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治人”。章太炎说“儒者之道，除修己治人，别无他法”。道家著名的“虚其心，实其腹”讲的是“圣人之治”。除此之外，治国凡不是落在治人上，如法家，墨家，最后就没有能够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占主导地位。
和以法治国相比，从理论上讲，治人更是落在了跟本上。比如，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做某事，和被强迫做某事相比，是不是更有效？所以无论中外，历史上统治者都在愚民或洗脑上下苦功，并且在大部分时候颇有成效。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近代中国。在中国积弱一个世纪之后，毛泽东如果不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把几万万中国人的脑子洗成一个人，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所向披靡，并且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武功而不落下风，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治理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治人”的想法在古代是自然而且可能是必须的。人类历史上的民主思想来源于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而从没有在任何一个大规模的国家里发芽，原因或许就在此。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人之间讲民主要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在同堂四代近百口人中间讲民主，那应该是很困难的。王蒙《坚硬的稀粥》里就有涉及这方面的幽默。
但是“治人”有一个很关键的弱点，那就是风险太大。几亿人劲往一处使，如果使在正确的方向上，其功效是很显著的。但是如果使在错误的方向上，其危害也是相当巨大。比如新中国建立以后，初期几个五年计划都很成功，经济发展也很迅速，但是同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也是相当巨大的。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究其根源，如果排除运气，那基本上是选择的结果，民主政体是如此，专制政体也是如此。
一个合理的命题是，在几十个臭皮匠比不上一个诸葛亮的时候，还是让诸葛亮来统治比较好，但是如果臭皮匠们和诸葛亮相比不相上下，那么民主就成了必须。
所以从专制，到精英治国，到民主，应该是人类历史政治体制演变的合理路径。
我们要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不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说起民主专制就往老祖宗身上扔垃圾，动辄骂孔子老子，动辄鼓吹中国文化如何落后。另外一种是不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死抱着传统文化不放并且不思改进，比如一些新儒家学者，一看到西方有什么先进的思想，第一反应是“我们也有”，然后宣称足球发明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等等。
（二）
当统治者作为一个阶层逐渐从大众阶层分离，并有了其自身利益的时候，“治人”的政治思想必然导致愚民或洗脑子。统治者永远不会想到去“教育”民众，他们永远只会禁锢思想，压制自由新思维。如果没有自然界的挑战，没有外来文化强力冲击和外来文明的强力竞争，这种现状不会自动改变。
而对于大众来说，对现状的认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惰性。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呢？即使活的不够好, 能忍则忍，不能忍了就来个天翻地覆，把利益重新分派，然后把原来那一套再搬来。第二是没有改变的新方向。如果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这种政体，改革基本上也就是在“治人”上面打转转。所谓的 “与时俱进”，有时候“时”也是停滞不前的。所以历朝历代政策更新不少，但是思想上没有大的进步。而西方文艺复兴有古希腊的人文政治做参考。
这是中国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写照。
十九世纪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在这种冲击下，无论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有了改革的欲望。但是两者的目的是有区别，而且是有冲突的。前者是为了维持其统治及其利益，后者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体现在思维的开放程度上。前者的底线是君主立宪，后者要共和。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
这段时间中国政治思想的解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紧迫，救亡的紧迫，所谓病急乱投医，对西方的政治（以及文化）思想没有总体的把握和研究。所以共和以后，无论袁世凯复辟，还是蒋介石军阀统治，共和思想基本上在较低层次漫步,这里甚至包括孙中山本人。
比较一下，春秋战国历时数百年，百家争鸣得很充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在其后一百多年，所以选择上也很充分。
共产主义虽然从西方来，但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世界大同”，“均贫富”有共鸣，不然不能解释众多文化精英也参与其中。但是同样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办法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的比较，去伪存真，批判扬弃，匆匆忙忙就“废黜百家，独尊马列”。此后几十年里没有思想的解放。（如前所说，在一定情况下，要把几亿人的思想拧成一种思想，没有争鸣可能是必须的。）
韩战越战以后，国内局势稍稳，毛泽东好心好意要解放思想，居高临下地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看所放所鸣出乎自己的意料，恼羞成怒之下改为“引蛇出动”，把一件好事彻底办成坏事。后来又试图绕开思想解放，试验直接推翻“治人”，导致大鸣大放大民主，最后连自己都收不了手。
