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才顺/文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对日本施放原子弹，死伤30万人，造成了“历史悲剧”。此后，世界舆论几乎众口一词谴责原子弹轰炸。近年来仍有人指出，美国此举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目的（1）；也有人认为正面肯定原子弹轰炸是不妥当的。（2）还有人认为，“由于原子弹对毫无防御能力的人们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和威慑能力，因此可以阻止国与国之间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3）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从武器与战争这一历史关系的范畴加以研究，笔者认为，对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还应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方能得出客观而切实的结论。这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
一
原子弹首先是一种武器。杜鲁门说：“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可以使用它……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时，我要依照战争法规确定的方式，把它当作战斗武器来应用。”（4）那末，什么是武器呢？简单地说，武器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工具。恩格斯曾论述：“人类社会区别于狼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工具是什么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5）这就是说，武器是人类社会开始后所制造出来的最古老的工具之一，使用武器，亦即人类战争区别于动物群斗的主要标志。从武器这种本质来看，它的使用与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一直密切相关。“原子弹轰炸”实际也被包括在战争与武器这一关系的历史范畴之内，我以为，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是相互推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使用）。一方面，战争的历史运动要求武器朝着破坏力和杀伤力更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武器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规模、进程和结果。虽然，战争的存在及其最终结局，不是武器可以决定的，但武器无疑是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6）著名军事家克劳斯维茨也曾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借助于武器——引者注）是没有限度的。”（7）
但是，原子弹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它又区别于其他武器的特殊性，即它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可能把战争推倒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极端界限。这正如有人指出：“人类在进入原子弹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既不会有战胜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而必然毁灭的将是世界文明”。（8）因此，而次大战以来，反对核战争，渐渐成为世界和平人民的共识。转自
从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来看，原子弹轰炸理应受到谴责。但是人们反对核战争，是在原子弹爆炸的结果已经展示出来以后才开始的，而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在二战中的具体历史背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二
“原子弹轰炸”标志着人类从此面临现实的核威胁，核恐怖。因此“原子弹轰炸”必须受到谴责。然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有人以美国对日投掷了原子弹为由，混淆二战中正义与非正义双方的界线。他们认为：战争的各方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并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9）他们始终以“受害者”自居，而对导致原子弹轰炸悲剧的根源却只字不提。应当承认，日本作为原子弹轰炸的唯一直接受害者，它有理由为反对核武器而大声疾呼；对于在原子弹轰炸下伤亡的30万日本人民，我们也应报以最大的同情。但是，如果有人企图以“原子弹轰炸”蓄意遮掩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罪责，我们则不能答应。“原子弹轰炸”距今半个多世纪了，由于它曾显示出巨大破坏力，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怎样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上，而对“原子弹轰炸”本身的历史原因，却缺乏认真考察。今天，在日本仍有人拒绝彻底反省的现实要求我们，对“原子弹轰炸”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应该看到它对人类生存条件造成的威胁，也应深刻了解它的具体历史背景。
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都曾试图制造原子弹；而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主要动因就是要赶在纳粹德国以前造出原子弹。因此，作为一种武器的原子弹的使用是“理所当然的”（10）正如史汀生所说，“他看不出一下子死10万人，与500次空袭每次杀死1000人究竟有何区别”（11）从这个角度讲，首先应该谴责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惩罚军国主义的原子弹轰炸。正是因此，有人提醒说：“应该确切地看到广岛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军国主义者自身造成的”，“切不可用笼统的反核战争去掩盖日本军国主义者带给人民的灾难。这一原则是不应该模糊的”。（12）
近年来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显示，美国对日实施原子弹轰炸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既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同时反映了美国试图通过科学技术而非人力结束战争这一重要的新思想。（13）诚然，从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策过程来看，其政治和外交企图是显而易见的，但政治和外交目的实现是要以军事目的的实现为前提的；而且“企图”和“实际成效”并非一回事。不能否认，原子弹的问世导致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与转折，既期望通过原子弹轰炸使日本向美国投降，以实现单独占领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太平洋防线上的前哨阵地的战略目的。杜鲁门确信，当原子弹出现在日本本土时，日本人就将在俄国人参战前彻底失败。（14）据称，当他得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曾十分激动地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15）然而，“原子弹轰炸”对日本投降的影响比美国所设想的要少得多，加之日本军部对事实真相的掩盖，使杜鲁门本人也不得不得出“日本依然没有投降的表示”的结论。（16）既然“原子弹轰炸”的军事功效仅此而已，那它对美国远东战略的实现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说，原子弹的问世及决定使用对美国远东战略的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原子弹轰炸”本身所显示的功效对美国远东战略的实现所发挥的影响却不是那么重要。这一点，在考察“原子弹轰炸”时也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三

