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系列之二）

惊涛骇浪——一个中学男教师的文革经历

雷仲生

（“广东侨中老三届网”编者陈贤庆按：收到雷老师寄自美国的这一稿件。雷老师虽不是我们在校时的老师，但他是我们学生时代广州的一位老师，也是侨中恢复后的老师，因此，与我们很有渊源。前段时间，校编过吴莞筠老师的来稿，如今，又看到雷老师的来稿。两位老师的相同之处，我以为起码有三点，一是，他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是劫后余生的人；二是，他们都移居到了美国，但仍眷恋故土与故乡人；三是，撰写回忆录的目的，都不是泄愤，而是告诫后人，不要让悲剧重演。这和我不久前读过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动机是一致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最值得尊敬！但愿我们的国家，真正形成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的风气，这也是我们登载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目的。） 

一 序幕 

  “我錯在哪裡？下一步該怎走？……”拖著疲乏的腳步蹣跚地一邊行一邊想。這時的我，頭上戴著一米高的紙糊的帽子，上寫“反黨反社會主義”，肩上還挑著大卷的大字報，由學生押送著，在九佛市場上遊街。他們一邊喊著打倒，一邊還打著鑼。該日是他們精心挑選的日子--墟日。來趁市集的人，郊區各地都有。看新鮮、趁熱鬧的場面，可以想象。 
  這是廣州郊區第一個被學生揪斗遊街的中學教師。自此，郊區各地“遍地開花”。 
  這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夏季。  

