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汽车王国，来美国不能不与汽车打交道。我相信在美国住上几年，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些与买车，学车，修车有关的有趣经历。围绕着汽车，我也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

军营学车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看着别人开车我心里痒痒的也想学，但那时候私人车绝无仅有，也没有私人驾校。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同事和朋友听说后，自告奋勇要找教练教我开车。这位朋友住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大院，他父亲在总后大院里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教我开车，这个部长大小姐一个笑脸，几句好话就把她爸爸的贴身司机给哄了出来。这个技术娴熟的班长今晚开出来的是一辆 崭新的小面包车。部队的人办事干脆利索，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一问一答，几句话就知道我对汽车的机械和操纵原理都不陌生，做了一个示范动作以后，就把方向盘交到了我的手里。 

那时候的车都没有自动变挡，挂挡和换档都很麻烦，要两手两脚同时使用才能完成一次复杂的操作过程：先用左脚把离合器踩下去，当主动轮和被动轮分开后，用右手把操纵杆推到与车速相匹配的挡位，一边小心的抬起左脚放松离合器踏板，一边用右脚控制油门踏板慢慢加油，小心控制发动机的转数，使主动论和被动轮在速度相近的时候结合在一起，才能平稳完成一次换档的动作。手脚配合适度最为关键，离合器的控制过早或者过晚，油门太大或者太小都会造车车速不稳或者引擎死火。在这个换档的全部过程中左手要牢牢把屋住方向盘，眼睛也不能离开道路。如果摸索中把挡位搞错，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挂上倒挡，就会发生重大的事故。 

当时我才二十几岁，做事不知道害怕，也不想后果，一屁股就坐上了驾驶员的位置。把汽车打着火就在总后大院里开了起来。我第一次开车居然成功启动，虽然在换挡的时候因为离合器和油门配合不好，死过一次火，但很快就操纵自如，可以平稳行驶了。我一高兴，还开着挂有总后车牌的军车到大路上转了N圈。那位班长训练过不少新兵，却从来没有看过新手上车就能把汽车开跑的人。他坐在我的旁边看得呆了，嘴里连声说我是当汽车兵的好材料！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那天晚上万一出了什么交通事故，无论人身和财产的损失大小，仅仅是政治责任我就负担不起，还会毁了那位班长的一辈子前途。

其实这个从农村来的汽车班长不知道，我学开车快，并不是因为我与他训练的那些农村新兵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对汽车并不陌生罢了。我上小学的六年中，为了躲开我家附近的差劲学校，我妈妈把我的户口落到她同事的家里，还为我买了月票，让我天天乘车去好学校上学。我每天上了车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驾驶员，看他怎么开车。从发动引擎，加速换挡，恒速滑行，直到踩煞车进站停车，我不知道看了几千几万遍，手脚跟着动了几千几万遍。当时北京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个十岁的男孩子，私自把一路公共汽车（加长、连体的那种最大号公车）开上了长安街。我估计，这小哥们也是自学成材的。 

变废为宝
当学生的时候，精力充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就整天捣鼓自己的二手破车。为了给车换机油，或者在车下面做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我总是把车的一边轮子开到马路沿上去，让车子一面高一面低的停在路边，我好钻到车子下面工作。因为马路沿很矮，车子底盘离地仍然很近，我钻到车子下面工作的时候，鼻子都快要碰到车底盘上了，不要说做维修工作，连钻进钻出都很费劲。现在想一想很可笑，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两个修车用的铁桥，可以把车子前轮开上去，安安稳稳地停在上面，我就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和安全感在车子下面放心大胆地工作。找到博士后工作以后，我的薪水当时在全校里面是最高的，我用第一份薪水给自己买的奖励品，就是这两个梦寐以求的铁桥。遗憾的是自从告别了学生时代，我换了好一点的车，从此就不用自己修车换机油，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两个铁桥，一次都没有。

在美国修车其实就是换零件，只要发现哪个零件坏了，买一个新的来换上就好了。做学生的时候，我有点时间的时候不是去逛商场，而是去“逛”废车场（junk yard）。那里摆满了报废的旧车，车子虽然破，但常有新换上去的零件，拆下来还可以放心的用。偶尔看到拖来一辆在车祸中撞毁的比较新的车子，我会把将来可能用到的零件拆下来，高高兴兴的带回家一大堆可用可不用的“垃圾”。自己动手从那些车子上拆零件有很多好处：首先是这种零件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只要知道正确的型号，这些零件和在商店里买来的新零件一样好用。另外，经过亲手拆卸的过程，就知道了拆卸这个零件所需要的工具和装卸程序了。在自己的车上安装的时候，就非常得心应手了。