此后几十年，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开放层面也是几经反复，羞羞答答，迈不开步子。“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稳定压倒一切”，等等，乃至去年中宣部禁章饴和的书都是明证。
结论，“治人”导致思想禁锢，要从“治人”走向“人治”（民主），首先要解放思想。
（三）
对思想的禁锢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首先，民众的思想跟不上世界的发展。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因为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真正民主思想做后垫，是红宝书下的大民主，最后成了典型的“暴民运动”（MOB）。去年在处理东北污水问题时，一位市民对温家宝说感谢政府关怀，而温家宝回答说，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的耐心（大意）。可见温家宝的政治理念已经有了现代意识（政府是管理机构），但是民众还没有（官还是那个父母官）。
其次，统治者自身的理论水平因为缺乏开放的讨论而僵化，面临新的冲击无法应对，不是井底之蛙式的自高自大，就是自惭形秽式的信心不足。尤其是后者，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即使现在，虽然经济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在文化上还是没有底气。
这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是行动在先，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上从没有真正地长时间地开放（八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开放）。所以一开始应对西方对于各式各样的职责（如人权）只有一条“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再往下讲就没词了，完全是被动地解释。现在好一点，会说“发展权优先于人权”，不管对错，算是有个说法。但是离文化大国，想要输出文化还远得很。
在当今中国，思想的禁锢，说来说去还是和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让普通大众分享利益有关。最为突出的就是“三个代表思想”。这个思想说起来好听得很，“代表先进生产力”什么的，说穿了，就是把所谓的精英阶层拉进来，腐蚀他们，让他们成为利益集团的一员，彻底阉割他们的思想。萝卜加大棒，共产党很会干这个事，看看章饴和《往事并不如烟》就知道了。
现在好一点，谈“和谐社会”，似乎进步了点，和中国传统文化也能挂上钩。然而，同样地，因为没有解放了的思想做后盾，这个口号很容易流于虚空。比如，我们可以问如何和谐？是你吃山珍海味住洋房我吃咸菜三代挤一间屋的和谐，还是大家都有肉吃有足的够宽敞房子住的和谐？
结论：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立得住的思想体系。即使腰包里有很多 钱，行动起来还是要么暴发户形象，要么畏畏缩缩，恨不得跪倒在别人面前。
（四）
历来大国的崛起，思想先行。没有思想的崛起，要么时间短暂（如荷兰西班牙），要么像跛足鸭（如日本）。中国现在才有一点崛起的苗头，思想上的解放，和文化上的复兴是当务之急。
首先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问题。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已经先声夺人，抢占了话语权的制高点。但是其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矛盾导致的普遍的虚伪，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以消费带动的经济）导致的人和自然的冲突，因为信奉力量而对文化之间的交往多以冲突，而不是对话的形式出现，等等。
关键在于我们自身能不能提出足以与之抗衡的思想文化体系。
其次是如何对待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根据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的理论，从长远来看，西藏新疆问题会有可能成为大问题（不是同一种文化），而台湾问题相比反而较轻（同种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时，一定要充分显示自身文化的包容性和优越性，让他们羡慕，不强迫，但也不反对他们自愿被同化。拉拢大部分人，打击小部分激进分子，并在手段和言辞上掌握灵活性，不要发言千篇一律，口气和态度都生硬僵化。
但是关键仍然在于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做背景，心中有足够的自信心。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现在有向传统文化吸取营养的举动。但是还没看出会有什么乐观的结果。首先，因为前几十年把基础搞坏了，现在是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路。像尊孔，祭黄帝等等，徒 具形式，于丹式的对论语的解释，多往流行文化上靠，对于普及传统文献有重大贡献，但是并不能对如何扬弃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讨论。其次，由于既得利益的关系和对稳定的过分看重 ，一旦涉及思想领域总是束手束脚，没有办法展开彻底的讨论和解放。
（五）
两点建议。
在奥运会顺利结束以后，可以在思想界发起不是引蛇出洞的百家争鸣和百家齐放。在此之前，应该淡化三个代表思想（正在做），保障精英阶层的利益，但和党的利益脱钩。报纸的舆论控制可以适当存在，但是在书籍出版方面（尤其是学术性的）应该大大放宽。
在民间可以开展各种有奖征文活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一篇征文）。从自上而下的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变成先讨论，再试点。
如此上下互动，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新思想的层出不穷是可以预见的。所谓的软实力也会大大增强。
非如此，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