二 砲轟 

  一九六四年，我大學畢業後，被派到廣州郊區最北跟從化交界的九佛公社。地處山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此前，連一間中學也沒有，當地農民子弟要讀中學，就得到數十里外的鐘落潭中學，非常不便，故此，文化落後，公社黨委一再申請有關部門批准辦中學。 
  我報到時，算是首批教師。學校只有一個臨時領導。公社把墟場附近的一間小學騰出來，再加幾十畝地作為學生勞動場所。校舍是幾棟平房，連圍牆也沒有，非常簡陋。 
  我們這首批教師倒也滿懷熱情，投入建校。這所學校原名是“九佛農業職業學校”，因為“職業”兩字，吸引不少來自四面八方的考生，最後彔取一百二十人，分兩個班。教師職員陸續到齊，總共十人，其中不乏人才，有任職廿餘年的老生物教師，有華師優才生等。當時倒是齊心合力，開荒種地，建圍牆，修校舍，師生齊心合力，幹得很高興。 
  1965年底，四清工作隊入校。他們是欽差大臣，戴著極左的面具，動輒上綱上線。《5.16通知》後，他們迅速改名為“文化大革命工作隊”，軍隊也介入，陣容更加雄厚。他們發動學生貼教師大字報，貼到教師宿舍門口，對教師進行圍攻。 
  這地方有名“廣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是俄國最邊遠最荒涼的地方，是流放政治犯的所在地），教师中出身不好或“政治歷史有問題”的占大半。我出身中農，不算差，而且還是組織保送帶薪讀大學的調幹生，但在讀大學時，所在的系，學生鬧罷課，我憑多年政治運動經驗，不敢沾邊。學生運動當然被鎮壓下去。我當時是系團委宣傳委員，對鎮壓不表支持，後來還藉口超齡退了團。故此，畢業時拿到的调令是去九佛，我心知是什麼回事。 
  学校的学生本是天真無知的農民子弟，平時師生關係也很好，一夜之間，成了教師的對立面，這是那些工作隊一手策劃的，否則，這些學生豈能知道那個教師出身如何，這個教師歷史上犯過錯誤？其實這些早已作了結論，今天又抄出來，無限上綱，弄得人人自危。百分之八十教師遭到圍攻，只有幾個出身稍好的人，是工作隊依靠對象，没有被圍攻。 
  接著下來是人人作檢討，下一步就是批判。雖然贴我的大字報不多，大學的事也沒有人提起，但在動員教師作檢討會上，同工作隊發生衝突。我在會上直指他們是"顛倒黑白，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因為毛主席說知識份子絕大部份是好的，打擊是百份之幾。這下如同捋了虎鬚，主持會場的是從化縣縣長胡思南，他拍桌大罵我"反黨"，迅即叫學生將我關押起來。 
  “砲轟” 工作隊，這是很轟動的事情，在此之前，得罪個支部書記也會被扣上“反黨” ﹙即反革命﹚的帽子。於是我招來一輪的批鬥，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他們說班主任也是當權派）等等的罪名硬加到我的頭上，不認罪就拳打腳踢，按頭跪地不在話下，我當然不認，不認就打，我只好不作聲，每次批鬥都是以打到夠結束。這情況驚動了當時任郊區四清工作隊黨委書記、原廣州軍區第二砲兵師師長（文革後期任廣州市革委會常委）的李庠厚，他親自出面練兵，於是就導演出上述揪教 師遊街一幕。 
  他們在批鬥會上，說我“死不認罪” 、“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我在“牛欄”細想，“死不認罪”，我承認，我何罪之有？但說我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這是惡毒的誣蔑。往事一幕幕重現在眼前。 
  我父親是歸國華僑，因日本侵略而破產回鄉，於1944年去世。母親帶著五個孩子，為生活日夜操勞，也於1949年因肺癆病去世。這時我在市一中讀初中一年級，為生計，跟一個親戚去香港做童工，當時香港經濟也很差，收入少得可憐。後來，在1951年，我懷著滿腔熱情，回國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弟妹在鄉中由嫂嫂帶養。不久，土改開始，嫂嫂被評為地主，我將兩個妹妹帶回廣州。從此，生活擔子就落在我的身上，供書教學。（後來，最小的妹子讀到大學畢業，成為廣州鋼鐵廠高級工程師，現退休。） 
  當年，我對共產主義的美好將來的憧憬，《共產黨宣言》一书我能夠整本背誦出來。 
  如德國詩人歌德所寫"哪個青年男子不擅鍾情"？ 那個年頭，我住在集体宿舍裡（两個妹妹讀寄宿中學），眼看同齡的同事，一到週末，就忙于打扮，拍拖行街，一對對的成為眷屬。而我呢，每晚獨自在房間讀書，因為每月微薄的收入，要供給兩個妹妹讀寄宿中學的生活费，剩下來的錢，除了繳交集體伙食費之外，只夠每朝早飺二角錢的消費--豆漿加油條或酥皮麵包，那有餘錢拍拖行街？ 
  后来，大妹子要結婚，父母不在，只好由我這個長兄做主婚人。我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在婚宴上和親家碰杯，身邊連個女朋友也沒有，這情景是多麼可怜可悲！這世界能找出幾個這麼年青的主婚人吗？！我熱愛生活，珍惜自已的前途，為了能更多地為國家做貢獻，立志讀大學，晚上自修，初攻文學，後轉數理化。用兩年時間，完成全部高中課程 。 工作上連年被评为"先進工作者"並獲區團委命名“優秀共青團員” 。1964年獲選送去考大學，以優良成績獲廣 東師范學院彔取，入讀物理系無線電專業，是帶薪讀書。這個專業， 據說是廣州軍區委托辦 的，畢業後入國防部門工作。後來，這個專業被取消，全部轉讀物理，畢業後做教師，這就有上述學生鬧罷課事件。我這樣的人，会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嗎？ 
  鬥爭的方式，开始當然是折磨，后来又開始勞改，每日早晨挑二十担水沖洗廁所，然後押往田間幹重活，輪流監管，被嘲笑打罵不在話下。 
  不覺過了两個月，頭髮長，該日學生帶我去理髮。理髮師照例問理什麼髮型，我爽脆說：“剪光。”剪完後，我回頭對學生一笑。他們回去說我神經病。他們哪知我是大徹大悟，還我真容。我的乳名叫做“阿牛”，從小一直到在銀行工作多年，還是光頭（稱陸軍裝），同事叫我做“光頭仔”，這下還我本來面目。 
  不久，學生出外串連鬧造反，我得以回廣州的家。 
  這時，我的家境是如何的呢？結髮妻離婚並已去了香港，遺下一個六歲的女兒由親戚帶養著。家中除了床板、舊被和爛蚊帳之外，再者就是灰塵。我家本來就沒有什麼，他們抄家的戰利品，大概是我那支用來備課的舊的進口墨水筆。我當時想起方志敏烈士遺書的最後一句：“清貧，是革命者氣節的保證。” 

