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跟猪贩子讨价还价。猪贩子把手伸进爷爷的袖筒，去捏他的手指头，爷爷摇摇头，伸手到猪贩子袖口里。猪贩子先是摇头，后来点了头，爷爷就把独轮车上的粮食取下来，交给猪贩子，然后提起小猪，放到独轮车的一侧，再把我抱起来，放到另一侧。爷爷推着我和小猪，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五花八门的摊位，卖粮食的，卖牲畜的，卖鸡鸭的，卖鱼虾的，卖菜刀案板的，卖锅饼煎饼的，卖鸭梨苹果的……。我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爷爷问我吃什么，我抬起头，发现他的脸突然消瘦得如骷髅一般，口里吐着涎液，痛苦不堪地说：“不行了，俺不行了！”小车剧烈地摇动，眼看就要翻了。我睁开眼，大姑正在使劲地摇我，喊着我的小名：“快醒醒，快醒醒，你爷爷走了！”

我从蚊帐里钻出来，光着脚往爷爷屋里跑，地上一团灰踢起来，扬得到处都是，那是大姑为我点燃用来驱蚊的艾蒿。

爷爷的草房在大姑家前面，小小的堂屋，四壁被常年烟火熏得黝黑，堂屋正中摆一口黑棺，边上有盏煤油灯，灯光如豆，暗淡昏黄。小姑坐在棺材旁幽幽地哭泣，我扑过去，见爷爷躺在棺材里，穿一身黑粗布棉袄棉裤，头戴黑色瓜皮帽，脸色苍白，两颊深陷，眼窝塌凹，双目紧闭，全无生气，只有灰白的山羊胡子仍然倔强地朝天翘着。我对自己说，爷爷死了，我应该难过，跟小姑一起哭。可是我没有泪，心里乱糟糟的，只有一个念头不断地钻出来：天这么热，爷爷穿棉衣，一定很难受。

爷爷被诊断为食道癌好几年了，他拒绝在城里接受治疗，说死也要埋在祖坟里，不能把老骨头烧成灰。后来病情越来越重，自知时日不多，天天哭着说想孙子。大姑托人给父亲报信，无奈当时文化革命方兴未艾，父亲和母亲都在接受审查，于是我一个人由火车转轮船再转汽车回到老家，那时我是个小学生，一路全凭陌生人照顾，倒也平顺。

我满身汗水找到爷爷的茅草房，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爷爷赤身露体蜷缩在炕上，瘦成了名副其实的皮包骨，大腿还没有我的胳膊粗，皮肤上堆满了树皮般的皱纹。土炕上，褥子沾满了唾迹，满屋是刺鼻的骚臭气。他看到我，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用无神的眼睛看着我，把大姑喂进的水一口一口呕出来。

我陪着爷爷坐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爷爷，我不知该对老人家说什么。第二天，大姑告诉我，爷爷说我长骠（傻）了。我听了很内疚，却仍然找不出话来，一连三天，祖孙俩就那么呆呆地对望着。现在，爷爷死了。我骂自己：你真笨，连话都不会说！

我随着两位姑姑步行十二里山路来到本家的祖茔。这是一片土坡地，坡顶坟头密集，石碑林立。有些碑很高大，还雕刻着龙头和怪兽。山坡南侧，离祖茔一百多米处，是祖母的孤坟。爷爷家穷，当年不得不卖掉祖先留下的四间草房，搬到姓徐的外村去，靠卖草药和木炭糊口。人心冷暖，世态炎凉，一来二去，本家的亲戚们都疏远了。前几年祖母去世，多亏一位好心的亲戚在祖茔边上选了块地，孤零零地埋在那里，一付没人待见的样子，甚是凄凉。现在坟头被挖开，露出祖母半朽的木棺来。紧挨着木棺旁边已挖了一个深坑，七八个大汉抬着胳膊粗的木杠，把爷爷的棺木放进去。泥土和碎石落到棺木上，噼叭作响，两个姑姑和姑父跪在坟前大声哭嚎起来。他们的背后，几个亲戚也跪下去。

我站在一边不知所措。爷爷活着的时候，最喜爱我这个独孙。有几次，爷爷带我回老家，路上天晚，寻找澡堂歇脚。那年头，澡堂在晚上把床位廉价提供给过客，一夜两毛钱左右。爷爷安排我睡下，他自己却不知到哪里去了，直到天亮才在床头出现，手里拿着我喜欢吃的包子。我给他吃，他笑着说：“好孩儿，你吃，你吃，爷爷吃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从没有吃过一口包子。他也舍不得花钱睡澡堂，整夜地独自蹲在澡堂外抽旱烟，看星星，在晨露中发抖。我望着远处，墓地后面的鹰嘴石山仿佛在仰天哭泣。

那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全国都在破四旧，人心惶惶。葬礼属于四旧，草草就收场了。

从那以后，整整四十年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也很少想到过这片土地。直到两千零八年六月的一天，我来到祖父坟前，身边有老父老母，还有十六岁的儿子。一下子，被时间冲洗得模糊的往事又变得清晰起来。

