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和心理学的角度解析中华民族的“群体妄想症”

引：最近两件事给了我这篇文章的灵感，一是ABC“辱华”事件，二是我本人在华夏文摘论坛上的遭遇。我在网上的论战中因各种复杂的原因说出了极不符合大多数人观念的言语，并被某些人抓住不放，还在华夏论坛开专线“批斗”。当然，为这样无聊的纠缠写文章是不值得的，但这些事却促使我写下了此文，其主题是分析一种和这些事件相关的心理状态，从而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一两句话和其中表达的完全不可能的内容 – 比如一个6岁小孩要“杀光中国人”，或者云易“向中国扔原子弹” - 如此“认真”？ 

1. 从“妄想症”到“群体妄想症” 

现代心理学中有一种精神病叫“妄想症”（Paranoia），它的特点就是患病者总是觉得有人要迫害他们。这些患病者会为一些在他人眼里根本不存在的“危机”而成天处在一种不安宁的精神状态之中。严重的患者往往会把幻想的威胁看成真实，最后主动出手伤害他人，使自己从幻想中的“受害者”变成为实际的施害者。（作为一个悬疑小说迷在此我不禁要提一下，一些现代西方的心理悬疑小说都运用这个模式，在小说的结尾故事的主人公成为了真正的凶手。）

回过头看“新中国”之后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实际的行动去伤害甚至残杀那些幻想中的“敌人”，比如“反革命”，“臭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残害这些人的理由就是这些人是潜在的“危险”，如果不把他们消除，以后“广大劳动人民”就要“遭殃” 。当然结果是本来平安无事的“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动起手来把本来毫无威胁的“敌人”以各种手段统统“消灭”了 ，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悲剧。这就是典型的“妄想症”。当一个群体中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具备这样的心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群体妄想症”。文化大革命的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个“群体妄想症”。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心理基础，毛泽东一个人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使文革运动产生如此“天地翻覆”的效应。

这样的心理模式，目前仍然在“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这次的ABC“辱华”事件，其实就是这个和文革相同的症状的一次小规模的爆发。我个人就听见不少中国人提起这个事件时，怀着一种对未来的“深切担忧”，即“中国人会被他们杀死”，“他们会杀死中国人！”“他要杀死你的！”面对这些夸张的反应，我很无奈。我的问题是，“他们”是谁？是除华裔以外的所有美国人吗？“他”又是谁？是吉米 科莫尔（Jimmy Kimmel）？还是那个6岁的小孩？在我看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做出要杀死“所有中国人”的事。令人惊叹的是，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受他们熏陶的华人小孩）都真的认为，一旦他们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可能做出这种事。（更不必提说出这些话的前因后果。这一点体现了中国人搞文字狱的厉害：为了证实自己的病态幻觉而断章取义）。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对移民最为宽容的国家，有着最为公平的（仍然是不完美的）移民政策，以及种族保护政策。然而，在享受着这个制度的美籍华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却对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如此大动肝火，做出这种打起“反种族歧视”但实际上却是挑起种族仇恨的行为？如果是个人的病症，原因会各个不同，但当一个群体都出现同样的症状时，答案应该是深埋在历史和文化中。笔者认为，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妄想症”是源于一种群体“生存危机感”，这个群体的生存危机感一般出现在长期落后而封闭的文化群体中。

2. “生存危机感”的历史根源 

在此我首先解释一下“落后”与“封闭”的词义。“落后”，在历史学或文化学中有不同的解释，也存在很多不一致的争论，但在本文中主要指经济和生产力的落后，即生产力太贫乏以致于不足以提供该群体的人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封闭”是指一种长期和其他文化缺乏联系沟通的孤立状态。在任何一个文化群体中，一旦生产力提高之后，人口必然增长，而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之后，物质供给（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必然会无法满足这个群体的需要，从而引发该群体的生存危机。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论的全部理论基础。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1，提高生产力和人的文明素质（历史证明人的文明素质和生殖率成反比）从而降低人口和供给之间的矛盾；2，开拓新的生存空间；3，群体内相互残杀（自残），以减少人口从而达到人口和供给的平衡；4，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自然灾害。当这四点都失败时文化群体就会自行灭亡。欧洲文明因其特殊的历史和自然条件，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而多数其他封闭环境中的文化或文明则因为“无处逃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第三种措施：自相残杀，或者更加无奈地自行消亡。

因环境封闭而自行灭亡的人类文化群体数不胜数，其中很多都无从被现代人知晓了。最有名的就是复合节岛上的文化，以及南美洲的多个文明的自生自灭。自相残杀的例子更为普及，最典型的就是在文明之前和文明之初存在于几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中（包括今天的中国！）的“杀婴” - 当生下了无法供养的孩子时，父/母就杀掉婴儿。自相残杀（“自残”）还体现在很多文化群体中的习俗中。我们常常对一些民族（包括我们自己）的习俗不解，比如日本人的剖腹自杀，印度的萨蒂（Sati），中国女人的缠小足等等，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一种由群体心理危机导致的群体病态行为。最过分的大约当属中南美州的活人祭祀。据传阿兹特克人（Aztec）在1487年一次天灾之后活人祭祀的人数到达8万之众（好在都是自告奋勇）。