我楼上的一个邻居也有一辆尼桑Centra，比我的尼桑车型晚一年。有一次他不幸撞了车，把左前轮一带撞得面目全非。他给废车场打了电话，把破车卖给他们，得到$50。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把这个破车用同样的价钱买下来了，我打算把车停在后院，修我的车需要什么零件，就从上面拆。但是初步检查了以后发现，这辆车看起来被撞得惨不忍睹，其实损坏的不是那么严重，大部分是外伤，没有伤筋动骨。我到废车场拆了几个旧零件回来，花了一点时间就把车修理好了。车子修好以后，很好用，在高速公路上开都平稳无声。只是新换上去的一块面板与车子的其他部分颜色不一致，当时实在找不到同样颜色的材料，只好将就一下，日后重新喷一下漆就OK了。当然，我修车只是业余爱好，也没有专业监测和修理仪器，修车质量是否过关，心里也没有把握。开这辆起死回生的旧车，心里总是犯嘀咕，后来还是把车卖掉了。

小城遇难
我喜欢旅游，我还有一个长期的旅游计划：年轻的时候有体力没有钱，就在美洲多开车多跑路，爬难爬的山，涉难涉的水。将来有钱但没有体力的时候，再去世界上那些设施完好的旅游胜地观光，在海边浴场和游轮上消磨时光。我至今保留着一张已经开始泛黄的北美地图，上面标示着我们每一次驾车出游的详细行程，几乎走遍北美大地：往东北方向，我们的车轮印曾经留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最南到达佛罗里达州的Key west；西面到达与加州只有一步之遥的犹它州。 

现在想起来，每一次开车旅行都很令人兴奋，但是到西部各个国家公园的旅行最令我难忘。那是我来美国第二年，这一次，我们俩对夫妇与一个菲律宾华侨同行，开的车是菲律宾华侨的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Oldsmobile Delta 88。这辆车有一个8汽缸柴油机引擎，上山爬坡有足够的马力，车内宽敞无比，冷气开足的时候可以把人冻得发抖。我们开着这辆车跑了4000多英里：先往西开进入风景如画的落基山脉，然后顺着落基山脉从北往南游览黄石(Yellowstone)，大峡谷（Grand Canyon)，Grand Teton 和Zion等一批美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离开亚利桑那州的木化石（Petrified Forest) 国家公园后，我们掉头向东往回开。离开落基山脉进入新墨西哥州界以后，地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跌宕起伏的高山峡谷变为一望无际的干旱沙漠。

在接近沙漠小城Albuquerque的时候，我们开的车子出了毛病，引擎动力明显下降，爬山的时候减速很厉害。原来是柴油机引擎出了问题，一个汽缸坏掉了，如果不做修理，这辆车肯定开不回家了。车子坏在路上，我们傻了眼。情急之中我们来到一个卖新车的车行。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容地坐在接待室里喝咖啡，翻看电话本，并且享用免费的市内电话。与修车的技工们在电话上详细讨论以后，事情已经很明显，引擎的问题不能用小修小补来解决，必须把整个引擎换掉才行。给这辆旧车换上一个全新的引擎肯定不划算。我马上打电话到各个卖旧零件的商店去找旧引擎，但是事与愿违，在这个小地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可以用的柴油机引擎。幸运的是我找到一个可以用在这辆车上的汽油机引擎，不但可以用，价格还出奇的便宜。找到了可以用的引擎，又联系好可以换引擎的修车行，这才让AAA 汽车俱乐部把坏车拖到了这间修车行，同时让商店把旧引擎也送到同一个地方。这时候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稍事休整，又游览了市容以后，第二天我们开着修好的车又重新上路了，唯一不同的只是这辆车的引擎从柴油机换成了汽油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屁股不离沙发，几十个电话就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现在想一想还让人不可思议。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罚单
因为尾气排放轻微超标，有一年我的车没有通过年度车检。把车子送出去修理的时候，技工说缺少一个零件，不能立即修复，即使立即订购也要过一两个星期才能来货。无奈我只好开着没有通过年检的车去学校。好在州政府的相关机构给我开具了一份可以继续驾驶此车的证明，说明我没有更换车牌上年度验车标签的原因是正在等汽车零件，只有修理好汽车才能通过年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车牌上没有年检合格的标签，我去学校的路上被一个黑人警察拦下，从年纪和做事方式来看，这是一个警校刚刚毕业的年轻警察。看到他在开罚单， 我立即呈现出政府证明并试图向他作出解释。谁知这个警察却摇摇头不让我讲话：等我写完罚单你再跟我解释好了。等他把罚单写好，听我把理由讲清，他很同情的看着我说：对不起，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事情原委就好了，可惜现在罚单已经写好，不能改了。

