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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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uench to 68112: 饿死人, 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吧！ 来源: chengxuewen


1.1958年夏,全国到处放卫量。当时我在福州上高中,福建的第一颗卫星是福州闽侯县城门公社放的亩产1200斤,市委奖了一台拖拉机，过两天隔壁公社亩产1500斤,市委奖一辆解放卡车......就这样,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这些卫星是要验收的,往往常5-10倍面积的庄稼移在一起去验收,中间的浪费可想而知。2.夏收後，再种地就必须大深耕,把深处的生土翻上来。还必须大密植,有的甚至直播免插秧。结果是秋收大减产。3.八月下旬,毛下了死命令,年底钢产量定要翻一番至1070　顿,九月起全民去炼钢,到处建小高炉、上山找挖铁矿、上山砍林烧炭，此举直至年底，大批秋收的庄稼烂在田地。4.农村食堂放开肚子吃饱饭,造成极大浪费！记得我和几个同学去福州新店公社食堂吃饭,看到当地农民每人吃五碗以上。5.虚报带来高征购,高征购带来低存粮。再加上肉、油剧减,公共食堂已无乾饭可吃,只供越来越稀的粥，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也开始饿死人了！6.有不少地方开始逃荒。但有的公干部为保乌纱让民兵把守村口不准村民逃难，饿死人越来越多！我是城市人,是怎麽过来的呢？定量变成21斤,且一半是番薯丝。1961年我考上北大，邓子恢把考上北大清华的龙岩人接到他家裹，大骂龙岩干部胡搞,饿死了好多人,还隐瞒真相,不敢要省里拨给老区的救济粮。以上都是我的亲自经历，我祖父的弟弟活活饿死，我祖父从龙岩乡下跑来福州逃过一死。我们鱼米之乡,庄稼易生快长的福建省尚且如此,华中、华北、西南、西北就更惨了！说人祸为主一点没错，说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一点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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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卫星是要验收的,往往常5-10倍面积的庄稼移在一起去验收，中间的浪费可想而知...夏收後，再种地就必须大深耕,把深处的生土翻上来。还必须大密植,有的甚至直播免插秧。结果是秋收大减产...此举直至年底，大批秋收的庄稼烂在田地”

卫星要验收，就得对数，亩产500-600斤算高吧，5-10倍这个数，还是不够放卫星，哪还够浪费的。庄稼移在一起或分开，总数还是不会有多大出入吧。就算浪费掉了，浪费到哪里去了，还不是掉到路上，落在担里，农民事后不会拣起来么？henry13auckland 不是说他奶奶又拾饭粒的毛病么？是种田的，都有这毛病。

"此举直至年底，大批秋收的庄稼烂在田地”我不是种田的，但我知道秋收一般是什么时候，到年底还没收上来，第一次听说。愿闻其翔。

特补充两个历史短篇

一

粮食是战争中消耗最多的一种军需物资...7月22日，临时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于是，福建苏区人民再次开始了收集粮食的突击工作。....宁化县从8月18日开始动员，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收集粮食34000余担。宁化人民支援红军的热情十分高涨，涌现了一大批借谷积极分子，瓦匠施显保在贫农团会议上自报借谷16担；县城商号“大有号”借谷45担，“寿春堂”借谷40担；禾口区的大路背乡一位红军战士的妻子也自动借谷9担。至9月初，福建省在秋收借谷运动中超额完成l万多担粮食，其中长汀县完成30954担，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上杭县完成5241担，新泉县完成3010担。福建苏区人民还组织运输队，把粮食抢运到指定地点，圆满完成了借谷运动的任务。

旧制一百斤为一担,福建红军秋收中借谷61万多担,大家算算多少斤。

二

1958年秋，正是南方稻谷成熟的时节，张鼎丞视察工作到了福建。他从福州乘车去闽西，沿途看到稻子长势很好，金灿灿的谷穗告诉人们，收割的时刻已经到了。可是，为什么一路上只看到一些老人和孩子在田里收割而看不到壮劳力呢?当汽车从漳州拐向去龙岩的公路以后，他看到一队队背着背包的青壮年。他几次停下来询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呀?”人们回答：“我们是调来大炼钢铁的。”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一到龙岩，他就到城郊的田间去观看，见到不少田丘里撒落着成熟的谷粒。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回到住处就对我们说：“明天我们一起割稻子去。”这一下可惊动了地、县的领导干部，他们也跟着去了。在休息的时候，张老就问他们：“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蹋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呢?”当他了解到主要是炼钢铁的压力太大，挤掉了秋收的劳力时，就亲自打电话给省委负责同志。省委决定就在龙岩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会上，张老指出：秋收是群众最关心的大事情，炼钢铁可以推迟几天，稻子熟了是不能推迟收割的，建议立刻集中力量来突击完成秋收。省委负责同志都很尊重张老的意见，决定在秋收没有完成的地区暂停炼钢铁，突击搞好秋收。1958年，我们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左”的错误。张老和广大干部、群众一样，都盼望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所以一路上他也积极宣传“三面红旗”，支持“大跃进”，但是当他遇到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的问题时，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改变工作部署的建议。

1960年，张老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他老家也派了几个社员来找他，告诉他那里的群众口粮太少，吃不饱饭。他知道这些情况后，心中焦虑万分。1961年初，他下决心要再次去闽西，亲眼看看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这一年的春节，他没有在北京过，就带着工作组兼程南下。当时闽西的形势确实很不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比解放初期的产量还低，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群众吃不饱饭，体质很弱，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干部、群众的情绪低落。张老看到这种状况，十分痛心。那时他的健康状况不好，血压很高。我们劝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他说：“闽西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我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他和省、地、县的领导同志一起，帮助当地妥善安排群众的生活，抓紧给群众治疗疾病，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干部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么样，这是头等大事。我们应当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谁要是忘记了这一条，就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