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入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这天清晨，礼堂挤得满满的，没有热烈高兴的气氛，全场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开始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
　　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可今天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他讲话的大意为： （1）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 （2）历史上决元百年不和之战(3)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都没有，日本也并没有象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是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汪政府的成立颇为凄凉。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一百多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正副长官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同日，汪伪国民政府发布《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境内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各项政务，并监督所属各省市政府，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还规定在防共、治安、开发资源、调节经济、对外贸易等方面均“得为便宜之处置”，“为维护华北治安得设置绥靖军并指挥之”。
　　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还都宣言》称：“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两端，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均与临时政府素所揭橥并无二致，旨趣即属相同，统一可期奠定，故3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之际，即行宣言解消。”[15]华北政务委员会同时发表《成立布告》称：“前临时政府所办事项，本会当继承，暂维现状”。
　　
 

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和汉奸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一百六十万之多。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的伪军的主要头目有：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伪“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伪满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江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伪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华南方面：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作者：秦汉军团　回复日期：2007-4-30　20:14:51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见李达著《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祥云与当地妇女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新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满兴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汉奸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方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他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由此，敌人“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活动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寇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风山，此计未成，敌人再选了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识破。敌人又收买了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风山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在给甄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巧的是，这时来了客人，甄只顾与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长春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战士中毒。甄风山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低头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见王晓华张庆军编著《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老蒋的抗日是随着时局的发展而由消极到积极的。东北，未放一枪；华北，竞相溃逃；江淮，老蒋这才拼了老命，傻子也看得出来，这是动了老蒋的心肝了，这才有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会战”。公道点讲，长江流域的一系列会战对日本的“速亡支那”战略是起到了阻遏作用的，滇缅抗战也是可圈可点，这些不应该抹杀。
　　
　　说起来国军失地，大致分为四种，白送的，如东北。装装样子拱手的，如华北。有效抗击浴血奋战而不敌的，如太原忻口、徐州、武汉。消极抵抗一团糟的，如河南、湖南等老蒋的军队对抗战态度也不一样。有节省子弹的东北军（不让放），有坚决反战的韩复榘（不想放）。有动了老窝才打枪的（晋军），有什么时候打枪什么时候装死的中央军（得听委员长的），有想打枪而不知道到哪去打的（川军、滇军）。还有干脆跑到对方那里去打枪的（伪军），还有放了枪蒋总裁又喜有忧的（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八路军、新四军，把我党部队列入“老蒋的部队”完全是响应蒋公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方针）。试想，这样一个各怀心事的军队怎么能打得赢实力高于我们的小日本？
　　
　　历史不可以假设，今天我也假设一把，如果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战争会是这样的打法吗？你能想象中共不放一枪一弹扔掉东北吗？会出现汤玉麟、韩复榘、安庆保卫战那种比飞机跑得还快的溃逃吗？会出现成建制的超过百万的伪军吗?
　　
　　
蒋介石在1942—1943年期间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经过统计，除伪满洲国军外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200万人。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军部队。
　　
　　抗战时期国民党肉头高级将领投敌统计
　　
　　
　　时间 　 姓名 　投敌前之军职 　　　 投敌情况
　　
　　1939年 何行健 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 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1939年 蔡雄飞 　　　晋绥军副师长 　　　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2月 李长江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 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1941年2月 丁丛堂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顾秀五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陈才初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秦庆霖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范杰 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杨仲华 国民党新编第5军副军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5月 公秉藩 国民党第30师师长 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共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 　毕泽宇 　国民党第69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1942年2月 　赵瑞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 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2月 　杨诚　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 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孙良诚 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942年4月 　王清浣 　　新编第6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赵云祥　　　 新编第30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陈光然　　　 新编第181师师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黄贞泰 　　　新编第13旅旅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郭俊峰 　　　特务旅旅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丁树本 　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夏维礼 　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孙玉田　　　 警备处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 　徐继泰 　　　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 　率所部投敌
　　
　　1942年6月 　景顺阳 　　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1月　 吴化文 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 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1943年1月 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 　宁春林 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 吕其赓 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2月 　厉文礼 　　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 本人被俘投敌
　　
　　1943年2月 　王劲哉　　国民党第128师师长 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1943年2月 　赵天时 　　　国民党第38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任兰圃　　　 国民党第38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薛豪平 　　　国民党第38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潘胜富 　　　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苏景华 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张海平 　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苏振东 　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李德兴 　　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 　吴漱泉 　　　国民党第351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2月 　韩子乾 　　　国民党第113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3月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 　孙殿英 　　　新编第5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 　张良才 　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5月 　庞炳勋 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
　　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1943年5月 　赵星彩 　　　第24集团军参谋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李震汾 　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侯如墉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于光辉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杨志稀 　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杨汝贤（杨明清）　新编第5军副军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冯养田 　　　新编第5军参谋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杨克友 　　　暂编第3师师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王瑞庆 　　　暂编第3师副师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王廷英 　　　暂编第4师师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王瑞亭 　　　暂编第4师副师长　　　　随庞投敌
　　
　　1943年5月 　齐子修　　　 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5月 　邱吉胜 　　　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6月 荣子恒 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6月 　刘景良 　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7月 　陈孝强 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4年9月 　贺凯宪 渝方陈又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 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还有一点GMD是从来不提的！百多万国军投降成了伪军！50多位中央委员随汪精卫投降日本！
　　
　　
再来看看肉头阵营中投向汪派体系的党国要员：
　　
　　姓名　　　投敌前主要职务　　　　所属派系　　所任主要伪职
　　
　　汪精卫　　国民党副总裁（中央委员）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主席
　　陈公博　　实业部长（中央委员）　改组派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长
　　周佛海　　宣传部长（中央委员）　CC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褚民谊　行政院秘书（中央监察改组派汪伪国民政府外交委员）部长
　　陈群　内政部次长（候补中央　　 汪伪国民政府内政委员）部长
　　陈璧君　 中央监察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缪斌江苏省民政厅长（候补 CC汪伪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央委员） 委员
　　何世桢安徽省民政厅长（候补西山会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中央委员）议派 委员
　　徐苏中　 粤汉铁路局长　西山会　汪伪国民政府文官长议派
　　曾醒　　 中央党部妇女部部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曾仲鸣　 铁道部次长（候补中　改组派　河内被刺中央委员）
　　吴开先　 中央委员　　　　　　 CC　　　逮捕后释放回重庆
　　陈中孚　 青岛市长（候补中央　　　　　
　　陈铭枢　汪伪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派 监察委员
　　恩克巴　中央监察委员　　　　不详　　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陈孚木交通部政务次长（候补改组派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顾忠琛　中央监察委员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溥侗　　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委员[
　　罗君强　侍从室秘书　　　　　CC　　　汪伪国民政府安徽省省长
　　陶希圣　国民参政会改组派　曾在汪指定的“最高委员会”负责宣传
　　梅思平　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　　CC汪伪国民政府实业委员　部长
　　董道宁　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 　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主席
　　汤良礼　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
　　朱履ｈé＠①　立法院立法　　　 汪伪国民政府司法院委员 副院长
　　李圣五　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陈君慧　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建设部长
　　林柏生　立法院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
　　周学昌　陕西省教育厅长　　　CC　　　汪伪国民政府南京市长
　　陈耀祖　铁道部财务司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广东省长
　　赵尊岳　铁道部参事　　　　青年党　汪伪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
　　赵毓松　川康甘青设计委员会委员青年党　汪伪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
　　焦莹　铁道部官员（朱霁青）改组派汪伪国民政府考试委员会委员长
　　苏体仁　绥远财政厅长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山西省长
　　陈春圃　侨务委员会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
　　蔡培　　交通部航政司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驻日大使
　　蔡洪田　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　　　CC 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刘云　　苏州反省院院长　　　　　CC 汪伪国民党监察委员
 

陈＠③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副委员长　　　汪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锡康　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　　　汪伪开封绥靖委员会机要组长
　　潘毓桂行政院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汪伪国民政府天津特别市长
　　周龙光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不详　 汪伪中日经济协议会秘书长
　　陈锦涛　财政部币制委员会主席不详汪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长
　　何炳贤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长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陆军经理总监
　　余晋和　厦门市长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北平特别市长
　　朱朴　实业部农村财政整理委员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副部长
　　周迪平　津浦铁路局局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天津市长
　　许修直　内政部次长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北平市长
　　张一鹏　江西财政厅长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
　　林康侯　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不详　　汪伪中日贸易协会理事
　　戈定远　行政院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改组派　汪伪国民政府淮海省秘书长
　　李芳　　外交部视察专员　　　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员
　　吴颂皋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　　　　 CC　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汪曼云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　 CC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清乡事务局长章正范　国民党宣传部驻沪特派员　　　 CC　　　不详
　　黄香谷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主任 CC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刘坦公　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　　　 CC　　　不详
 

汉奸孙良诚资料
　　
　　孙良诚，字良臣，天津静海人，少投军伍，入冯玉祥军幕，历直奉，国奉，北伐多役。为冯军“十三太保”，又号“五虎将”之一。及冯败，投南京，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抗战军兴，时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所部万余，投汪府。授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移驻扬州。倭乱平，归正，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零七军军长。
　　
　　孙良诚投诚后主动提出要去蚌埠争取刘峙，并要我军派一个负责干部和几个随员一同前往，做刘峙的工作。当时，正好有我打入国民党保密局（军统）的周镐同志，因敌人有所察觉，而撤回解放区。领导就派周镐带随员数人，跟孙良诚去蚌埠见刘峙。实际上是孙良诚勾结刘峙搞的骗局。他们一到蚌埠，周镐等人就被刘峙关押，成为阶下囚，孙良诚则成为座上客。不久，周镐被押解到南京，关在保密局看守所，地址就是周镐原住的南京宁海路保密局机关附近。后来周镐被杀害在雨花台。雨花台烈士陈列馆悬挂过周镐烈士的照片。有篇<从保密将军到革命烈士》 文章，就讲的这件事。孙良诚及其所部，设骗局杀害革命干部远非这一次。1945 年春，驻上冈的孙部四十师，派出一个人找到建阳县县政府，声称有个营准备起义，投奔新四军，营长派他来先行联络，并出示营长的印章为证，要求我军派一名干部，随他到上冈和营长面议，起义时派部队在据点外接应。我们派到上冈西郊去接应的武工队，无功而返。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后，盐阜区大股伪军工作委员会，派徐渠同志给孙部第四军送劝降书，经上冈即被四十师扣留，押送盐城，为伪第四军杀害。盐城解放前夕，被捕的申德辉等12 人统统被杀害。孙良诚及其所部，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孙良诚是个名副其实的战犯。
　　
　　孙良诚最终下场如何呢？据了解，他由蚌埠来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请功，结果被投入监狱。他确在南京被关押过，以后又被保释了。1949 年初，从无锡来到上海，住到小老婆处。宁、沪解放后，周镐烈士的遗孀一直追寻孙良诚的下落。苍天不负有心人，她到底找到了孙良诚，并向军管会告发，孙良诚被捕入狱。以后孙良诚被押送到山东战犯管理所，1952 年3 月病死，这就是战犯孙良诚的最后结局。
　　
　　
这些个大大小小的肉头汉奸吃软饭的家伙们，不知他们面对孤苦坚持，抵御外侮的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赵尚志该有何感慨？蒋肉头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败类、自己的得意门生，麾下战将又该作何感慨？ 纵观肉头麾下，降将多，战将少。庸才多，干才极少。
　　
 

随枣会战（1939年5月初-1939年5月下旬）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余天的随枣会战。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因为第２１集团军、右翼军与江防军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枣宜会战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为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是重镇枣阳。1939年底，中国军队主动发动广泛作战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遂决定实施报复作战，于4月中旬调集重兵，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会战前后分为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和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两个阶段，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日军遭受沉重打击，战役几起几落。
　　第一阶段，从5月1日至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中国军队激烈作战，甚至达成了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为了阻敌逃窜完成围歼日军队任务，中国第33集团军总司令亲率一部深赴敌后，误入日军包围，日军对张部展开疯狂的攻击，企图打开缺口，张自忠将军率部血战到底，不幸牺牲。张自忠将军屡立战功，一心抗战，为抗日战争中集团军总司令牺牲者之第一人，他的牺牲，是中国抗战的重大损失。日军随后展开反扑，再陷枣阳及其以北一带。中国军队退守。 　　
　　第二阶段，从5月下旬至6月24日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占领枣阳后，损失惨重，已无意再战，但担心完不成既定作战计划会失去“皇军的面子”，决心继续实施第二阶段宜昌作战。经反复争夺，在再次付出惨重代价后，日军才于6月12日攻占宜昌，但中国军队收复了中间地带，使日军成为孤军深入的状态。日军认为已经保全了“面子”，决定撤退，16日，日军将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一空后撤退，中国军队随之跟进宜昌。不料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命令日军据守宜昌，业已退却的日军突然回兵，于24日再陷宜昌。此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
　　
　　
 

