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9日深夜，一名叫卜德的美国人，正在北平芳嘉园胡同的一间“覆盖着中国特色灰瓦”的小屋里辗转反侧，被中国旧历新年的爆竹声吵得无法安眠。
在这座物价疯涨的城市里，美元成了一种信仰，获取它成了一个人的最高目标。美国侨民的身份，就是一张最具震慑力的警告牌，足以让所有试图挑战友邦的无理行为戛然而止。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是明日黄花。
卜德，20世纪著名美国汉学家、中国历史学家
1948年的11月1日，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向侨民下达通知，要求其“在交通工具还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安全及时的撤离”，但卜德决定留下,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一个最重要时刻的见证人。
1月23日，傅作义宣布起义，卜德注意到，在傅作义发表的声明中，特别提到外国人及其财产将受到保护。8天后，卜德的妻子加利亚在骑车经过王府井大街时，看到了第一批进城的中共部队，马路两侧如约站满了夹道欢迎的群众，为从他们面前行军走过的“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士气高昂”的共产党士兵热烈鼓掌。
这不过是序曲，真正的北平入城式是在2月3日。这次游行规模宏大壮观，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卜德一共数了250多辆各种类型重型机械车辆——坦克、装甲车、运兵车，但令这名美国人印象最深的是，“这基本上是美国军备的一次展示，所有武器都是（共产党）两年半的时间里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
但卜德却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嗅出了一丝不安的气息，在那天晚些时候，这名美国人在这座“被解放了的城市”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传画，画面上，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拳头面前缩成一团，在他的脚下横着一堆龇牙咧嘴的骷髅，骷髅的手里握着一把剑，上面是两个英文字母“U.S”。
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热烈欢庆的气氛中却四处飘散着可疑的气息：在上海，4年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张贴的中美友谊的招贴画已逐渐色彩尽褪，很快被新的中共宣传画盖住。在“新贴上的湿漉漉的、皱皱的”宣传画上，蒋介石是一只乌龟，背上驮着他的美国主子。
即使是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些关于美国的滑稽闹剧也在上演，美国人是一个鹰钩鼻子的丑陋的大头娃娃，牵着他的跟班秃头的蒋介石，每当这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就会受到被鼓动起来的民众一顿嬉笑和象征性的殴打。从1949年1月到10月，《人民日报》上共刊登了126则谴责美国的新闻评论，从“美帝为其中国走狗打气，续援南京反动政府”，到“美帝指使国民党残余匪帮，阴谋‘中日合作’，向新中国捣乱”，美国在舆论轰炸下俨然成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对象。当中共官方的宣传炮弹接连落到美国身上时，双方的关系尚未变得完全不可调和。至少在1948年的下半年，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然介于若即若离之间。这一点从中共占领沈阳时对美国领事馆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天是11月2日，除了门口多了一队共产党的士兵来回巡视以外，领事馆的内部事务并没有被打扰。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回国内的报告中称：“共产党在最先攻下的沈阳给予外国领事馆的待遇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的”。美国国务院也一厢情愿地相信，共产党并非是一个那种真正顽固的“所谓共产党人”，他们不会简单遵循苏联提供的反美教条主义，而是一群现实主义者，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中国北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美国做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在1948年6月的南斯拉夫事件。在1948年初，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尚未明朗，所以美国一直以来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像南斯拉夫一样沦为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但到了这一年的6月28日，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突然与苏联正式决裂，这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使美国相信，只要适当伸出手，将毛泽东培养成下一个铁托是大有希望的。整个1948年下半年，美国都在热切地研究是否可以疏远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让他们与华盛顿之间建立起新的朋友关系。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整个东北和华北，华南地区也岌岌可危，即使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美国政府也应当寻找新的中国盟友，从而卸掉援助一个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政权的恶名，而与一个新的、名声更好、更稳固的政权确立起新的合作关系。共产党占领下沈阳领事馆受到的礼遇，曾使司徒雷登用这个事例来减轻其他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下的城市中美国侨民的恐惧感。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12天，一份致“前美国领事”的通知书就交到了沈阳总领事华德手中，通知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要求所有在沈阳的外国人必须在36个小时内交出他们的无线电台。华德要求会见共产党的军管会负责人，结果无人答复。规定的最后期限刚到，早已守在门外的中共部队就迅速包围了领事馆，切断了所有水电，并把领事馆人员一律软禁起来。这些曾经满心希望成为中共控制区第一个建立领事馆的美国人，就这样成了第一批被中共拘押的美国领事官员。