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思量中国文化？先摘一段《国史大纲》钱穆的一段话。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 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 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 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我想强调的是第二点，“温情与敬意”，就像对待我们有这样那样缺点的父辈祖辈。

如果做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力求公正，对于中国文化这样那样的缺点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考察。

就是说，不要一味谩骂，或者吹毛求疵。

（二）

讲一则故事。

改革开放不久，一个小山村里来了个华裔美国人，大约是来认祖归宗的。然后就流传开来有关于他的两则小故事。一则是他在村头遇到一个乞丐，随手就给了一百元人民币，于是大家感叹那个乞丐真好运气。二则是他看见乡亲们煮的一锅土豆，说他在美国把土豆当补品吃，一顿只吃一个，于是大家忍不住沾沾自喜。

再摘一段《坚硬的稀粥》里的一段话。

“以早餐为例，早晨吃馒头片稀粥咸菜……我的天啊！这难道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华大城市具有中上收入的现代人的享受？太可怕了！太愚昧了！稀粥咸菜本身就是东亚病夫的象征！就是慢性自戕！就是无知！就是炎黄子孙的耻辱！就是华夏
文明衰落的根源！就是黄河文明式微的兆征！”

我觉得第一则故事里的沾沾自喜和第二段对稀粥咸菜的批判，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两种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三）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里有没有平等自由博爱？大概是没有的。

有没有民主思想？大概也是没有的。

那又怎么样？几十年前的北京还没有立交桥，上海没有地铁，现在不也有了？

大部分中国人以前不喝牛奶，（现在当然喝的人多了起来，）然而，中国人一直爱喝的豆浆好像也不错。

（四）

鲁迅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类似的，你也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杀人史和奴隶史，基督教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五）

又有人说中国历史里全是谎言。

这和说吃人有点不一样，似乎和世界其他历史也不太一样，我想多说几句。

中国自农耕文化占主导以来，稳定一直是压倒一切的。没有稳定，旱涝没办法治理，种收不能合时节，老百姓的生活就不能保障。

这个大前提很自然就被统治者当作借口为其谋取私利，也成了老百姓过点可怜好日子的代价。

于是，一切看起来荒谬的事情变得合情合理。比如，谎话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史书，或者刊登在报刊杂志上，老百姓的知情权也被剥夺，因为“怕都知道了引起骚乱，危害社会稳定”，凡有官员恶行，判罪与否量刑轻重全看如何能使社会稳定（现在更被用来权谋之计，不谈），如“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

一味讨伐说谎话，而不探求其根源，终究隔靴搔痒。

当然，问题不应在于要不要稳定，而在于能不能既不说谎话，又不影响稳定？

（六）

我以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既多元又包容的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则比较单一，那就是儒家文化。

现在，除了一些格言警句啥的还能风光一下，儒家文化基本上被否定。新儒家也落得个苟延残喘，不成大气候。

其实，即使真的被否定，那也没有什么，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前进，一种制度，文化或者学说，如果不合时宜了，被扬弃是必然的。

问题是，你不能否定历史，不能否定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果它的确引领风骚若干千年。

汉独尊儒家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短命的大一统国家秦之后，汉人就比较聪明了，知道急需找一种先进的学说，制度和文化作为立国的纲领和根本。而春秋战国百家之中，儒家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最实用，最先进的学说。

这一正确的选择造就了汉唐盛世。

中国后来衰落了，只能说孔子，汉唐的子孙不争气，不能与时俱进尔。绝对不能怪罪到孔老二头上。

（七）

毛泽东至少办了两件极其伟大的事。第一，把一个百年羸弱的民族凝聚成一座钢铁长城，虽然代价是把人的脑子都洗成了清一色。第二，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虽然他挂羊头卖狗肉，只是口号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大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要，最重“修己治人”。这个“修己”即使现在看来也没有过时，但是这个“治人”看来确实是落伍了—现在讲民主，老百姓做主。

现代西方对政府功能的描述最重要的一点大概就是管理。官员不再是“父母官”治理“臣民”，而只是管理人员。

而为人民服务则更近一层。

思想太超前了，不实用？也许。但是这个口号对于两千年来的政治文化则是锤在了当心处。

（八）

中国如何走向民主？

中国文化如何推陈出新？

问谁哪？不管，先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