 
　　豫南鄂北会战中随枣战役追忆
　　黄埔高教班 彭惠中 撰稿
　　1940年5月初，侵华日军集中十余万兵力，分三路向我第五战区进犯。北路由明港、信阳直趋桐柏、唐河；南路由京山、钟祥指向宜城；中路由随县扑向枣阳、襄樊。此战役历时约50天，我方失守宜昌。
　　此次战役被称为豫南鄂北会战。据笔者回忆，当时阻击由随县进犯枣阳、襄樊一线敌军的部队有：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所属的84军(辖173、174、1893个师)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所属的4l军(辖122、123、124三个师)和45军(辖125、127两个师)。在会战中都在随县以西的枣阳、襄、樊地区作战，故也可简称为随枣战役。笔者当时任123师参谋主任，参加了这次战役，战役结束后，即调任战区步炮协同训练班上校战术教官。由于时隔已久，叙述起来困难不小，片断史实仅供参考。
　　会战开始前夕，我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作战计划是：以22集团军配置于随枣路上的厉山以南均川、溃、潭、柳林间地区。第41军的123师在左(122、124师在襄樊地区整训，战役开始后即担任守备襄樊的任务)。45军在右。后山以北至高城一线则由第11集团军担任防御，左与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部紧密联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部配置襄河东岸之长寿店、张家集等地区，阻击由京山、钟祥进犯之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部控制大洪山地区。第3l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控制豫南叶县东南地区，均为战区的机动兵团。
　　5月1日开始，敌机不断在我方上空侦察。3日，随县敌人外围各据点，如擂鼓墩、独崇山等地之敌不断向我第一线阵地炮击。4日拂晓，敌步兵在飞机炮兵掩护下向我防御阵地进攻，我123师及45军官兵与敌激战数日，虽予敌以重创，但我阵地工事却大部被毁。6日上午，敌突破我厉山、均川阵地，继续西犯，敌机对我在转移中的军民狂轰滥炸，造成不小的损失。我45军正由茅茨畈向资山转移，担任侧击厉山西进之敌。我33集团军正在长寿店、流水沟与北犯之敌激战。我第11集团军在高城、天河口地区阻击西进之敌，我123师一面阻滞敌人前进，一面向西转移，靠拢本军主力，守卫襄、樊。6日，123师到达枣阳南面的兴隆集，得知由流水沟分兵北上之敌正向双沟前进，沿随枣路西进之敌已侵占枣阳县城。7日下午，我123师撤至枣阳、双沟间的七房岗。此时，我122师担任襄阳南关以下至欧家庙小河一段的防御任务，并支援33集团军作战。我124师担任襄樊守备任务，该师与敌激战后亦转移到七房岗与123师会合，副军长兼123师师长曾宪栋与124师师长曾更元商定：根据“旋磨打圈”与敌周旋到底的方针，不再打双沟之敌，决定北撤。8日转移到七房岗以北之老街，收容整顿部队。东(枣阳)西(双沟)两面之敌利用其炮兵优势，向我实行火力追击。我两师于黄昏后徒涉唐白河，经苍苔镇于9日到达新野，并决定到邓县集中部队，再向上级请示尔后之行动。行军中在新野西面的桑庄，曾遇到敌骑兵的袭击，于10日到达邓县，同日到达的还有84军的189师。此时得知，5月6日桐柏方面之敌向84军左翼之173师猛攻，该师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逐次向西转移，与该军主力失去联络，8日退到湖阳镇继续抗击敌人，9日弹尽援绝，该师师长钟毅将军壮烈牺牲，11日123师接到军部命令，仍回到樊城东面沿唐白河部署防御阵地。这时各路敌军正向唐白河东举会师，我战区长官部决定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包围，命令孙连仲、汤恩伯两集团军由北向南，王缵绪、张自忠两集团军由西向东实行反攻。孙、汤两部11日重创敌人收复了桐柏、明港。13日我33集团军与北上敌之主力展开血战，总司令张自忠由宜城过襄河亲赴前线指挥，将敌截成两段，敌人急调援军从南北两面夹击我军，激战至16日，张总司令英勇牺牲于南瓜店战场。同日，随枣线上一度收复了枣阳。
　　
5月19日，襄河东岸之敌集中炮火向我欧家庙上下游河防部队122、124师沿岸阵地猛烈炮击，并施放烟幕和催泪瓦斯，掩护其强渡西岸，直扑襄阳。我河防守军分别向南漳及其以北之石门、泥咀、茨河转移。我123师在樊城东北唐白河的防御阵地形成孤立据点，师奉命撒至樊城西面之竹筱铺，以阻止敌人从襄(阳)花(园)公路西窜。敌人占领襄阳之后分兵向南漳进犯，我124师在南漳县城歼灭了敌之一部。
　　6月1日我国空军18架轰炸机空袭襄阳敌军，城内外均被轰炸，敌人遇此意外打击乱作一团。2日，敌隔河炮击樊城，烧毁了河街。3日，我22集团军及第ll集团军克复襄阳，敌人向荆门南窜，我123师奉命追击敌人到宜城，再东渡襄河威胁由汉(口)宜(昌)公路西进之敌。7日敌陷荆门，战役重点已转到当阳、宜昌，6月中旬宜昌失守。历时月余的这次会战暂时结束，敌我又转为对峙状态。
　　
　　
 

鄂北肃穆,襄河哭泣, 张自忠将军殉国
　　1940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张自忠将军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张自忠率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张自忠面对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毫不畏缩，多次指挥部队向日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5月16日下午2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并留下遗言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激战中，张自忠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将其运往重庆。灵柩运到重庆时，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题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南昌会战补充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由于蒋介石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武汉会战后，中国在长江南北分别以第9、第5战区重兵形成包围武汉态势。南昌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既掩护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还有飞机场，中国飞机经常前往轰炸日军长江中的军舰。为此，日军积极准备进攻南昌。
　　1939年2月时，中国已判断出日本对南昌的进攻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次指令第9战区向日军另一线南浔方向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但是该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3月17日到27日，中国守军10内便丢失了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既因为日本占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因为中方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此后，日军向西追击，于4月2日陷重镇高安。中国军队退守。此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停止追击，并从南昌地区撤走部分兵力，战场相对稳定下来。
　　
　　然而日军新胜之余，没有料到中国正在紧张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战区协力展开春季攻势（也称4月攻势）。4月21日，反攻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主力向南昌发动奇袭，一时打乱了敌军阵脚，连克南昌外围阵地。25、26日相继推进到南昌城下。然而由于另一路中国军队未能完成切断日军增援的任务，日军海军陆战队赶赴支援。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将近一周的激烈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蒋介石限期必须攻下南昌。为此，2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二轮猛烈的攻势，进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时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进行攻坚战，在敌之坚守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为此，5月9日，下令停止进攻。而日军也未能进一步反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体现了抗日的高昂意志。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名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9-1939.10）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国军在会战中采用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
　　最为可笑的是肉头们机械呆板地秉承焦土抗战的圣旨，日军尚在百公里之遥即奉蒋介石之命放火烧毁了长沙古城。没烧死一个日本鬼子，却烧死烧伤十几万长沙市民！事后蒋介石严密封锁消息，以烧伤民众七八百人唐塞过去。这种畏敌如虎的恐惧心理像瘟疫般早已渗入蒋军骨髓！ 民国时期的大大小小的肉头们如：张学良{葬送东北热河华北，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数十万亿资财资敌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极品大肉头大汉奸}、唐玉麟{葬送热河的二等肉头}、宋哲元{葬送平津的二等肉头、无能统帅}、蒋介石{终其一生都在肉头漩涡里盼望洋人能给他多多地戴绿帽子的极品肉头总裁}、陈诚{将日寇兵锋引向淞沪南京地区的肉头高参}、唐生殖{阳萎的做秀冠军，葬送南京三十五万军民和数百亿军用物资的品牌肉头}、胡宗南{抗战期间没向日寇打过一枪，没杀死过一个日寇，却在南京保卫战的长江北岸杀死数万退却军民的肉头刽子手}、汤恩伯{每次战役都要坐视杂牌部队被消灭殆尽，才懒洋洋迈着方步上台、被河南人民颂为四害之一，最后投靠日寇送葬的肉头将领}。
　　
 

国军名将王耀武在长沙大火的劫后余生中说：“长沙大火是一场浩劫，一夜之间几乎全城人民的房屋财产统统化为灰烬，并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此事引起的震动极大，各界纷纷要求调查事件原因。但是，后来调查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我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场不幸的灾变竟不是出自敌人的破坏，而是我们自己人造成的。原来，自武汉陷落后，最高统帅部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要攻取长沙或南昌(以后敌人确向南昌进攻)，乃指示湖南地方军政当局，长沙万一不能守时，即实行焦土抗战，将全城焚毁，免资敌用。但是，受命执行这项任务的保安团士兵因缺乏训练，事前准备不周，听到敌人迫近长沙的谣传后，不待发出警报即在全城放火，以致酿成惨祸。事后，蒋介石先生亲到长沙视察，下令枪毙了在此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并指示采取措施安置灾民，局势才渐渐安定下来。”
　　
蒋政权为了实施“焦土抗战”，会战前在长沙城内遍布了几十个用汽油桶和大量炸药包军火混合而成的矩阵，准备等日军进城后让长沙变成 一片火海。这个火烧日军的主意是不错的，可你首先是分析清楚长沙到底守的守不住？即使守不住也要把老百姓和军政后勤机关转移了日军进来后再放火啊，要把庞大的战略物资转移后再放火也不迟吧？战争的目的要消灭的是敌人而非自己，最起码的执行枪击放火的必须是最后撤退的部队吧？怎么能随便什么人来执行呢？张治中安排的这些放火的人由于对日军的极端恐惧对守卫长沙根本就没有信心。在草木皆兵中慌里慌张中开枪点燃了那几十个汽油桶和炸药组成的庞大矩阵，将十数万伤兵居民葬身火海。由于长沙已经是武汉失守后，华南最大的军事重镇，战略物资囤积基地，所以，军火装备的损失也很巨大，在数亿元之巨。
　　最沉重的打击还是在人心方面。在扒黄河用黄水拒敌失败后，火烧长沙对军心民心的打击尤为沉重，老百姓、以及蒋军官兵对政府的失望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这个战之不能胜，靠扒河、放火、毁灭百姓生存以抗战的败绩连连的军队，人民对他太失望了，谁还会参加这样的军队？从此，兵员的补给不得不靠抢抓的方式，造成世界上罕见的壮丁灾难{另有专辑}。
　　
 

阎锡山与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节选
　　雒春普
　　在武乡和顺辽县（今左权县）方面，十二月十日，第一二九师陈赓旅与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分别在武乡以南、沁县东南地区毙敌四百余名，嗣后，连续在白晋路伏击敌运输车辆，先后击敌百余名，毁敌汽车十余辆；与此同时，第一二九师陈锡联旅在皋落镇西南地区毙伤敌两百余名，收复皋落镇；一九四○年二月十日陈旅又于川口村、道佛沟、殿上村附近毙伤敌一百六十余名。
　　以上说明，“冬季攻势”在二战区的实施确实有明显成效。南路军、东路军按照统一部署，相继发动了对各该战略区之日伪军的攻袭战，持续三个月之久，据统计先后毙伤日伪军逾万名，这样的战果在相持阶段的二战区是绝无仅有的。蒋介石在“冬季攻势”总结时就曾明确指出：“尤其在晋东南的部队，因为经验多，敌情明了，准备亦较容易，所以能达到攻势相当的目的！”南路军打退了日军对中条山地区之第十次进攻的作战，初步造成了对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军事报告中指出：“当时晋南三角地带之敌，为第三十七师团之主力，于我军开始攻击之前九次进攻中条山，全部被我击退，毙敌在三千以上。十二月三日敌又向中条山中部作第十次之进攻，至十八日又被我击退，残敌退夏县张店镇，此时情况，于我最为有利。”
　　
　　“晋西事变”的发生及其对“冬季攻势”的影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在坚持抗日的同时确实也作了反共的部署。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既确认了南岳军事会议以来制订的第二期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及战略部署，也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的同时，第一次国共摩擦的高潮也发生了。
　　
　　在这次国共摩擦高潮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阎锡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抗日大潮的推动下，选择了“抗日联共”的道路，并在抗战时期和共产党密切合作，迅速打开了山西的抗日局面。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山西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多为敌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在敌后日益强大，阎锡山感受到共产党武装发展对他的严重威胁。他认为：“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就开始对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新军进行限制：克扣薪饷，不再供给枪支弹药，策划取消政治委员制等。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阎锡山认为消灭新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密谋策划，在部署“冬季攻势”的同时，决定“集中晋南的六个晋绥军，先‘解决’决死二纵队，得手后北上进攻驻扎在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卫工旅、暂一师和八路军，同时借助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中央军，‘解决’决死三纵队；对于决死一纵队则待机而动”。他密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暗中部署。这样，二战区“冬季攻势”中的西、北两路军，实际上主要被阎锡山用来对付新军，对日作战部署受到影响。
 

作者：秦汉军团　回复日期：2007-4-30　21:55:13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向驻扎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发出大举破袭同蒲路，实行“冬季攻势”的命令。正当决死二纵队准备执行命令时，阎锡山却置原定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势的统一部署于不顾，不是命令西、北两路军配合南路军、东路军对日作战，而是要晋绥军六个军向山西新军发动进攻。在晋西，以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分路进攻决死二纵队；在晋西北，以第三十三军和骑兵第一军一方面阻击决死二纵队等部北撤，一方面监视中共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行动，拦击晋西北和决死四纵队南下，威胁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和八路军彭八旅旅部机关；在晋东南，以中央军配合独八旅，以决死三纵队一九七旅为内应，进攻决死三纵队。上述行动酿成名为“讨逆”、实则反共的“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使西、北两路军的对日作战计划落空，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二战区的“冬季攻势”，使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担任西、北两路军的晋绥军，在关键时刻，非但没有及时部署，如期发动对日作战，反而掉转枪口进攻山西新军，使攻日战略配合作用尽失，从而丧失了战机。“晋西事变”虽然由于新军的英勇反击，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阎锡山的反共阴谋未逞，但是因此而失掉的对日作战有利时机却难以挽回。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假使陈长捷集团能按原计划由汾河北岸之稷山一带渡河而南，乘胜夹击，则敌第三十七师团不难歼灭，晋南三角地带不难收复”。而实际陈长捷集团却未能照原计划行动，致使“晋南三角地带之冬季攻势”“完全破坏”。
　　
　　综前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二战区“冬季攻势”战绩不容否定。但阎锡山在晋绥军发动“冬季攻势”的过程中，又发动反共的“晋西事变”，一部分军队，不打日军，进攻新军，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冬季攻势”的部署，这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应当看到，不能偏执一端。
　　本文选自《抗日战争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由史军录入校对
　　
 

海南岛、汕头沦陷补充
　　
　　由于第4战区作战不力，海南岛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汕头丢了。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日本南支派遣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华南的全面入侵。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长驱直入。大敌当前，国民党广东当局党政军首脑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率部撤退；仅１０天时间，东江下游及广州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当时，群众怒斥当局：“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２１日，日军占领广东省会、华南重镇广州，随后，又占领佛山、虎门及珠江三角洲各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华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了武汉、广州之后，由于军力不足和政治上的孤立，被迫转入对华的持久战。为彻底切断当时国际物资援华的重要通道———越南、缅甸通道，日军决定占领海南岛，把它作为对华南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日军认为，海南岛除具有作为对华南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切断河内和缅甸援华通道、向西太平洋扩展的根据地等军事价值外，该岛还是天然资源宝库，特别是“世界良质铁矿（含铁量57%）”，是建造舰艇用最好的钢材原料。
　　1939年2月10日凌晨3时，由日本陆军少将饭田祥二郎率领的日军台湾混成旅团主力，在海军舰艇的护送和空军飞机的掩护下，趁着浓浓夜色，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这是日寇铁蹄践踏我琼岛的开始，给我琼岛人民带来了6年多腥风血雨的岁月。
　　
 

