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四个孩子的排行老三，是二十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1983年，芭芭拉度过八十一周岁生日的这年，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单独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生物学奖。她的一生，特立独行，一直被世俗和周围看作是孤独的、特异的女人。1992年逝世前不久，九十岁的她，仍泡在实验室里，做她热爱的玉米遗传研究。芭芭拉曾对人说：“我的一生过得很精彩，我一点都不后悔。”她的故事，对世人和后代的影响，将超出学术范围。
走着自己的路
芭芭拉从小就开始的独立性，有时候让父母也感到惊讶。家中的孩子多，母亲经常无法照顾她，她不哭也不闹，一个人自得其乐地玩着。在一岁半的时候，被送到叔叔家寄养，五岁时再回到父母身边。在叔叔那里那里她更学会独立自主，时常一两个小时静默如山地沉思，思考她的疑惑所在。虽然是个女孩子，她却喜欢参加男孩子的活动。这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与众不同。然而，她的父母却与众不同地默许了女儿的行为。他们没有试图扭转孩子的自然倾向，告诫她不可以这样或不可以那样。他们鼓励她向大自然学习，给予她自我寻找答案的空间和机会。
麦克林托克夫妇鼓励孩子尽量发展自己的兴趣，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孩子的喜好会决定一切。对芭芭拉一家来说，学校只不过是“成长经验的一小部分而已”。重要的是小孩子的本性是什么，而不是他们“应该”要变成什么。她的父母很愿意，甚至很急切地想保护孩子的个人特色，这一点就算在现今也是非常特别的。但也许就是这样特殊，使芭芭拉与社会格格不入。
芭芭拉选择的专业在当时是个冷门：遗传学。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毕业后她无法凭这个学历找到稳定的工作。推动她这样选择的只不过是兴趣。1921年，她参加了一个遗传学的讲座，此后，她认定了这将是她唯一热爱的专业。
她选择了康奈尔大学，当时仅有的几个开遗传学课的大学之一，开始学习钻研。大学期间，男性的骚扰让她心烦，觉得在浪费生命。她从那时就已习惯不依赖于他人的生活，并厌烦人际间的纷扰，拒绝一切社交活动，并决定一辈子单身。而她的朋友们，却都一致赞许她的女性化。1927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参与博士后研究，以玉米为材料，研究连锁基因和染色体的交换。从那时起，她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玉米。
坚信自己的认知
从开始科研的最初，芭芭拉就在研究所和实验室，被公认为具有极好的素养和技巧，是行业中首屈一指的专家。但是，她的发现总是让人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赞同还是应该反对。新发现有时不是不对，也不一定是不重要，而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将它嵌入现有知识的墙上。
她的一些奇特的念头在今天听来也很有趣。在说到事物的一体性的时候，她表示：“基本上，万物是合一的，你没有办法在事物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些细分工作而已，但它们并不是真的。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充满了人工的细密画分，它们根本不应该存在。我想，或许诗人会更懂这种事吧，虽然我并不读诗。”她说，“植物的细胞是有思想的”，果然，科学家现在发现，植物不但能通过释放特殊气体进行彼此间以及与昆虫的交流，它们还能通过细胞的结构式，进行欧几里德几何学计算，就像是个斤斤计较的老板，连最小的错误在几个月内也记得一清二楚。
1951年，芭芭拉第一次公布她的发现就遭受挫折。她当时提出的基因在染色体间转换的设想，违反了那时所有权威的科学结论。权威认为，基因的遗传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她的研究手段——光学显微镜也显得过时，完全不可以同使用X光的分子生物学相提并论。同行们的反应，只不过是批评和沉默的混合。在其后的一些年里，许多权威人士甚至拒绝再次给她机会发表，批评她理论的不合理性。
美国的学术自由气氛，拯救了这位天才。即使在多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众口铄金的反对声中，芭芭拉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理念，继续不断地获得资助和研究合作。她去过中南美洲，在土著人的协助下，研究玉米的发展。她也帮助年轻的科学家和学生，从事遗传学的传播和研究。1970年，美国政府授予她最高的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奖。
直到七十年代，新的分子生物学肯定了芭芭拉用肉眼观察的发现，转基因理论才开始产生作用，比如应用于癌症研究。1983年，在她的成果面世32年后，科学界才承认了她的贡献。芭芭拉还是幸运的，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了她发现的结论，也被其他的人承认。
结语
芭芭拉关于转基因的发现，改变了世界。这些发现传递到各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发现，比如，转基因可使细菌的抗药性传给邻近的细菌，可参与癌细胞的转型，可参与细胞的分化，等等。现代的生物学、遗传学、医药化学都从中受益，发生质的飞跃。
她的影响和贡献还不仅于此。她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我的发现只不过是尊重我看到的事物的本来面目，并非由于想要去发现它。”这对于所有打算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后人，都很有启示意义。
作为一个女人，特立独行也许并非她个人的福。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让那些特立独行的男男女女们走各自的路，将是对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