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引用资料: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二。网友Lantai对我引用资料的回答:

上述的比较极端不准确，也无意义。
　　
1．准确地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是307公斤，1978年达到317公斤。
　　
2．须知，56年的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是1975年之前的最好水平。请问lovesue888先生为何不挑出刚解放时候1949年的数字来做比较呢？估计作者也已经查到，1949年中国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太少太少了，才209公斤！到了集体化那一年，就是1958年，这个数字迅速增加到了303公斤。建国30年后的197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41公斤。1980年后集体化解体。到200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840亿吨，总人口13.76亿，那么人均就是352公斤。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比起1979年仅超过了12公斤，换言之，近30年来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提高的并不快，变化也不大。
 
3. 上述说明了什么？说明农业没有搞好吗？不是的。事实上在中国，按人口平均的粮食拥有量这个指标，其增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这不仅因为粮食生产精耕细作已经经历了数千年，其边际效益已经趋近于零，更主要地是因为人口剧烈增长。
　　
那么，在这样的国情下如何衡量粮食生产的绩效呢？通常是看粮食增长是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1978年相对于194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1312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169%，而同期总人口只增长80%，显见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1.17倍），这就为保证人民生活由极度的贫困走向温饱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粮食单产的迅速提高。粮食亩产方面，1949年只有137斤，这个数字与2000年前战国中晚期就已经达到的216斤相比，简直低得出奇！到1978年，中国的粮食亩产提高到854 斤，而近10年来，也稳定在800-1000斤左右。新中国尤其毛时代粮食单产的增长幅度之快，为民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望尘莫及。
　　
按照粮食生产的主因素分析法，影响粮食总产量有这么几个主要因素：第一，播种面积，第二，受灾面积，第三，农机总动力，第四，化肥施用量，第五，灌溉面积比例，第六，粮食价格。数据显示，新中国55年中，农机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和灌溉面积比例的提高速度，数前30年最快。具体的数据这里就不列了。因此本人认为楼主有关“农民在毛时代的巨大收益”的说法，属基本正确。须知，农机总动力和化肥施用量的提高需要依靠国家工业化来实现，至于灌溉面积比例的提高，也要依赖国家和农民来共同完成。
　　
4．lovesue888 先生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然而事实上，首先，统购统销哪年开始的？答案是：1953年的10月份。在此之前中国农民真正吃饱过饭吗？回答是，NO。按照经济史学家的说法，1949年前中国农民的80%以上常年生活在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关于民国时期，其状况大致可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两个子段来看：在前段，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而后段则是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民国时期，据学者估计由于粮食严重短缺，有2亿左右的民众被饥荒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其次，统购统销实施之后怎么样呢？比方说，lovesue888 先生给出的1956年，是一下子就从1949年的208公斤提高到了307公斤的，难道这不是成绩？不是统购统销的成绩？否则当如何解释呢？可见，lovesue888纯粹是在颠倒黑白。
　　
5．那么，什么叫做“吃饱”饭？有定量的标准吗？其实很多人包括不少学者从来没去认真考察过这个问题，便在那里妄说断言。
　　
我们来看日本经济学家小岛丽逸给出的一个标准：人均粮食拥有量低于250公斤时，处于饥饿状态；超过300公斤则处于吃饱主食的状态（是否可称为“温饱”状态？）；到了350公斤以上，这个时候肉类和酒类的消费将迅速增加。按照这个标准来判定就很好说话。
　　
我们看到，1949年的中国人是处在了严重饥饿的状态，因为人均只有209公斤；1956年能够吃饱主食了（人均307公斤）。此后由于人口激增等原因，1959-1972年中国人可说是处在饥饿与温饱之间，而到1973年后，中国人开始转入温饱状态（300公斤）。此后到1979年（341公斤），开始向肉类和酒类的消费增加的状态转化。
　　
就是说，中国人摆脱饥饿是由于实行了统购统销（日本也曾经实行统购统销直到1991年），而稳定进入温饱则要到1973年之后才实现。进入温饱且消费结构发生转移（即主食减少而肉类酒类增加）则是到1979年之后的事。至于目前的状况，与1979年就已经达到的状况比较，可以说有改善但不是很多。前面提到，2005年中国人均拥有粮食在350公斤左右，这个数字比起1979年来仅仅超过了12公斤。
　　
顺便提及日本。小岛丽逸指出，日本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300公斤是在经济高度成长开始的1955年，这和中国差不多同时。但日本超过350公斤则较早，是在1967年前后，比起我国来早了12年。这样一比较，是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不好呢？当然不是。请注意1950-1980年，中国人口从5.52亿增加到了9.87亿，增加近一倍，而同期日本人口从8.36千万增加到1.17亿，只增加了40%不到。

三。网友Lantai的回答有可信度的，其实，我引用的全部资料也支持他的论点：
1.这个资料引用的生活生产水平都偏低的地区，有误导嫌疑：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

