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孙子”效应

---试论中国人奴性产生的根源

讨论中国人的奴性，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一不留意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好像你是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奴性。其实，奴性的确是人类的普遍存在，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或多或少地看得倒。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奴性的存在在东方人当中比西方人更甚，而尤其在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中，日，韩）。本文就试图解释这个现象，找到儒家文化和奴性之间的根本联系。

在分析这个现象之前，我想先给奴性下个定义。简单的说，奴性就是就是奴隶的性格，这个性格体现一种没有意志自由的，或者甘愿屈服于他人意志的人格。人格的贵贱，表面上体现在在人类的社会等级制度上。从奴隶，贫民，到统治者，是个由低到高的金字塔形。由于奴隶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从属于他人，不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是在社会等级中最低等的。而统治者，由于具有对自己和别人的最大的支配能力，成为精神和肉体上最自由的人，所以应该是在是最高贵的人。然而，奴性，却并不只体现在奴隶中。精神的自由，也不一定都体现在统治者或者身上。比如在奴隶中却常常可能看到充分地具有人格和自我意识的人，如斯巴达克斯。这样的奴隶，虽然地位很低，但由于他们又不去甘于被统治的精神，他们的人格是高贵的。而那些地位很高的人，也不见得就都有充分的精神自由，如政府或军队中的高级要员，或者有些世袭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和行为自由。所以，地位的高下并不见得完全地决定人的精神自由。而说到奴性这种特殊的人格，我们更多的是指的人的精神方面。所以，可以下个结论，人格高低贵贱，个人精神自由的程度是个准绳：越是能支配主宰自我的人人格越高贵，越是不能主宰支配自我的人人格就越低下，奴性越强。

知道了奴性的定义，再来反观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应该不难看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自由程度是很有限的。比较我行我素的西方人，我们中国人的奴性存在是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我们中国传统是很讲究等级的，动辄高低贵贱。这个高地贵贱的准绳，不但是社会地位，还有年龄 --- 这个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天生属性。这个把年龄作为人格高下的判断尺度的传统习俗，确定了存在于中国人家庭中的人格不平等的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把“孙子”一词作为“奴才”和“低贱”的代名词，就是因为孙子是在家庭里面是最年幼的，从而就是地位最低的，没有精神自由的奴隶。这个把“孙子”或“儿子”作为“奴才”的代名词的语言习惯可能还真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有心之人可以再考察一番。至少我在英语中看不到这个语言习惯）。我个人认为这个独有的现象和儒家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内在联系。

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孝”是首当其冲的。所谓“百行之先”，“为人之本”等等。儒家先辈们把“孝”的观念发展的淋漓尽致，连子女在父母身前该怎么做，到死后该怎么做，都有所指示：“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更不必说“二十四孝”里那些的和人性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榜样”（难怪鲁迅大呼“吃人”，“救救孩子”！）。虽然在“二十四孝中”的那些血淋淋得榜样早已不再有人去照本宣科，但几千年来，“孝”却一直成了中国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一个人一旦有了“不孝”的行为，他的名誉也就一落千丈了。

为什么中国会有如此极端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可能应该属于人类学家研究的范畴，在此我试图分析的仅仅是，这个孝道的实质是什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人说中国有哲学，但只有部分的哲学，即伦理学，因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实际上只是一套以维护国家稳定为目的的道德体系。我倾向于认同后者的观点。不过在此，我甚至不认为“孝道”具有深刻的伦理学上的意义，因为“孝道”把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概念“善”与“恶”完全人为化了：对父母孝，既是善，对父母不孝，即是恶，从而完全忽略了对善与恶的本质研究。仔细分析孝的概念，无非就是“顺”，对长辈的依顺。这种依顺尤其体现在个人意志上面。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等。由于传统的观念认定儿女从一生下来就欠下了父母一辈子的养育之恩，从而儿女的首要人生目的就是满足父母的意志，以报答这养育之恩。所以，孝道就是这样一种行为准则：它以牺牲儿女意志和维护长辈利益为基础，从而达到固守现成传统，稳定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全部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孝道”是不择手段地树立长辈的地位，赋予长辈在行为上和精神上控制儿女的权力。

在以“孝”为纲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中，凝聚两代人的关系的决不是自然的情感，而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的关系的确导致了家庭甚至社会的稳定，但它同时也导致了晚辈的主观意志和人格尊严的丧失。这个服从，也正好培养了中国人的驯服的个性，即奴隶的特性。

