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议会报》不久前发表文章，谈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中国情结和这一情结在其子孙中的延伸：

　　未了夙愿

　　古老的中国文明如磁铁般牢牢地吸引着普希金。他多么想亲眼看看中国长城这一世界奇迹，他在诗歌中想像着自己已经来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他对游历中国做了认真的准备，但终未实现到“异域”中国去看一看的夙愿。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犹如一座万里长城横在他进入中国的道路上。

　　普希金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神父雅金福（俗名比丘林）的友谊，这位神父是汉学家，精通汉语，翻译过一些古籍，编纂了俄汉词典，在普希金的藏书中还有他签名的赠书。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沙龙里普希金与神父雅金福相遇相知，这位知识渊博的神父讲述了有关中国的许多神奇故事，也许，当时他们就商定一起去中国。

　　１８２９年底，俄罗斯传教士团准备考察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参加这次活动的许多人是普希金的好友与熟人，除了传教士外，团中还有外交家、院士、汉学家等。普希金想与他们一起游历中国，他在给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说：“将军，请恩准我随团一起去中国。”而伯爵回信说：“沙皇陛下没有批准您出国的请求……”

　　在沙皇禁止普希金出国后，诗人对中国的热情未减。１８３４年８月普希金夫妇在冈察洛夫家族庄园做客，庄园有几代人的丰富藏书，诗人仔细阅读了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华帝国》和《中国城市》一书。他的女友斯米尔诺娃回忆说：“我问过他，对于你来说，难道幸福就是非得看到琉璃塔和长城吗？干嘛非要看中国的佛呢？他告诉我，从读《中国孤儿》一书起他就有了去中国的念头，尽管这个故事与中国没有丝毫关系。他想写有关中国的剧本……”为此普希金需要亲身感受中国。

　　作品传情

　　普希金数十次地提到中国，提到那里的人，提到北京。甚至在构思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时，按照他最初的设想，应当提到中国的智者孔子。他是从１８２３年开始写长诗的，也就是说，早在他认识那些汉学家之前，就对孔子有所了解。大概，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国许多思想家的名字，普希金在皇村中学时就听说了。或许，早在孩提时代，小普希金就听说过这个神秘国度，知道有佛塔和宫殿、珍贵的玉佛、灯笼、风筝……

　　普希金本人未能踏上中国大地，然而百年之后，他的作品却冲出国门进入中国。２０世纪初普希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出版的有关俄罗斯的百科全书中。

　　１９０３年中国读者看到了《上尉的女儿》的第一个中译本，它有个不寻常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晚些时候，普希金作品《驿站长》、《暴风雪》、《村姑小姐》、《莫扎特和萨列里》的中译本相继问世。１９３４年起，中国的《文学周报》开始不断刊登普希金的经典作品。中国人最喜欢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它至少有６种译本！

　　文学家瞿秋白赞赏说：“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伟大的作品。”在中国的普希金研究者中名气最大的是戈宝权，这位出色的大翻译家不止一次地踏上俄罗斯，走访普希金的故地————莫斯科、圣彼得堡、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中国人认识了普希金，认识了俄罗斯，认识了俄罗斯的文化。

　　后代结缘

　　１９３７年普希金逝世１００周年，全世界掀起了纪念热潮。这一年２月在中国政府、俄侨和法国外交官的努力下，在上海建成了普希金纪念像，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这是在亚洲的第一座诗人纪念像。后来这座纪念像成为中国苦难岁月的见证：１９３７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全面进攻中国，纪念像不久就被拆除了，直到１９４７年才重新矗立起来；６０年代“文革”期间它再次被拆除，１９８７年普希金逝世１５０周年时普希金纪念像在上海第三次“重生”。

　　现在中国有普希金研究会，定期举行普希金研讨会，举办各种文学和音乐活动。在普希金的重大纪念日大量出版他的作品。普希金２００周年诞辰时，中国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喜爱普希金的诗，甚至可以用俄语背诵他的诗篇。

　　在普希金身后，他的未了中国情结仍在延伸。２０世纪中叶，普希金的后人１７岁的伊丽莎白·杜尔诺沃嫁给了华人罗德尼·刘，婚礼是在新娘的家乡巴黎举行的，后来他们定居夏威夷，５个孩子相继在那里出生。为纪念伟大的先祖，他们给一个孩子取名为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诗人普希金的名字，普希金为姓氏）。

　　如果普希金地下有灵，得知他的后代有着中国人的血脉，他的同名子孙在轻松地讲汉语的同时还能用俄语读他的诗歌，他又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