抗战中的白崇禧
　　“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求全的美梦。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军民的一致呼吁下，宣布抗战。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去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其时，白崇禧的桂系幕僚都反对其入南京，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出尔反尔之人，惟恐对白不利。白崇禧不顾众人劝阻，毅然决然前往南京。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公之德意，则往昔揭示之抗日口号乃是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即刊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的文章。白崇禧飞赴南京后，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一职，兼军训部长，在蒋介石身边参与中枢决策。白赴任后立即投入到参与制定抗日计划中，所制定的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根据敌我双方的实力，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消耗战）；第二期（持久战）；第三期（反攻）。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一直运用正规战术同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敌人拼消耗，蒋介石称：“我们所到阵地，必须屹立如山，伤亡损失至何种程度，切勿后退一步。”结果每一会战后，都导致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并使国土节节沦丧，落入日寇之手。但是，自淞沪“八一三”抗战以来，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驱敌，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美梦。
　　1938年，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期间，白崇禧审时度势，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对日战略方针。当有人诬蔑游击战是保存实力之作法时，白崇禧当即严词反驳说：中共能打好游击战，国军也就能打好游击战。打游击绝非为保存实力，“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后来，白崇禧还专门编著《游击战纲要》一书，发放各战区作训练游击队之参照。对白崇禧提出的上述游击战建议，蒋介石悉数采纳。八年抗战，白崇禧不仅参与制定了各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计划，还多次奉命协助或亲自指挥了若干会战，其中著名战役有：淞沪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等。1938年3月24日，白崇禧奉命奔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了中国抗日史上著名战役—台儿庄会战。历时20多天的台儿庄战役，战斗空前惨烈。国民党军队在面对日寇大军云集、几次攻破城池的情况下，从将军到士兵，人人抱着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同骄蛮的日寇展开空前惨烈的战斗。子弹打完了，便同敌人进行肉搏，直至拼尽最后一滴血。在国民党军队英勇顽强的抵抗下，使日寇最凶猛的师团之?一—?矶谷师团主力消灭殆尽。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7月17日，李宗仁因病休养，白崇禧就任第5战区代理司令，指挥武汉会战。战略部署为：同日寇在长江两岸展开消耗战。长江北岸为第5战区作战区，长江南岸为第九战区作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分布于长江两岸，或倚大别山、九宫山、庐山等山脉构筑坚固阵地；或临湖泊大泽布防，并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当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大都集结于武汉周边，以期达成消耗敌人之目的。是役，日寇纠集海、陆、空大批兵力云集武汉外围，旨在占领武汉，切断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最终达成其侵占全中国的罪恶目的。第5战区兵力主要部署于大别山及南、北麓三区。武汉会战，经时五个多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5万人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1939年底，桂南会战时期，白崇禧奉命组建桂林行营，被任命为桂林行营主任，统辖长江以南第3、4、7、9四个战区。白崇禧指挥和指导了桂南会战和长沙三次会战。在桂南会战中，白崇禧指挥各军同日寇在南宁、昆仑关展开数度鏖战。因敌人来势凶猛，致使南宁、昆仑关一度失守。白崇禧亲临前线，甚至深入到炮兵阵地，指挥收复战斗。昆仑关一役，中国军队以优势步兵辅以特种部队，经过十几次冲锋，终于取得昆仑关攻坚战的胜利。也是抗战以来所取得的首次攻坚战胜利。歼敌5000余人，其中一名是敌第5师团第12旅团长中村正雄。经一年多苦战，在抗日民众的全力配合下，1940年10月30日，白崇禧指挥第4战区所部收复南宁，进而一举追击，日寇残部只得由海路退却。
 

从北伐到抗战，多年严酷的战斗生活，使白崇禧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先是早年在统一广西的一次战役中，白崇禧跌断左腿锁骨，他便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作战，直到胜利结束后，才到广州治疗。因延误多日，伤处已发生病变，回天无术，致使他的左腿终生都短一点。在武昌会战时，白崇禧染上恶性疟疾。但他仗着自己身体强健，仍在前线指挥。因未得到彻底医治，其病转为潜伏性疟疾，折磨数月才得以治愈。后来在桂南会战中，因久住潮湿的岩洞，又使他风湿病大发作。抗战八年，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先后兼任军训部长、校阅部主任委员、桂林行营主任、海军整建委员会主任等要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还为国民党军训练了20万军事指挥人员，为赢得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了表彰白崇禧在抗战中的业绩，1945年8月，国民政府晋升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作为一位著名的军事家，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理论，具备了一个著名军事家的素质和条件。他天赋甚高，记忆力惊人。在行军作战之余，“手不释卷”，一面学习各种军事著作和理论，一面总结自己带兵作战的经验，并对军事战略深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理论，写下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其主要著作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游击战纲要》、《全面战争与全面技术》、《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军事战与经济战》、《国民兵之建设教育》等，这些著作，不仅反映了白崇禧的军事见解，也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军事、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抗战时期担任军训部长期间，白崇禧还主持修订各兵科典范令48种，作为各军事院校的教材。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反共建议，剥夺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队受降的权力，并力主内战，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1946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为国防部次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实际上国防部的大权为陈诚独揽，白崇禧成了一个空头部长。1947年8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率领晋豫鲁冀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约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钢刀狠狠地插入到敌人心脏。194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议及湘鄂皖赣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主任，负责围剿刘邓大军，迫使刘邓大军将主力不得不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豫西整训。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但又任命其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直接指挥新桂系部队，使白崇禧拥兵自重，坐山观虎斗，并最后以武力逼宫，再一次迫使蒋介石下野，把李宗仁送上了代总统的宝座。
　　

虎将薛岳与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湖南战场沉寂了大约两年。薛岳利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大力发展湖南经济，训练军队与民众，也不时出击骚扰敌军。特别是，第九战区的部队得到修整和补充，战斗力显著增强，对武汉地区敌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日本的北进派彻底失利，苏联赢得东线的安宁。但此举对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日本的南进派得势，立即挥师南下，关东军主力也陆续调出东北。日军南下的直接结果，首先就是严重打击了国民政府在中条山的军队与根据地。与此同时，日本决意侵占南洋，而侵占南洋必须有决心同美英等国开战。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兵力准备是必须的，必须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日本确实这样做了，1940年中国战场有兵力77万，1941年则降至65万。其中驻守武汉地区的第11军就必须抽调3个师团。如此一来，第九战区的威胁更为凸现。为此，日本决定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在另一方面， 1940年8月2日，蒋介石约定与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的谈判泡汤。日本方面寄以很大希望的“桐工作”失败，蒋所谓谈判的计划不过是延缓日本承认汪伪政权的计谋。日本认定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已经绝望。而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1940年10月英国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12月美国国会批准对华贷款1亿美元；次年3月美国《武器租借法案》对华生效；4月美、英分别增加对华贷款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美国为中国空军配备500架飞机及美国技术人员；6月9日，陈纳德志愿航空队抵华；7月3日美国决定对华派遣军事代表团。相反，美国增加了对日本的限制逐步升级：1940年7月26日，美国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无效；1941年3月开始的美日谈判遥遥无期，却始终坚持要求日本撤军。6月22日苏德开战，苏联完全无力牵制日本。25日日本政府和军部联合通过《关于促进南方对策问题》，决定以武力进驻印支南部。7月下旬美国冻结日本在美资产；8月1日禁止对日出口石油。
　　
　　而1941年3月1日任命为中国派遣军司令的畑俊六，8月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对长沙进行攻击。在畑俊六任命时，日本第11军司令部也相应改组，木下勇出任参谋长。4月阿南维畿出任司令官，他们确定了“加号计划”，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经过反复的空中侦查，阿南司令官认为上次战役失败在于兵力分散，此次计划决定集中兵力进攻，力争在汨水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歼灭第九战区主力，并决定于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十周年日开始进攻。兵力准备方面，阿南决定以4个师团、4个支队、一个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两个工兵联队、两个飞行团180架飞机、30多艘军舰200多艘汽艇参加作战。这些部队逐渐向岳阳地区集中，规定九月中旬必须进入攻击出发地。9月10日阿南下达攻击令，18日开始进攻。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在薛岳的主张下，逐步袭击日军，阵地前推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为预防日军可能的进攻，不仅整训、补充了各部队，还加强了防御阵地。薛岳重视民众支援战争的能力，动员并训练了湘北民众破坏敌军交通线的能力。在军力安排方面，基本上把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敌进攻路线作为已方重点防御方向，此外，鉴于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反攻方针，薛岳安排拟定了反攻作战计划。反攻与御敌均注重鄂南、赣北、湘北三面。
　　始料不及的是日军第6师团先期于9月7日开始扫荡大云山地区。该地位于昌水以北，山高林密，除为第四军辖区外，部分由第五十八军防御。山中驻扎了第九战区第七挺进纵队，专事对日军占领区进行游击破坏活动。日军文件显示，该纵队“顽强破坏我铁路及通信线路，为我运输工作之大患”。第6师团对大云山扫荡，掩护了第九战区对大规模进攻的防备，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便未能从日军频繁调动中意识到总攻的威胁，于是仅以反扫荡为作战目的，命令第四军军长欧震加强大云山之守备。
 

日军第6师团猛烈打击大云山守军，使遭受重大损失。日军突破大云山东侧阵地，突进至大云山南侧，包围大云山，形势非常紧张。杨森命令第59师、新编第10师、第60师驰援，方使日军停滞于长安桥。10日，第6师团撤往桃林，扫荡大云山任务改交第40师团，两军交接空隙被新编第10师抓住，收复大云山。第60师则抵达长乐街并继续挺进昌水北岸。
　　
　　10日，第九战区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于11日拂晓发起全面反攻，第6师团第13联队遭到惨重损失，固守待援。而第40师团刚换防上阵，不知道第6师团已报告扫清了的大云山又被新编第10师夺回，其重松支队抵达甘田时即遭受新编第10师猛攻，损失亦惨重，竟日苦战后方得以与固守的第13联队会合。却又陷入包围之中，重松支队换第13联队防后，第13联队归建第6师团。而驰援重松支队的第40师团，在白羊田遭受新编第10师侧击。13日起，中国军队四面攻击第40师团，双方均伤亡惨重。
　　
　　日军为解第40师团之围，派荒木支队往援，杨森亦命第102师主力、第58师、新编第11师赶赴大云山参战。至15日，杨森始得知岳阳以南集结了数万日军，判断日军有大规模进犯第九战区之可能，遂急电第九战区司令部，并命令第四军在新墙河防线加强戒备，积极侦查敌情；命令通城之第二十军准备参加新墙河战斗。不过他太想全歼第40师团了，急令第四军、第五十五军17日拂晓发动总攻，务必全歼日军。当日我军攻克两据点另两高地，全歼在望。
　　
　　18日晨日军发动全面攻势，新墙河遭到强大火力打击，整个第二十七集团军部署全被打乱，昌水以北各部不得不撤离大云山阵地，转入新墙河战场，但已贻误战机。如此，日军以大云山扫荡掩护主力进攻的企图基本得逞，以一个师团牵制了我军五个主力师，新墙河阵地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日军一举突破。薛岳应战不仅太迟，且布防于三个方向，而日军集中兵力只由北向南进攻。日军的突破兵力为45个步兵大队、322门火炮，并协同战车、舰艇、飞机作战。我军虽英勇苦战，牺牲惨重，但终于不敌日军强大攻势，逐次撤退。薛岳打算在汨水两岸歼灭敌军，遂于18日电令第三十七军、第九十九军两个师由第三十七军统一指挥，设置阵地于浯口至三姐桥一线；第二十六军集结金井、将军坝；第九十二军调平江；战区炮团开金井先协助第三十七军守势作战，再协助第二十六军攻势作战。随即又电令第二十七军于汨水以北向敌侧背发起攻击，以迟滞敌军南下。此部署应属有效，不料却被日军破译电码，阿南决定立即变更原定在湘江两岸消灭敌军的计划，改在捞刀河以北捕捉敌军，然后直取长沙。
　　
　　20日，阿南命令下达，将日军主力推进至汨水南岸，准备下一步攻击；第6师团以一部侧击第二十六军占领攻势据点；第3师团、第4师团各接守前部守备，然后转进。日军各部接电令后，于20日深夜至21日渡过汨水，准备22日黄昏总攻，决心全歼中国军队主力。至此，两军必在汨水两岸展开殊死战斗。同日，蒋介石命令第六、第七战区各派一个军驰援长沙，并命令中央直属的第十、第二十六、第七十、第七十四军划归薛岳指挥。
　　
 

不知敌已破译密码从而采取了相应对策的薛岳，仍以为敌主力尚在汨水以北，遂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全力攻击北岸敌军。如此，日军仅以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在汨水以北牵制住本来就延误时机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全部兵力达数日之久。直至9月26日，奉薛岳命令，第二十七集团军之第四、第二十军全部渡过汨水南下，但日军已在汨水南岸击溃了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第十、第七十四军主力，进抵长沙城下。而日军还在继续破译第九战区各项命令，有的放矢地抢先占领我军拟占领的阵地，拦截我军行进路线。所有部队均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因我军将士拼死战斗，才避免更惨重的失败，并给日军以相当杀伤。
　　25日，薛岳命令第七十四军以先头部队两个师急速挺进黄花市，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嘴一线阻击南进之敌，保卫长沙城。不料此电令又被破译。敌军改变部署，先占领春华山，以逸待劳主动攻击奔袭过来的第七十四军第57、58师，企图先消灭中国最精锐的第七十四军再进攻长沙。在军长王耀武命令下，第57师拼死夺取春华山，第58师师长张灵甫率领部下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扫清了春华山附近各日军据点。王耀武立即抓住时机，发起总攻。第57师猛攻正面之日军第3师团，遭到日军疯狂反扑。敌第4师团一部增援攻击57师左翼，57师顽强抵抗，顶住了敌军猛烈攻击，亦伤亡惨重达3000余人。第58师攻击敌第6师团，经激烈战斗后攻进夏家塘、伍家渡一线。27日，敌第3师团主力加入战斗，空军亦配合作战，第58师被分隔包围，陷入苦战。第51师赶到战场，立即向第6师团攻击，整个第七十四军都陷入苦战之中，至27日半夜，第七十四军突出敌围，撤至浏阳河南岸高地，稍事修整准备再战。本来不需战斗即可占领的阵地，却因电令被破译而苦战，唯一的成绩就是伤亡惨重的同时，也消灭了敌军相当有生力量，而且使敌军妄图全歼第七十四军的打算落空。
　　日军突破我军战线后，兵临长沙城。几乎与日军抵达同时，从常德赶来增援的第七十九军第98师进驻岳麓山，27日晨，第98师主动发起进攻，但不敌日军的猛烈反击，下午，日军突破98师防线进入长沙城。薛岳命令从广东增援来的暂编第二军暂编第8师占领长沙东郊杨家山一带阵地，其第一旅攻击日军受挫，退往打靶场一带。28日，第七十九军暂编第6师到达岳麓山，29日渡过湘江与日军早渊支队开战，30日攻入市区构筑阵地。同日第4师团主力抵东郊金盆岭一带，第3师团突破第8师防线，并占领株州，第6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40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集结于沙市街附近，平野支队在庐林潭附近，江腾支队在关王桥附近。至此，日军基本占领长沙。
　　
　　此次长沙会战，可以说至此应算失败。但因我军浴血奋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而供应线遭军队和民众破坏，后勤不济。而国民政府为援助第九战区的失利状态，命令第三、第六、第五战区分别向各处日军发动攻击，特别是第六战区进攻宜昌，孤守宜昌的第13师团已经抵挡不住，师团司令部除留酒田大尉之外，以内山英太郎为首的全体军官都准备剖腹自杀。阿南司令官只得于10月1日命令第11军主力撤出湘北驰援，而陈诚却未能攻下宜昌，也未能阻援由荆门开来的第39师团，使宜昌之战功亏一篑。
 

