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在海湾地区的事情颇具戏剧性。无论是伊朗释放英军士兵，还是佩洛西访问叙利亚，抑或是美国在伊拉克重建策略上的调整，都彰显了妥协和耐心在国际事务中的价值，也凸显出在纷乱的局势下理性选择的重要性。

　　虽然在“水兵事件”中，美国要对伊朗动武的说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但从理性的角度看，美国尚缺乏动武的诸多支持要素。


无论是军事准备、战争动员、民意支持、媒体宣传，抑或是赢得来自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方面，时下的状况都与当初打击伊拉克有着天壤之别。而更为关键的是，今日的布什政府已非四年前的如日中天的状态，国会也已换了新颜。


　　总统与国会关系的变化，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佩洛西作为近年来访问叙利亚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在大马士革受到了欢迎，但白宫对她此行却大泼冷水，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将破坏美国试图孤立叙利亚的努力。


但这也正是国会与白宫的策略差别所在，就是希望通过侧面迂回的方式改变美国在中东的处境，而促成美叙关系的缓和，乃至促进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对话，都被国会看成是为解决伊拉克问题创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积极作为。事实上，在这方面，国会也只是比白宫早走了一步而已。

　　
同样微妙的转变也体现在伊拉克问题上。在意识到军事和政治解决伊拉克面临巨大困境的同时，华盛顿开始务实地把脚伸向经济领域，试图通过改变伊拉克人的生计及平衡各派力量来推进伊拉克问题的积极解决。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美国正在调整2003年到2004年6月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执政时期采取的反对振兴国有工厂的政策。


这种旨在鼓励自由市场发展的做法，是效仿苏东剧变后采用的“震荡疗法”，但事实证明，伊拉克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重振国有经济力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对国营经济进行改造，是较发展自由市场和私有企业更为急迫的目标。

　　

为了配合伊拉克国营经济的振兴，美国国防部已开始与伊拉克政府合作，重新启动伊拉克停滞的工业设施，以便使它们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恢复伊拉克的经济元气。而自去年12月以来，五角大楼还协助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业领袖代表团前往伊拉克，让他们探讨投资机会并鼓励他们购买伊拉克产品。


同时，白宫还要求国会拨款40亿美元，以便通过提供顾问人员和对伊拉克官员的培训，为重建工作增添活力。也就是说，美国要帮助伊拉克政府将经济发展确立为一大工作重点，稳定民众的情绪，勾画有希望的前景，以推动政治进程。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通过促成石油利益分配，推进迟迟得不到进展的民族和解。令华盛顿感到欣慰的是，伊拉克“石油天然气法”已起草完毕，并获部长会议通过，这项法律对伊拉克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外国投资在开发全国储量约1150亿桶石油中的作用作出了规定。

　　

事实上，这也正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等人此前特别提到的问题，也即美国有必要敦促伊拉克政府实施油气法规，将石油收入平均分配给伊拉克各个民族与教派所在的地区，以期提供“非常有力的经济鼓励措施，促使伊拉克各个地区、各种背景的人民为支持国家而努力”。

　　

就这样，在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后，华盛顿深切地意识到了伊拉克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而为了更好地应对来自伊朗等方面的挑战，美国就特别需要在伊拉克营造一种妥协与民族和解的氛围———这一切，都需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表现出对伊拉克各派势力的尊重，并尽可能地释放伊拉克不同教派“长期压抑的怨气”。而伊拉克的资源管理实现完全透明———尤其在石油管理方面———则成为了重建与安全的先决条件。


　　很明显，和平进程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同时进行。


　　在政治进程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复苏就有了“两点之间，曲线最短”的耐人寻味的战略意义。在认清“撤军是迟早的事情”的事实后，华盛顿做出政策调整并保持低调务实的姿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