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朋友们聊天，说起了小时候家在城里孩子的零花钱问题。

有的朋友家境好，家长也“开明”，上小学开始就有了一定的零花钱。有的家里家境虽好，但不给零花钱。家境不好的就更没戏了。

人哪， 性相近，习却相去甚远。没有得到零花钱的朋友，有的就一直没有，也没使过零花钱，很安分；有的嘴馋，有个仨瓜俩枣的钱，就去买个三分的冰棍，五分一袋的苞米花，或者九分一袋虾片什么的。有的好玩儿，买个弹球，拍洋画，小人书等。玩的东西比吃的贵.没钱就得穷则思变，什么报纸，废铜烂铁，旧书，收废品站就是他们的“当铺”。我弄零花钱的方法是有点儿出格了,“家贼”。当时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二百多，家里四口人，在北京生活算比较好的。文革时，姑姑跟我说，“你家有一万多存款”。文革时一万块是个什么概念？ 三千就能买一处小四合院。就这也只给妹妹一点买冰棍的钱，因为她在东城骑河楼的景山小学，我家在东安市场附近，单程小孩要走二十多分钟.而我在史家胡同小学，不到十分钟的路程，不给一点零花钱。我想买本小人书，三级管什么的，都要磨很长的时间。想学习个什么，只要花钱，就很难。记不得从何时起，我发现奶奶的小钱没数儿，口袋里的毛钱（小于一块的），我拿走了，没反应。奶奶是退休的小学老师，每月有四十六块退休金。有一次大发了，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看到一把打火石的手枪，竟从奶奶兜里扽了五元的票子，把枪买了。 晚上爸爸下班，我就被叫进了他的房间。一顿屁板子。还逼着我到百货大楼，把枪给退了。还有一次是买蟋蟀，斗蟋蟀着了迷。那时一只好的蟋蟀在隆福寺要几毛钱，价格不菲。我就从姑姑存钢蹦儿的小泥罐了抠，因为放钱进去的口很小，很扁，一次就能抠出一个钢镚。我先抠五分的，因为面值大，拿了一个是一个，要是二分和一分的，就要拿好几个。不久罐里的钱就少了一大半。一天我姑姑拿起罐一晃，声音不对了。没说的，我又挨了父亲一顿打。 现在想起了，我还是有个数的，没去外边找钱。我有个初中女同学是个外贼，听说从王府井登上三路无轨到动物园下车，就能提三，五个钱包。她肯定是有师傅的。此人很厉害，班里在二楼教室批斗她，她从窗户一跳，跑了。

有了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对自己的孩子就立了个规矩。

只要她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就倾囊相助。来到了美国，很多家庭都按美国的家庭习惯办，孩子有生日礼物，圣诞礼物,在家里劳动就给钱。我家没有，孩子形成了习惯也不要。她平时需要什么，都买了，也不必等到节日;在家劳动是家庭成员的本份。我女儿也觉得这种管理方法很好。现在她做住院医，年薪就五万多，五年下来，除了生活，旅游的开销外，还存了六万多块。理财的习惯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