2.这些资料证明上述陈大斌的数字并不准确：
a.区县志 >> 县志 >> 崇明县志 >> 卷十三农业 >> 三、粮、棉、油种植面积及产量
　　年份 平均年亩产
　　1955 556
　　1965 974
　　1973 1412
　　1976 1319
　　1983 1357
b. 1949～1988年松江县经济主要项目统计　　
　　年份 粮食 总产（吨） 单产(公斤)
　　1959 186025 321
　　1966 241705 449
　　1973 324060 670
　　1976 333020 736
　　1981 242490 632
　　1988 287955 704

c.松江县志 >> 总述
　　在1951年，创单产716.5公斤的纪录。这一经验很快得到总结推广。
    1952年，全县水稻单产从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这时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63年开始推行“麦、稻、稻”三熟制，当年粮食亩产达351公斤。
　　1964年突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达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种，改进田间管理，产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亩产分别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农业机械化从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进展，1965年全县已有拖拉机111台，手扶拖拉机92台，机引农具195台，机动脱粒机2252台，排灌电机651台，农机总动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势低洼少种低产的三麦，这时已占粮食总产的15％。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农村虽也受到影响，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农业生产、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其他增产措施，使农业产量仍有增长，但社员分配却较低。

四。毛时代农民生活水平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从我和Lantai 提供的数字看，毛时代农民生活水平到底是变好了。而且，还有数
字证明：人均寿命从三十多岁提高到六十多岁，人口从五亿增长到十亿，毛泽东时代的农民收益巨大。

2。遗憾的是，数字并不能代表一切，铁的事实是，战争结束后，印度的人口也迅猛
增加。铁的事实是，农民经常吃不饱，不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东北是
苦寒之地，南方人没人愿意去哪里生活，就如大西北一样，不适合南方人的生活习
惯，可是，在毛时代，山东等地的农民饿的受不了，闯关东，东北来了大量的山东
人，这些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五。毛时代农民生产数字增加，农民却饿的要闯关东，为什么？

1.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毛时代靠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获得了六百亿元的财富，这笔财富亦成为日后改革开放的资本。

2。中国外援和外债

a.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援助

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  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  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中国还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

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b.苏修逼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协定应于1965年全部还清。照此说法，直到朝鲜停战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还在节衣缩食地归还这场战争中拉下的债务。

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
　　
　　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吴冷西的回忆。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第335-338页)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定，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网上有位鼓吹“饿死三千万是美帝苏修滔天罪行”的先生，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此点，于是在文章中偷偷将苏联翻脸的时间往前挪到1959年。 当时并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虽然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毛泽东却是一定要争这口气的。 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

　　1950-19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六。毛时代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现在的农民呢？
温总理减低了农民的负担，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加入WTO 带来了新的危机：因为国际集团的背后捣鬼，黑龙江种植大豆的农民大量破产，这也许是个开始，希望国家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农民对付新的危机。