身旁的父亲，想回老家祭拜祖坟，想了远不止四十年。他心中的往事，不知比我要多出多少倍。

自从十四岁离家投军，父亲回乡的次数屈指可数。革命既已成功，祭祖的想法便成了封建残余，虽屡有提起，只能说说而已。九十年代中，我带着欢蹦乱跳的女儿和牙牙学语的儿子回国探亲。有孙子孙女绕身，父亲仿佛骤然年轻了十岁，背一个抱一个，享尽天伦之乐。快分手时，他搂着两个孩子说：“下次回来，孩子们大一点儿了，咱们一块回老家，给爷爷坟上添点土。” 

可是不久我换了工作，脱不开身，父亲的计划只好延期。再以后回国总是出公差，或工作或开会，剩下一点时间，在家里陪陪父母，找中学大学同学吃顿饭聊一晚上，就没有了。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难到父亲的愿望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搁浅不成？此事不了，我心中不安。

今年夏天又要赴中国开会，便与父亲商量，会后陪他老人家回乡。上高中的儿子本来已做好了暑假义工和见习的安排，听说要到爷爷的老家去，也愿意挤出十几天来同往。老爷子大喜，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拉着母亲，一家三代人专程一千多公里，辗转回到故乡。

人是物非。早先的几十亩祖茔已变成一片梯田，前后左右都是玉米地，夹杂着花生和地瓜，无法辨认，只有远处的鹰嘴石山仍然高昂着头。两阶梯田之间，半人高的玉米背后，有一片小小山坡，座落着祖父祖母的共葬塚。正面砌了堵半圆形的墙，坟头上长了些青草，几个牛蹄印清晰可见。冢前有座四五尺高的石碑，我拨开杂草，见到石碑上繁体字的镌刻：故显考某公讳某某之墓。与祖父的名字并列，还有祖母的名字。碑上刻有立碑的时间：一九九一年古历九月九日。祖父去世二十多年后，父亲选在重阳为祖父母立碑，当有深意，可惜我当时不在场。

同行的亲戚们递上铁锹，父亲为坟头添些土，把锹递给我。我接过来，也添了些土，把牛蹄印铲平，又递给儿子。之后把两大束鲜花摆到碑前，父亲拉着母亲、我和儿子，面朝墓碑站成一排，对我和儿子说：“来，照着我的样子做。”言罢双手合十，用苍老颤抖的声音说：“爹，娘，儿子带孙子、重孙来看您们了。看看您们的后代吧，他们是有出息的孩子，您们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说毕艰难缓慢地双膝跪倒，两手伏地，叩下头去。母亲拉着我和儿子也跪下去，学着父亲的样子，对祖父母三叩首。

父亲又带着儿子拿些金黄的冥纸压在墓碑的顶端和坟头上。我弯下腰，拔去碑前的杂草。二十几位亲戚按辈份走到坟前磕头，先是叔叔们，然后是兄弟，最后是侄子们。记得树碑以后，父亲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祖父母的坟茔仍是茕茕孑立，寂寞孤独。可是现在七八座坟挤在祖父母坟茔的左右，把小山坡塞得满满的。

午饭期间，父亲向远房叔伯兄弟侄儿们举酒致谢，感谢他们多年来照顾祖父的坟茔。我的这些叔叔兄弟们均已不再种地，都跑到县城和周围的城市打工，只在歇工时到自留地为自己种些粮蔬。他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漠然淡然，似乎天经地义，而我听了，却有如雷击。他们艰苦地劳作，只赚少得可怜的钱，并随时准备被老板炒鱿鱼。有人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有人丢掉了手指，几乎人人都患高血压，看病又没有医疗保险，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他们都相信，祖父母的坟风水极好，不然儿子怎能到京城“做官”，孙子又怎能留洋呢？于是，他们把自己去世的亲人也挤到那一小片山坡地上，“为了沾点光”，他们嘿嘿笑着说。

其实，哪有什么风水可言，哪有什么风光可沾？胶东民间的坟茔在文革中全部夷为平地，种上了庄稼。破坏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父亲立碑的时候，没人能确切指出祖父遗骨的位置。无奈，父亲只好选一块空地立碑。又不能占用农田，于是便在离故祖茔不远处梯田旁的荒地上撮起一抔土，堆出一座空塚。

难道祖父竟没有留下一丝生命的痕迹吗？我来到十二里以外的徐姓村庄，寻找祖父居住过的茅草房。我曾经在那里度过半载的童年时光，在那里见到祖父的遗容。可是村子在祖父去世后不久即因建水库而搬迁，旧村址已在水下了。堂弟自告奋勇，说他兴许还能找到祖父故居的地点。我们走过高低起伏，种了玉米、花生和西瓜的梯田，来到一处状似港湾的所在，有几株老树枯死在汪洋之中。堂弟估计了一下方位，朝东北方向跨出四五十步，“大概就在这里了。”

这是一片苹果林，果实都套在黄纸袋里，在绿叶的衬托下十分耀眼。祖父那座风吹日晒呈暗黑色的茅草屋早已不见，连地基的痕迹都找不到了。老屋前不远处，原有一方池塘，祖母常拿了棒槌在池边的石头上洗衣。如今池塘干涸了，只剩一片苇丛，细长的叶子在晨风中摇曳。

祖先的遗迹都不见了。离家近七十年，父亲携三代四口人千里迢迢赶来，所能祭拜的，不过自己堆砌的空塚而已。

（两千零八年七月一日记于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