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 三月三日 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文选》卷二十） 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世说新语·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 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王羲之《临河序》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世说新语·企羡》刘注引）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九引）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如《文选》归入“公宴”类的颜延之四言诗《应诏燕曲水作诗》等）。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边），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诗》：“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参见钟嵘《诗品·上品》评谢灵运语） 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在十首以上。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意识）、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 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过对曲水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玄风独振的两晋诗坛，以反映岁时景物为主的曲水诗，反而成了摆脱玄言束缚的一个隐蔽信道，尽管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有些曲水诗往往也会带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面孔。

　　东晋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发起的著名的“兰亭集会”，请来的 41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谓玄言诗人，可以说是一次玄言诗会。王羲之的两首《兰亭诗》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本身就是玄言诗。这说明，曲水赋诗活动原本就与玄言诗的创作有直接关系。耐人寻味的是，最著名的玄言诗人如孙绰，他所作的《兰亭诗》二首，竟然是纯粹的写景诗而较少玄言味。其中一首五言诗如下：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他的另一首《三月三日诗》（四言），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文选》归入“游览”一类。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 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