9月26日蒋介石就认定日军损失惨重，“其势已疲，其兵站线亦不易推进”，是切断其退路，歼灭日军的良机。要求薛岳不管长沙如何，英勇截击敌后路，力求全歼。但薛岳过于看重长沙保卫战，直至29日才看出日军已经无力继续，企图北返。遂命令第七十九军固守长沙待援，第十、第三十七、第七十四军侧击日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等严防日军北撤，第九十九军救援长沙，暂编第二军攻占株州，并连同固守长沙的第七十九军一起向北追歼撤退日军。各部队实际上已经从四面八方形成对撤退中的日军包围态势，日军完全是在苦战之中艰难北撤的，伤亡极惨重。原定5天内撤过新墙河，实际多用了4天，至9日才撤过新墙河。
　　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实际上是仓促应战。大云山之战转移了第九战区视线，牵制了第二十七集团军的主力，使日军轻易突破防线南下，而密码被日军破译而薛岳却浑然不知，导致我军处处被动。但我军顽强战斗造成日军伤亡惨重，伤亡达16200余人，尽管攻入长沙、株洲也不敢久留，更不敢扩大战果。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借机调动第五、第六、第七战区发动攻势，消灭日军相当数量有生力量的同时，也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日军上层因此而非议不断，11月23日阿南中将在南京参加军级司令官会议时，听到“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批评性结论，不得不提出长篇申诉。在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处境艰难，大半个欧洲均已被德军占领，德军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可以说是一片阴霾。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评述说：“日军此次在长沙的败仗，是日本作战以来最无效的一次策动；日方事后所发表的谈话，较之过去尤为滑稽与矛盾”，“日军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日军自称军力雄厚，但无论向何方推进，均被华军截断联络，时时都有弹尽粮绝的危险，因此不能不早日从长沙撤退了。”尽管有不如人意之处，国内还是人心鼎沸，重庆等地民众连夜狂欢，举行火炬游行，因为“这是两年来中国军队击败日人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首先我们承认抗击外侮的战场上牺牲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民族的精魂，其次我们要检讨战略高层的肉头政治和肉头军事。战争有几百上千种打法，中国又是产生了兵圣的故乡，干吗非要用迎合敌人的阵法来消灭中国军人的生命？难道基层官兵的鲜血和生命就那么不值得战略高层重视？还是战略高层从一开始{9、18}就心存资敌的歹心？如以短击长，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所谓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大家分析一下，是否就只有那种低劣的战法？
 

中国抗战军队的武器装备真都比日本差么？　　
　　一、轻武器 中国优于日本
　　
　　中国战场上交战双方的机械化程度都不高。前期中国的机械化部队只有靠苏联援助装甲车建立的第五军（基干为第200师）。日军对华作战时投入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只有第五师团和第三战车师团。在中日两军的作战伤亡中，枪伤都占一半以上，可见轻武器在战场上仍唱主角。
　　
　　从轻武器的主体枪械看，中国军队始终占优势。从1937年至1945年，日军对华作战兵力保持在50万至105万之间，其中半数装备枪支（多数炮兵和勤务人员不配枪）。中国方面，国军一线兵力则保持在200万至300万，也有半数配备枪支；此外民间武装也有大量枪支（近代中国进口的毛瑟手枪既驳壳枪近百万支，多为富户购买）；当时中共军枪支数量不详，据相关资料记载，至1945年夏，八路军总数约90余万，枪支37万余支，平均每支枪不足20发子弹（笔者认为，这也是共军只能以游击战为主的原因之一）。
　　
　　从当时双方主要装备的枪械质量看，中国要稍优于侵华日军。抗战前期，中国军队派系杂乱，不过从清末起，军界大多看中德式7.9毫米口径枪械，最早大批装备的步枪便是毛瑟枪的改进型-“汉阳造”。1935年，南京政府根据德国顾问建议，以德式Kar98毛瑟枪为标准统一全军，除在外国购买，在国内仿造为“中正式”。此种枪在二战期间也是德军主要装备，性能优于日军的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式步枪。据相关人士回忆，毛瑟枪在实战中，枪伤“进口小，出口大”。而日军的6.5毫米口径的“三八大盖”不仅口径小，且因其弹道设计缺陷，所以杀伤力大大降低，当时有人戏称：“三八枪打中抗日战士，养几天伤继续抗日”。日军也深感三八枪威力小，1939年研制出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步枪，性能与德国98式相当，却因生产能力所限仅有少量装备。
　　
　　在轻机枪方面，抗战时期中国各派系军队装备的轻机枪主要是7.9毫米口径的捷克式（与德式枪弹通用），质量优于日军的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中国人俗称“歪把子”）。1939年，日军研制出九九式轻机枪，同样没有大量生产。
　　
　　在重机枪方面，中国军队使用的多属马克沁式，除需水冷这一麻烦外，可靠性相当好。抗战后期，国军还大量装备了美制汤姆逊、英国的斯登冲锋枪。日军重机枪为九二式，靠弹板供弹，操作不便且易卡壳。日军一直未装备冲锋枪类武器。
　　
　　手枪方面，中国当时用的进口手枪杂乱，不过其中多数为德式毛瑟自动手枪，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自动手枪。日军主要装备的是南部十四年式（中国人俗称“王八盒子”），因弹簧钢质量差使其供弹常出问题，是兵工界公认的“二战期间最差的手枪”。
　　
　　当时日本陆军装备特别是轻武器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是因其重工业-军工基础弱于其他列强，又要集中力量研制飞机和海军舰船。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将领便抱怨战争装备比日俄战争时期强不了多少。1939夏，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交锋，其落后的陆战武器抵挡不住机械化部队，第六军大败，战死一万八千人（苏军为六千人）。此后，日本陆军虽提出改进装备，却因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实行保障海空的“超重点主义”，仍无力兼顾。
　　
　　二、重武器 中国先弱后强
　　
　　全面抗战前期，日军在重武器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从地面炮兵的对比看，中国轻重型火炮数量略少于日军，日制火炮虽然在质量上不如中国进口的一些德制装备，却有配套齐全和弹药补充能力强的优势。抗战初期，国军进口了数百门质量优良的德制山炮和榴弹炮，以75毫米口径为主，却因炮弹需进口且运输手段落后，无法保障火力持续性。
　　
　　中日军队作战时，一直流动性比较大，攻坚战很少，使用重炮的场合不多。在野战中，双方主要使用轻型线膛炮和迫击炮，装备各有所长。
　　
　　抗战初期，日军武器最大优势在空中，从1937年秋至1941年末，侵华日军一线作战飞机保持在500架左右，并依靠本国年产数千架的能力可迅速补充。中国空军的飞机全依赖外购，开始主要使用美制霍克III型战斗机，随后使用苏联援助的伊-15和伊-16，性能与日军的中岛九七、三菱九六战斗机相当，却因飞行员和战机都缺乏补充能力而越打越少，空战主要依靠苏联志愿航空队。1940年，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出现后，制空权完全落入敌手。
　　
 

作者：秦汉刀客　回复日期：2007-5-1　8:33:45　  
　　到了抗战中期，中国战场上重武器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941年，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进入中国战场使空战形势发生扭转，“飞虎队”装备的P40屡屡击败日本“零”时战机，抗战后期美军第四航空队P-51“野马式”为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战斗机之一。当时日本航空兵的主力外调，1943年以后，中国战区制空权已经掌握在中美联合空军手中。
　　
　　三、综合实力 中方落后于日本
　　
　　从抗日战争的武器对比中看出，国军的很多失利不能归咎于武器，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
　　
　　以单项武器而论，抗战期间中国除海军方面无法同日本相比之外，国军陆空装备质量并不算差，后期在数量和质量上还占优势。但是在武器装备系统化、装备使用的专业化等方面，中方大大落后于日本。
　　
　　以枪支而论，因为当时中国以外购为主，而且比较杂乱，所以经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的情况。反观日军的轻武器质量虽不算好，却实现了标准化、序列化。
　　
　　重武器方面，中方虽然引进了许多飞机、火炮、坦克和车辆，自身却缺乏弹药、汽油等基本的保障能力。大量设备经常“趴窝”不能使用。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国，对自身装备能够有效地保障和维护，作战时，协同配合能力也远强于中方。
　　
　　武器性能的充分发挥，还要依靠操纵者的精神、文化、体能素质和技术水平。当时国军的兵源主要依赖抓壮丁，补充的多是农村文盲，许多士兵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不知道为谁作战、为何作战，“长官”又根本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其作战意志可想而知。
　　
　　而这些上层长官又舍不得消耗弹药进行训练，造成战时不仅装备使用效能极低，还常常一遇战阵就舍弃装备撒丫子赛跑的局面。{这些长官虽不是日军间谍，却干着令日军军部比日军间谍还爽的事情——无情杀灭中国基层官兵。}
　　侵华日军普遍经过严格的训练，许多鬼子在行进中射击不用贴腮瞄准，在拼刺刀中，中国士兵因为体能与技能大都不如对敌方，经常要三、四个人才能战胜一个鬼子。 日军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超过中国军队，为国而战，为天皇陛下而战的“武士道”精神使其极为凶悍。
　　
　　最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的中高级“长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些“长官”最擅长的是合纵连横、演戏作秀、诡计阴谋、兵变、内讧、意淫、自保实力、互不救援、打“滑头仗”、升官、发财、吃空头饷、倒卖军火、讨小老婆、作威作福、当土皇帝—这一套在同外夷强敌对阵中全是狗屎！！！
　　
　　可悲的是这些中高级“长官”指挥近代化作战的能力极为低能，面对日军并不高明的空地协同、步炮协同、步坦协同（这一点在关东军与苏联军队的冲突中表现无余），根本不能将宝贵的德式、苏式、美式装备有效的利用起来、组织起来，而只会用赶羊、填坑式“大呼隆”。这正好中了日军步炮协同的下怀。大量中国士兵的生命被“长官”的无能断送！
　　
　　四、总结与反思
　　
　　抗战时期，中国在装备使用方面的弱点，恰恰是中国近代社会病弱的集中表现。旧中国在外国人侵略面前，总是被动挨打，首先体现在战略高层和中级指挥官员的素质的落后，具体表现为：
　　
　　战略高层肉拉呱唧，目光永远可怜巴巴地瞅着洋人，希望洋大人能拯救他，或帮他说句话，结果一生都在被洋人耍着玩儿；
　　
　　军政腐败，一群窝囊废，除了欺压百姓，克扣粮饷，就是买空卖空，卖官弼爵，欺上瞒下，颓废堕落，整个官场就是一座活地狱、大熔炉；
　　
　　军队指挥无能及士兵教育训练素质低下。武器装备的因素还在其次。
　　
　　以上分析结果，在笔者看来，至今仍然具有警示作用。
　　
 

“抗日铁军”与日军的三次大血拼
　　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4军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第51师和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骨干是58师。第一任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中央军和浙系军队最为显赫。第74军既是中央军又属浙系军队，算得上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王牌”中最耀眼的明星，有着一系列的辉煌：“抗日铁军”、“虎贲师”、“御林军”，并荣获国民党最高奖励“飞虎旗”。该军声名显赫的原因不但与其高贵的出身有关，更与其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关系极大。八年抗战中，该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抗战的重大战役，多次勇挑中国军队主力重担，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其中最为惨烈、可歌可泣的铁血拼杀就有三次。
　　一战德安 浴血奋战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日军苦战两个月进展甚缓。为了尽快突破国军德安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命令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一线，然后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协同正面攻击部队围歼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国军。9月25日，第106师团突破五台岭，迅速向国军防线纵深推进。10月1日，106师团主力已进至万家岭一带地区，但在白云山遭到了国军第4军的顽强阻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讯后果断决定调集重兵围歼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这一作战决心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战区调集12个师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国军各部从各方向发起向心攻击。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见形势危急，而正面进攻部队又无进展，便迅速放弃原定计划全力突围，突破口选在74军58师防区，58师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日军1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师也付出巨大代价，经过两天激战，全师仅存500人！眼看阵地难保，58师师长冯圣法不得不向军长俞济时求援，此时俞手里也没有预备队，他将军警卫营投入战斗，只留下了一个班警卫军部。这才确保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10月7日，国军调整兵力，发起全线总攻。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第51师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后305团团长张灵甫（后来升任74军军长）献计从山后偷袭，并亲率突击队从山后偏僻小道袭占张古山。74军攻占张古山，为突破日军106师团防线立下头功。10月9日，薛岳令各部组织敢死队做最后决死攻击，经过激战国军攻占万家岭、雷鸣鼓两处要地，当晚国军第4军的突击部队一度曾进至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处，淞浦组织师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准备迎战，连自己都拿起了枪。由于第4军没有确切情报，又是夜间，才没有发现日军，使淞浦得以侥幸逃脱。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
　　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汉和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二战上高 劳苦功高
　　
　　1939年6月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57师和58师。
　　
　　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占领上高，既可相机拊长沙之背，又可得到进攻赣南的前进基地。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国军主力于高安、上高地区。但南北两路进攻均被击退，中路主力日军34师团孤军深入，遭到74军坚强抵抗，被包围于上高东北地区，进退不得。3月22日至24日，日本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亲自督阵，并纠集南路池田残部共万余兵力，猛攻74军云头山、白茅山阵地，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百余架飞机，反复狂炸57师下陂桥阵地和58师白茅山阵地，投弹多至一千七百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马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第74军不得不动用预备队先后七次与敌肉搏，毙敌二千余。第74军将士舍身拼杀，激战三天两夜，阵地纹丝不动，为友邻实施两翼对敌包围，争取了时间。在全线出击中74军又作为先锋，乘胜追击，收复官桥，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整个上高会战，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共毙伤日军1.5万，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被何应钦誉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此役74军被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三战常德 失而复得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74军。战役开始后74军奉命开赴沙市街增援，结果被日军情报机关侦悉。日军立即提前发动攻击，集中两个师团夹击74军，74军猝不及防与日军激战两日，57、58师伤亡过半，遭到了巨大损失。尽管此战74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74军在华中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3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日军在常德城下招数用尽，炮火、毒气、飞机、坦克悉数上场，炮火几乎把整个常德城夷为平地。74军虽伤亡巨大，但精神高昂，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此时全师只剩下不足600壮士，各级指挥官伤亡达95%，重武器被毁达90%，所有后勤兵员全部参加了一线作战，且已大部牺牲。3日凌晨，师长余程万率余部180人突围，其余官兵由第169团团长柴意新指挥，自愿与常德共存亡。他们与突入城内的日军逐屋争夺，与敌肉搏十余次，全部壮烈殉国。6天后余程万随反击部队又杀回常德，收复常德。此役正逢美、中、英开罗首脑会议，罗斯福总统听取了蒋介石的战况介绍，特意将余师长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常德人民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1945年5月，在雪峰山战役中，74军再次显示出抗日铁军的雄风，给予日军以重创，获得两面“飞虎旗”。
　　八年抗战中，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在各次战役中均有上乘表现，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日铁军”称号当之无愧，连美军顾问团也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由于74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所以抗战胜利后，74军是首批进入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军队，号称“御林军”。
　　可惜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部队（被改编为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追随蒋介石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走上了与人民对抗的道路，最终在１９４７年５月，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于鲁南的孟良崮。该军被歼对蒋介石打击极大，蒋介石好几天打不起精神，哀叹道：74军的覆没是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
　　
 

