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右派的故事
(画蛇添足)
“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开始的,当时在中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党内的一些人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量,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持续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极其不幸的后果和无数的冤假错案。1979年9月,中央决定对反右运动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这项工作直到1981年底才基本完成。”
(引子)
右派,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专有名词,它记录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民族灾难,代表着几乎整整一代人的悲哀,意味着上百万人的悲欢离合。而这一场就发生在我们的父辈人身上的事情却又显得离我们是那么地遥远。
在我很小的时候,朦胧地听说过一些“右派”的故事,一些看上去寡言少语,老实又肯干的人常常被大人们称为右派,因为我周围的熟人当中并没有右派分子,所以直到我出国留学以前也没有机会真正地接触过右派,“右派”,也许就是我从小心中很多问号当中的一个,带着这许多的问号,我离开了中国,来到了美国,开始了我的早期留学生活。
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刚到美国的时候,不仅日子过得很苦,还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当中,让我感到压力最大的是语言不过关。钱少可以不花或是少花,生病可以咬牙硬挺,朋友少可以多看书,可是唯独这英语不过关,让人深感痛苦和郁闷。本来挺聪明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英语不好,让美国人看上去像是个傻子。第一天到系里报到,老秘书像长辈一样和蔼又耐心,连续问了我好几个问题,因为听不懂,我都回答“Yes”,
其实秘书问的是:“你懂英语吗?”
我说:“Yes”,
秘书又问:“那我问你什么问题啦?”
我又说:“Yes”
秘书摇摇头说:“你是没听懂啦?”
我的回答还是:“Yes”
秘书只好耐心地再问:“那你不是说能听懂吗?”
我的回答仍然是:“Yes”
秘书仰天长叹:“这样的助教可怎么上课啊?”
我仍然坚定地说:“Yes”
本来讲好公派留学的学生可以不考英语,可是我们几个人的英语实在是太差了,学校只好决定:一年之内,如果不能通过“托福”考试,不管是谁,通通地“滚蛋”!
想想也是,我们是代表中国新一代留学生通过国际交换学生渠道来到美国的,虽说是“公派”,可是却要通过当“助教”挣钱来交学费和养活自己,我自己连老师在课堂上讲:“下周小测验(Midterm)”都听不懂,怎么代课和回答学生的问题呀?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像疯了一样地苦学英语,早上起来背单词,晚上看电视,白天一有空就钻进图书馆猛听磁带,直到有一天,终于,我盼到了要考“托福”的那一天。
当时因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中国同学都没有汽车,也没人能送我,考场又设在离我们学校几十英里以外的城里,为了赶上早上九点钟的考试,我起了个大早,准备搭乘五点半的头班公车进城。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阴雨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嗖嗖的海风带着阵阵寒意,我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公交车上,肚里空空,身上冷冷,心里虚虚,脑袋昏昏,望着车外冷清的大街,低矮的建筑,倒退的树木和昏暗的灯光,心想这和我心中的美国也差的太遥远了。
车刚走了两站地,忽然上来了一位“大叔”年龄般的东方人,看上去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壮壮的身体,长长的头发和黑黑的胡子外加一件又破又旧的外衣。上车以后他并没有坐下,而是手扶着栏杆,站在司机的后面,目视着前方。我有些好奇地一边望着这位“不速之客”,一边思索着他是一个什么人?
随着车子的走走停停,太阳升起来了,驱散了寒冷,赶走了黑暗,车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也忘记了那位“黑大汉”。三个多小时以后当汽车驶进终点站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那位“黑大汉”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司机的后面,他的双腿牢牢地抓在地板上,显得那样有力,他的双眼是那样地炯炯有神,一动不动地目视着前方。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大叔”下了车,居然和我一起走进了考场。难道说他也要参加“托福”考试?
三个多小时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从考场里面走出来,我又遇到了这位“大叔”。
“考完啦?回家吗?”倒是这位“大叔”先开了口。
“原来您是中国人啊!考得好吗?”我喜出望外地问道。
“词汇部分还行吧,就是听不太懂。你也来吃点东西吧。”“大叔”瓮声瓮气地说道。同时打开身上的小包,拿出了一张大饼和几块榨菜。
我这时才感到了肚子在“咕咕”乱叫,看着“大叔”手里的大饼和咸菜,馋得我直咽口水,嘴里却说:“不用,不用,我不饿。”
“你就别跟我客气拉,早上我就看见你了,也是六七个小时水米未进了吧,拿着。”说着话,“大叔”把那张大饼一撕两半,又扔给了我一块咸菜。
就这样,我们两个蹲在车站旁马路的道牙子上,迎着大风,就着尘土,大口大口地吃下了那张厚厚的大饼。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住进了百万豪宅,吃上了山珍海味,可是却再也找不到大叔的烙饼咸菜带给我的那份香甜了。吃完“大叔”的那半张厚厚的大饼,我仿佛胆子壮了,底气足了,身上也有力气了。我情不自禁地往“大叔”身边靠了靠,他身边的风好像小了很多。
“对不起,我还要去打工,不能回去,我们以后见吧。”大叔站起身要走,我急忙拉住他厚厚的大手说道:“留个电话吧,他乡遇国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那。”
大叔很爽快地说:“好啊,过几天你来找我,我钓鱼给你吃。”
回到学校后我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当中去了。半个月后“托福”成绩来了,我考得不好,只考了540分,没有达到进入研究院的标准。我想起了“大叔”,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大叔”告诉我他考了575分,也就是说凭这个分数他可以进入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或是研究院了。我为“大叔”高兴,也为自己悲哀,心里想一定要找到这位“大叔”,问清楚为什么他这么大的年纪还要上大学?听起来他的英语也并不好,他又是凭什么考到了这么高的分数?
(未完待续)
第一章, 大叔对我说:“当了右派,你就必须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第二章, 老百姓都说:“劳改大队里有一个“神人”。“
第三章, 大叔的母亲说:“他死不了,他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人。”
第四章, 他的女朋友说:“遭遇注定了他是一个让人爱怜的人。”
第五章, 工作组的人说:“不能让他有孩子,他的孩子也一定是个聪明人。”
你有那么多故事啊~~问个好!
我对右派的事儿知道的并不多,这人哪一到中年身体虽然不如从前了,可是这记性却不见当年,正像人们常说的:
“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忘不了。”
“站着打瞌睡,可躺下又睡不着。”
这不,我又把埋在心底那些故事倒腾了一下,
花了几个晚上,写出了这个让人嘘唏不已的感人故事。
我快点上,大家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