除上述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具体背景外,还有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即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首先是“战略轰炸”，然后才是“原子弹轰炸”。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在《战略轰炸的思想》（17）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此我们不妨借以补充说明，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战略轰炸”这种独立的空中战略攻势，按照二战时的用法就是大规模地、系统地轰炸敌方的战争经济设施，破坏敌方居民的抵抗意志。战后以来，人们对这一新战争样式的研究，往往注重盟军对法西斯国家进行的战略轰炸，却忽视了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首先实践了这一“攻击民众的新理论“的事实，就连日本动用强大的航空兵力策划实施的”重庆大轰炸“也没有受到重视。这与日本对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研究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诚然，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开始实施的战略轰炸，未取得预期的功效，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它说明：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念已经过时，不仅军队打仗，民众也打仗，所有的人都处于战争危险中。亦即战争一开始，就”把敌国全体国民都作为战斗部队“（18），”以民众为决定的打击对象“。（19）正如德国的鲁登道夫在1935年发表的《总体战》一书中所说：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战”，它必须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包括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而且战争的对象“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他强调：“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这是无情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20）按照这种说法，战略轰炸实施的就是这样一种“无区别攻击”的恐怖战略，那么，它与核轰炸在本质上又有什么两样？
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实施这一战略的急先锋。日本全面侵华以后，陆海军航空部队对中国的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城市频频实施了“世界空战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空袭”。如果说这还属于一般军事上的轰炸，那末对中国抗战首都重庆实施的轰炸却是“无区别的施行暴力目的”的。自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命令轰炸重庆，开始了对重庆历时近5年之久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战略大轰炸。尤其日本为了“征服士气”，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特地以中国抗战首都的居民为目标，使“重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更早地、更久地、更多次地成了战略轰炸的目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战略轰炸的思想摧毁的城市。就这个意义而言，重庆大轰炸先于东京大空袭就已成了无区别轰炸城市的先例。当然，重庆轰炸没有使用原子弹（因为日本没有原子弹），“但是推进重庆轰炸的原动力，在以城市本身为轰炸对象这一点上，抹掉前线和后方，交战者和非战斗人员的界线，是名副其实的核思想的降落。在这个时期，这个场所这一意义上，重庆……成了出现在广岛之前的广岛”。（21）就此战略轰炸的历史过程而言，重庆大轰炸作了东京大空袭、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先鞭。从这个角度进而言之，军国主义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也完全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难怪曾在重庆轰炸现场的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场大屠杀至要的是敌人施行暴力的目的。南京、上海已被炸了，那只是军事上的轰炸，但在重庆这座古城中，没有一个军事目标，尽管如此，日军还是选择了重庆作为将它化为灰烬的对象……后来，当我军向日军发起进攻时，我也没有感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重庆大轰炸是无区别地施行暴力，它对我的政治观点产生了直接的、根本的影响。”（22）前田哲男在考察了这一进程后，更为明确地指出：“即使认为日本和制造核的思想无缘，但是也不能在控诉使核落下的思想上说自己无罪。日本人——除被轰炸者之外—??亚洲证实一下，对非战斗人员的无区别大量屠杀这段战略轰炸的历史，广岛、长崎——不是免罪——正是自己国家划出的轨迹。”（23）
也正因此，在得知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消息后，〈〈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指出：“原子弹的发明和第一次使用，震撼了全世界。科学革命和战争革命同日而起……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受到这种史无前例的强大武器的打击，是对法西斯侵略者必然的报应。对八年遭受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的中国人民来说，除了受欺骗的日本人民之外，对日本军阀不能有丝毫怜悯之情。”（24）无疑，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选自《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一期。作者孙才顺，1964年生，时任山东滨州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
（1） 参见波兰《人民论坛报》1989年8月7日文章
（2） 李嘉谷：《原子弹轰炸是日本法西斯投降的首要因素吗？》，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期
（3） 威廉.李海：《我在现场》，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4）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7）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删节本），军事科学院1977年版，第3-7页
（8）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21页
（9） 《诸多教训》，载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5年5月6日。
（10） j.p.萨瑟兰：《马歇尔将军告诉我的故事》（j.p.sutherland,the story gen.marshall told me）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1959年11月2日，第52页
（11） 亨利.史汀生.麦克乔治.邦迪：《平时与战时的积极服务》（henry stimon,mcge-orge bundy,on active in peace and war），纽约1942年版，第628页
（12） 参见王春良：〈〈论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历史作用〉〉，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13） 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戴超武：《美国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与原子弹的使用》，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14） 罗伯特.费雷乐编：《不见经传：杜鲁门的私人文件》（robert ferrell,ed.off the record: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纽约1980年版，第53-54页。
（15） 威廉.李海：《我在现场》，第462页。
（16）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23页
（17） 前田哲男：《战略轰炸的思维》，朝日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1989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文，译为《重庆大轰炸》。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转引自此。
（18） 转引自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第13页
（19） G.杜黑：《制空权》，意大利1921年出版。转引自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第12页。
（20） E.鲁登道夫：《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21） 《重庆大轰炸》，作者后记，第366页。
（22） 西奥多.怀特：《历史的探求》，1978年。转引自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第6页
（23） 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第357页
（24） 《由原子弹引起的思考》，载《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