蒋公与日秘密谈判特使大汉奸缪斌伏法内幕 　　 何国涛

　　1945年三四月间，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奉何应钦密令前往东京，与日本国首相小矶商谈求和之事。缪是抗战胜利之后最后一个归案的大汉奸，又是第一个被执行枪决的。这一结局的背后，就隐藏着蒋氏政权的这段“难言之隐”。笔者（本文作者曾任上海伪《中华日报》编撰、伪《青年日报》主笔，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工作人员———编者）曾作为新闻记者，与缪逆相识，这件事是本人亲耳听缪斌所述，以后又经多方证实，确有其事。
　　
　　
　　　　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北伐战争时，缪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军需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甚得蒋介石重视。钮永建在江苏主政，缪由宋美龄推荐，谋得江苏省民政厅长肥缺，弹冠上任，以江苏所属各县县长之缺分席出项，从中诈取运动费中饱私囊，发了一笔贪污财。其他方面也多方搜括，因而声名狼藉。终有人向蒋介石告他的状，老蒋见无法包庇，缪遂丢官。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在北平组织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政府，缪斌也被搜罗在内，任华北的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南北汉奸合流后，缪历任汪伪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不过，在抗战末期，缪逆经常住在上海，看来是另有秘密任务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虽于1945年9月下旬发动了缉奸工作，可是雷声大雨点小，进行得非常缓慢。有一天，我在第三方面军看到一本用复写纸拷贝的漏网汉奸名册，里面也有缪斌的名字，但在备注栏内，却注着“暂缓执行”四字，可见此中大有文章。当天下午，我去了缪公馆。
　　
　　　　缪斌身穿便服足履拖鞋下楼来见我，其公馆虽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主人隐露得意之形，看不出有什么倒大霉的样子。寒暄数语，我即单刀直入问他：“缪先生近来可跟重庆来的朋友见过面？”他笑了一下说：“钱大钧曾来过电话，到他公馆去过一次，别的地方不大去。”接着话题从陈公博谈到周佛海。其时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无法包庇周佛海、罗君强诸逆，已把他们软禁起来。缪斌谈到周佛海时，似有兔死狐悲之戚，情绪略为愣了一下，但随即又趋于平静了。他为了想在我面前显示其不同于汪伪诸逆，突然问我道：“足下是新闻记者，可知‘佐藤事件’的经过？”我摇头表示不知。接着他说道：“今年三四月间，日本东京到了个化名佐藤的中国人，是奉了委员长（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去谈和的。他带着重庆方面的谈和条件会见日本首相小矶。小矶接见了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日本方面对委员长提出的各项条件都能答应，只是对收回东北一项坚持不肯。这次谈判虽经双方多次让步，就因东北问题不能解决，谈判也就搁浅。这就是东京外交界传说纷纭的所谓佐藤事件。”我问：“那个化名佐藤的中国人是谁？”缪斌笑而不答，他对我打了个谜语：“远在天边……”我立即意识到对方这样“团团转”式的介绍“佐藤”，分明是在“夫子自道”了。我说：“‘佐藤’一定是缪先生了”，缪斌这一回笑得更加得意了。
　　
　　
　　　　他点一点头，又补充道：“我所以不常到南京去办公，其原因就在于此。我的直接上司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我家里有一架电台，随时可以和重庆直接通电。他们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对日谈和。假使四月间这次和谈能水到渠成，那我今日的处境就又当别论了！”至此，我才明白了汉奸名单上的缪斌能“安然无恙”的原因。
　　
　　
　　　　然而，事有出于意外者，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公开审判陈公博、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璧君等一批大汉奸，苏州高等法院的特刑庭突然逮捕了这个自命为“和谈功臣”的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而事有更出于意外者，缪斌被捕后，立即开庭，继而匆匆将其押赴刑场枪决了。
　　
　　
　　　　报上登出了缪斌被正法后的照片。在汪伪的部长级以上的几个大汉奸中，缪是最后归案法办而又是最早明刑枪决的一个。为什么呢？原来，在抗战胜利后，麦克阿瑟总部进驻东京，有人向美军总部反映“佐藤事件”的经过。美军总部从东京打来电报，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蒋介石政府对“佐藤事件”提出质询。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蒋同盟抗日，而蒋却私下秘密指使缪斌之流与敌言和，瞒着视听干这种勾当，当然无颜面对美国盟友了。美国大使馆查问缪斌的下落时，蒋介石一面极力抵赖，一面立即下令尽快处理掉缪斌，来个“死无对证”。
　　
　　　　缪斌绑赴刑场时，曾还有绝命诗一首云：“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他恬不知耻的以“和平神”自命，在这个大汉奸心里，到死还认为，奉蒋命去向敌酋乞和，并不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行为，而是忠于蒋家王朝的“爱国”之举，真是可笑又可悲。
　　
　　
 

编者按　实际上，谁也没有公开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是内奸。本文试图论述这个道理。我们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但文中看问题的思维观值得参考。本文最早发表于人民日报强国论坛。
　　
　　 ——老参谋战略研究与咨询工作室
　　
　　　　本贴子要提出观点，就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内奸能够起到的作用。
　　
　　　　什么是内奸呢？就是表面上是自己人，形式上是自己人，但其实却不是自己人，混在内部暗中捣乱的人。
　　
　　　　为了说明这个内奸的定义，打几个比方或者举几个例子。
　　
　　　　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一败再败，兵败如山倒，大量军队被歼。什么原因呢？
　　
　　　　后来真相大白，就是沙皇政府的内部，有一个大臣原来是暗中通敌的内奸。
　　
　　　　在中国古时候内奸的故事就更多，比如杨家将系列中，就有皇帝身边的人，身居高位，其实是内奸的。再比如说历史上的岳飞抗金，岳飞是宋朝的救星当时最英勇的战将，但是皇帝身边的内奸，秦桧就把他给出卖了，甚至，如果进一步的研究的话，那个当皇帝的本身就是内奸，是中华民族的内奸，只不过历史上知识分子骂大臣不骂皇帝的传统，把那个岳飞上边的皇帝给美化了。试想，如果在岳飞抗金的时候，如果中国旁边也有了盟国，而且坚决要消灭金国。则那个皇帝和秦桧，也可能审时度势，会乘机把抗金的光环往自己头上戴的，成了什么名将，什么总指挥，当然，形式上是这样。
　　
　　
　　　　我以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就是内奸的作用。虽然形式上他是最高统帅，总指挥，但实际上就一直在干着尽可能消灭抗日队伍，帮日本帝国主义的忙的作用。
　　
　　　　当然，既然是内奸，在表面上总是要作出一些抗日的样子，就不是象汪精卫那样公然地叛变投敌。而实际上，我认为，公然地叛变投敌，对抗日队伍的破坏作用，可能还远不如暗藏在抗日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效果更大，或者说，对抗日队伍的破坏作用更大。
　　
　　
　　　　再比如说，一个公司的老总是内奸，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使公司亏本。当然，广大的公司下层人员有可能不知道，因此仍然在努力地干着挣钱的事情。而总是觉得自己的任何盈利的行为，都在受到暗中的阻碍和破坏。可是即使如此，在广大的下层人员的努力下，公司仍然盈了利，或者总体亏本，部分盈利，而这盈利的部分，就统统算到那个内奸老总的帐上了。
　　
　　
　　　　同样，作为内奸的蒋介石，身处总司令的位置，因此下达的命令都是努力地害中国军队打败仗，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下层的中国军队是要努力抵抗的，这个抵抗，虽然在蒋介石的破坏下遭到了失败，但是毕竟也在无望的拼死抵抗中，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但这又被算作蒋介石的功劳了。似乎仗不是广大的下层官兵打的，而是他蒋介石打的。
　　
　　
　　　　有人会问，既然总指挥是内奸，为什么不索性带着全体国军一次性投降呢？这是因为内奸不希望自己暴露，内奸是想这么干，但是不大敢。内奸已经有过一次西安事变的经历，害怕自己公然地投降，会遇到第二次“西安事变”。因此，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地破坏抗日战争。内奸如果真要投降，又希望他的手下不会叛变，都会跟着他投降，就要制造舆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抗得了日。但是如果制造不了舆论，内奸也会装作勇敢的样子说几句勇敢的话，以蒙骗手下。
　　
　　　　但是内奸可以鼓动自己的大量部下向日寇投降，以便在投降之后镇压共产党。
　　
　　　　内奸的内心目标始终就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内奸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凡是部下有坚决抗日的，就想办法通过各种荒唐命令使其被日本军队消灭。而坚决反共的留下，在大后方利用国际援助组建军队，准备在抗战结束后对付共产党。
　　
　　
　　　　因此，认为蒋介石不抗日，躲在峨嵋山上等着抗战结束下山摘桃子，这个描述是准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广大的国民党军队不抗日，只是说蒋介石和他手下的一小撮内奸不抗日，专事对抗日的破坏捣乱。
　　
　　
　　　　我以为，孙中山创立了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历史上就一直受内奸所害。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内奸，后来的李登辉也是国民党的内奸。今后国民党内部还会不会出内奸？会不会还是有人表面上装作反台独，而实际上是台独分子？这要继续看。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从来都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些反动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内奸，和广大的国民党下层党员，下层的军队官兵，是两回事。
　　
　　　　而网上活动的国民党右派，在宣传中努力把国民党下层军队在上有内奸的困难处境下取得的战果，通通归到上层的内奸，将下层官兵和上层的内奸捆绑在一起，好象他们是一伙人，实在是错了。
　　
　　
　　　　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是不是要把防止内奸也提到议事日程上，真的需要防止的，就是十三亿人民从事的伟大的现代化事业，最后被混入上层的一些内奸给毁了。至少，防止中国出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内奸，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蒋肉头本是做投机买卖的天才，却不幸被上海滩上的几个蛊惑加入了为官僚买办招财进宝的政治集团。别看早期的蒋口口声声不离革命，骨子里是最怕人民起来革命的。从他与宋家的联姻就不难看出，指望这号玩意儿中国能富强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军委会即使位高级将领提醒宋美玲{中国空军司令}，要抓紧战机的更新换代，备战迎战。可是这位宋家的三小姐却说：飞机是世界上变换最快的产品，我们不用去买战机，把钱存在银行里可以吃利息，战争爆发时，再买最新型战机不迟。就年娘儿们这句话让国军的空军弟兄们饱尝苦果，基本全军覆没。 自私、贪鄙，卑微琐屑的大小流氓，，精神脆弱，心胸狭隘的大资产阶级、大买办操纵下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军队怎么会为国为民而战？更何谈去战而胜之！
　　 
日本当然敬意蒋肉头了，战前白给了东北、华北，战后又白给了琉球群岛并把外蒙古又给割裂出去，极大地削弱了中国，这怎么能够不敬意蒋肉头呢？抗战是中国完胜？恐怕你连小学生智商都不如吧？　日本的失败是招惹了美国佬，想象45年肉头都要迁都了，日军凌厉的攻势打到了湖南的芷江、贵州的独山，重庆的阔佬们吓得屁滚尿流纷纷打点细软向宝鸡、兰州一线狼奔猪突，成渝公路一片狼烟-----中日战争的结局怎么能是“按蒋公的战略步骤走”向了失败？　　就四大家族疯狂贪污美援的贪婪性招致美国政府的蔑视来看，{自己去查看1941年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蒋政权的评估报告再意淫吧，阿Q们！}若没有美军参战蒋政权能否存活下去都很难说。
　　
 

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蒋肉头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305架！！缺少了整整2000架以上。
　　
　　　　这缺少的2000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肉头航空委员会主任，挂肉头中将军衔的宋美龄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宋美龄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吃利息，等战争爆发时再买。"绿帽子采购大员就是与众不同，宋美龄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帐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蒋介石首先用来剿共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同样是绿帽子采购大员的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这笔资金为二小姐招徕不少鸭子效劳。
　　
　　　　对于这件事情，蒋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1928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在蒋介石及其四大肉头家族的眼睛里，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切，一切好恶都以他们的感觉为中心，军事对于他们，首先是服从于绝对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要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而对于民众，则始终是担心、防止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老百姓任何对国家事物的过问，都是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因为他们作的，大都是以抗战旗号掩护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一旦有可能败露，就穷凶极恶地使出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老蒋以及宋美龄为首的四大家族，不顾国难，极自私、愚昧、短视地为个人搞钱，残杀无辜，终于被逐出大陆，流亡孤岛，现在连铜像也被割成几十块，或许是个报应！
　　