这对司徒雷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沈阳的新政权就这样猝然单方面破灭了美国通过领事官员与其建立关系的希望。”但考虑到沈阳领事华德本人以偏激和反共著名，所以，这可能只是中共地方政权的个案。然而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曾给东北局下达指示，要求其“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1949年4月22日，中共大军已对南京形成隔岸包围之势，代理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前来拜访，劝司徒雷登及美国使馆随政府一起迁往广州，但在接下来的外交使团会议上，所有大使一致表示不迁，他们在观望美国的举动。唯一跟随国府南迁的只有苏联大使馆。接下来的时间，司徒雷登只是在等待中共最终的到来。4月25日，司徒雷登终于真正见到了这群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讨论和揣测的共产党人。在中共进入南京的次日清晨，准确的时间是6点45分，12名中共士兵闯入了司徒雷登的寝室，把他从床上唤醒。中共士兵擅闯美国大使寝室事件使美国感到“狂怒”，国务院电令在华北解放区的索尔将军向中共发出严重抗议，但抗议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将军一直无法接触到中共的高级官员，以致抗议书无从递达，当然也没有任何道歉。但司徒雷登本人却和中共的一名高官取得了联系。6月28日，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带给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希望回燕京大学看看的话，他们将会欢迎我到北平做客”。共产党似乎主动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6月30日，司徒雷登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轻描淡写称，“不管北平认为此项建议是我还是共产党人主动提出的，我只能把黄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以邀请为借口，表面上让我去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与他们去会谈”，并且乐观地认为“接受邀请将肯定使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但中共方面十分介意这个邀请究竟是哪一方做出的。在周恩来给黄华的措辞强硬的电令中明确表示，去燕京大学并与中共会晤的请求，均是司徒雷登主动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而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是分化美蒋的策略，“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华盛顿的回复在一天后回来，同样出乎司徒雷登的意料，国务卿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北平”，以免使北平的共产党产生政治上的优越感。艾奇逊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少数不相信中共会成为第二个南共的官员，他认为中共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肯定会选择后者，投入“共产主义沙皇”斯大林的怀抱。7月5日，司徒雷登在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只能沮丧地承认艾奇逊对中共的估计是对的。就在两周前，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等人带回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明确支持的消息。中共和苏联的联盟关系已然稳固，中共可以不再顾虑美国的态度。所以北平之行，实际上对中共与美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关系来说，无足轻重，甚至谈不上是一个机会。无论是中共的“邀请”还是司徒雷登“申请”都毫无意义，只能是在日后的宣传战中作为一个修辞，用以表明一方曾经卑躬屈膝地哀求过对方。《别了，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由毛泽东亲笔撰写。既作为对8月2日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的“最不友好”的道别，也作为对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文件》，也就是“美国白皮书”的嘲弄式回应。出乎艾奇逊意料，这份本来针对美国国内的文件，却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反美运动。毛泽东对这份白皮书以罕见的方式连写了五篇评论文章，嘲笑白皮书中美国自诩对中国虚伪的友谊，将其定义为“公开表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反革命文件”。
对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清扫也同步进行，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指示东北局对扣押了一年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一干人等进行公开审判。华德先是以被控殴打领事馆一名中国职员，致使其脑震荡、神志不清，接着又被控犯有“间谍罪”。法庭在审判中暗示美国所有的在华机构都可能是间谍特务隐藏的据点。华德最终被判处数月徒刑，然后被驱逐出境。发生在上海的“欧立夫事件”成了这场清扫运动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欧立夫是驻上海副领事，7月6日他驾驶吉普车外出时，被指控横闯“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而被拘留。根据中共的说法，欧立夫在受到警察劝阻时拒不下车，被带到拘留室后，摔坏桌椅，殴伤人民警察。报告特别提到欧立夫当时“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在欧立夫被拘禁三天并公开道歉后才将其放回。道歉书的措辞看起来不像出自一名西方外交官之手，倒是像1949年初随处可见的被逮捕的敌伪分子的悔过书。在悔过书里，欧立夫承认“帝国主义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在道歉书的最后，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典型的认罪书的结尾：“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所给予的考虑及给我的宽大及和善的待遇。”
1949年12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被驱逐