三 更大的風浪 

  學生外出大串連，不久就回來，臂上戴上紅臂章。其時，各地刮起奪權風暴，但是這間 學校是沒權可奪的，因為一直沒有校長，只有一個負責人而已，學生起來"鬧革命" ，她己溜回家鄉去，文革工作隊扶起的幾個人也逃得無影無蹤，剩下空蕩蕩的校舍和我們幾個"牛鬼蛇神" ，幾十畝地，三頭牛，幾十隻豬，都靠幾個"牛鬼蛇神" 維持。那些貧下中農 子弟是善良的，他們集合了十來个同學，在校內豎起紅旗，團結起當初挨鬥的幾個教師，共同"抓革命，促生產"。耕田时人手不足，就請附近的農民代耕。當時社會上鬧派性，但校內只此一派，倒也平靜了一個時期。 
  後來，武鬥範圍遍及全國，廣州郊區也不例外，除了刀槍之外，政治謠言，小道消息滿天飛，越來越恐怖。謠言造到九佛，說學校這些旗派學生要殺光全公社。其實這些學生沒有在校外生事，只是相信周恩來總理所說的，廣州"三面紅旗"是革命造反派而已。學 校並無大門，豬牛可以隨便出入，我們天真地以為"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 ，誰知後來風聲越緊，幾個學生趁天未亮，用自行車將我從山間小道送出廣州。事後知道他們真的要動手。 不久，"七、三" ，"七、二四" 布告發表，出動軍隊進入學校。李庠厚時任廣州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帶領軍隊入校收拾殘局。其後發布命令，全市教師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限期報到。隨後，在越秀山體育館，由李庠厚主持大會，宣讀"七、三" 、"七、二四" 布告，又宣讀學習班紀律："保證人身安全" 、"不搞派性" 、"不介入外界" 等等。 當晚，九佛公社武裝部來學習班，要帶我回去。他們當然是得到李庠厚的同意，否則學習班軍隊守衛重重，怎可將人帶走？我知道是什麼回事，只好跟他們去。 
  押回公社後，即被關進黑牢房。夜半提出來，不由分說，先打一頓，再按下跪，地面鋪滿搞基建用搞混凝土的碎石，尖而且硬，再在跪地膝蓋後加一條粗木，一邊一個人站上去用力壓，當即碎石深深陷入膝內。我沒有喊救命，因我知道誰也救不了我，半夜三更，他們做的是什麼？打完之後，拖回黑房。 
過兩晚，換另一批人，把我吊起來用鞭子猛力抽打，要我承認"有槍" ，"要殺光全公社的 貧下中農" 。他們帶著階級仇恨，拳腳下全不留情。如此反覆折磨，往往以被打到昏過去作罷。有一次，被打到休克，要醫生搶救，事後醫生說，如果不及時，肯定無救。如此折磨，每晚除主持人之外，打手均更換，折磨到夠，還召開萬人大會，說是"打擊階級敵人，清理殘渣餘孽"，押上台和幾個地主站在一起。這時的我遍體鱗傷，左手還吊著繃帶，走路也沒有氣力。 
  如此，一個多月後，將我交回學校。這時的學校已改名為"八十三中學" ，"四清" 時教育局撥款建了两座教學大樓，共十六個課室，原校的貧下中農子弟己經畢業離校，除原來幾個教師，其他的全不認識。因為其他教師和一千多學生，全由市區撥來，倒是熱氣騰騰。這時，還有工農兵宣傳隊，他們這個隊伍，比教師多幾倍。 
  回到學校，我被丟進真正的牛欄，和三頭牛為伍。欄內遍是牛屎尿，潮濕異常，第二天全身關節痛，第三天不能起床，便急時就地解決。工作隊怕我餓死，無法向上頭交代，叫學生給我送飯，他們不肯侍候"牛鬼蛇神"，只好將我搬去又黑又不通風的雜物房，過一些日子，關節才活動起來，於是又開始"勞改" 生活。 
  其實那時的"宣傳隊" ，是帶著濃濃的派性。不久，開大會，據說是批判劉少奇。開會前，幾個學生將我從牛欄押出來，去到會堂。這些廣州來的學生，"見過" 世面，很會一些花樣 ，當大會主持人一聲宣布"大會開始" ，一邊一個，一手叉住頸，一手將我胳膊拉後，還有一個揪住頭髮向後使身體向前傾，飛快推上台。事後我才知，這叫做"噴氣式飛機" ，其味道確不好受。上到台，按跪下，頸上再掛個大牌，彎腰要成九十度。三個多小時的大會，汗水將地面濕了一大片，這叫做對我進行"再教育" 。 
"復課鬧革命" ，學生上課，因為有幾十個宣傳隊帶領學生，學校的幾十畝地耕作不成問題。我的責任是放牛，日日清晨，去牛欄將牛牽出來，清理好牛欄內的牛屎尿，趕牛上山食草；待到黃昏，把牛洗淨，牽回牛欄。如此，風雨不改，一過就大半年。 
  我與外界隔絕，什麼事也不知。中間又有過一次轟轟烈烈的鬥爭，又一個教師被揪出來，關在另一個地方。工宣問我，知不知道現在搞什麼運動，我答不出來，他說是"一打三反"，問我知是什麼意思，我說"一打是打擊階級敵人，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解放初期是有過這樣的運動），弄得他啼笑皆非，因為他們確知我是與外界隔絕。先後幾年的牛欄生活，特別是最後那一年的高度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至關緊要的。白天放牛，坐在松樹下，眼望藍天，晚上在牛欄，在昏暗的燈光下看"雄文" ，外界全不知我在想什麼，終於被我勘破生死玄關，參悟上乘佛法。 
  運動後期，要解放教師，讓他們重新教學。我雖然沒有機會參加那些"解放大會"，但能推想出教师們必定是在會上"深刻檢討" ，接受批判，然後感謝黨和工農兵的"再教育" 等等。果然，工宣找我談話，說要解放我，叫我不要堅持，要"回頭是岸" 。我知道，如果不作一點檢討，"革委會"下不了台。於是在該大會上檢討一下，說什麼"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夠"， "思想跟不上形勢" 等等。"革委會"早已布置人，尤其那幾個文革初期的打手，上台大肆誣衊，說我什麼"惡毒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等等，其荒謬程度，前所未有。他們本意以為我會像前面幾個教師那樣，對他們的"再教育"感激涕零，誰料我一言不發走下台。"革委會"下不了台，又將我趕回牛欄。會後工宣找我談話，我說我既然是這麼壞，你們要解放我，豈不是立場有問題？他們對我沒有辦法。這就是"不肯解放的牛鬼蛇神" 。 
  我並非如他們所說的愛過牛欄生活，的確是，我當時尚未參透人生。如此，又過了好久，直至"一打三反" 都己過去，我與"革委會" 大抵彼此心中有默契，他們簡單宣布我恢復教師工作，繼續做班主任教高中物理，我也不再爭誰是誰非。 
  過了不久，我被調回廣州市起義路第十四中學工作。  