中国这片土地的确曾经资源辽阔，滋养了华夏文明，然而，由于它和其它文明的隔绝（虽然隔绝的程度不如中南美洲），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仍然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事实上，在中国人中流传了几千年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个传统理念本身，就是生存危机感的“精神副产品”。熟悉进化论的人都知道，越是低级的生物，由于生存能力的低下（存活率低），不得不通过高繁殖率来保障后代的延续。而越是高级的动物，生殖率反而降低。人的文明发展也一样，越是在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低级状态的群体，生殖率越高，人们越是受生儿育女的拖累，而越是发达的文明中，生殖率越低，人的生活中心也从繁衍后代转移到个人的生活质量。这个规律大约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自我调节，以免某一种类生物的总数和其它种类比例失调。历史学家Will Doran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这样说道：“在动物世界中，父/母对子女照顾越多，繁殖力和死亡率就会随之下降，在人类中，随着文明的提升，生殖率和死亡率也随之下降”("Throughout animal world fertility and destruction decreases as parental care increases; throughout the human world the birth rate and death rate fall as civilization rises." )（Story of Civilization, Part I, Our Oriental Heritage,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page 30.）从这个规律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测，人类以及各种生物在存活率低时都会以大量的繁殖率来保证其生命的延续，所以中国人的多子多福的理念，在潜意识中其实是一种不安全意识，即由于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把希望寄托在“数量”上。而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中华文明极其落后的标志。

由于“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中国人一旦在生存不受威胁时都积极地传宗接代，所以人口迅速上升，导致人口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吃不饱的人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之后人口大幅度削减，终于天下太平，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循环，华夏民族就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挣扎着原地踏步了几千年，以至于至今还在上演杀婴（以及杀害以及残害亲生儿女）以及人吃人（尤其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悲剧。

在中国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就这么大，“时候”一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生存危机永远都没有被消除。不管儒家经典书上如何说，不管共产主义如何教育，深埋在华夏民族心灵中的，是“与人为敌”的强烈的生存和竞争意识。共生理念，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等等这样的思想作为群体意识形态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其实不奇怪，如果我们理解到像科学，人道主义意识等等这样的人类高级精神活动需要在生存危机消除之后才能得到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揭开几千年中国文明始终没有发展出科学和理性精神的谜底：因为华夏文明史的一治一乱是完全相同的重复循环，华夏文明在近几千年中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步，所以“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生存危机。是的，在21世纪的今天摆在中国执政者桌面上的论题还是和五千多年前的文明之初一样的问题：“吃饭问题”。

3。“生存危机感”，“生存焦虑”及“妄想症”的心理根源 

“生存危机感”是一种对威胁自身生存的各种可能性的担忧和恐惧。任何一种对将要发生的不祥之事的担忧和恐惧心态在心理学上都叫“焦虑”（Anxiety），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生存危机感称为“生存焦虑”。人在真实的威胁面前产生这样的焦虑是自然的，比如面对一头饥饿的猛兽，比如失业，疾病等等，但在没有任何实际威胁的情况下而焦虑，就是心理疾病，所以叫“焦虑症”。

“焦虑症”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的心理定势。心理定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惯性，即人的心理在接受过一次冲击之后再难以摆脱的定式反应。对这个心理定势最生动的比喻莫过于中国的一句古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个解释当然是基于个体的人生经验，是非常准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生存焦虑症的先天因素。先天的焦虑症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至少知道并非每一个一朝被蛇咬了的人都会“十年怕草绳”，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人对焦虑的抵抗能力应该有天生的强弱之别。不过这个将是本文和笔者的当前知识所无法覆盖的范畴，所以不多做分析。

“生存焦虑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妄想”（Paranoia)，即被主观幻想的威胁所烦恼不安甚至痛苦不堪。“妄想症”的主要内容一般都是“幻想自己将被迫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妄想者持有一种脆弱的心理，觉得身边的人和事物都很“强大”，会威胁自己的生存。比如在新中国解放后的“劳动人民”阶层，虽然在名义上和其它阶层平等了，但在心理上却由于历史的长期积累（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从来从来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仍然有着强烈的心理不平衡。所以文革中这样的群体一旦被给以了机会，压抑了几千年的不平衡的心态就会大爆发。再如美国的华人群体，虽然在实际待遇上和其他种族一样，但心理上是弱势，所以他们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到自信不足，且很“自然地”把这个自信不足的原因推给“种族歧视”。一旦有时机，这样的不平衡心态也会爆发。