中共将欧立夫作为邪恶的美帝国主义典型，而对他的强硬处理则显示了新政权无所畏惧的强大形象。在《世界知识》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欧立夫胆敢在军民大游行中“以粪蛆臭虫的蠕动，去碰撞赛如铁甲列车的游行队伍”，这完全是“美帝”“泼皮无赖的奸谋”。另一个需要肃清的“帝国主义蛆虫”则是在华的美资企业。到1949年时，西方在华外资企业共计1192个，占据了石油、煤矿、机器制造、发电、造船、食品、银行业等各个重要部门，总资产达到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0亿美元），而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就高达1.6亿美元，其中像美孚石油公司、英美颐中烟草和上海电话局等等企业都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直到1949年6月，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仅天津海关，美国进口货物占进口总额的38%。令人惊讶的是，进口首位的商品居然是新闻纸。这些新闻纸被大量订购，用来印刷反美帝国的报纸和传单。实际上，在中共进入各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很多外商经理人之前就已经离开中国。留下的公司在观望，如果中共兑现他们在成立时做出的许诺，那么他们来到城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所有的外国经理人，查封所有外国资产，并且接管所有外国企业。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根据毛泽东1949年初的指示，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和管制”，这意味这些美资企业仍然会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毛泽东也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有步骤的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以，这些美资企业只是被判了缓刑而已。即使是缓刑，也并非可以安然无恙。真正对美资企业造成重创的，是共产党在其内部成立的工会。这些工会由共产党派来监督企业运作的干部负责组织工人成立，最活跃的分子将成为工会主席，负责和帝国主义资方进行交涉。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负责监管公司的联络员毛民贤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他监管下成立的工会，则由一名早已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地下党倪复生负责主持。在他的眼中，美商老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新的政权为难——因电话费规定太低而停发工资是故意整垮工会的阴谋手段；提高职工福利，将棉大衣改为皮面大衣则体现了他们试图破坏公司财政的险恶用心。当资方要开除四名私装、私移电话收受贿赂的职工时，工会再一次出面交涉，令其复职。尽管美商在华受到重重监管和束缚，但他们中很多人仍然愿意留下来等一等，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四亿五千万人的庞大市场。一名外国商人告诉卜德：“如果能保证10%的利润，我还是愿意在这里做生意的。但是，形势不太乐观。请你祝我好运，我需要祝福。”但卜德美国人的身份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麻烦，在中共进入北平的几个月里，新政权的干部的确能做到对中国百姓和外国侨民一视同仁，甚至在中国人与美侨之间发生纠纷时，也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秉公处理。但就在毛泽东下达审判沈阳领事华德的那一天，正在书房里工作的卜德突然发现有“四个穿制服的人”“悄没声息”地站在院子里，就像两个月前突然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卧室的士兵一样。这群人来的目的，是为了查看他居住的这幢房子是否可以征用作为市政当局的办公室。在长时间的商讨后，这群人才勉强同意离去。但这些人在离开时“神情都是阴沉沉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人，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似乎在说他仇恨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富有的剥削者’”。相比来说，另一位居住在北京毛家湾的美国人大卫·季德的经历则更为惊险。季德是来燕京大学学习中国诗学的美国学者，娶了曾在国民政府任高等法院院长的余老先生的女儿。他的双重身份使他陷入了比卜德更麻烦的境地中。一天深夜，余家人突然被抵在脖颈上冷冰冰的枪口惊醒了。睁开眼后，季德发现警察已经无声无息地进了他们的卧室，要求每个人都出示户籍文件。季德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审问，当警察得知他是美国人后，微笑着说：“中国也喜欢美国人民。他们被他们的政府带错了路，但是他们是好人。”这是典型的对美国的官方态度。在取得全国决定性胜利后，新政权可以采取政治手段驱逐美国在华的外事机构，打击美资企业，限制美国侨民。但如何驱逐深深根植于民众头脑中的美国幽灵，绝非易事。很多中国人都记得在四年前的中日战争中，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为抗击日本提供了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在飞机头上漆着微笑鲨鱼的飞虎队是当时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美国人办的安全区曾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抗战胜利的第一个标志不是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而是从港口登陆的一列列美国大兵，坐在敞篷的吉普车里，向外抛撒糖果。还有“世界上最值钱的钱”美元，有那么一段时间，获得美援和美元就是中国人最高的生活目标。对这样一个国家，感情上也许会有羡慕和嫉妒，但是却很难“恨得起来”。早在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组成的各民主党派联盟就在反美问题上与中共开始了合作，成为从1946年到1948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反美抗议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无论是1946年因为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生沈崇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还是1948年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对日本进行援助的“反美扶日”游行，他们都在其中充当鼓手和旗手。