 四 暴風雨過後 

  1975年，回廣州市到十四報到，接待我的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吳紹瑩，對我表示歡迎，安排做班主任兼教高中物理。時顏美德任副校長，他們對我都很尊重，於是安心教學。 
  瘦狗嶺僑中解散後，有多位老師轉入十四中任教。在那還是"政治掛帥"的年頭，兩位 校長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團結全體新老教師，狠抓教學。 
  1979年，全國恢復高考，領導迅速組織力量，以我所任班主任的班為重點班，再將其他班的尖子抽入來，成立所謂升大班，又抽調一批富有教學經驗的老教師來任教（當時所有的學校都這樣做），可謂實力雄厚。任課教師有李宗揚、譚鐵俠、趙崇本、余子庄、賴紹明等。校長吳紹瑩平易近人，某次我和他開玩笑說："我們這班都是牛鬼"，他說："別提這些了，好好幹就是。" ，其實我知他是"貓" 論者。 
結果在那次"文革" 後恢復高考中，我校一砲打響：升學率達90%，有人稱之為"十拿九穩" ，把廣雅 、華師附中遠遠拋在後面。十四中名聲大噪，各校紛紛前來"取經" 。吳紹瑩不久 被抽上教育局抓教學，十四中由顏美德任正校長了。 
  十四中在顏校長帶領下，繼續扎扎實實抓好教學，因此，隨後的幾年升大試，成績仍很好，幾乎與重點學校齊名。 
  海外校友幾經力爭，直上到中央僑務辦，廖承志批覆僑中復辦。於是將十四、十五兩間中學合併，再在起義路原僑中校址復辦廣東華僑中學，第一任校長就是顏美德。 
  我重組家庭，經濟困難，顏校長經常"訪貧問苦" 。我得以安心工作，繼續當了幾年升大班的班主任。是因為他們能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我們這些人才能發揮所長。盡管我家境十分困難，但我從未嘮叨過工資。倒是在1981年調整工資時，按政策調不到我畢業那個年頭的大學生，顏校長仍叫人事部將我的名字報上去，盡最大的力量支持我。 
  我家居困難，一家四口住在一個狹小的房間，我從不要求安排房間。 
  1982年教師評級，以我當時的市物理教研會常委身份，再加升大效應，要那"特級教師" 職稱 ，應該沒有問題，但我主動讓給他人，因我己看破世情。 
  這時，我的親戚回廣州參加交易會，了解到我的情況，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在1992年獲批准移民到美國。  