热河会战补充：
　　
　　鉴于张学良指挥的热河肉头作战,日军这样下去不用十天就可以达到平津,3月3日,身在北平著名学者胡适博士,丁文江、翁文翰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蒋复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但是当天夜里日军已经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战斗中,败退的热河省肉头政府主席汤玉麟部甚至还遭到了热河省民团武装的打击.当地老百姓早就对汤部军队的为非作歹—恨之入骨,远远超过对日本人的仇恨,他们拒绝对汤部给予任何支持. 按照汤玉麟以前的所作所为,汤军成为过街老鼠,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网友要说,热河人真没有民族感情,居然帮助日本人.其实这是不对的,热河人并非不抗日,从热河抗战之后到七七事变之前,热河人民先后组织了李玉麟的中华民众抗日救国军, 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等抗日部队,他们和日军作战数百次,毙伤日伪上万人,自身也伤亡惨重. 套用刘亚洲将军的一句名言: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独裁腐败政府绝对不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不能期望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活岳飞!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好例子,只是苦了现代赵括张绍忠将军! 汤玉麟在热河的倒行逆施,导致东北军在热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对本身就不利的战局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张学良能够遵从蒋介石等人的建议,早点搞掉汤玉麟借以收复民心,并且纠正汤玉麟在热河施行的暴政,热河抗战的胜利还是有希望的.可惜张学良这种只会吃喝嫖赌抽大烟的民族败类的肉头怎么可能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日军攻占中部重镇凌源和凌南以后,其实已经摧毁了中国军队在热河省中部的防御体系.日军随即向沿着公路向平泉方向推进,准备一举拿下承德. 当时万福麟命令从凌源败退的130师和129师在承德外围的平泉城会合,利用平泉现有工事阻挡日军进攻承德的步伐! 但是当时中部张作相的第六军团和更前方的汤玉麟第五军团,部分叛变,部分被日军打散,剩下早就已经全线崩溃.张作相本来就是挂名的司令,无法指挥复杂的第五军团. 本来要防守平泉的万福麟的这二个师,见到前方各部都全线崩溃,侧面的凌南又被日军攻陷.他们害怕各部撤退,自己不撤的结果是—孤军突出被日军合围,他们也擅自违背命令一路逃到长城一线.日军在3月3日攻占空城承德外围唯一一个据点平泉,随即继续向承德进发. 肉头们这个时候的军队几乎人人都是赛跑冠军获亚军，可惜当年的奥委会太偏心眼儿，怎么就不把那赛跑{无论短跑还是长跑包括跨栏竞走肉头军队都是顶呱呱的冠军和亚军。}冠军和亚军给与我们伟大的肉头将军们麾下的军队呢？
　　
　　自此省会承德门户大开! 此时承德的汤玉麟早就乱了方寸,其实他驻守承德的部队还有二个主力旅,装备也还相当不错.承德周围又是防守的好地形,还有比较坚固的工事.一般来说,就算战斗力再弱至少可以打个四五天. 但是汤玉麟早已经被日军吓破了胆子,他对张作相谎称去前线督战,私自截留下二百多辆汽车,装满他父子几年内在热河搜刮的金银珠宝,现钞鸦片等物,护送着大大小小的二奶三奶直至九十奶们一溜烟的逃到了天津的租界里面(逃跑后国民政府通缉汤玉麟,汤逼迫无奈,只得将功赎罪的命令自己退到长城的残余部队为宋哲元收编,没有投降日本人,也总算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好事.1937年,汤玉麟在天津病死,时年68岁). 汤玉麟这一逃,部下军心大乱.张作相威逼利诱才勉强命令承德部队出城迎敌.但是汤部一出城,听到日军大炮的声音,军官首先逃走,二个旅的士兵也随即全部哗变溃逃,竟然没打一枪. 承德城内也乱作一团,有钱人争相逃命,土匪流氓趁机劫掠! 没有一兵一卒的张作相在承德司令部里无法可使,感觉无脸面对全国民众,泪流满面,一度甚至准备开枪自杀!后在警卫部队的保护下退到长城一线!
　　3月4日11时,日军第8师团骑兵侦察部队128个骑兵进入承德,他们惊讶的发现该城已经没有中国守军.这也是张学良创造的又一个历史记录! 前后不过10天时间,热河抗战就已经全线崩溃.后方的张学良准备用作中路决战的部分甚至没有机会开进热河(当然也不敢开入热河,因为已经兵败如山倒了). 肉头们演绎的所谓热河抗战被当时的老百姓戏谑为：“这那是热河炕日？是日本热{日}抗！”
　　
 

衡阳战役补充：
　　
　　纵观在整个防御日军“一号作战”中，国军打的毫无章法。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统帅部召开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战区主要将领参加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首次提出了有关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初步构想，他说：“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他论述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在数量上我方占有绝对优势。从战场态势来看，“以现在敌军正面之广，空隙之大，兵力之弱与士气之衰落，我们真的要打它那一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所以，“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蒋说：“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由于“可能遭遇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反攻作战“必须准备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准备抵挡日军可能发动的先行攻势，二是我方主动发起反攻。蒋介石提出，如果日军先发动攻击，则我军除以主力部队作正面抵抗外，每个战区都要抽调两个精锐的军按照预定目标，主动侧击敌后各大城市，作为战略反攻之先声，同时破坏敌人的攻势，使之首尾难顾。按照预定计划，第九战区将反攻武昌，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第五战区反攻汉口。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 （文中所有引文，引自于《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484--1485页。）
　　按照蒋先生的战略部署，5月27日，日军发动长衡战役之时，国军也基本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即使九战区的反攻被日军先手打破，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也应按计划施行。呈现的战局应该是日军首尾不能兼顾，如何能在衡阳打出47天的攻坚战？难道蒋先生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讲了一通鬼话？
　　
　　
 

长衡战役中，国军军事指挥的错误和无能，比比皆是。
　　1、增援衡阳，畏缩不前
　　当时集结在衡阳外围的国军共有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蒋介石虽严令其增援，副总参谋长白祟禧还曾亲赴桂林协调指挥，但各部仍畏缩不前。其中，只有六十二军战斗出色，打到衡阳南郊及西站，但在日军重兵攻击下，援军孤路作战，损失惨重，很快败归。
　　8月7日，日军突入城内，守军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电蒋表示“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蒋复电：“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并于当夜“三度向上帝祷告”。8日，衡阳终于失陷。若8日，国军在衡阳城外打响，使敌之一部处于前后夹击，守将方先觉当不至于率部向日军投降。
　　应该说，坚守47天，为国军力争到扭转初期失利的宝贵时间。若能利用日军与第10军打得筋疲力尽之机，集中精锐突击，虽不能歼敌一部，但也使日军锐气大挫，不致以后日军进桂林，夺柳州如无人之境。
　　2、战略战术错误
　　衡阳之战，日军虽欲速决，却两度因弹尽而停，可见补给困难。第10军在第一阵时也打到弹尽，7月11日，日军再次进攻时，又有充足的弹药防御，显见能得到有力的空投补给。
　　“打通南北大陆的作战，对日本人来说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战斗。由于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在中国的日本军的战斗能力下降、兵力不足，依靠在日本内地和中国现地召集征兵，好不容易才弥补。更严重的问题是制空权被美国空军掌握着。因此，日本军的补给受到攻击，粮食，甚至武器、弹药、被服等都不足，常常被迫夜行军。”《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P129
　　可见，日军的最大弱点就在补给困难。若在战略决策上攻击其弱点，应能有效的遏制其攻势。
　　如何攻击日军的补给线？
　　日军兵分三路，左翼第3、13师团自湖北祟阳南下，分为前后梯队沿幕阜山脉西側攻击；中路第60、116师团在湘北分6路强渡新墙河，右翼第40师团从华容、石首出动；穿越洞庭湖后登陆作战。显然，日军的补给线为粤汉铁路及相邻的公路。这条补给线在湖北的祟阳，穿过幕阜山脉。这一区域的三个县（祟阳、通城、通山）都是山岳地带，1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10多座，是极好的游击战场。若能在长衡战役之初，将在武汉以东，进攻新四军李先念部的84军189师南下至祟阳、通城、通山，以游击战法，在此进行交通破袭战。随后，将在平江以西，幕阜山中段重聚的第27或第30集团军不向南，而向北，增援189师，控制祟阳。利用险峻的山势迟滞消耗日军，牵制长沙、岳阳一线的日军战役预备队（估计是34师团、39师团），夺回战役的主动权，为精锐的王耀武集团军创造有利战机，当属可能。
　　当日军以第68师团、116师团、58师团、40师团、13师团围攻衡阳时，其东边是3师团拱卫，以第27(或30)集团军牵制；王耀武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在空中掩护下（当时，除衡阳外，其他机场尚在我手），则直扑西侧的日第40师团，不使靠近衡阳，因这个师团从水路而来，其重装备必然不多，且其后无第二梯队。若不能围阻40师团，则应战术机动，寻歼孤立的日军。以我之上、击敌之下。若能如此布署，即使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不能如期开始，也能使长衡战役形成均势，从而拖垮日军的进攻力量。若五战区、六战区的战略反攻能按期展开，则战场形势必将转为有利于我方。方先觉的第10军坚守衡阳47天，为何如此骁勇善战之将，从1949年到1968年，当了近20年的中将？ (转自《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了23次会战，国民党也以此作为资本，一寸山河一寸血由此而生。大肆吹嘘其一个个“大捷”，毙伤日军从2万到20万不等，“全歼”日军联队、旅团乃至师团的说法都有。
　　　　不弄清这些基本事实，也就无从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下面对几个典型战例进行剖析：
　　　　（1） 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当时军政次长陈诚建议主动发起，以将日军主力从贫瘠的华北吸引到经济繁荣政治中心的华东，为日军攻夺南京埋下伏笔{看看这肉头统帅部里真真是人才辈出}。当时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
　　　　”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陈诚的理由是，自古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华北南下黄河、长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如依仗机械化优势大举南下华北平原，攻占武汉，中国军队不但难以抵挡，而且国民政府和抗战物资也无法撤退到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不如主动进攻上海吸引日军，国民党军可依托钢筋水泥建筑大量杀伤日军，并将日军主力逐渐引到华东稻田水网地带，使日军重装备难以运动、发挥威力。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也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党肉头政府对淞沪之战主流的肉头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方面。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依仗洋人}。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买办精英们处处以洋人的利益为中心，设想淞沪一役必将获得洋人干涉而获新生。那儿曾想，洋人根本不把这些玩意儿当人看，你打你的，我看我的，说了几句歌雪挠痒痒的屁话，日本根本就不往心里去。京剧花旦的脚色开始显露。
　　　　蒋介石同意陈诚、姚琮军事方面的判断，加上考虑上海为远东经济中心，还有租界，西方各大国有直接利益，阿Q似的意淫：如上海开战西方大国必会干预，因此肉头呱唧的指示主动发起上海作战。
　　　　
　　
肉头们这一“围魏救赵”战略是否正确呢？可以说是天字号的错误或自荐式的向日军邀功。谁都知道华东对于中国的重要地位，在华北决战砸坏的家什还比不上在华东决战毁坏的一个零头，而且最要命的是南京离上海仅在三百公里之内，国军的战斗意志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肉头们肯定一清二楚，国都门户洞开将意味着什么？可能肉头们不屑去考虑这些了，只要能为日军提供方便加速中国的溃败，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勾当，肉头们也能做得出来。
　　
　　 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肉头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陈诚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50多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根本就没存在过，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童养媳般或阿Q似的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岂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蒋府那帮肉头太自视甚高了。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由此可见主动发起上海作战是何等幼稚，明明是屁股上面摊煎饼——糊腚闹油的玩耍儿戏，国民党战后数十年却照例吹嘘这一肉头战略如何的“高明”，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见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的史说回忆：“八一三凇沪抗战记略”，载“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之《八一三凇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页）
　　　　现在我国著作均称是日军主动挑起上海战事，其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挑衅并打死我卫兵，我忍无可忍将其击毙，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后，见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驶来，高度紧张，以为被识破身份，遂先开枪将其击毙。事发后“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机场门口，说日军强行闯入时打死我卫兵”（同上，91页）。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没有海空军支援，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党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协同动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坦克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壮战况。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其实即便是这5个师部队，在头10天的围攻中出现的，也仅有87、88两个师。时任南京军委会炮兵总指挥的邹作华认为，上海围攻战，“兵力不足，为攻城失败原因之一”，而“攻城编组炮兵力量薄弱，此为攻城失败原因之二”。史说回忆，“怎样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作战，怎样利用士气和敌性打击日军，都没有深入的研究，”而“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此后双方大量增兵，日军投入精锐的第3、11师团，国民党军增援也达30万，尤以陈诚嫡系18军等部队血战罗店最为惨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在华北的汤恩伯、李默庵部外，先后全部投入淞沪战场，可谓倾注全力。而国民党军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看看肉头战法多么迎合了日军的需要！
　　
僵持到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桂系军队。北伐时桂系7军战斗力远强于蒋介石嫡系1军，与“铁军”4军并列，号称“钢军”。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以6、7万军队大举渡江反攻，南京危急，何应钦的1军抵挡不住，而7军赶到后将孙部一举打垮，“钢军”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经营广西，将其建为“模范省”，大办民团，抗战前训练壮丁120万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至抗战时达5万支；又订购自动步枪1000支，钢盔5万顶。此次桂军主力7、48军等7个师投入淞沪战场，白崇禧自认为可一举扭转战局，提出从南翔、真如间出击、“压迫日军入海”的不切实际计划。10月19日进攻发起时，适逢日军也以新到的第9师团（与11师团一样是日俄战争时参加过旅顺攻坚战的精锐主力师团）总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将日军施放的烟雾误为毒气，队形自我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遭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突击，数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小诸葛”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连日饮食不进。
　　
　　　以后11月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前线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撤退，毫无组织，先退部队仓皇炸断桥梁，以致随后汽车拖带的重炮无法过河，这些花费巨额外汇购进的大批,（德国重炮战场上损失不大，现在却被迫丢弃，令人万分痛心！原拟撤退部队依靠吴福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地堡钥匙在当地乡长、保长手里，此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无维修许多废弃，以致毫不起作用，战前国民肉头政府花费巨资构筑的吴福国防线，就落得这样下场！随后日军直插南京，15万多守军除叶肇的粤军66军抱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想法杀出血路突围外，其余被日军缴械后全部屠杀，连同平民遭日军屠杀者近40万只多不少，龙蟠虎踞的金陵城沦为血与火的地狱！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数一直有争议，《疑义相与析》指出：“比如淞沪战役，据日本军部公布的金山卫登陆前日军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字，从8月至11月8日，计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9万多，是我国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数字，《疑义相与析》还指出其来源，又是日本军部公布，又是来自日本权威战史，看来确凿无疑。但是且慢，这里藏有一个大“猫腻”……
　　　　查原文，记载是这样的：
　　　　“到9月29日止累计……上海战死2528名，负伤9806名，合计12334名。”，“出兵以来伤亡累计数如下：
　　　　10月14日，战死3908名，负伤15843名，合计19351名。……
　　　　11月8日，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
　　　　原来如此！日文原文给出的是从8月到11月8日几个日期日军伤亡的数字，而且注明是“累计数”，难道还要重温小学算术？！我每天吃1个苹果，3天就累计吃了3个苹果。分开累计的话第一天吃了1个，第二天累计吃2个，第三天累计吃3个。按《疑义相与析》的算法'，将3个日期的3个累计数加起来，就成了6个。这就是“猫腻”所在！淞沪会战日军的伤亡，截至11月8日是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这就是日军淞沪会战伤亡数字，所以日军伤亡是4万而不是9万，军事科学院出版物也采用4万这一数字（见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0页）。日文原文并无“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这样的字样和数字，纯属《疑义相与析》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错算出来的，却注明来自日本军部公布和日本书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如此。而且该文还多次采用类似的“猫腻”，逃不脱欺骗读者的干系！（淞沪会战是本文第一个探讨的正面战场战例，说明多一些，以下战例从简，否则本文就成为一本大部头著作了，希望网友自行查找有关资料，客观研究得出自己结论）。
 