最不该吃的罚单
我开车虽然快，但还算小心，我在美国中西部住的时候，驾车记录非常好，不仅没有出过车祸，也很少吃罚单，所以买汽车保险的时候都拿尽了折扣。 到东部来了以后，一时不习惯这里的驾驶习惯和规则，不仅撞车，吃超速罚单，还被保险公司踢了出去。但是这几次超速驾驶的罚单我吃得都很冤枉。

有一次我从新泽西开车去华盛顿DC开会。在95号洲际公路上每个人都把车开得飞快，平均时速大概在85-90英里之间。我一向喜欢开快车，但今天我没有什么急事，又不着急早早赶到华盛顿DC，就把车内自动巡航控制系统设置在75英里/小时，信马由缰，悠悠哉载地一边开车一边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一不留神，超车的时候霸占住了快车道没有立即回到慢车道去。没有想到，最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辆警车闪着灯，全然不理睬我前面和后面的众多车辆，呜呜叫着跟在了我的车后面。我莫名其妙地停在路旁，等着这个黑人警察给我开了一张超速罚单。原来，因为我比别人开得慢，所以积压了一串车在我的车后面，在这个头脑简单的警察眼里，我自然而然被看作是带头超速的领头羊，他擒贼先擒王，拿我是问了。他抓我没有错，因为我毕竟是超速10 英里/小时，但是，放过那些超速20英里/小时以上的飚车族来抓我也没有错吗？

看来，我的问题不在于开车超速，而在于超速不够多。在这个社会里，法律是用来约束好人的。要想做坏人又不被法律惩罚，就要做一个完全彻底全部的大坏人。你没看见吗，在美国杀害一个人都要坐牢甚至偿命，但是为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发动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使得几十万生灵涂炭，数千美军丧命，将来还会导致美国在中东这个战略要地丧失控制权，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却可以逍遥法外，至今仍然冠冕堂皇地作为一国之君颐指气使，发愚蠢的号、施错误的令。

最让人发火的罚单
在美国各州，从交通罚款而来的收入是州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早就被算入年度财政预算之中了。没有这笔收入，政府工作就不能正常运行。但是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居民受教育程度高，老百姓都被训练得服服贴贴的，不管政府制定出什么“王八屁股”，大家都认为是好“龟腚”而认真遵守，在这里基本见不到违规驾驶的人。这样一来，政府预算中的罚款收入就不能实现。而且，狡兔死走狗烹，犯法的人不存在了，大批警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为了完成罚款任务，这些警察搅尽了脑汁，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偷偷地躲在住宅区的各个隐蔽角落，监视来往车辆，看到车速稍为高一点的人，就立即闪灯拉笛，开超速罚单，并给予记点的处罚。但是有些被开罚单的人不服警察的指控而去法庭申诉，如果有理由认为当时没有超速，或者因为路边的标识物不清楚等理由，检察官通常都会对申诉者减免点数，以此来减少司机与警察对簿公堂的次数，不但减少了开庭次数，也减少了政府的诉讼费用，而且可以多收被告人一笔额外的手续费。当然这样的“庭外和解”也或多过少减少政府罚款收入。

为了进一步增加收入，警察想出了更阴损的一招：他们在开罚款单和记点数的时候，人为把超速的程度扩大化，比规定多开一倍的处罚点数和相应的罚款数量。如果遇到老实巴交、息事宁人的被告，不仅认罪并且照单付款，政府自然占了大便宜。不认罪的人到法庭上据理力争，通常也只能减免一半的点数。正应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说法。

有一次我在社区里面的一条小路上也中了警察的埋伏。一个黑人警察把警车隐藏在路边树后的草地上，我经过的时候被他拦下，硬说我当时的时速是60英里/小时。他不但狮子大开口地开罚款单，还狠心记了我4个点。在这段社区小路上限速是25英里/小时，根本不可能开到60英里/小时。我当时就严重抗议，并让他出示给我雷达测速的超速证据。自知理亏，他只好低声下气说他没有证据，还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如果我不服罪，可以到法庭上争辩。我当然不服罪，但是争辩的结果也在预料之中：减免两个点数，但要为此多付出一笔额外的法庭费用。美国的司法审判是建立在无罪假设的原则之上，警察拿不出我超速的证据就不能证明我有罪。但是看到这样的判决，我并不生气：警察和检察官都是政府的御用工具，他们每天开庭都在一起工作，互相支持，他们会因为这个小案件而伤了和气？有了这次经历，我跟警察结了仇，从此接到给警察捐款的电话，我不再支支吾吾地推托，而是理直气壮地明确告诉对方：我讨厌我们的警察部门，也不捐款给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