被美国绞杀的中国大豆产业

　　2006年岁末，在大豆油的带动下，食用油、面粉、肉类等涨价冲击波，悄悄侵袭中国各大城市，有的地方出现了抢购和囤积现象。市场预测中，很多人认为2007年豆油价格可能持续上涨，甚至有少数人恐怖传言“将上涨50%”。然而，自2004年之后，国内油、蛋、肉等消费量节节上升，中国对大豆和豆饼原料的需求激增，但奇怪的是豆价却不涨反跌，进入了一个长期大“熊市”，中国的大豆种植业遭受重创，种植面积迅速减少。这些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业内人士透露，这背后实际上是“四大跨国粮商”和国际资本，控制着世界大豆市场的定价权，为垄断庞大的中国大豆市场利润，对整个中国大豆产业链举起了屠刀！
　　
　　 在这样的屠杀下，2004年时暴涨暴跌的豆价，让号称“中国大豆军团”的1000多家中小型和本土内资榨油企业走上了绝路。而2004年后外资“趁火打劫”，开始收购困难重重的本土榨油企业，结果目前仍能开工的90多家国内榨油企业中，64家已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控制了中国85%的实际加工总量。“这个时候大部分榨油企业都是外资的家当了，所以市场上的豆价就是一直不涨，四大粮商欲借此剿灭中国的大豆种植业，和仍在顽抗的少数国内油脂企业。”
　　
　　 中国的大豆市场完全被“四大跨国粮商”操纵，因此对2006年岁末大豆原料突然上涨，业界没有欣喜，反而是更多的警惕：“中国消费者已离不开各种大豆产品，中国的千千万万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离不开各种大豆产品，如大量的蛋白质生化厂、畜牧养殖场和餐馆等。如果四大跨国企业觉得已完全垄断我们整个大豆产业，可以对大豆、豆油、豆饼等各种产品随意提价以增加利润了，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每个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2006年底的这场涨价风，或许是这样的苗头。”
　　
　　 “豆伤”中国，中国大豆不幸成为遭受灭顶之灾的第一个本土产业样本。
　　
　　“豆伤”
　　
　　 “种豆越来越不赚钱，今年还亏本了，我们不种豆了。”老赵铁青着脸，对两个儿子说。
　　
　　 老赵被村里戏称为“农民企业家”。他是黑龙江黑河地区的一个种豆大户，租了农场40亩豆田，买了农机设备，和两个儿子一起请了9个帮工种大豆。前几年靠种大豆赚的钱，两个儿子都结了婚盖了房。黑龙江大豆产量占全国1/3，黑河是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有数十万老赵这样的大豆种植户。
　　
　　 然而2006年8月，家家户户大豆丰收，老赵拿着卖豆钱，心里却高兴不起来：种子、化肥、农药、地租、人工等生产资料涨价，算下来每斤大豆至少要卖到1.3元才不赔本。然而今年，当地豆子收购价跌到了平均每斤1.15元。
　　
　　老赵把今年收的200多吨大豆，只卖了一半。“去年1.37元一斤，还有点汗水钱。今年白干了还倒赔，100吨大豆赔了三四万。”另外的100多吨大豆被堆到了粮仓里，老赵想等价格好点再卖。
　　
　　 豆价持续三年下跌，老赵看到普通小豆农的日子更惨：村里很多人已持续三年一日三餐就只有米饭、馒头、咸菜，家里破破烂烂，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旧黑白电视。
　　
　　无奈之下，一些东北豆农改种了小麦、大麦等其他作物。那么在中国另一个大豆主产区——内蒙，因为气候、纬度等原因，不适合改种其他作物，我们看到很多农户都是大门紧闭、杂草丛生的景象。很多豆农都选择了放弃土地，外出打工。
　　
　　2006年，中国大豆产业上游的3000万种植户，遭受“赔钱或积压”之痛。中国大豆的种植面积，2006年又比2005年预计还将减少25%以上，2007年预计还将减少20%，将仅余940万公顷。
　　
　　九三是黑龙江国有农场筹资兴建的，每年大豆收购置200万吨，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一家有能力与外资抗衡的本土企业，被业界称为“最后的守望者”。
　　
　　在“洋大豆”的冲击下，九三也不得不向生存屈服。设在东北地区的5个分厂全线亏损，九三于是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在大连和天津建立了2个分厂，全部使用“洋大豆”，两个厂的进口量占到全公司年加工总量的一半以上。
　　
　　中国大哺养消费大国，世界大豆的发祥地，东北、内蒙和淮海地区，是世界上最适宜种大豆的黄金地带。然而“洋大豆”进口量突然开始年年暴增，中国迅速成为了进口量占全球贸易量1/3的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为什么在强劲需求中，守在家门口的中国大豆打不过飘洋过海的“洋大豆”，反而被逼至绝境？
　　
　　“洋大豆”发迹史
　　
　　控制着当今国际谷物市80%的市场份额的，是四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即美国ADM、美国邦基、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等。人们习惯根据他们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把这四家称作“ABCD”四大粮商。
　　
　　以美国为首的“ABCD”四大跨国粮商，正是推动转基因“洋大豆”控制中国大豆产业的“背后黑手”。
　　
　　上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粮商打着“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在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南美大豆生产商都是各地的大农场主，拥有大量的土地但资金稀缺，美国粮商主动向他们大量提供商业贷款，年利率高达１４.４％。
　　
　　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易于生长的转基因大豆，疯长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一举超过大豆的故乡中国成为世界大豆产量最大的三个国家。
　　
　　对转基因农产品将会带来的对本国传统农业的严重冲击及食用安全不确定性，欧日韩等国历来争议很大坚决抵制。而２００１年，中国正式加入ＷＴＯ，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局，中国在大豆等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了仅３％的低关税等诸多让步。
　　
　　转基因大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并先以低价策略，迅速敲开了当时数量激增、生意红火、急需大豆原料的中国各地油脂厂的大门。
　　
　　紧接着，中国企业对大豆买得越多，国际市场上的大豆价格越涨。由于贸易权被控制，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大豆生产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大豆被低价收购，运至美国港口，然后美国粮商将这些大豆以高昂的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跨国粮商实际上也控制了期货市场国际大豆绝对的定价权，开始形成一种“巴西人种大豆、中国人用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大豆危机”
　　
　　2003年，美方对与中国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很不满意，频频向中国施压。
　　
　　2004年3月，得知“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即将前往美国进行“集体采购”，国际炒家的哄抬之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从先前的约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
　　
　　“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悄然抵达后，美国人说：“看到有这么多的大买主来到芝加哥市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代表们纷纷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但当中国代表团离美后，美方发布报告：以前的数据失真，新的统计数据显示：０４／０５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暴跌５０％。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大部分企业被迫放弃履约，纷纷赔付定金和洗船（以一定的费用把货回售给供应商），亏损高达６０亿元。
　　
　　中国大豆压榨行业，从此一蹶不振。至少一些业内人士仍坚信这样的结论：这是跨国粮商联合国际资本，剿灭中国油厂的一次“洗牌阴谋”，“先消灭龙头企业，再摧毁大豆产业”。
　　
　　2004年这场“大豆危机”之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压榨企业“趁火打劫”，开始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构成的“中国大豆军团”，瞬间烟消云散。只留下今日仅剩90多家企业，有64家已被外资控制的局面。至此，中国市场上与大豆相关的各种产品或原料价格，成了跨国巨头手中玩弄的“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