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思想认识问题、政治诉求问题、经济利益问题和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只能归结为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矛盾与冲突的范围，而不能说成是对抗。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一书所列举的苏联党内列宁、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的思想斗争，中国党与陈独秀的思想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国统区的城乡矛盾都归结为对抗性的矛盾，是不科学的、有害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再来看《环球时报》4月22日的署名文章《西式普选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就会明白它错在何处，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水的。
该文说：“一旦中国迅速传入全民普选，意味着中国将从目前社会主张和谐的管理模式，一下子转为在对抗中求平衡的西式管理模式”。在这里，文章的作者一方面抹杀了和谐社会存在的分歧、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又把多元化社会的分歧、矛盾与冲突统统归结为对抗。将矛盾和斗争都理解成对抗，将对抗泛化，是以往非常时髦的却是被我们今天所抛弃的一种革命思维、阶级斗争思维或冷战思维，也是作者出错的缘由。
我们知道，民主社会普选中存在的党派之间的纷争，候选人之间或选民之间的纷争，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纷争，大量的或主要的表现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是一种隐性的缓和的矛盾，真正显性的激烈的矛盾——对抗，是少见的、次要的。
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有分歧，但两党共同遵守宪法、维护美国统一，因而不能把美国社会视为对抗性社会；即使台湾的民进党主张台独且逢蓝必反、逢马必反，但它在成立台湾共和国方面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且在其执政时并没有废止中华民国宪法，所以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冲突也不能视为对抗。像颜色革命中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虽有暴力行为，但和平抗争是主流。所以颜色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至于非洲的科特迪瓦在总统选举中，败选的总统不交权并开枪镇压胜选一方，最终导致双方刀兵相见，以武力解决总统权力交替，这当然属于由于普选而引发的对抗性矛盾了。
所以，西方民主社会是一种通过多党竞争、多方利益博弈求平衡的社会。
《环球时报》把西方式普选归纳为“在对抗中求平衡的西式管理模式”并不确切，是戴错了帽子。至于把中国在一党专制下的由强势政府采取无孔不入的强制的甚至是恐怖的维稳措施所形成的所谓稳定社会，称之为“和谐的管理模式”，就有点自我吹嘘或人不自丑、马不知脸长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