武汉会战：
　　
　　 熟悉二战日军情况的人都知道，作战中日军经常将旅团、联队加强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编成支队，临时配属其他部队，但战后都立即归还原建制。二战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绝没有将来自不同地域人员混编到同一部队的情况，第6师团来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将来自京都的116师团部队纳入自己固定建制，其自身建制部队的缺额也没有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后备兵员就近补充，而是要等待从家乡熊本来的3000新兵。冈村宁次评价第6师团是“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作战英勇无比……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冈村宁次回忆录》，337页)
　　
　　　　武汉会战中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即第2军从大别山南下，11军溯长江西进，国民党军防御中也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军，并对此大肆宣扬，却夸大到离奇程度。富金山之战，日军第2军3、13师团遭到国民党军宋希濂的71军等部顽强阻击，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但一些著作如孙挺信的《中日大决战》却记载：日军承认，富金山之战死4506人，伤17380人；共计伤亡21886人。查日军史料，这些数字是11军在武汉会战中的伤亡，却被孙某人张冠李戴到第2军在富金山的伤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万家岭之战是国民党战史宣扬的武汉会战的“大捷”和焦点，如记载：“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70、8、4、64、74、66等7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又记载薛岳自夸：“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至于万家岭大捷之成果：“日军第101、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1000余人逃脱……"
　　　　好得很！既然全歼日军3万，控制了战场，国民党军当拿出日军在万家岭尸横遍野壮观景 象的录像和相片，缴获也必堆积如山了！可惜，没有（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曾宣布击落美军2架大型直升机，机上50多名美军毙命。其实北约轰炸南联盟并无1人死亡，在战争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零死亡”。既然击落美机，如果南联盟公布飞机残骸和50多名美军尸横遍地的录像带和相片，将产生怎样的效果！索马里游击队拖着美军尸体游行的录像一公布就立即迫使美军撤军，南联盟竟愚蠢到连这一点也“想不到”？）。
　　
　　 实际上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不过是吹嘘，106师团虽然损失很大，毕竟终于坚持到援军解围。日军第106师团为特设师团，为常设师团第6师团的预备役（特设师团番号为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虽然同样来自九州熊本，编制也相当，但战斗力天差地远，武汉会战时任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给熊本师管区的信中尖刻地写到：第6师团为日本第一强大师团，106师团则为第一弱旅。投入万家岭战役时，106师团改为适合山地作战的驮马师团，并加强配属了炮兵。日军驮马师团编制约2.85万人，当时106师团不可能满编，但应有2万人左右。万家岭战役，战后何应钦军事报告说歼灭106师团一部分。万家岭战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间，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通常认为106师团伤亡约1万人，算是损折过半。几乎失去战斗力。10月11日，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在增援的日军27、101师团部队迂回威胁下，损失惨重的薛岳兵团主动撤退。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构成包围圈的国民党军，“以迂为直”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357楼作者: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25 12:43:9 [到顶部] [回复] [编辑] [删除] 　　再提一提肉头们花园口决堤事件。为了讨好被人民赶下海的肉头们，也可能为了统战的缘故，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肉头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
　　
　　 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
　　 二、日军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
　　 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
　　 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
　　
　　 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泥泞，弄湿了军需装备，增加了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九十万人淹死，六千万人无家可归的惨重损失相比，这点狗屁军事价值微不足道”。（注：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将领和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列举23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优于华军。例如第2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松山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炮兵少佐，29岁，东京都人，毕业于东京工业专科学校，入伍前系动力技术员。在56师团，金光以作战勇猛和头脑冷静著称……1939年南昌战役……
　　　　金光冒着危险，指挥一门野战炮抵近射击，直接命中守军指挥部，当场击毙中国第29军中将军长陈安宝。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军事演练大会武中，腊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3项第一的优异成绩。
　　　　松山大战历时120天。在这座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山头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2个军5个步兵师及工兵部队若干，总计达6万余人，火炮200门，发射炮弹数万发。动员后勤民工达10余万人次。另有美国飞机空中支援。日本军队在松山的兵力为1200余人，火炮30门，坦克4辆。交战双方兵员之比约为50比一
　　
　　 是役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伤者逾万。日本守军除1人突围外全部战死。双方付出的代价之比为15：1。”以上记述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打通中印公路后，驻印军携带庞大装备陆续回国。1945年夏，新1军空运云南沾益（新6军)1944年秋已空运沾益），兵员4万多人，使用飞机2500架次运输（失事2架），另运送骡马等也用了2000架次以上。汽车2000多辆由中印公路开回国。但由于云南境内桥梁承重仅7吨，所以驻印军装备的美制35吨、14.5吨中型坦克全部移交英军。6日军记载：1944年4月29日至1945年2月20日与中国远征军作战中，56师团等部死亡8390人，受伤4810人，生病5000人（《长编》，中册，312页），合计18200人。连同18师团的损失，日军与远征军作战总计损失2.3万人，其中死亡1.16万人，占日军在缅甸战死总数18.5万人的6.3%。w
　　　　远征军印缅抗战确实取得最后胜利，但人们忽略的是，就整个太平洋战场大势而言，却是个极大的战略失误。美国之所以积极装备国民党军，就在于罗斯福、丘吉尔企图利用中国人牵制缅甸日军，以利盟军作战。但远征军在缅甸只是盟军的一支小力量，其时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一次战役即可击毙日军数万（如英帕尔战役击毙日军5万），所以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而当时中国战场却N极需要远征军，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击溃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数十万，而此时中国军队却有一支精良装备的30万大军陷于缅北滇西一隅，在崇山峻岭、不见天日的热带雨林中与日军胶着，远水难救近火，坐视大片国土沦亡，千百万难民颠沛流离（新6军空运芷江也赶不上湘西会战）。设想如果30万远征军1944年投入正面战场，在占空中优势的“飞虎队”掩护下势必予日军以重大打击。长衡会战时日军后方供应线遭“飞虎队"”打击，前线日军供应困难，连11军司令官横山勇也因只能吃生割稻谷充饥而连日腹泻狼狈状可见一斑。日军11军参加长衡、湘桂会战总兵力不过36万，如遇上全美械装备的30万远征军，遭遇如何可以想象，素称精锐的18师团的惨状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军队至少不会全线溃退，日军也不可能打到贵州独山）。惜罗斯福、丘吉尔只顾打自己小算盘，丢了中国战场的大局，不能不说是战略眼光的短视。
　　
　　

汪精卫是明面上的汉奸，他没带走一寸土地，也没扒黄河淹死几百万人民来掩护军政机关的撤退；更没有设计战略布局让日本轻松消灭国军精锐三百八十多万，俘虏国军三百多万！虐杀抗日壮丁四百八十多万！！
　　
　　 虽然汪精卫作了明面上的汉奸但张学良、汤玉麟、宋哲元、陈诚、唐生智、蒋介石却把大片国土无偿赠送仇敌，将上千万中国军人推入虎口。难道中国至今还需要这样的国家领袖和军事干才吗？还要为这种肉头政治和肉头军事载歌载舞吗？？？！若真的这样蒋粪丝们还是中国人吗？怪不得你们那么看重和相信日本人的论述呢。
　　
　　 如果不幸又有强敌与我国开战，难道还要像蒋肉头般指挥战争？网上那些为花生米喊冤叫屈的网友想过这些吗？
四大家族的肉头们为了大肆侵吞全国军民的抗战捐款，自己非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还帮着日军消灭早期抵抗日军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队。这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肉头们指挥混乱，缺乏协同
　　平津抗战打响后，又一个关键的肉头领军人物进入我们的视线，真搞不清凭什么现在还给他带着爱国将领、英勇抗日的民族英雄帽子？其实应该枪毙他！
　　“七.七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家乡，得知事变发生后并未立即返回部队。当中央已派出第26路军及庞炳勋、高佳滋部北上支援其作战，并于7月9日、10日两次电催后 ，才于11日离开家乡。但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他既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去筹划抗战，也未到中央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指挥部队，却去天津与日军新任的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谈判。平津之战展开以后，军部对28日南苑战斗的情况不了解。直到当日下午，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返回城内才知道了南苑战斗已经失利。宋哲元28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留张自忠在北平与敌周旋，宋哲元到保定。但北平所留部队和天津的第38师、察哈尔省的第143师究竟应该如何作战，并没有明确决定，实际上交由张全权处理。张于29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后并未指挥部队作战。这天北苑和黄寺战斗正在进行。位于天津的第38师是听到南苑战斗并收复丰台的传闻后才于29日对日军发动攻击的。通县伪军反正也是在与第29军毫无联络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8、29两日平津地区展开大规模作战期间，位于察哈尔省及南口至张家口铁路沿线的第143师部队竟然没有任何行动。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第29军指挥方面的混乱程度。
　　
　　大敌当前，战备不足
　　
　　当时上海《新闻报》的一位记者陆诒在全程进行采访后指出：“当前残酷的战争现实，使我们逐步懂得有备与无备大不一样！半月多来，从卢沟桥、长辛店以至平、津、保定所见所闻，教育我们：在强敌压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蒋介石幻想和平，只能自取覆灭。当时和战大计不定，即使在喜峰口有过光辉战绩的29军，由于事先没有健全的战斗部署，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等敌方调度好了，一翻脸就发动突然进攻，逼得我们仓卒应战，吃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大亏。由于当时的统帅部对抗战准备不足，指挥失当，仓促应战，以致败退千里。导致严重后果：继平津之后，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等名城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于敌手。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相反，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
　　
　　5月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密电宋哲元，要求其做准备。7月15日、17日，何应钦两次致电宋哲元，分析日本和谈阴谋及形势之严重，令其在北平、南苑、宛平集中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但宋哲元无动于衷。当他接受了香月清司的无理要求，将第37师撤出北平、禁止中国人反对日本侵略，而日军仍向宛平第29军进攻时，仍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战备措施。宋哲元接到何应钦15日要其“切实注意计划”的电报后，曾令秦德纯拟制了一个防守北平的局部作战计划（其内容基本上是7月28日作战命令中第一路军部分），作为预先号令发给高级将领。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由于诸将领中存在着主战和主和两派，相互争执不下，而宋哲元又是主和的。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根本无法执行，形同废纸（这种和、战不一的情况，在南京政府中也存在）。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日军发动进攻时，第29军并不清楚日军究竟有多少兵力，更谈不上了解日军的作战计划和主要突击方向，就连一般的判断都没有。
　　
　　肉头们在绥靖政策吃喝嫖赌抽大烟的逍遥自在中白送了东北，又丢了热河，日寇的军刀抡向平津。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可民国那帮肉头领袖们又在做什么呢？且看1937年的前7个月肉头们在干什么？！！！！！
　　
当时大大小小的军政首脑肉头们都在装病作秀！
 

国军在华北像样的抵抗就是昕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惨烈的抵抗，基层官兵的英勇献身难道应该记在丧权辱国的蒋肉头政权头上吗？？？！！！这是华夏汉族悠久的传统，这是凛凛大汉之军威在现代史上的展现。决不是肉头们可以代领的殊荣！现在有帮不学无术的肉拉吧唧的昏昏们，看不得国军战斗，一战斗就激动得拉希，你们就没有想想：作为政府军，人民养你做什么？你掌握着全国军政资源和国际援助你他奶奶地不抵抗、谁抵抗？！！那些扯着嗓子为肉头喊冤的小肉肉们，等那天你家来一群流氓，欲糟蹋你的妻女母亲姐妹时，难道你们也血肉头们的榜样撒丫子赛跑吗？？？！！！！
　　
那些在南京保卫战中因肉头们低劣的指挥而英勇殉国的将领们，他们在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汤玉麟、宋哲元、蒋介石、唐生智这几个吃喝嫖赌抽大烟，一身杨梅大疮葬送东北、华北和华东的现代中国肉头系列大汉奸。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靠淹死人民来掩护肉头机关撤退的扒黄河以抗战资料
　　
　　世界比较公认的资料一般认为如下：
　　
　　资料一：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编印《黄泛区善后建设会议纪录》中说，河南泛区内人口因各种原因死亡已四十三万余人，逃亡者九十余万人，前后土地被淹者九百余万亩，已涸出者四百八十余万亩。
　　
　　资料二：国民党行政院对黄泛区害的不完全统计，据称:
　　
　　“甲、按淹没耕地面积来说，
　　
　　河南淹耕地450553公顷，占原耕地32%，其中扶沟占原耕地95%为最惨。
　　安微淹耕地284598公顷，占原耕地22%。
　　江苏淹耕地109108公顷，占原耕地14%，
　　总共淹耕地844259公顷，占原耕地24%，
　　
　　乙、按人口逃亡来说，
　　
　　河南逃离人数1172639，占原人口17.3%，死亡人数435589，占原人口4.8%。
　　安徽逃离人数2536315，占原人口28%；死亡人数407514，占原人口4.5%。
　　江苏逃离人数202400，占原人口5.6%；死亡人口160200，占原人口4.5%。
　　总共逃离人数3911354，占原人口20. 3% 死亡人数893，303，占原人口4.7%。
　　
　　丙、按动产与不动产损失来说，以战前法币折合人民币计，
　　
　　河南损失19328.5亿元，占原财产22%。
　　安徽损失25265.8亿元，占原财产23%。
　　江苏损失3210.3亿元，占原财产5.3%。
　　总共损失47806.7亿元，占原财产18. 4%。
　　
　　丁、按农业减收来说，河南省22452.7亿,安徽18104. 6亿元，江苏6916.7亿元，总共47474亿元.
　　
　　至于土壤变异，水利破坏等项损失，以资料缺乏，未能统计。
　　
　　以上各项仅财产及农业减收两项，即达95280.8亿元，其损失之惨重至足惊人。
　　根据这些资料判断，黄泛区淹死和之后死于黄泛区饥荒的一共大约九十多万人，受灾面积二万平方公里左右，受灾人口约一千六百多万人。
　　
 

