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相吸”是我们常说的异性之间的天然吸引，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大约是我只有弟弟的原因，对女孩子总是特别的有好感，直到现在如果电视剧没有女主角我都不看，譬如士兵突击。准确一点的说童年的时候我对女孩子态度是一种“敬畏”，她们在我眼里都是女神！我很愿意为她们服务，但我也从来不敢冒犯她们，所以从不敢有任何的身体触碰。给我留下好感的女孩子是很多的，提一下小学最后的同桌的她（中学开始就不是男女同桌了），她叫彭翠平，文革中曾经改名彭红专，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一次来我家，怎么都不愿意进来，其他的男女同学都进来了，我出去请她多次，她说不好意思进来只想站在外面，后来大家一起出去请她，总有半个多小时最后算是进来坐下了，似乎没别的原因。其他印象深刻的无非还是跳舞唱歌比较漂亮些的，杨宝林，郭伶俐等。

“同性相斥”对男性之间可能并不适合，只不过男孩子之间一般都不是聊天，是在一起玩，一起玩球，一起去湖里游泳，多少是有点比的意思。记得同学中有黄安宴，胡象汉两同学，家里住在称为“老葡”的那一带，黄说要比胆量，学红军长征，步行去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们三人一起出发了。看着下午的时间都快过了还没有走到，我的心里焦躁起来，问他路线对不对，到底还有多远？他说他做长途汽车去过很多次，路线肯定不错，天快黑的时候终于走到了他的村庄，到他们家还要走田埂泥土路，路很窄而且又湿又滑，我只好脱了鞋拿在手里，不小心踩上石头划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跌跌撞撞终于走到了，他的亲戚十分吃惊。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告诉家人，这可不容易，乡村里只有大队部那里有电话，要走好几里地（还要花钱？），最主要的是电话很难打通！他们夜里回来说怎么也打不通，只好作罢。第二天一早吃的蒸发糕一类的东西很好吃，然后买了三张汽车票送我们上车，到了武昌的桥头堡那里停下来，我们身上都没有钱，无法坐车或者坐船，只能继续一瘸一拐地往汉口走，好在在长江大桥上面碰到了骑自行车找我的父亲。那一夜我们三家的父母都没有睡觉，第二天我们全班的同学也都出去找我们。后来据我父亲推算我们可能是走了70多里路（蔡甸方向）。

从个性上说我是比较安静的，也适合做细致的活。缝被子就不简单，首先把被子外面的被单罩子拆下来，洗好晾干，然后要重新缝起来。如果家里空间比较小，没有靠中间的大床，就无法把被子整个铺开，需要把被子叠一半起来，缝上一边然后翻一个面，再缝上另一边，做这事要比较细心，也很有难度，我就做的特别好，也会熟练地使用“顶针”缝衣服。文革中中学时候我们曾经去武汉纺织厂劳动，女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接线头，在织布的过程中，要不断把断了的线接上，用的是一把特制的环形小刀，穿在手指上，打一个结然后用刀割掉多余的线头，我就做的又快又好，几乎可以顶一个正常的女工。



但是我的个性上我总结有两个很大的缺陷，简单说就是不喜欢和人交流，不会和人交流。尽管在台上表演没有问题，不会怯场，平时却似乎特别害怕被人说什么，也不会与人争抢。如果在大学里你要做研究，你是需要和导师弄好关系的，特别是开始的时候，光是凭借着自己的学习是很难有突破的。在公司里也一样，需要和领导搞好关系，要善于理解领导的意图，我在这方面特别差。生活中我家LD也常常笑话我 "lack common sense"。我的记忆算可以的，但是公司里一起工作比较接近的同事名字也常记不住（在唱坛猜马甲总是猜错），也许还是不够用心吧！即使有机会和同事或者领导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会不自觉的显示自己的能干，强调自己的意见，这就引起不尊重人的误会，特别是和美国人交流的时候，这些我也是知道的，是制约我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童年勤奋智超群，当官封长似将军。
成年慵懒无建树，编程码字做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