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重庆工业部报到后，休息了几天，打扫了全身卫生（虱子），12月28日我分配到国民党原江北第二兵工厂（现长虹机械厂）任军代表联络员。我和另一同志负责机枪所和修枪所的工作。第二兵工厂是国民党在西南的最大（也是全国第二）兵工厂，军代表姓熊，是个师长。我主要负责修枪所，另一同志主要负责机枪所，我们两人是一个组，一个所有多少职工，我记不得了。所里的重大事情由我们负责。我只会与一部分工人混在一起，但不会做上层人员工作，到场部开会汇报工作时，另一同志拿了笔记本侃侃而谈，而我只是随口说说。过了三个月，我估计熊代表看我能力弱，不会工作，就把我调走了。

50年3月28日我到西南军区机要学校报到，学习机要工作。经过四个月的政治学习，学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才使我真正懂得了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接着进行政审，写自传。有些不愿意或不符合做机要工作的，就回原单位，我留下来了，又学习了个把星期的业务，我们班决定提前毕业分配工作。8月底，我们六个人分配到西南军区空军气象处机要股工作。那时候什么都要保密，连天气情况阴晴雨雪都要对外保密，当时的气象密码又非常简单，我又肯钻研，别人译错了的，我可以把它改正过来，予报组的一些同志对我有了好印象。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与我股一姓邓的女同志互相有了好感，她帮我洗衣服，帮我给父母写信。大约10月底，上海来信说我父亲病死，那时候刚工作，交通不便，我不能请假回去，也亏邓安慰我。11月西南空军搬迁到成都，由于我们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需要一部分人先去成都开展工作，机要股就派了我，而且是坐飞机去，我们坐的是美国制造的C-46大运输，肚子很大，两边只有四个椅子，中间是空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有个笑话，当飞机在成都要降落时，因下降速度很快，人好像落空了一样，与我同去的一个报务员脸都吓白了，拉着我的手说："飞机失事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飞机已落地。

我们即着手工作。大队人马是坐汽车到成都的。当年12月底，我调离了空司，不知是因为我工作比较熟练，还是因邓的关系（当时股长也在追邓），我调到了离成都约百里外的新津机场，我任机要组长。在新津只工作了十个月，新津气象机要撤销，我回空司，只呆了两个月，又奉命调重庆白市驿机场气象站任机要组长，同去的报务员中有现在的妻子杨大容。在重庆又工作了三年半，这一段时间，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三天中有两个夜班，一个大白班，但也是我最愉快和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天按作息时间生活和工作，不值班时，就学习业务，53年开始我学文化，学习了一些三角和几何，晚饭后有一个小时的休息，那是我打球的时间，主要打篮球。

日子过得很快，记不清是54年底还是55年初，老杨对我表示了好感，但我心中还有个邓，说明情况，正好此时我组有个女机要员要调回空司，我们就托她了解情况，由于当时机要人员通信有很多限制，要经过领导审阅，故等了一段时间，才得知邓已和股长结婚，同时有一架路过重庆的飞机，成员中有个我认识的报务员，他告诉我邓已经怀孕了，以后我与杨好上了，但当时部队对结婚条件有严格要求，我们不够条件，故只能保持秘密的恋爱关系。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公布了军官条例，放宽了结婚限制，规定只要是军官即可结婚，不久机场场长要我们结婚（当时不知道原因，以后才知道，重庆机场移交民航管理，部队撤销，而老杨也要转业在民航工作。）我们也没有选日子，只买了一条被单，吃了晚饭后，就在食堂，举行了简单婚礼，第二天照常上班和工作，一天都没有休息，时间是55年5月13日，星期五。

此时全国部队有较大调动，原六大军区撤销，在成都的西南空军中大部分人调武汉成立武汉空军，一小部分人调昆明，成立航空处。重庆机场大部分到南京，一部分到福建。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一个人调回空司，空司人员从成都乘车经重庆坐船到武汉，我也同时在重庆上船，于55年6月到武汉，此时是我和老杨结婚后33天就分开了。56年5月知道妈妈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接妈妈来汉，6月老杨请假来汉探亲，并考入武汉师专上学，第二年三月生下第一个孩子军军，取名字时，因我们是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军队结婚的，故取名叫丁驿军，以后简化为一军，第二个儿子出生时，自然叫一兵了。58年机要处马处长曾通知我改行，不当机要员了，可是过一、二天又动员我到雷达团任机要股长，特别说明是个营职干部，实际我自己没有什么考虑，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于58年10月到雷达团报到，64年下农村做四清工作一年多，回来后即改行，先下放当副指导员一年，后调到当阳营当副教导员，70年底调钟祥雷达团任后勤处副处长，处长，79年10月28日转业到新华书店，90年5月正式办理了离休。

说明：55年以后，没有详谈，如果你们想知道而我又想写时，可作为专题。如：在武汉机要处的生活；妈妈和老杨来汉的情况；雷达团的工作；农村四清；二年半的支左；在额头湾的日子以及退休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