其实，肉头们打心眼儿里是有极其深厚的日本情结的，从蒋肉头、何应钦、张学良、唐生智、汤恩伯、胡宗南等一干肉头将帅哪个不是从日本军校培养出来的？所谓的抗战其实是在打马虎眼，等待时局变化。在战争战役中惟妙惟肖的配合日军进攻是他们必做的功课，基层官兵的鲜血与生命在肉头们的眼里那是稀松平常的。
 

蒋肉头门下又是如何的弟子？　　 李宗仁回忆录论汤恩伯
　　
　　 汤恩伯在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同是委员长的心腹，他们又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在委员长怂恿之下，蒋、汤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汤恩伯却始终对我保持着表面上极度恭顺的态度。我也就想利用这一点点友谊，来替他调处调处，免得闹大了，影响战局。
　　
　　1942年，汤恩伯在叶县防次办了一所“大学”。开学时，承他邀我前去“训话”。公务既毕，我找了一个机会和他闲谈。我开门见山地问他说：“我听说你和蒋长官的关系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恩伯说：“蒋长官昏聩糊涂，受左右宵小包围，对我歧视。”我说：“恩伯兄，论军界资历，蒋长官是你老前辈；论私谊，他与你又都是委员长的同乡。如你们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谁合作呢？你和蒋长官之间的摩擦，你纵无过，也是不对，何况你还不一定无过呢！在这大敌当前的局面，你们帅将不和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本来，你们第一战区如闹糟了，我第五战区还可乘机表现一番。不过就大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意见。”最后，我一再强调说：“恩伯兄，我比你痴长十来岁，我这番话实在是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听后很为感动，说：“那我就到洛阳去看蒋长官去！”
　　
　　嗣后不久，我因事与蒋鼎文碰面。我遂问及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的顾全大局。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汤恩伯想当长官，让他去当好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接着，他就叙述他辞职不准的道理。鼎文说：“我也有我的长处呀！杂牌部队不怕我，我还可以指挥他们。可是他们怕汤恩伯，汤恩伯如当了长官，他们恐怕都要跑了。所以这一位子，汤恩伯想干也干不了，我辞也辞不了。”
　　我当然也把汤恩伯在叶县所说的一番话告诉蒋氏，并说汤恩伯有意到洛阳来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铭三兄，”我说，“为着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为国！”蒋鼎文也很感激我这一番善意的调解。
　　
　　从这些小事，很可看出汤恩伯是怎样一个飞扬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时，除办“大学”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什么“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用农民去耕种。此外，他又不恤民时，征用民工，大兴土木，修建其“大学”，建筑材料则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庙，甚至祖茔上的砖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他生性又是个能说会讲，而讲过又不算的莽汉子。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当局”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了。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
　　
　　
正如肉头们拿戴笠说过的话：“猪养肥了等人大年三十宰，忍耐等待等不来平等对待。”一样，蒋介石政权从三一年等到了三七年也没有等来国际上的平等对待，更加耻辱的政治军事外交残局在压榨着这个不称职的政权。因为他的军事现代化并不是为了抵御外侮，而是为了镇压国内进步势力。至于财政上的料理和加强工业设施建设到最后也没见肉头们为民族增添丝毫的福利，人民仍旧比前朝生活得更加艰难，这个政权不仅在他争取得所谓“黄金十年”时期没炼出多少钢铁来，反而在冶炼造炮上比北洋政府倒退了许多。但是四大家族的帐号里增添了天文数字的美元存款。
　　
 

　　没人非要蒋先生爱中国　　
　　既然蒋先生统一了全国,那么为何日寇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不抵抗?为何他的国民革命军从中国东北跑到贵州独山?
　　既然蒋先生率领全国军民抗击日寇取得了辉煌胜利请你告诉我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守住了哪座日寇进攻过的城市?粉碎了哪次日寇的作战计划?用武力夺回了哪块沦陷区?解救了哪位沦陷区人民?
　　既然蒋先生领导了中国工业建设成就喜人,那么请你告诉我1949年以前有哪座万吨高炉?国民政府建造了哪艘万吨轮?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华民国生产了什么牌子的汽车?轿车?摩托车?兴建了中华大地上哪座油田?国民政府统治下哪座工厂使用了生产流水线?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喜人工业为农民提供了什么牌子的拖拉机?
　　国民革命军哪门口径超过37毫米的火炮不是进口的?国民革命军空军参加抗战包括抗战之后的哪架飞机不是进口的?国民革命军生产了哪款自动步枪?半自动步枪?
　　既然伟大蒋公提倡的新生活运动革除了封建陋习,提倡了文明性生活,那么请问为何妇女裹小脚却不能制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三妻四妾，仔子多的认不过来?
　　既然伟大蒋公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完整的版图那么请问一直在满清版图下的外蒙古现在是否还有中华民国任命的官员在管辖?哪个国民革命军战士在外蒙古守卫边疆?自己懦弱无能不敢与日军作战，招引苏俄入室，率先承认了外蒙割裂，并在61年把外猛拉进联合国，然后再挂一副国际上无人理睬的版图就有对外蒙的主权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是否忒低劣了点？
　　我们不强求蒋先生爱社会主义,但是别黄金十年饿死两亿中国人呀!
　　我们不强求蒋先生舍身取义,但是别扒开黄河淹死百十万人呀!
　　我们不强求蒋先生以身作则,但是蒋太太别把老佛爷嘴巴里含的夜明珠戴到美国去跳舞呀!
　　我们不要求蒋先生率领中国在短短十年内富强.但是别让上海滩上插着华人与狗不得如内呀!
　　我们不要求蒋先生亲帅伟大的国民革命军横扫宇内,但是别让日本人从东北打到中国云南啊!
　　我们不要求伟大的国民革命军战无不胜,但是至少伟大的国民革命军别战从不胜啊!别三十七天丢失城池三十八座呀！
　　我们不要求伟大的国民革命军武力攻占沦陷区,但是至少别搞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啊!
　　我们不要求伟大的国民革命军冻死不拆屋,但是至少别把人家的老婆女儿抓去暖被子呀!{汤恩伯在河南的勾当}我们不要求伟大的国民革命军饿死不掳掠,但是至少别把壮丁活埋便于吃空饷啊!
　　
　　蒋粪丝们可有妙计安天下？
　　
 

也谈花生米的持久战
　　
　　大而弱的中国抗击小而强的日本，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正确的。然而如何以空间换取时间，换取时间后怎么办，蒋介石在这方面的诸多答案都是错误的，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靠自己的力量衽持久抗战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他不是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法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耗日军，而是消极防御。开始在作战指导上用利用阵地节节抵御，以国民党军的大量损失消耗去换取日军的少量伤亡。他宣称：“我们死亡一个到两个，日本定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们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吗？”“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长期也处于静止状态，敌发动局部进攻时才抵挡一下。让花生公去做计划生育工作是蛮棒的。
　　
　　
蒋史矛盾的实质
　　
　　史迪威自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至史迪威离开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前后近３年，两个人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不少，但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揭短与护短的矛盾与冲突
　　
　　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为政、治军、为人，史迪威和他身边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认识。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蒋“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他的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也说国民政府“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史迪威当着国民党的随从人员的面，揭国民党军队的短。
　　
　　威尔基{蒋夫人的情人，有举世名言：“我统治东半球，君管理西半球，这是解不就是我俩的了？”载入各国史册。}是在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落败的候选人。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在华人员反映国民党负面的情况，罗斯福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便决定安排特使，于是，便派威尔基来华。这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总统特使。用蒋介石的话说：“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美国人士”，蒋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对威尔基予以总统规格的接待，在重庆制造虚假繁荣，编造刚刚缴获日军战利品事实，给威尔基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对于蒋介石指使下属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气愤至极，当何应钦提议威尔基到西安附近的黄河边，视察那里的抗日前线时，史迪威当着满厅中国高级将领大声讲，那里是应该去，因为那里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物质的最大市场。史迪威这样做，蒋介石怎么能容。其实，史迪威也没有想想，蒋介石是多么诡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里成为战果最辉煌的地方。蒋介石是绝对不容许人揭他的党国、党军的短，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揭他蒋某人的短。
　　
　　史迪威对蒋的批评是用更为的直接方式表达出来。他时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觉得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由盖世太保支持的一党制政府”。他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威敢于冒犯他这位在党国、党军说一不二的领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蒋介石也用攻击性的口吻，讲评史迪威。
　　
　　二、是联共与抑共、反共的矛盾与冲突
　　
　　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鉴于中国的抗战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吸引着绝大部分的侵华日军，而所谓“国军”主要还是在战略后方。加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抵抗和吸引日军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就美国的根本立场和长期利益讲，美国是不愿意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但当前美国需要中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阻止日军南下，保证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的决战中掌握战略主动权，需要国民党联共抗日。
　　
　　此时，传出蒋介石要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潮，使得美国方面感到担忧。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国外交官员递呈白宫的大量报告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国内内战已重新爆发，美国对国民党这一个党的大量援助，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谢伟思断言：“国民党的军事策略是全力消灭共产党人。”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说蒋介石已经变为“他所操纵的腐败体系的政治俘虏而不能自赎”，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建议华盛顿政府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史迪威的观点与这些人大体相同。１９４３年８月，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事究竟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９月，史迪威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陕北的军事行动，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这是蒋介石绝对不会干的。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
 

买办是亡国之祸:蒋介石和日本的秘密投降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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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少买办和右派为蒋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开脱, 不顾历史事实, 妄图给把中国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蒋买办政府翻案.最搞笑的就是引用蒋的什么日记, 白天卖了国, 晚上在日记里面慷慨激昂.
　　好啊, 咱也来披露些日记内容.
　　
　　[1] 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 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宇垣答复： "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 1247页。）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 "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
　　
　　"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 "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 "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 "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 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2]：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 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 年3月4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 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 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3]：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 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米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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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独”勾结反共仇华 日本政界有个“台湾帮”
在二战结束50多年来，日本政界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共仇华、俗称“台湾帮”的亲台势力，他们与“美蒋集团”和李登辉之流的“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竭力阻止中日关系正常化，妄图破坏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张进山在《当代亚太》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与台湾的对日院外活动》的论文，对日本国内的“台独”炮制者进行了彻底的剖
　　析和揭露。
　　
　　　　美国是日本“台湾帮”怂恿者
　　
　　　　作为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台湾帮，形成于50年代的岸信介内阁时代，但他们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殊关系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甚至更早。在美国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识、日蒋军事勾结、日本扶蒋反共，是日本政界台湾帮集结、形成的主要背景和原因。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其亚洲及远东战争利益出发，为扶植日本成为东亚反共包围圈的中心堡垒，建立北起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朝鲜半岛、琉球、台湾，南至菲律宾的反共防波堤，在其策划与操纵下，在中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4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同盟国缺席和苏联、波兰、捷克3国拒绝签字的情况下，于9月8日片面签订对日作战国的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解除了对日本的军事管制，使日本重返国际社会。
　　
　　　　紧接着，美国又迫使日本当局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于1952年4月签订了《日华(台)和平条约》。但条约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完全违背《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未让日本写明已将台澎归还中国，仅将台湾称为“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的领土)”。在国际法中，“控制”与“拥有主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就是说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控制”台湾地区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承认中国对台澎地区拥有主权，为所谓的“台澎地区地位未定论”和制造“两个中国”埋下了伏笔。
　　
　　　　就在日台签订“和约”的同一天，日美两国亦同时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并立即释放了包括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88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在押战犯和岸信介等一大批发动并参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被“整肃”极右翼政治官僚。
　　
　　　　这两个条约标志着美日蒋结成了事实上的“反共大同盟”，为日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集结、形成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止台海两岸统一打下了基础。
　　
　　　　蒋“以德报怨”日“感念不已”
　　
　　　　张进山认为，日本的台湾帮之所以能在战后不久的时间内得以迅速集结和形成，除日蒋之间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基础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蒋介石政府抗战期间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日本投降时所谓“以德报怨”的对日“宽大政策”，使日本的统治阶层和军国主义分子一直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感念不已”，为日后培植日本的亲台势力和台湾帮播下了种子。
　　
　　　　据透露，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日方保持着秘密渠道。抗战胜利时，蒋又与侵华日军暗中交易。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会见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时，冈村对蒋停战后宽大处理日军表示感谢，蒋则对受降工作的顺利进行表示满意。从此，这位侵华期间以执行“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总司令便被蒋介石视如贵宾，尊为顾问。
　　
　　　　日本投降后，经过3年的较量，自知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担心自己的座上宾冈村宁次等战犯落入解放军之手，于1948年8月23日在上海导演了一幕“公审冈村”的闹剧。1949年1月26日，在美蒋的授意下，“审判”在当庭判决冈村“无罪”后草草收场。紧接着，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在蒋介石政府驻沪宪兵第9团的军车护送下，直奔早已悄然等候在黄浦滩头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派来的专轮“约翰维克斯”号，登轮驶往日本。在这种“以德报怨”政策的作用下，蒋介石政府不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使屠杀了我3500万同胞的日本战犯得以逍遥法外。
　　
　　　　日本“知恩图报”生出“台湾帮”
　　
　　　　1949年12月，蒋介石统治集团败退孤岛台湾。被蒋介石放回日本的侵华战犯和旧军人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而是在“知恩图报”的幌子下重新纠合集结，继续扶蒋反华，为垂死挣扎的蒋介石集团效犬马之劳。
　　
　　　　冈村宁次返日后，继续重操旧业，台前或幕后指挥根本博、政信等侵华旧军人为台湾蒋介石集团的负隅顽抗募集兵力，运送武器。1949年夏，冈村的旧部、曾任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的根本博由东京赴台面见蒋介石，并受蒋之邀亲临福建厦门参加指挥金门战斗。
　　
　　　　1950年春，冈村宁次秘密赴台，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共商“防卫”台湾之大计，并随后派其旧部藤原大佐去台湾协助蒋介石“从事作战技术方面的工作”。据日本《文艺春秋》杂志1971年8月号增刊登载的原侵华派遣军参谋小笠原清撰写的《拯救了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一文透露，1949年11月，一个代号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由日本启程去重庆见蒋介石，1950年初东渡台湾，在台北近郊圆山公园附近的军事训练所，重新培训了100余名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此外，作为“白团”的辅助部队，还创建了一个名为“富士俱乐部”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有关战史、战略和战术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如果冷静地分析“白团”进入台湾后的日台关系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以“白团”为核心的旧日本军人和保守的政界、财界的领导人发挥了“看不见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台湾帮的一大势力。后来，由于与旧日军上层人物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些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的相继卷入，加之蒋介石政权为此付出的大量感情和资金，均为后来盘踞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的形成起到了铺垫和催生作用。(陈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