相关评论

作者: 林苑竹
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导致民族情绪急剧高涨，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重新抬头，中国大陆学界也有超越学术范围借史学之利抨击日本侵略行径的趋势。
我们在判读上文时，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因素。

作者: 罗真人
当你想打人时,就要有挨打的心理准备。记得当年看小说：《战争风云》时就有那么一个情节：当一个贵族会所里的人听到广播里宣布德军攻陷华沙时，全场欢声雷动。那么他们有人想到过数年后柏林的颓门败瓦吗？
每年当广岛、长崎的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当年蘑菇云下的阴魂时，又能有多少人会回想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全民疯狂，“妻子送郎去当兵，父母送儿去侵略”的情形？如没有民众的推波助澜，军国主义分子的步伐有走得那么快、那么远吗？以受害者的身份悼念日本在二战中的亡灵的同时又有没有想起作为加害者在历次战争中被其加害的超过十倍的亡灵呢？
还是广东的俗话说得好，“没有那么大的头，就不要戴这么大的帽”。“吃得咸鱼就要抵得渴”。

作者: 国务顾问
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挑起战争的人无疑要受全人类的指责。

用原子弹1次杀10万人和用炸弹100次每次杀1000人其实也没有区别。难道用机枪杀人就比用原子弹杀人心安理得？
局部战争，胜利一方只要打倒自己判断的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如79年中越战争我军主动收兵），失败一方即使失败也不会太过放肆（比如朝鲜战争美国不大规模轰炸中国），这种情况下，过于伤害平民当然不利于参战各国的利益，仇恨结得太深不利于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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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龙爪手
毕竟平民是无辜的,
我觉得现代文明不应该提倡军民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