1948年因拒领美援救济粮绝食饿死的朱自清（实际上朱是因为严重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死）是这些人树立的英雄斗士，更因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其点名的赞赏而被誉为“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恰恰也是在这篇著名的讨美檄文的最后，毛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中很可能就包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和报人张东荪。张曾经因为是知识分子组成的亲共政治联盟——中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而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但随着1949年中共新政权的逐步建立，张却因为毛泽东公开宣布的“一面倒”与苏结盟政策而与中共渐行渐远。同时，这位前燕大教授还犯下更严重的罪过——与他的前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书信往来，甚至与北平总领事柯乐博面谈，试图劝服中共与美国解除对立状态，这毫无疑问与中共制定的反美政策相悖。在毛泽东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五篇评论和《别了，司徒雷登》后，张在政治上就被宣判死刑，之后的岁月只是漫长的缓刑而已。对被知识分子称为“小市民”，又被共产党定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通民众来说，新政权的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并不容易理解。胡伯威回忆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普通人对美国的真实感受。胡在当时是一名14岁的少年。一家上海电影公司为赶政治时髦，拍摄了一部以批判“美国生活方式”为名的电影。在电影中，一对崇尚美国生活方式的“时髦男女”用铝合金板（显然是美国制造）盖起了一座“金屋”，过起奢侈浪漫的生活。结局是这座“金屋”最终坍塌毁灭了。导演的意图也许是想要借此象征美国生活方式的彻底坍塌，但真正招揽观众蜂拥而至的恰恰是片子里批判的“美国生活方式”。实际上，电影也恰恰是民众对外界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新政权一再缩减美国电影的排片数量和放映时间，在上海，军管会从9月19日起宣布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使美国电影在影院里的放映数量从1948年的89%下降到1949年的20%到15%，但全城200万影迷中的75%仍然至少会去上海50多家影院中的一家去看美国好莱坞大片。在1949年10月，仅有12.5%的人选择去看苏联电影，看国产片的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11%。10月30日，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批评美国电影“题材不外乎酒、色、财、气”，是“用了美国式的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掩饰它那反动的有毒的内容，并以此吸引辨别力不高的观众”，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城市居民散播的“毒素”，“实在比鸦片还猛烈”。《大公报》和《文汇报》也对美国电影大加挞伐，但仍然阻止不了一般市民白天高唱《国际歌》，晚上投入丽塔·海华斯和蓓蒂·赫顿香艳的怀抱中。新政权不会对此忍耐太久，对美国最后的宽容也将在1949年过去的时候画上句号。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离别的时候却已到来。1949年8月28日，卜德离开中国，在临行前，他最后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的善意，他的仆人小陈在送别时“眼泪从红肿的眼睛里涌出来”，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一路平安”——这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美国友人私下的友谊，卜德在日记中写道：“但愿未来的中国能够善待他和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卜德走得恰当其时，在一年后，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伸出的也绝不是友好的握手，而是愤怒的拳头。“一路平安”也变成了“滚回去，美国佬！”1950年3月，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关闭领事馆，美国在新政权下的最后一个官方外交机构撤离中国大陆。临行前，柯仍然徒劳地向张东荪求助，向张表示美国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中共提供帮助，希望能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张的回答是，他自己现在也很难再见中共领导人了。他劝告美国不要再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吸引中共，因为对共产党来说：“经济永远服务于政治”。几个月后，新政权加入朝鲜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宣战。一场反美运动终于点燃。这场新的运动也被称为“三视运动”：“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国家；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先前受到监督的美国在华外资企业也因抗美援朝之名被接管。随着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资产冻结，12月28日，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市面上再也见不到美国产品，美国电影也被逐出了中国的银幕，曾经美国电影的大本营上海甚至编出了上海话的儿歌：“美国电影好唔好呀？教人做强盗呀！美国电影灵唔灵？大腿狐狸精呀！”之后的岁月里，在中国人民的怒斥声中，美国完全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留下的只有“美国”这个词，和那些苏联风格的美国宣传画，不断提醒再没见过美国人的中国民众，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不断觊觎和破坏日益强盛的新中国。时间指向1972年初春，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巨大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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