不用说从古到今有多少家长们在孝道的保护下，在“为了孩子好”的名义下打骂自己的亲生骨肉，左右儿女的思想意识，包办儿女的人生选择，就是在日常的对孩子的“语言教育”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人格摧残。这种摧残，习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们是不自知的。如在学习上不断地给儿女施加压力；在能力上把自己的儿女和别人做比较；不时强调自己培养儿女的艰辛，让儿女觉得欠了父母一辈子。这些“苦口婆心”的做法的让儿女感到的是：我不如别人；我在给我的父母丢脸，我对不起父母。这种方法给儿女造成的心理状态，一是对自己的存在羞耻感，即自卑感（不如人）；二是生命的从属感（自己是属于父母的）。自卑感导致人格尊严的丧失；从属感导致的是主观意志丧失。于是儿女们从从小就处在和奴隶所处的一样的环境中挣扎。有少数个性天生强硬的人也许能够在这种挣扎中保存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大凡也是在心理上伤痕累累），成为类似奴隶中的精神伟大者，然而更多的人却因为生命的幼小而离不开父母的保护，便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待遇。再加上父母谆谆教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久而久之，儿女们便认可和接受的这样的待遇；久而久之，儿女对父母的这种精神奴役便不再有不适的反应了。于是主观意志，便利他们远去；奴性，也便乘机而入，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孝”就是这样培养出“孙子”的。它正是中国人奴性的根源之所在。在中国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之后，也处处摆不脱“驯服”的痕迹。由于中国人在家就练就了一身忍术，在社会上也随时可以把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奴才”的程度。所谓“韩信忍胯下之辱”。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中国人什么样的“辱”都能忍下。然而人的心理是需要平衡的，就像一个被压的气球，压力太大，就会爆炸。被压的人，也要寻找发泄之处。于是好多中国人在一有机会的时候有拼命地要争做“老子”，一定要把他人踩在自己下面。所以，在中国人多的环境里，我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人和人的平等互重的关系，而是“老子”们和“孙子”们的人格争斗。

当然，当“孙子”们成了真正的“老子”—--- 父母时，新生的儿女，便不幸地变成了父母们找回自信的最佳工具。于是一代一代地，中国人的家庭就在“孝”的庇护下不断地制造着“孙子”。

“孝”之所以能带来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孙子”效应。几千年来，由于有了“孝”，中国人都成了温顺的“良民”，即奴隶，自然很容易被少数“强者”利用。这样的孝道，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平等制度的最好的条件，是给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基石。难怪几千年来几本不过讲了一些如何顺从长辈，如何遵循传统的道理的著作，被为统治者服务的士大夫们没完没了的解了又解，注了又注。

“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稳定是表面的，因为它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人牺牲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人格为代价。这种稳定还是虚假的，因为它造就的是极少数强大的暴君和广大的弱民。这样的“强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这样的弱民走出国门后，便在西方人的自信面前暴露出自己的欲盖弥彰的自卑感。

在海外的中国人大凡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无论走在那里，我们总是能够本能地辨出中国人来。当然，除了东方人形象的外在特征，中国人在精神面貌上总少了一种什么东西。我以为就是少了一种自我的尊严感。当然，没有了这种尊严后，露出的就是奴性---及中国人所谓的“孙子”相。

由于“驯服”的人格是从中国人在刚开始知事达理时就被灌注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所以我们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更不必提取追究其根源。就像我们日常出口就是某某人是“孙子”，某某人是某某人的“GUI儿子”一样，根植在家庭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已经被中国人世世代代地接受了：尽管在外作了一次“孙子”觉得是受辱，在家里作一万次“孙子”也是自然的事。曾经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中国人的奴性，但对于它的产生的原因却常常简单地归于统治者，封建君王，或者制度等等，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就是他的直接塑造者。诚然，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我的意思也并非是要把我们的父母都统统推上法庭 (当然，在社会有了健全的法律之后能把父母推上法庭更好)，而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正的原因后，就应该致力于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

我们的先辈知道为了建立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社会首先要“齐家”，“修身”，即通过整顿社会的最小的集体---家庭，从而把把社会的最小的单位---个人都修理得驯服了，天下自然“太平”，君王们自然可以无忧无虑地稳坐江山。而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稳定”和“强大”是假象时，要改变这个沉淀了几千年的现象，我们也不得不从“齐家”，“修身”做起：彻底打破孝道，改变中国家庭中的等级观念，吸取西方人培养儿童的心理学方法，培养心态健康的，有个性的和有尊严的中国人。

补充：

在此我想补充两点：第一，我所阐述的现象是普遍现象，它并不是指所有的中国家庭，更不是指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当然也有很多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人，只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人中比例太小而已。第二，当今的很多中国家庭，由于独生子太多，已不是传统的“以孝为纲”的严教法了，而是恰恰发了过来：老子给儿子当“孙子”。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逆反，我认为还是因为“孝”的原因。因为“孝”使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只知道有“老子”和“孙子”的关系，而看不到还有一种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的互敬互爱的关系，于是一旦不做孩子的“老子”，便即刻转过来给孩子当“孙子”。这样的180度的逆反，培养了一大批自以为是的不学无术的娇儿宠女。也将是今后中国社会的大害。

2004 初稿

2007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