焦虑症，危机感这样的心理疾病的反面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人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满意的心理状态。它是人的所有心理状态中的最健康的状态。具备安全感的人会相对坦然地处理除生存威胁之外的一切处境。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任何出于缺乏安全感而导致的心理状态，都可以被归于“生存焦虑”的类型，只是程度的深浅不一而已，比如攀比心，贪婪，对他人的猜忌等等。人之所以攀比，表面上的解释不过是一种虚荣心，深层的理解其实是源于缺乏安全感，即，一旦自己比不过别人，自己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典型的与“他人为敌”的心态）。贪婪，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奢欲，而之所以“永不满足”，其实就是因为人在不断地获取身外之物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再看猜忌，或者说对他人的极不信任，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存焦虑症状，因为它和“攀比”一样，是源于一种“他人就是敌人”的理念。中国人之间普遍互相为敌，无信任感严重之极，是中国社会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一个由不信任他人的人组成的社会，自然是病态（险恶）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中的个体，导致人之间的更加不信任。这样的双向（个体与社会）消极影响和恶性循环，使中国社会永远走不出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甚至相互陷害的怪圈。

以上这些病态现象在中国人中的普遍存在，不难让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人”这个群体总体上是一个病态的群体。笔者给这个病下的诊断就是“生存焦虑症”。“中国人”得这个病其实一点不奇怪，因为中国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为有限的资源相互争夺了几千年了，不得这个病才是“奇怪”！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当一个群体认可一种行为或者心理模式之后，不管这些行为或心理模式是多么地非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比如中美洲的活人祭祀），都会被视为“正常”，该群体中的人也都不会觉得自己病态（“大家都这样的啊！”）。试想在健康的社会中一个患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被送进医院，而在中国的文革中却正好相反：那些少数不参与疯狂杀戮的人才可能被看成“有病”，而参与的人，且越是疯狂的人，不但不被看成精神病人，还会被看成“英雄”。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往往是心灵健康的人受孤立。这大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少文人墨客强烈的出世心态产生的原因（这个现象在其它文化中也有，只是在中国更甚。）

在此可能有读者会想，“我认识的一些参加了ABC抗议游行的人很多都不像焦虑症患者啊？”是的，笔者也有朋友参加游行，我也相信他们是善良甚至健康的人。在此我不得不再次阐述“个体”与“群体”（或者“集体”）的区别。说一个“群体”得了某种“心理疾病”，并不等于说这个群体中的每一员都有“病”，或者病的程度都一样。每一个群体中都有健康和清醒的人，或者不健康甚至病态的人。然而，当一个群体的大多数都具有相同的病态心理模式时，这个病首先不易察觉（如前一段所述），其次它的传染率非常高。这是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谁都不愿意被孤立。这个原因也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人类几乎所有的人为灾难的解释。美国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 这样说过：“不管有没有宗教，人都有好有坏，但宗教却能使好人做坏事。”（With or without it (religion) you would have good people doing good things and evil people doing evil things. But for good people to do evil things, that takes religion. ）。如果我们把一个群体所持有的共同意识理解为宗教的一种形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Weinberg这句话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之中。

4. 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 

大跃进和文革过去半个世纪了，中国在这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大跃进和文革的时间差距）基本没有人为大灾难（小的和看不见的灾难却不断。比如儿童虐待，不但层出不穷，还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中国人的心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的确是一个“奇迹”。导致这个“奇迹”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开放。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益处，首先是通过引进科技提高了生产力，减小了人口和资源供给之间矛盾，其次是大量的人口可以移民到其他地方，减缓生存空间的压力。

笔者发现，在大陆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相比，大陆人（当然是得势阶层）似乎显得更有“安全感”一些。这应该和国内的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变有很大关系。而海外的华人，除了生存相对艰难以外，在心理上由于有和其他民族的对照，似乎更容易显得自卑，所以也更受“生存焦虑症”的折磨（这大约也解释了ABC“辱华”抗议的事件的内在原因）。不过，虽然在大陆的中国人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生存安全感和自信，但潜在的心理模式却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一旦出现“威胁”中国的迹象，他们还是会群体激动起来，呈现出一片群众运动所特有的“排山倒海”之势。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形成这些群体运动的心理因素是病态的，所以这个“势”其实是脆弱的。这样的群体运动运作起来后，其势力指向的目标一般都是比他们更弱的弱势，或即使是指向强势，那一定是在这个群体后有真正的强势撑腰。比如，文革的红卫兵有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撑腰，这次的ABC抗议游行有美国的民主制度撑腰。试想这次ABC抗议游行会遭到六四运动一样的后果，我相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华人会去计较一个孩子的话了。所以，这样的“排山倒海”之势，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强大”。鲁迅早就说过：“強者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生存危机”与“生存焦虑”都是自然现象，人类产生这样的心理模式是有其历史和心理缘由的，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承认甚至否认其存在，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群体，或者说文明，目前已经走向世界，加上西方世界早已步入人道主义的共生理念时代，所以中国人在今天是被世界所接受（或者至少不被排斥）。比较起消失了的中南美洲文明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文明的幸运。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如何把握这个命运？是继续顽固而盲目地相信自己的祖先（曾经）是世界之最，拒不接受自己的不足，还是谦虚客观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从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落后？人不怕无知，但最怕的就是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所以自以为聪明的“中国人”，如果再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不那么聪明，从而在国际内外的新形式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放弃与人为敌的弱势心态，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