五 回頭是岸 美夢得圓  

  去國，踏上羅湖橋的時候，北望神州，無窮感慨。當年跨過這道橋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整四十年，今天又從這道橋走回去，算不算人生走了彎路？ 
  我認為不是，因為我把我的青春和生命獻給祖國和人民，這是沒有遺憾的。 
  有人問我會否後悔當了教師？回答是沒有。教師是一門高尚的職業，有人把它比作園丁，我認為還不夠恰當，如果一定要這個比喻，那麼這個園丁是用他的心血來灌澆的。唐詩有句"春蚕到死絲方盡" 。它默默無聞，不停吐絲，將人間編織得多麼亮麗，奉獻出一生，而對自已的勞動成果，一分一寸也沒有享受過。 
  明天就到达大洋彼岸了。我並不像某些人們那樣將美國想象得那麼美妙，因為我的親人年年回國參加交易會，我從他們口中知道生活在美國並不容易，何況"遠托異邦，昔人所悲"（李陵《答蘇武書》）。未來或者會更艱苦，但有一點我確信，我上面所描述的不幸生活，絕不會在這國度裡上演。 
  抵埠後，家兄來接機，把我安頓好之後，對我說："你現在是重新做人。" "不要往後看， 往後看是會痛苦甚至後悔的。" 的確如此，重新做人，就要學講話（英語），學走路（駕車），學食（適應西方食物）。這一切，對一個六十歲老人來說，不是容易的事。 
  幸運的是，親戚有個大的家電公司，安排一份適合我的工作--售貨員，工錢雖然不高，但壓力不很大，轉眼十餘年，享受到美國退休褔利，（條件是年齡超過六十五歲，工作繳納所得稅四十個季度）。有人羡慕我拿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的退休金，我說是“一世人做兩世工”。 
  在美國十餘年，也入了美國藉，然而故國仍是夢繞魂牽。1999年，一個從中國過來的“異議人士” ，在《星島日報》的《星島廣場》上，發表一篇題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不可愛論》的文章，引起很大的爭論，無奈這個人士的詭辯之才非常了得，眾人拿他沒辦法。因為這個人士是紅衛兵出身，對什麼都造反，連國家民族都要反。我有感於責任，挺身而出，投稿前往，闡述清什麼是國家，國家與政府的區別，最終平息了這場爭論。我寫得最多，也最長篇，得到社會的認同，無人反駁，便是例証。在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我做了應做的工作。 
  回首往事，今生無悔。常記起在五十年代初，有一本蘇聯的小說，敘述一個教育家把一個四肢殘廢的小孩，培養起他的人生尊嚴，使他充滿生存的自信，成為一個詩人，最後以他的一首詩作結束。其詩曰： 
  如果可以這樣/ 我願意將兩個生命 /去換取一個/ 只要它裡面充滿波濤…… 
  
   我在那個年頭，是個熱血青年，也是充滿渴望。我應該感謝上天，滿足我的祈求。 
  我現在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妻賢子孝，個個有美好的前程，又買了房子。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以廉價買下一間西式快餐店連產業，類似肯德基型，地處小鎮但是遠近聞名。我的兒女出路遠比這好，不希罕這小生意。這回是"老黃忠" 掛帥上戰場了。友人聽見這消息大吃一驚，因為做餐館工作是很辛苦的，年逾古稀的人能受得了？我卻不顧。我不期望它賺大錢，但它圓了我的美國夢。移民來美國的人，都抱著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稱之為"美國夢"。它基本上有兩條：一是有自己的房子（立足點），二是有自已的事業（舒展拳腳的地方）。現在，我終於圓了我的美國夢，如香港歌星許冠傑所唱："不奢望天長地久，只要是曾經擁有。" 我還祈求有比這更好的命運安排嗎？ 
  啊！晚霞，有時是很絢麗的。  

後記 

一，文中根據事實，均可查証。我身上受刑的傷痕，未因歲月消逝而磨滅。 

二，我並非為自已立傳，人生至此，尚爭什麼浮名？只因自己是個教師，想以當年的親身經歷，教育後一代，不要把它當作故事來聽，注意不要讓歷史重演，不論以什麼形式。 

三，教育人们要做正直的人。但要小心，因為苦難往往是跟著正直的人。 

 二零零四年五月写於美国三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